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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隆隆的大山之内 深深的悲痛之中 二 一切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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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闪长岩塌落时,发出了冲击力极大的声响。但那三十四个矿工中有很多人压根儿没听到,因为是在矿井深处作业,他们或是戴着护耳罩,或是正开着噪音很大的重型机。海拔一百五十米,机修工们正在一台Toro-400“深蹲铲运”机上工作。这台机器重二十七吨,就在离深坑险峻的斜道大概三十英尺远的地方。他们工作进度有点落后,因为有人去地上取扳手,这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现在,他们正在赶时间,争取午饭前完工。一点四十分,机器五尺高的车轮旁,三名工人正用扳手机拧紧最后两颗螺丝。这时,他们听到了枪击般的声响,片刻后他们便被一股巨大的冲击波给掀翻了。随后,他们耳边传来岩石坍塌滚落的声音,四周的墙体也开始震颤,不断有橘子大小的石头坠落。劳尔·巴斯塔斯五个月前刚遭遇了地震和海啸,他急忙躲到铲运机车身的底盘下。理查德·比亚罗埃尔(Richard Villarroel)也躲了过来,他二十六岁,女友怀孕六个月。从智利南部雨林来此工作的卡洛斯·安吉拉则顺手抓住了旁边的一条水管。整整两分钟,他们耳内一直充斥着山石坍塌的声音:有人说,这像很多手提钻同时轰鸣着,在掘拆人行道一样。接着,又一股冲击波传来,跟刚才方向相反,它横扫过整个隧道,更多石头坠落了下来,大大小小的石块几乎要把这个临时工作间填满了。当撞击声和各种嘈杂声终于小了点,这仨人环顾四周,发现靠近矿洞边上的一台机器已经半埋在石块里了。

他们振作起精神,大声呼喊着,达成了统一意见:沿着斜坡道去寻找组里的另一名成员。那人开着皮卡车,或许,他们可以一起坐车逃脱。

几分钟前,组长安吉拉让胡安·伊利亚内斯(Juan Illanes)开车去下面的避难所取点儿饮用水来喝。刚过海拔一百三十五米,伊利亚内斯就看到了坠落的一大块石板,大约六尺长、十寸厚,非常大,车根本开不过去。他必须下车,挪开石板,或是绕道过去。于是,他挂了倒挡,手刚从变速杆上拿开,就听到一声巨大的“导弹爆炸”的声音。斜坡道的墙体上迸出一些小石块,他踩下油门,想要继续倒车,可仅几秒就停了下来。他感到有一股冲击波撞到车上,四周尘土弥漫,然后大山就如地震般晃动起来。整个斜坡道好像都在一个纸盒里,“突然有人就开始使劲晃荡纸盒子”,他后来说。等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工友们还在海拔一百五十米处。于是,他将卡车掉头,又朝临时工作间开去,一头扎进了翻涌呼啸而来的尘土之中。灰尘太浓太厚,他根本看不清路,不断撞到隧道墙上。终于,他还是决定停车,静静地等在那里,车灯开着,引擎也没关。他就坐在驾驶室的座椅上,这时,一个身影从尘土中走了出来,走到了卡车的车灯处——是头儿,安吉拉!另外两人跟在他身后,是巴斯塔斯和比亚罗埃尔,他们一起朝卡车跑过来。

伊利亚内斯告诉他们,灰尘太多,坡道里根本没法开车。于是,他们四个人找到一处墙体用钢筋网加固的地方,倚靠着这处屏障,挤作一团。但在这塌方的矿山内,这里也脆弱得不堪一击。

坍塌之声和爆炸冲击波持续不断地向矿井更深处延伸,经过了海拔一百零五米处。那里,另一拨矿工们正在岩石上钻孔,有四十七岁的乔斯·奥捷达(Jose Ojeda)。海拔一百米,阿莱克斯·维加等人正在等车来接他们去吃午饭。他一边休息,一边跟其他工人闲聊着,其中还有埃迪森·佩纳(Edison Pena),电工,三十四岁的圣地亚哥人。在矿友们眼中,他是一个苦恼忧虑、麻烦不断的人。他身体强健,经常骑自行车往返于矿场和科皮亚波市之间。他给自行车起名“瓦纳萨”,一个色情明星的名字,佩纳非常佩服她的“运动能力”。午饭时间快到了,佩纳却郁闷沮丧起来。本来他以为山里的这些异常响动会让大伙儿放一下午假,可没曾想根本就没听到任何通知。他们两人都听到了上面传来的雷暴般的声响,但透过几百英尺的花岗岩石到达这里,声音已经有所减弱。“我们都习惯了噪音,”阿莱克斯后来说,“矿山经常会发出‘嘎吱嘎吱’的摩擦音和突来的巨响,就像老大说的那样,‘矿山是有生命的’。”但是,这次的声音却跟以往完全不同,随后而来的轰隆声也越来越大。跟维加和佩纳在一起的其他矿工,戴着蓝色、黄色和红色安全帽,都开始四处张望。他们相互注视,脸上都写着同一个问题:谁知道那是什么声音?终于,有人大声喊道:“山要塌了!”只见先是一阵狂风掀过,接着大团大团的尘土从废旧的矿洞中蔓延而出,沿着各个通道涌向斜坡道,尘雾扑面而来,瞬间就将他们笼罩。尘土和碎石铺天盖地般袭来,大家纷纷朝避难所飞奔而去。

距维加和佩纳垂直大概九米的地下,还有一拨工人聚在避难所或附近,也在等车接他们上去吃午饭,其中有萨穆埃尔·阿瓦洛斯(Samuel Avalos)。他过去的工作经历甚是混乱动荡,比大多数人都要复杂。不久前,他还在街头摆地摊儿,现在还在兼职卖盗版光碟,因此被工友们戏称为“CD”。除此之外,他还卖过花儿和各种器皿。他个头不高,风趣外向,还有点儿自嘲讽刺的幽默感,或许正是凭借这种性格,他才能承受如此不安多舛的命途吧。一进避难所,他就习惯性地脱掉工服,只剩内裤,完全不顾其他几个工友就站在旁边。换作其他任何场所,他这一举动都让人觉得很怪,甚至有些疯狂。可在矿井下,工作仅半天,衣服就会被汗水完全浸透。因此,每天中午,他都会脱下衣服,拧拧水,再挂到一根水管上晾干。避难所是在岩石里挖出来的一个房间,铺着白色地砖,用煤渣砖围起了墙,还有一面钢门把它跟斜坡道隔开。大伙儿进进出出,可没人跟他搭话,阿瓦洛斯就光着膀子站在那里休息。他在这里待了挺长一段时间,衣服早就干得差不多了,而他刚准备穿衣服,就听到了雷霆霹雳般的声响。

起初,阿瓦洛斯以为有人在山里进行爆破,但他接着就意识到,今天并没有爆破计划。要是有人不提前警告其他人就擅自爆破的话,那就太糟糕了,虽然这种事儿之前也发生过。不过,这声响可比爆破声大多了。会是什么呢?

当时,卷发的维克多·扎莫拉(Victor Zamora)也在避难所附近,他来自近秘鲁边境的阿里卡市(Arica)。他烟瘾很大,刚刚又点着了一根烟。虽然一颗龋齿隐隐作痛,偶尔还剧烈抽搐,他还是很舒服悠闲地坐在石凳上抽烟休息。他负责矿下的加固工作,此刻正跟同组的人坐在一起。而很快,这般惬意的满足,这些兄弟的交谈,都会被无情打断。在圣何塞,一个班的工人们都彼此称呼“孩子”,不管你是二十一岁还是六十一岁。扎莫拉很喜欢这里的工作,因为大家平等相待、一视同仁,这让他很舒服自在。可他只是偶尔来这里工作,而且他还太年轻,在听到爆炸声后,也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大概一分钟后,第一股爆炸冲击波传到这里,坐在石凳上的扎莫拉被掀翻倒在地上,附近避难所的重金属门也被猛烈地撞击开来。他站起身,快速跑到避难所里。

接下来的几分钟,各种恐慌失措,维加、佩纳以及其他几个等车的矿工都跑了进来,跟阿瓦洛斯、扎莫拉和其他人在里面汇合。很快,这里就聚集了十几个人。金属门外,矿山正在塌陷。大概过了十五或二十分钟,声音小了点,这些家伙们鼓起勇气向外跑去,他们跑出金属门、煤渣墙,跑向斜坡道,朝着将近四英里远的地面飞奔而去。

整个上午,乌尔苏亚都在开车巡视各个海拔高度的工作。此刻,他正在海拔九十米处,离“狗仔”塞普尔维达开铲车的地方不远。下午一点四十,他听到了一声巨大的轰响,声音盖过了附近铲车的鸣叫,好像是深坑中塌落了一块巨大的岩块。如果有工人恰好在更高处开采矿石,这样的声响很正常,所以乌尔苏亚并没有很担心。可五分钟后,他又听到了一声轰隆。于是,他让塞普尔维达停下铲车,马里奥也早就熄火了,因为他感觉刚才铲车的一个大轮胎爆胎了。他摘下了护耳罩,这时塌方引起的压力波穿过这里的通道,瞬间冲进他的双耳。“什么鬼东西?”他纳闷。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开着乌尔苏亚的白色丰田海拉克斯皮卡车过来了,他说,好像有塌方。这俩人立马跳上车,三人沿着斜坡向上面的避难所开去。到了那里,他们发现,塌方时本该在此避难的人们早已不见了踪影。

于是两个工头,乌尔苏亚和阿瓦洛斯,以及塞普尔维达就开着皮卡掉头朝更深处驶去。他们没有开往更安全的地面,因为深处还有自己的工友。“我们必须保证那些‘笨蛋们’都出来了。”乌尔苏亚如是说。他每次进矿时,都告诫自己的职责所在:那就是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必须让每一个工人都平安地走出矿山。

垂直往下三十米,海拔六十米处,玻利维亚移民卡洛斯·马玛尼(Carlos Mamani)正在操作另一台铲车。今天,他是第一次下矿作业。几天前,他才刚通过了铲车驾驶的考试。就在今天早上,在一名机修工人的监督下,他进行了最后一次矿下操作测试。跟他呆了几分钟后,那名机修工就走开了,只剩下马玛尼一人,第一次单独开大铲车,这是他朝思暮想了好几年的时刻。马玛尼二十四岁,略带婴儿肥,热情认真。他说一口艾马拉语(Aymara)[1],从小在荒凉美丽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Altiplano)[2]农场长大,那是南美洲最贫穷国家里最贫穷的角落。十几岁的时候,他就随移民大军移居到智利,靠帮人摘葡萄或当建筑工人维生。不过一直以来,马玛尼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侦探。可是他并没有读大学,而是学了一门技艺。今天,他第一次单独出阵,在这台瑞典制造的巨大机器操作间里,握着操作杆,看着仪表,开始了一通忙活。黑暗的矿洞里,仪表发出醒目的光芒,好像他的工作也更神圣了:他正在操纵一台无比复杂的现代化机器设备。

马玛尼的铲车上装有一只大吊篮,里面有两个人正拿着手提钻在“加固”通道的顶部。跟他一起工作的有四个人:有乔尼·博瑞斯,那个家里有妻子、外面有情人的家伙;还有达瑞欧·塞戈维亚,那个清早临别前跟妻子深情拥抱特长时间的家伙。他们正将六英尺长的金属棒钻到岩石里,以加固预防石头掉落的钢筋网。一个月前,一块一吨多重的石头就从这儿塌落,砸伤了矿工基诺·科特斯(Gino Cortes),导致他左腿被截肢。但马玛尼并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他第一天下矿,吊篮里的那俩人可知道。另外,马玛尼还忘记带矿灯了,他把灯落在了更衣室里。博瑞斯告诉他别担心,等会儿吃午饭的时候再去拿就行。马玛尼甚至还不清楚矿里工作的流程,他一直在看表,已经快下午两点了,他脑子里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吃午饭呢?这些家伙什么时候才停工呢?他们到底停不停下来啊?下次,我早餐必须得多吃点儿。

他上方工作的俩人突然停了下来。透过驾驶间的窗户,马玛尼看着他们。博瑞斯和塞戈维亚互相对视着,好像在说:“那是什么声音?”

博瑞斯正拿着手提钻钻孔,他戴着耳罩,并没有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但他感到一股压力波穿透了身体,好像整个人正被挤压着,过一会又被松开了。整个身体就像在打气筒的圆筒里一样,有人一会儿往下压活塞,一会儿又提上去。塞戈维亚听到了爆炸声,他低头看了看下面的两名助手,埃斯特班·罗哈斯(Esteban Rojas)和卡洛斯·布古埃诺(Carlos Bugueno)。其中一人大喊:“出事儿了!我们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但这几个人竟然还是继续工作。几分钟后,碎石开始从顶上飞落,矿洞里弥漫起浓厚的尘土。

驾驶间里,马玛尼还在纳闷,外面越来越浓的沙尘是不是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因为工友们开始打手势让他降下吊篮,并让他快速把铲车开到斜坡道上。马玛尼照做了,然后掉头就看到丹尼尔·埃雷拉朝车门跑来。他一打开门,马玛尼就感到耳朵“嗡”的一声,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看到人们的嘴唇在动,但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

然后,一个工人开始挥着手电筒画圆圈。这个暗号,马玛尼在之前工作的矿场里得知,是指非常可怕的事情:快撤!全部撤离!立刻撤离!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到地面出口有五英里路程,垂直距离为两千英尺,开车下来需要四十分钟。没人知道开上去得多长时间,因为马玛尼从来没有开车上去过。

片刻后,马玛尼就开到了斜坡道里,载着几个矿工,沿着烟尘弥漫的隧道,朝避难所开去。一路上,铲车不时撞着墙体,因为他根本看不清路。

再往上点,海拔九十米处,他们看到了轮班主管乌尔苏亚和工头阿瓦洛斯,他们正往下开车。俩头儿说,继续往上开,我们一会儿去追你。我们得下去找最底下的两个人。

整个上午,马里奥·戈麦斯开车进出矿场三次。开空车往下走,大概需要三十分钟;可拉满铜金矿石后,车只能开到一挡或二挡,嘎嘎作响地爬坡,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地面。刚过正午,马里奥在上面卸完了车,他决定先去吃午饭。走进瓦楞铁皮搭建的食堂,他把装有米饭和牛肉的饭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了一下,拿出来刚吃了一口就停了下来。戈麦斯的工资是底薪加提成,每下去拉一车矿石就能多拿一份提成。于是,他想了下,决定先下到矿里,等装载机装车时再趁机吃饭,这样就能多拉一趟了。这一趟可以多拿四千比索,约九美元,却差点要了他的命。

戈麦斯爬进驾驶室,开车下到海拔四十四米,停到一个堆满矿石的巷道。此时的他位于矿山的最深处,离地面垂直距离大概二千二百一十八英尺。开铲车装载机的工人不在,所以戈麦斯坐在车里吃饭,发动机轰轰响着,一百度的高温,空调必须开着。十分钟后,装载机操作工来了,是五十六岁、满头白发的奥马尔·里伊加达(Omar Reygadas)。他铲起一铲矿石,举起,卸到卡车车斗里。正在这时,戈麦斯感到一股气扑面而来,很奇怪,因为车窗都关得紧紧的。然后,他的双耳突然发胀,感觉头颅好像正在被充气的气球一样,他回忆说。卡车的引擎突然停下,几秒钟后又自动发动起来。与此同时,里伊加达一直在用装载机装车,矿石碰撞车斗底部发出的巨响掩盖了其他所有声音,因此他俩什么也没听到。里伊加达也感到了隆隆的声音和那股压力波,可他以为这肯定是主管乌尔苏亚没通知大伙儿就又进行爆破了。这破烂煤矿里的又一桩破烂事儿,真是让人受不了。就这样了,他自己想道,等干完今天这活儿,我就去找那个傻瓜乌尔苏亚,告诉他我不干了!

卡车装满后,戈麦斯朝地面驶去。可刚过几百英尺,在斜坡道的一个陡坡上,他突然发现周围隧道弥漫起浓重的尘土。但这并不太让人担心,因为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他依然开着车费劲地往前行驶。而尘土越来越浓,他只能看清几英尺远,随时可能撞到墙上,所以只好停下来,下车摸摸墙壁,确保是直的,不是弯的,然后再爬上车,以更快的速度直行前进。他就这么一边摸索一边开车,直到乌尔苏亚出现在车窗边,示意他停下来。戈麦斯一降下车窗,立马感到一股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冲击太大,他接连数天、数周甚至数月都忘不掉,并且每次想起都会潸然泪下。同时,他还听到了多处爆炸的隆隆声以及岩石碎裂的声响,周围摇摇欲坠的墙体仿佛随时都会裂开坍塌一般。

在爆炸的间隙,避难所里的矿工两次试图逃走。第一次逃脱不成后,他们退回到避难所。第二次,他们发现,如地震般的隆隆声又开始了。坚固的岩石似乎变成了会呼吸、有脉搏的庞然大物,斜坡道的顶部和底部都在晃动,矿山从黑暗处甩出大块小块的石头,滚出来又朝着更深处弹跳去,每块石头都足以致命。“我们就像一群绵羊,大山要将我们一口吞掉。”乔斯·奥捷达事后回忆道。对维克多·扎莫拉而言,岩石炸裂的声响就像是瞄准他们开火的机关枪发出的声音。太响、太可怕、太危险,所以他们开始朝下跑去,就像是在一座被风吹得摇晃不止的桥上奔跑一样,其中一名矿工如是说。此时,路易斯·乌尔苏亚和弗洛仁科·阿瓦洛斯正开车过来,看到这群恐慌的人们朝卡车跑过来。突然,第二股大爆炸波传来,这群人就这么呆呆地立着,仿佛魔怔了一般。这股冲击波似乎要把阿莱克斯·维加给顶起来,他最矮也最轻,一下子就被吹了起来,就像是人形的风筝突然遇到一阵大风一样,摇摇欲坠。其他人也都被推翻在地,双手胡乱挥动着。这群人就这么跌跌撞撞地蹒跚着:他们是穿工装的大男人,是喝酒、吃肉、体格强健的壮汉,是妻子、母亲眼中的大男孩。扎莫拉被吹到了墙上,摔破了脸,撞掉了好几颗牙齿,有真牙也有假牙。这种剧烈尖锐的疼痛,再加上蛀牙带来的那种闷闷的感觉,实在苦不堪言。当大家看到主管的皮卡车时,都纷纷起身,朝车跑去。扎莫拉满身尘土、嘴巴血肉模糊地挤进了驾驶座后座。

大多数人都跳上了皮卡的车斗,“快!快!快开车!”上车后,人们喊道。阿瓦洛斯朝地面上全速开去。二十多人的负载,卡车艰难行进着。密密麻麻的人,就像是“蜂巢里的蜜蜂一样”,卡洛斯·马玛尼说。他站在卡车尾部的保险杠上,双臂紧紧搂着站在车尾处的工人的大腿。驾驶室里的人感到车顶似乎都要飞起来了,卡车就像是不堪重负的飞机,竭尽全力试图起飞。周围的尘土越来越浓厚,能见度又低到不行,塞普尔维达走出驾驶室,用手电筒照明引路。就这样,他们在尘土中摸索着往前行驶,又遇见了工作间里的巴斯塔斯和其他三名合同机修工。他们也都挤上了车斗,跟大伙儿讲起了他们的经历。突然,这群人听到前方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原来是那辆载人卡车,是洛沃斯和加利古洛斯。塞普尔维达拿手电筒照了下他们,看到他们脸上苍白恐惧的表情。他们俩年纪更长些,也讲述了自己脱险的经历,而加利古洛斯还是坚持说刚才看到的是一只蝴蝶。乌尔苏亚让他们调头往山上开。洛沃斯照做了,大多数工人都上了他的车。两辆车继续向上开着,沿“之”字形隧道驶过了海拔一百五十米、一百八十米,每次拐弯,斜坡道上的碎石都愈发多起来,好像他们离石头大战的战场越来越近。一个拐弯,又一个拐弯,从避难所,他们一直开过了大概八个弯道,越来越逼近海拔一百九十米。期间,他们被迫停下了几次,因为尘土太浓厚,他们只能停车等上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等灰尘稍微落定点,才能继续前进。道上的石头越来越多,终于,车根本开不了了。于是,大家都下车,开始步行前进。十度斜坡,往上爬,人很快就会精疲力竭,尤其在如此温度和湿度下。但是,这群肾上腺素激增、极度恐惧的矿工,就这么毫不知倦地爬着,想象着外面正午的美好阳光就在这漫长、断续的旅程尽头——如果斜坡道能如矿主和经理们承诺般结实的话。矿灯、手电的光线下,浓厚的尘土中,他们又前行了大概四十五米,突然光束打在了一个挡道的物体上。这是一块表面灰白的大石板,在打旋飞扬的尘土中,它的形状与大小完全不可预测。大家就在尘雾中坐着,等了几分钟,能见度稍好了些,他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一障碍物的庞大。

斜坡道被堵住了,从上到下,所有的通道都被堵了,被一块巨大的石墙填满了。

对乌尔苏亚而言,这石墙仿佛“耶稣墓穴上的石碑”;其他人觉得像一挂石头帘,其中一名矿工更是认为它像绞刑架。这是一块扁平、光滑的蓝灰色闪长岩,它就那么巧合地卡在斜坡道中间,就像动作片中突然出现的陷阱门一样,戏剧般恰到好处地将人逮个正着。在埃迪森·佩纳看来,这块大石很新,这让人很是不安——石头很干净,完全未被矿里的煤烟和尘土所沾染,好像新开凿出来专门为了堵住他们的出路似的。

事后,他们才得知面前这块巨石的庞大尺寸。智利政府报告将其称为“巨型块”,一整块的山体完整地塌方陷落。矿工们就像站在一座巨大花岗岩悬崖的底部,面前的庞然大物高五百五十英尺,重七亿公斤,约七十七万吨,是帝国大厦重量的两倍。而有些矿工已经感到了这次灾难的严重性。马里奥·戈麦斯深信,其他人也如此认为:这次塌方事故发生在海拔五百四十米处,几个月前那里的斜坡道上就出现了大裂缝并开始渗水。正是在那里,在加利古洛斯和别的老矿工们的再三坚持下,矿主才安放了镜子来检测山体是否移位。镜子一直没破过,可此时此刻,直觉告诉戈麦斯、加利古洛斯等人,塌方就发生在那里。经他们快速(基本正确的)测算,这次塌方大概毁坏并堵塞了十个海拔高度的斜坡道。

“Estamos cagados,”一名矿工如是说,大意是“我们完蛋了”。

所有人中,阿莱克斯·维加似乎最想离开。换作平日,和煦的阳光下,阿莱克斯是个英俊潇洒、略带忧伤的肌肉男,就像香烟广告中的男模一样,连鬓胡稍长、英眉如剑。他身高五尺六,在这巨石面前显得尤为小巧。此时,这娇小的身形也正是希望所在。他趴到地上,朝石头底下的一道小缝儿里望去——或许他是唯一能钻进去的人。

跟很多智利北部人一样,维加也是一个安静的居家男人。他十五岁的女友杰西卡怀孕了,他们便结了婚,这一过就是十五年。在圣何塞,大伙儿都称呼他“阿莱爸爸”(El Papi Ricky),阿莱爸爸是智利一部肥皂剧的男主人公,也是年纪轻轻就生了女儿。几年前,这小两口贷款在科皮亚波的普拉特街区购买了一块地皮,然后开始慢慢盖起了几间房子,用煤渣石块砌起了低矮的围墙。围墙是好运和勤勉的象征,现在暂时只有三尺高,但阿莱克斯决定继续在煤矿当机修工挣钱,他相信很快就能完工。期间,他父亲和两个兄弟(曾在圣何塞工作过)曾再三警告他下矿的危险,但他依然没有辞掉工作。现在,阿莱克斯想回家,唯一的通道就是这道缝儿。他跟其他人说,他应该能钻过去。

“不行。”乌尔苏亚说。其他几个人也觉得这太疯狂了。

可维加很是坚持,最终,乌尔苏亚妥协了,跟他说,“一定要小心。我们会在这里听着动静,如果岩石又要开裂或移动,我们就立刻喊你。”

维加小巧的身体挤进了这块锯齿般的岩石缝隙中。“那时,我觉得自己英勇极了,毫不畏惧,”他事后回忆道,“根本就没有考虑或预测有多大的风险。”不久,他就会知道:这么做有多愚蠢。

手提矿灯,他往里爬了大概有二十英尺,然后就爬不动了。

“根本不通。”爬回去后,他跟大伙宣布。

对一些上了岁数或者当了一辈子矿工的人来说,这块巨石还有维加的话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终结感。很多人都曾被困山下,但往往只是小石块塌方,推土机几个小时就能清道。可是,眼前这面巨型灰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这块巨石就像是死神的化身,置身此前,他们都不禁开始思考山外的世界:生命的世界,亲人、浓雾、微风,还有自己的家、自己当父亲的责任。生命中所有未完结的事都浮现在脑海中:加利古洛斯在想,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小孙子了,于是泪流满面;戈麦斯意识到,跟死于硅肺病的父亲一样,他也太疲于奔命,一直在地下试探、消耗自己的运气,这样的塌方他见过太多次了,先是没了两根手指头,如今连命也搭上了。他就这么死掉了,作为一名矿工。他想,我这一生也就如此了吧。

所有人都在沉默着、困惑着,但很快就传来班长点人头的声音。开卡车的劳尔·比利加斯不见了,富兰克林·洛沃斯和加利古洛斯说见到他往地面驶去,所以他很可能已经逃脱。“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乌尔苏亚又数了一遍,还是三十二人,但人员一直在变动,所以他也搞不清矿下到底有哪些人。在圣何塞里,工人名单每天都会变化,矿下工作根本没有任何确定的事儿。但此时,乌尔苏亚却很确信,这次或许根本无法逃脱,救援也无法到达这片深暗之下。


[1]安第斯山脉的艾马拉人所讲的语言。艾马拉人属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玻利维亚西部及秘鲁南部,少数分布在智利北部。——译者

[2]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高原,原特指玻利维亚西部的高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