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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望得见未来,回不去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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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陋室,一张竹床,床上铺着三米多长的卷轴,画上山水交映,城郭环绕,道路纵横,民居林立……这是一座城。一座余年春记忆中完整的淳安城。

走访600 多位老人,耗时13 年,易稿24 次,终于在纸上复原了淳安,从这一点上说,再没有人比78 岁的余年春,更熟悉这座古城了。

但这个暮年老人,只能在纸上、在梦中见到它了。1959 年,为建造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在离淳安城50 多公里外的铜官峡,建起了一座105 米高的截水大坝。

缓慢上涨却又不可阻挡的湖水,悄然淹没了两座延续千年的古城——淳安(因东吴大将贺齐在此驻军,又名贺城)与邻近的遂安(因城后五狮山,又名狮城),29 万人从此告别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之地,背井离乡,另寻生路。当年26 岁的余年春,便是其中一人。

52 年过去,昔日的高山已成水中群岛,万亩良田陷为湖底,这个原本民风淳朴的小城,也有了一个叫千岛湖镇的新名字。如今,它已是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并有着看上去颇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余年春还是满心遗憾。他时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举目眺望。

十多公里外的龙山岛水面下70 余米处,便是他的故乡。每当有客来访,这个暮年老人就会指着那儿,认真地说:“如果能让我再见它一眼,我死而无憾。”

余年春的早点,总是2 个苞芦果。这是淳安人喜欢的食物——用玉米面包裹着蔬菜、豆腐,下油锅炸。这样的习惯,他已经整整保持了七十多年。

这是故乡给他留下的不多念想。记忆中的淳安,和这种食物一样精致:无处不在的马头粉墙、青灰小瓦、雕花窗棂……方方正正的青石板,从西城楼下开始蔓延,漫过横街雷家巷2 号的余家,一直延伸到东城楼。

古城自有其韵味。从东吴开始,作为上至徽州、下至杭州的水路主道,淳安自古便是交通枢纽、富庶之地。抗战爆发之后,日本人打到离此数十公里的建德,便停滞不前,由此带来了这里最为繁荣的商贸时期。城中店铺云集,还完整地保留了许多古庙、书院与戏馆。

中学毕业后,年轻的余年春在淳安一家旅社做前台服务员,又顺理成章地娶妻生子,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的人生轨迹将和祖祖辈辈一样,清晰而平静。

但突然间,这样的平静随着古城一起,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为了解决长三角地区的电力缺乏问题,1956 年,国家批准修建新安江水电站工程,并很快上马动工。古城被淹没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一开始,余年春并不相信:“这么大一座城,怎么能说淹就淹呢?”

人们聚在一起,反复讨论猜测。直到水位测试牌已经插到了淳安县城后山,他不得不相信,古城的最后时刻,就快来了。

库区移民的迁移工作很快开始运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移民。迁移的效率极高。街头巷尾的广播喇叭里开始反复宣讲“舍小家,为大家”,动员会上当场下达迁移通知,有些村庄当天晚上开动员会,第二天就卷起包裹移民了。

29 万移民中的大部分人,陆续迁移到了安徽、江西等地,少部分人,转移到了附近山上地势较高的排岭镇。故土难离,移民到排岭镇的余年春一直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搬走后,他还是会趁着老城未淹之前,时常跑回去看一看。

那段时间,老城路边到处都是被人丢弃的各式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那些原本优雅的紫檀乌木家具、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歪歪斜斜躺在干结的泥地里。

标志性的时刻终于到来。1959 年9 月21 日15 时47 分,新安江水库大坝封口,库区正式开始截流蓄水。大水缓慢接近了古城,最后的日子来到了。

此时,贺城已几成空城。为了水质及航行安全,水库区的房屋必须拆除,拆房队便进城了。

一座座精致整洁的徽式大宅,如多米诺骨牌般连续倒塌。余年春亲眼看到,水已经淹没到了墙根,有老人还是哭喊着舍不得走。

拆房队把老人连人带椅抬出门外,几十个人将绳子捆上房梁,拉紧绳子,发一声喊,用力一拉,老宅缓缓地倒下,数不清多少代人的苦心经营,瞬间化为乌有。

到后来,连拆房队也没赶上大水上涨的速度,只能坐着船,去拆还露在水面的房子。

那年10 月底的一个清晨,余年春呆呆地站在不远处的山岭上,眼睁睁地望着大水缓缓地合拢,吞没了最后一处屋顶,那应该是老城西北角的“留真照相馆”,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

两座古城、3 个古镇、49 个乡、1000 多个村庄以及近31 万亩良田,无数祖辈繁衍生息的努力,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无数旷日持久的情感,就这样掩藏在了碧绿的湖水中,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再也回不去了,这淳安人的故乡,遂安人的故乡。

故乡变他乡,自然,他乡便成了新的故乡。

今天,当你站在淳安县千岛湖镇的十字街头,看着丝毫不逊色于许多大城市的高楼,满街熙熙攘攘的人群,车辆川流不息,一线名牌商店与各种五星、四星级酒店沿着湖边依次排开,这般繁华场景,的确很难想象这座新城初建时的困顿与窘迫。

当年,几乎在同一个地方,没有耕地、没有房子,只能自己开荒、建房,一切从头开始。余年春和另外五户人家,挤在一栋刚刚用泥土和石头垒砌成的房子里,每户人家摊到的面积,不到10 平方米。

六户人家,六个灶台,没有烟囱,一开灶,烟熏得屋内人人流泪。

这样的生活和动员会上的承诺不太一样。干部们在会上说的是,“一到目的地,青年人不再种地,都当工人了。老年人吃的也是食堂饭,住的是新建的房,在家过共产主义了。东西该丢的都丢掉,家具农具不要全带了,只带上装衣服的箱子、碗筷、棉被就行了” 。

但最后,连应有的补偿都没能拿到,原本承诺的移民经费一减再减。根据相关数据,近三十万移民中,平均每人只能拿到120 元移民费,最低的,只有50 元。

缺钱、缺房、缺粮、缺生产工具、缺生活用具,“除了人,什么都缺” 。仓促移民的恶果终于完全显现。一度,淳安曾是浙江省最富庶的甲级县,但在水库建成之后,便成了浙江最穷困的县城。

当地干部甚至用“倒退10 年,徘徊10 年,恢复10 年”来形容。

那些被一卡车一卡车送往安徽、江西等地的淳安移民,更是被推向了命运的旋涡。

到了陌生的村子,在当地人眼中,淳安人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无立锥之地的“难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种国家行动。

安置地的农民几乎是把田地白白地划送给移民,一亩田国家也就只给100 元左右的补助。双方都有怨气,也常聚众械斗。

来自自然的威胁同样令人恐惧。作为移民主要输入地的开化县,很多移民患上血吸虫病,有一个叫汪畈村的山村,一下子死了50 多个年轻人。

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实在无法和他们的新邻居解释:“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他们只能忍受满腹辛酸,为了生计默默耕耘,没有人有时间感伤。

也有胆子大的。一个叫方哲的移民,在“文革”中多次讨要移民费。

1975 年4 月16 日,他甚至向党中央发出一份加急电报:“家沉库底,几度转迁,漂泊他乡,妻离子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社会黑人,居住破庙。请求关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我家五口生存之地,那就全家自爆轰轰烈烈死去,让后人记住,我家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牺牲品。”

半年后,他居然得到了中央批示,县委书记亲自拨钱,他拿到了3000 元建房安置补助和500 元生活补助费。这成为那个灰暗年代为数不多的一缕亮色。

新安江水电站也开始发挥自己的功能,这个足有3000 个西湖那么大的水库,有每年66 万千瓦、相当于当时14 个浙江省需求的发电容量。

但淳安人对于眼前的这片水面,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有些恨它。

湖水不仅淹没了肥沃的田地,也淹没了原本交通便利的公路。

四通八达的富庶之地,一下子成了交通闭塞的死地。大多数淳安人,出门就得坐船。从山上到新县城,要在水面上航行七八个小时。从县城唯一的山路坐车到省城杭州,还要用上同样的时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余年春常常梦到那座故城,有时,他会突然从梦中惊醒,然后一整夜再也睡不着。

“我总是想啊想啊,想不明白,我的故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时隔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幕,老人依旧眼圈发红,眼角微微泛泪。

淳安新城并未停止它的生长,并逐渐开始向人们展示它具有生命力的一面。

如今,这座以旅游业著称的湖边小城里,每逢周末或是旅游旺季,便挤满了游人、导游、挂着各地牌照的旅游车辆,乃至骗子、扒手……它身上浸润的商业气味,年深日久,洗也洗不掉。

当地人办酒店、餐馆、旅馆、特产小卖部……收入自然不菲。

豪车越来越多,与之相匹配的,是居高不下的房价,这个贫困县的商品房,均价在七八千元,一些有着湖景好地段的别墅,甚至能卖到五六万一平方米。

余年春的家,窝在排岭路一片老式的住宅区里。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当年的库区移民。建于上世纪80 年代的楼房已然破败,看不清颜色的水泥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野草。

退休后,余年春经常望着那片水面出神,回忆故乡,直到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决定——绘制淳安老城地图。

余年春开始了十多年的奔波劳碌。他四处走访当年的老城居民,有时为了搞清楚一个位置,一个人名,还要自费跑到外地调查。他做了大量的笔记,包括手抄了5 部县志,从明代到民国,一共160万字,就连其中的插页图画,都一一描画了下来。

余年春没学过绘画,为了把地图画得精细,他特意买来《芥子园画谱》临摹学习,十多年间,他画秃了几十支钢笔。余年春的房间很窄,他只能跪在床边,或者趴在床上,十余年如一日地抄写、绘画。2003 年,在改易了24 稿后,他终于在纸上重建了故乡淳安。

尽管是纯手工绘制,画卷却精美、细致到了极点,山川、河流、城墙、村落、街道、庙宇尽收其中。就连一口水井,都能在图上找到标注。图上每座建筑旁,还用蝇头小字注明了历史,并配有图例、历史沿革、用途等说明;每一户家庭的门牌号码甚至家庭成员,都被详细地记载了下来。

余年春的老伴指着图纸上那些代表沙滩的小黑点说,为了把黑点画匀称,那几天,余年春到了吃饭时间也不肯停手,因为停手后,“手的力道不一样,画出来的点就不好了” 。

对于地图的准确度,余年春十分自信,他每次走访后,都会请当事人确认无误签名,再寻找周围的邻居证实。纸上一处标示“横街雷家巷2 号”的房屋,老人指着它,笑眯眯地说:“这就是我当年的家。”

不少回乡寻根的老淳安人,都来找余年春,看看这座纸上的故乡,聊以慰藉。2009 年5 月11 日,回乡寻根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也找到了余年春,她在地图上找到了“应芳苟”这个名字,其旁注有小字“冬英”——这正是龙应台的母亲。

余年春手绘的淳安古城图,被龙应台称之为《新安上河图》。

龙应台从未看过淳安的样子,她对淳安的印象,都来自母亲的追忆。

母亲暮年失忆,连女儿都不认得了,却仍然记得自己是淳安人。

余年春、应冬英……这一整代淳安人的乡愁,被龙应台写进了她的作品《大江大海1949》里。在书中,她感叹道:“难以想象,这么巨大的卷轴地图是怎么绘制的……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母亲这一代人魂牵梦系的水底故乡。 ”

画在纸上的故乡,可以多少慰藉老人与游子的心,但很多东西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新淳安县是座没有历史的县城,年代最久远的建筑,也只有五十余年,无论大小高低,大都是些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历史的痕迹,还未被深刻地刻入到城市中。

新一代的千岛湖人,许多人都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父辈的故乡,沉在不远处的湖底,至于它是什么样子,并没有太多人关心。

“那不重要。”街边的一个年轻人说,“怎么?你觉得那个很重要吗?”他反问道。

但许多淳安老人知道,那究竟有多重要。家园、田地、故城,甚至祠堂、祖坟,都沉入水下,在这座新城里,淳安人始终找不到可以祭拜祖先的地方。

这种彻底的割裂是可怕的。淳安人只能在家中建起临时的香案,对着祖先的遗像叩首,内心自责无比;又或是清明节时,带上香与纸钱,找一个离湖面最近的地方,对着祖坟大概的方向,点香燃纸,遥遥祭拜。

有人曾租来汽艇,前往群岛之间,寻找祖坟的位置。但多数人都悻悻而归。时间太久远了,早已记不得具体的位置。就算记得,又能怎样呢?它早已被湖水淹没,只能徒增伤心而已。

不过,若是想在淳安新县城里,寻找一些昔日的痕迹,那也还是有的。许多回来寻找故乡记忆的人,余年春都会带他们去一家名叫“狮城烤饼店”的小店铺。

这家十多平米的小店,藏在繁华的街道之中,并不起眼。老板毛志国,是遂安县姜家镇人。作为移民的后代,他在县城里做烤饼生意。这是一种当地特产,用肉、梅干菜、葱花、姜粉混合,放在烤炉里烧成,每张卖2 元钱。毛志国的生意不错,每天能卖出200多张。

但他心里清楚,这和老遂安“狮城烤饼店”的烤饼,味道并不太一样。曾有遂安的老人前来品尝,然后问他:“你会做原来的那种饼吗?”

他只能尴尬地笑着,摇摇头。老店的配方,早已随着古城一起失传了。

同样愿意为后人保存记忆的,还有一家名为“贺城府创意餐厅”

的餐馆。

这是一家具有典型徽派建筑风格的餐馆,沉重的木门,灰色的瓦。老板王勇从余年春的手中,买来了那幅手绘贺城地图的复印件,把它放大后,刻在了餐馆进门处的照壁上,许多前来就餐的食客,都会在此驻足许久。

但在偌大的淳安新城里,如果你还想找第三家类似的地方,余年春会遗憾地告诉你:“没有了。”

五十多年后,新安江水电站的发电规模,早已不能满足今日的需要,它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也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那两座一度被遗弃的千年古城,突然被健忘的人们记起。

本世纪初,当地政府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为了给千岛湖增加新的观光项目,派了水下摄影队,潜入了几十米深的湖底,再去看看在水草中沉睡的古城。

在湖底深处,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通过手电筒的微光,潜水员们惊讶地发现,古城内许多民房、楼梯、砖墙依然耸立,并未腐烂,房内仍是雕梁画栋。

拂去墙上的淤泥,城墙石缝里的石灰保存完好;气势宏伟的拱形西城门,也完好地耸立在水中,并且可以开合。推开木制城门,上面的铆钉和铁环仍清晰可见。

不仅如此,通过GPS 定位系统、多波束测量系统、侧扫声呐探测等多种手段,人们发现,千岛湖水底除了有淳安和遂安两座千年古城,还有威坪、港口、茶园这三个大型古集镇,目前保存也较完好,它们与两座水下古城,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

各种开发方案渐次提出,却又因各种原因搁浅。

有人提出潜到水下参观,但马上就有人提出反对: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潜到水面七八米以下,就会受不了强大的压力。

有人提出“水落城出”,用围墙将古城整个围起来,抽取中间的水,让古城露出来。这个方案也很快被否决:造价实在太大,围墙根本无法承受强大的水压。

还有人建议“异地重建”,将古城整体搬迁到陆地上,恢复其原貌。

但在群山峻岭之间,去哪里找一块庞大而平整的土地来安置古城?

长期浸泡在水中的木质古建筑,一旦脱离水体,缩水干枯,谁来负责?

在千岛湖的天清岛旁,一艘白色的潜艇被搁置在岸边,这是国内首艘内湖(河)观光潜水艇“天清号”。潜艇全长23.6 米,共设48 个座位,可潜深50 米。

但这艘潜艇自2004 年建造完工至今,一直未能潜入水底。潜艇在水下掀起的水流大,冲击力极强,而被浸泡半个世纪的古城,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冲击力,“被潜艇一搅,墙体完全有可能倒掉”。

甚至有人想到了高科技——建一座名为“阿基米德桥”的水中透明隧道。2010 年10 月,首届国际阿基米德桥学术研讨会在千岛湖召开,中外科研人员济济一堂,对千岛湖阿基米德桥的工程设计和建设方案进行讨论。据称,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了“模拟试验”阶段。

种种方案背后的动力,都来自于从当年失落的家园里挖掘商机。

从1982 年千岛湖风景区成立开始,这里的名声日益增大,全年游客人次已近千万,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占到全县生产总值的20%左右。

当“水上的脑筋”都已经动光了,旅游部门便将目光投入了水下。

“开发历史1800 多年的水下古城,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听说过。”当地旅游部门的一位官员说。

对于余年春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在有生之年,他也许真的能有机会再见到昔日的故乡。有时候,他甚至这么开解自己:“当年被沉到水下,也许是好事呢。不然,到后来,也早就被拆光喽。”

但无论未来如何,现在,余年春依然只能在水下摄影师拍摄的录像带里,用目光触摸这座古城。

小小的电视屏幕,如同一个异世界的窗口,在湖底深处的漆黑里,照明灯投射出小小一圈光亮。郁郁的水藻随着湖底的水流微颤。

前方突然出现了城墙的暗影,除了少量地方被水冲垮外,大部分都还保持完好。

随着光亮转移,青石砌成的城门映入眼帘,黝黑的城门洞开始露出容颜 ,紧接着,一座老屋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依然保有旧时的模样……

这,便是余年春魂萦梦绕、如今至死不渝的故乡。

7 月一个溽热的夏夜,余年春吃过晚饭,把一张睦剧(淳安地方剧种)的碟片放进了DVD 里,坐在18 英寸的旧彩电前,听得很入神,赞叹不已。窗外晚风吹拂,树叶有了活力,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着什么。远处湖上,“伯爵号”的航灯摇摆闪烁,这艘豪华游轮,开始了它每日例行的夜航。

电视屏幕里,一个归乡的少年郎走在田埂上,肩上是他的雨伞,他带着夸张的喜悦表情,唱道:“一路上见家家户户下麦种,不由我回家种田心更坚。”古老的唱腔,在狭窄的空间内飘荡,那么醇厚,那么悠扬。

随后,从远处的湖面上,传来另一种喇叭的应答——那是豪华游轮“伯爵号”的汽笛,在向湖面上的其他船只宣布它的到来。这声响与唱腔不是一个调子,高亢了许多,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其中隐藏着某种趾高气扬的傲慢。

在“伯爵号”下方70 多米深的湖底,古老的淳安城正在寂静中与它沉默对峙。这个一度被万亩良田围绕、记录完整历史的故乡之城,在无声中包含着对人类的讽刺与感伤,远甚于一切语言,一切喧嚣,一切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