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瓦内塔在“旅馆”四周藏了糖果做的复活节蛋，让她的孩子可以找着玩。小肯德尔把找蛋的活儿交给了藤碧和波波。这孩子偶尔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他才四岁就不肯牵妈妈瓦内塔的手，也不喜欢在学前班上唱歌。小肯德尔生得十分帅气：他有着精致的嘴唇和浓缩咖啡般深邃的黑色眼睛。直觉告诉他，妈妈已经有太多事情要操心了，而这一点同样也让瓦内塔十分担心。
复活节的前几天，藤碧拉开了火警的警报器。物业的人发现始作俑者之后，要瓦内塔隔天走人。瓦内塔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抗议。她直奔贫民窟的心脏，开始一间间找公寓，丝毫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出租招牌，屋况或社区环境都不在她的顾虑之列。她相中一间公寓，除了脏，墙壁还有一大片龟裂，天花板上则有油污。这是一块荒废的住宅区，房屋的外墙上满是帮派涂鸦。她咬着牙，填好申请表。
“这位小姐你这么能忍，是为了小孩吧？”克里斯特尔问道。那个寒冷的夜里，在前廊上，克里斯特尔终于找到一位好心的平辈亲戚，而对方也答应让她过上一夜。这之后克里斯特尔就开始睡在惠顿·方济会的候诊室，她管那个地方叫“圣约瑟夫医院”。另外她也会假装是等车的旅客，混在人群中，睡在美国国铁刚装修过的旧城区车站。某天在公交车站，她遇到一个叫帕特里夏（Patricia）的女人。那天要结束之前，她们就成了室友。克里斯特尔需要有地方住，帕特里夏则计划了好久要远离她那有暴力倾向的老公，因此帕特里夏需要一份可以不靠老公的收入。帕特里夏的年纪是克里斯特尔的两倍，她带着十几岁的女儿住在北区相对安静的一隅，有间独门独院的房子。而克里斯特尔也开始叫帕特里夏“妈妈”。1
隔天瓦内塔搬出了“旅馆”，她先把随身物品放在姐姐的公寓。姐姐埃博妮住在拉丁布道院附近的果园街，那里算是一片住宅区。她和丈夫、三个孩子，以及瓦内塔的妹妹一起挤在三居室的小公寓里。这个家杂物不少，房子本身也相当陈旧，米色地毯上沾了脏东西，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床垫，房子的最深处则塞了一个小厨房。瓦内塔并不打算久待，她塞了50美元给姐姐，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动身前往市区的法院出庭。当天是德肖恩回监服刑的听证会。
德肖恩是波波的父亲，而瓦内塔觉得自己还爱着他。不喝酒的时候，他真的是个好爸爸。半年前他因非法持有毒品违反假释令（六个月以后他将符合假释条件），被警察逮捕。法官在审酌案件的事证时，援引了瓦内塔在德肖恩动粗时打的911求救电话记录。“10月10日，瓦内塔·埃文斯打了一通电话。没过多久，在10月19日，埃文斯女士又打了通电话。”瓦内塔双手捂面，开始痛哭。那些电话和她把德肖恩踢出去之后的事，她都记忆犹新。德肖恩后来又喝了个烂醉跑回来，把门砸到稀巴烂，接着又将她毒打一顿。事后瓦内塔记得房东一手收走了她缴的租金，一手把限期二十八天的“无条件”驱逐通知单交到她的手里。回监服刑的听证会结束，法官判德肖恩十八个月的刑期。瓦内塔本来是滴酒不沾的人，但那天晚上她买了瓶新阿姆斯特丹牌琴酒，在孩子身边喝到不省人事。
这么一睡，克里斯特尔的电话她也没接到。克里斯特尔挂上电话，改拨给她的亲戚和寄养家庭的姐妹。她与帕特里夏“互惠关系”已然崩解，主要是帕特里夏十四岁的女儿把克里斯特尔的手机拿到学校，也不知道是搞丢了还是卖掉了。克里斯特尔要帕特里夏赔，但帕特里夏不肯。“我要把你赶出去！”帕特里夏大吼。帕特里夏刚喝了混有E&J白兰地的葡萄酒，这让她醉意十足。克里斯特尔打电话拉人来壮声势，一帮人正在车上等着。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来到了屋外，帕特里夏一个踉跄，跌在地上。居高临下的克里斯特尔顺势提起脚往帕特里夏的脸上踢。气头上的她一蹬，又蹬，再蹬。看到这一幕，克里斯特尔的“好姐妹”冲上来，拿槌子往帕特里夏身上砸。“贱人，你再这样试试看！”加入战局的姐妹先是吼了这么一句，然后拉着克里斯特尔离开。帕特里夏痛得蜷缩着身子，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克里斯特尔请朋友在“圣约瑟夫医院”让她下车，她要去那里过夜。2
尝试找了73处地方以后，瓦内塔和克里斯特尔终于申请到了一间月租500美元的两居室公寓。一边是急着租房、对房子年久失修睁只眼闭只眼的房客；一边是急着把房出租，对驱逐记录跟前科视而不见的房东。两边一拍即合。这间公寓的木质地板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变得黏糊糊的；前门锁不上，房间小到放张双人床就几乎满了；到厨房一看，碗槽水管不通，地板瓷砖也有瑕疵；墙上的橱柜被许多有夹层的纸封死；原本该放燃气炉跟冰箱的地方也空着。但在这种地方竟然有个浴缸。这间公寓位于第七街跟梅伯街的路口，算是南区边陲：透过厨房的窗户，你可以看到圣斯坦尼斯洛斯天主堂的一对尖塔。瓦内塔知道这一带不算安宁，街角的毒贩她从小认识。“这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但我真的没力气再找了，”瓦内塔实话实说，“我不想租这里……但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这对新朋友搬进了这间公寓，他们仅有的“行李”是几个垃圾袋的衣服和玩具。克里斯特尔的大部分东西都落在了帕特里夏家，她也不指望能拿回来了。新居唯一的家具是不知道哪任房客留下来的老摇椅沙发。
瓦内塔和克里斯特尔计划在这里待上一年。但人算不如天算，她们才搬来没多久，两人在“旅馆”的旧识克拉拉（Clara）就跑来用光了克里斯特尔的手机储值。克里斯特尔只好打破窗户爬出去偷接电话线。警察找上门来的时候，克里斯特尔给自己做了两个三明治在路上吃。瓦内塔拿出所有在收容所存下的钱来赔偿被打破的窗户，还叫克里斯特尔不要再回来了。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房东才答应放瓦内塔一马，让她和孩子可以留下来。
事隔数日，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打电话到埃博妮的公寓，指名要找瓦内塔。3埃博妮打电话去警告瓦内塔，瓦内塔立马想到了克里斯特尔。“我要宰了那个贱货，”她对着妈妈“脆饼”怒吼。“那个贱人竟然向社福单位举发我！”
“你拿她开刀，她现在就拿你开刀啊，”脆饼说。
“谁叫她先拿刀对着我的小孩！”瓦内塔朝脆饼大喊。
儿童保护服务局要来的消息让瓦内塔大失方寸。她不觉得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会让小孩待在连燃气炉和冰箱都没有的地方。瓦内塔真的一毛不剩了，但她还是去了一家位于转角的二手家电行。那儿放着西班牙文的音乐，有一堆用过的洗碗机、烘干机和林林总总的旧家电。老板罗德里格斯先生是个体态发福、发量颇丰的墨西哥人。他拿着手杖，洋洋洒洒地清点着店内那些待价而沽的二手产品，活像拿着教鞭上课的老师一样。
“你这儿最便宜的燃气炉和冰箱多少钱？”瓦内塔直接问了。
“你要不要烤东西？”罗德里格斯操着浓重的口音问。
瓦内塔摇头表示她不烤东西。她只是要做做门面，烤箱不能用也没关系。
罗德里格斯把他的手杖指向一台小燃气炉。“多少钱？”瓦内塔问。
“90美元就好。”
她又摇摇头。“太贵了，便宜点要多少？”
罗德里格斯耸耸肩。
两人开始讨价还价，瓦内塔说服罗德里格斯降价到80美元，还附送他原本想要单卖的燃气管接口。她在另一家店找到了个冰箱，和老板一路杀到60美元。她向一个朋友借钱买这两样东西，答应对方下个月1日还，然后在阿尔迪量贩店（Aldi）为这天的血拼画下句点。在结账柜台，她把冰淇淋三明治等垃圾食物放在输送带尾端，万一食物券不够用的话，这样会较方便把东西摆回去。
搁下杂货后，瓦内塔疲惫地瘫坐在摇椅上，点上一根烟。这下子，就算儿童保护服务局找上门来，她也可以接招了。
又有其他事钻进了她的脑海。瓦内塔还没想好万一自己真的因为抢劫被抓去监狱，小孩子要交给谁管？最近她比较属意日托中心的一位女士。“我可能会疯掉，但至少我知道他们有人照顾。”瓦内塔这么告诉自己。另外，小肯德尔学前班的毕业典礼快到了。瓦内塔想尽可能筹出钱来，替他买双重要日子能穿的新鞋。她希望肯德尔觉得自己很特别，有成就感。在旧城区生活，人生前边的那些里程碑你千万别错过，因为后边那些你不一定过得到。
宣判听证会的早晨，瓦内塔把小孩统统叫起来。待他们吃饱穿暖后，瓦内塔才开始在客厅的地上重新熨烫自己要穿的服装。除了装炉子跟冰箱以外，她没能在公寓里下太多的工夫。这儿仍给人一种空荡且没人住的感觉。肯德尔走到了瓦内塔所在的客厅，他双手叉腰，在黄褐色的晨光里站着。瓦内塔给肯德尔换上了红领的衬衫和新鞋。几英尺外的壁炉架上有一幅学前班毕业典礼的照片，照片里的肯德尔身穿小小的学士袍、头戴学士帽。
“妈妈，”肯德尔开口，“小孩子不应该去法院，他们应该去托儿所或上学。”肯德尔在说这话时并没有不开心，只是觉得这世界有点奇怪，好像哪里不太对劲。他的语气像是在说“狗狗不应该喜欢猫猫”或“四月怎么会下雪”一样。
瓦内塔放下熨斗，深吸口气。“肯德尔，你可以来法院陪我吗？”她重问了一遍昨晚的问题。肯德尔看得出妈妈需要他。“妈妈，我跟你去法院，”他决然地回答。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你应该怎么做？”
“像一家人一样照顾弟弟妹妹，听阿姨的话。”
在最后一刻，瓦内塔决定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请她的亲姐妹照顾孩子。原因她却说不上来。
瓦内塔早早来到了法院，安静地在那套保守的黑色毛衣和长裤底下发抖。她化了妆、戴上耳环，头发也紧紧地盘了起来。她在走廊踱步。除了苦思冥想要和法官说些什么以外，她隔段时间就停下来看那些身着橘色囚衣、脚戴镣铐、步履维艰的黑人受刑人。母亲“脆饼”戴着毛帽，身穿冬日大衣出席，一道前来的还有瓦内塔的双胞胎兄弟和妹妹。埃博妮留在家里照顾藤碧、波波和其他小孩。再后来，瓦内塔所属的全圣经浸信教会（All Bible Baptist Church）也来了，包括牧师太太和教区另外一名白人女士。他们都穿着针织毛衣，戴着厚重的眼镜。
时间一到，瓦内塔在公设辩护人的身边坐下。他点着脚，是名身穿全黑西装的白人。真正的法庭跟电视上演的不太一样。电视上的布景像露天戏院一样有包厢，天花板有大大的吊扇，旁听席的木椅也会坐得满满的。但这天的法庭只是个狭小逼仄的屋子，旁听席也被厚实的玻璃墙隔开——“实况转播”靠的是天花板上的扩音器。
先发言的检方代表是名身材健硕、脸色红润的地区助理检察官。这位检察官的发量稍嫌稀薄，但胡须修整得颇为讲究。他为瓦内塔所做的不少事情感到惊讶。首先瓦内塔是初犯，而且“有过一些就业记录”。“显然她有上学到十一年级，这样的教育程度算是不错了。听起来虽然有些悲哀，但这比我们看到的多数被告要好，”他继续说道。“她有家庭的支持，这点很好……只可惜她这次犯案的时候，情感和家庭的支持效果明显不够……我相信她此次走了弯路，背后必然有被现实所逼的因素。但被告再怎么不得已，受害者所受的伤害也不会减少一分。”关于后面这一点，助理检察官表示有一位受害者出门都不带钱包了，因为她眼中的社区不再安全。“州政府的立场是我们要树立观念，要让人知道你不可以拿枪去抢人的东西，否则就要坐牢。”
瓦内塔的公设辩护人接着发言。他杂七杂八地讲了一堆，希望法官轻判，但给人言不由衷之感。他说瓦内塔对所作所为坦承不讳，而且本人深有悔意。他说还年轻的她不像其他在外头混过的共犯那么“复杂”。他说拿枪的并不是她，而是她的朋友。而且这宗犯罪实在是被生活所逼。“我认为处罚可以在社区进行，”公设辩护人做出结论，“法官大人不需要把她送去坐牢。”
换瓦内塔自陈，她说她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并且当场向受害者和法庭致歉。“事情发生的那会儿，我和孩子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几乎要被房东扫地出门，晚上也快要没电可以点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才会一时糊涂。当然这不是我做错事的理由……我现在只求您能对我从轻发落……尤其是看在我孩子的份上。”
再来有一堆人轮番上场替瓦内塔讲话。牧师的太太说，“环境很艰苦，但我看得出她有一颗沉静的心”。母亲脆饼贡献了四句话。瓦内塔的双胞胎兄弟说他们“才刚满二十一岁，”还说，“他外甥跟外甥女每天醒来看到的不应该是哪个阿姨或舅舅，应该是自己的妈妈。”
终于轮到法官陈词。这位年长的白人男性法官开始整理他一路听下来的内容。“所以说，诸位概括了这宗犯行的本质。基本上，被告误入歧途……被现实逼到冲昏了头。我有考虑到这点。但我也注意到从事发到现在，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我是说被告整体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变好。大律师，我没说错吧？”
“确实没有，”公设辩护人只能如实回答。他曾主张瓦内塔有去找工作，但他没有说明即便瓦内塔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扣掉找房子、上同等学力课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之后，她没剩多少时间可以求职。他也没有指出做老板的通常不会雇用承认曾犯下重罪的人。
“你说得不错，”法官顺着辩护人的话说。“而且老实讲，除了看不出来被告的状况有变好外，就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言，被告东奔西走、搬来搬去，我甚至觉得她的处境变得更差了。”
法官说了这么多，基本上的意思是：我们都同意你很穷、很害怕，所以才会犯下如此暴力且伤人的罪过，也同意如果你能继续在老城自助餐厅一周工作五天，无论是把空了的汤锅倒满、还是把被洒在地板上的冷冻优格抹干，我们今天就不用凑在这里大眼瞪小眼了。搞不好你已经存够了钱，搬到一间除过铅又干净的公寓，出门时不会看到有人贩毒、学区又很安全的社区。假以时日，你甚至可以让波波接受癫痫治疗，自己则可以去夜校接受护理训练，圆你长久以来的护士梦。谁知道呢，搞不好你真的会以护士的身份在社会生存，你会有自己的护士帽、护士袍，各种配备一应俱全。若是当上护士，你可以让孩子拥有完全不同的童年，不用像你一样忍受母亲脆饼给予你的人生。倘若真是如此，你就能抬头挺胸走在这座冰冷的城市，甚至觉得自己有点价值，觉得自己可以找个男人。他不会给你把枪让你去抢劫，而会与你一起同甘共苦；至少他不会把你的门给打破、也不会当着小孩的面打你。运气好一点，你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稳定的对象。结婚时你们可以订一间小教堂，然后肯德尔会很有面子地挨着新郎，藤碧能穿上蓬蓬裙当花童，波波咧嘴傻笑，摇摇晃晃地递上钻戒，就像你曾梦想的那样。从那天起，你的新郎见人就会介绍你是“我太太”。当然这些都只是一场梦。现实是你的班表被砍了、你家快要被断电了、你跟你的小孩就要被扫地出门，风餐露宿。就在这时，你趁朋友拿枪指着别人脸的时候，一把抢走了别人的钱包。如果说这是一起由贫穷所引发的犯罪，那谁敢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案发时你穷，现在难道就不穷？大家都清楚问题的根源，我们在这法庭上天天都能看见。但法院就是法院，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就业辅导处，也不是密尔沃基县的城市房屋委员会。违法乱纪我们或许没办法“除根”，但至少要尽可能“斩草”。
法官叹了口气，现场陷入一片沉默。法庭速记员的双手在键盘上悬着未动，伺机再度启动。肯德尔在外婆脆饼的膝上睡去，一呼一吸，几乎没有声音。法官最后宣判：“本案不符合……缓刑条件。被告将由州监狱系统收监八十一个月（六年九个月），前十五个月（一年三个月）为先期拘禁，后六十六个月（五年半）为延长监管。”[1]
法警上前，并告知瓦内塔站在原处配合上铐。
“喔，天啊，”脆饼忍不住叫出声。她摇醒了肯德尔，拉着他到玻璃前。“快跟妈妈挥手说再见。”
手被铐在背后的瓦内塔转过身来，脸上淌着两行眼泪。肯德尔木讷地看着她，就像妈妈教过他的那样。
在跟教友、主教，甚至自己的牧师发生好几次冲突之后，克里斯特尔告别了加略山五旬节派教会，加入了“国际恢复”（Restoratio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这是间位于旧城区四十一街跟伯雷街口的教会，外面看起来是栋不起眼的二楼建筑。
某个主日，克里斯特尔坐在从前往后数第三排的位置，随着音乐鼓掌。她身穿黑色衬衫，底下是绿色的裤子。因为衣服不够大，衬衫的扣子跟裤子的拉链都只能扣拉到一半而已。负责主持的黑人女牧师有着一头气势十足的蓬松鬈发，垂在肩上，身上穿着一袭镶有金丝边的白袍。她走起路来像女王一样震慑全场，停下脚步时又仿佛有圣灵的指引。“上帝说他是真理与世界的光，”她说。钢琴前的年轻人飞速移动着手指，音符随之流泻，爵士鼓后的年轻鼓手则拨弄起了钹。“真理！世界的光！我的话你们听见了吗？”
“阿门，”克里斯特尔说。
在被踢出原本与瓦内塔同住的公寓之后，克里斯特尔住进了一间收容所。在交朋友、利用朋友、失去朋友的反复循环和折磨之中，她偶尔能找到干净而温暖的地方睡觉。有处可去的时光像一座通往幸福的桥，而桥梁一断，她又会坠入无家可归的深渊，只能在圣约瑟夫医院或美国国铁车站过夜。有时候她会走上一整夜，天亮了就在公交车上睡。但这样一路走来，她几乎没有错过一次礼拜。
“夏拉拉拉，雅巴秀塔，塔吗吗吗，”女牧师对着麦克风祷告。她口中有如呓语般的“方言”是与上帝沟通的语言，听来像心电图一样抑扬顿挫：短促的开场，接着快速上扬，再之颤抖着拉出长尾。“你也是在槽中被压榨着的葡萄吗？[2]你也在人群中挤着向前，想要看见耶稣基督的那位吗？啊！”她向后退一步，好像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反弹回来一样。
“说得好，牧师！”克里斯特尔热切地回应着。她一直觉得联邦救济金是比薪水更稳定的收入。你不会被联邦救济金背叛，你的班表也不会被砍。“联邦救济金就是这样，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她斩钉截铁地说。但有一天钱就真的没有进来。原来她领钱的资格是成年前申请的，而她成年后的重新审核没通过。这样一来，食物券就成了克里斯特尔仅剩的收入。4她想捐血浆换钱，但是她的静脉太细了。她找精神意义上的妈妈、寄养家庭的妈妈，甚至亲生的妈妈帮忙，但她们都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她倒没有跟教会开口，因为这种事每次都会弄得大家不愉快。实在走投无路了，克里斯特尔只好出卖色相。她一向不是能早起的人，但她入行没多久就发现早上的“客人”最好拉，男人喜欢在上班途中来一发。
“嬷嬷还好吗？”女牧师表达了关心。她口中的嬷嬷，是一左一右被两个人搀住的一位老太太。
“不太好。”
“那我们就放下手头的事情，替她祷告吧。”女牧师在老太太面前跪地。十多名教友将她团团围住，有些跑到椅子上站着，有些人把双手放在老太太的头上。“把手伸过来，我们一起祷告！”牧师指挥若定，教友们也言听计从，就连当中还是孩子的教友都没有异议。“哦，耶稣！”女牧师洪亮的声线传入麦克风。“哦，凭着耶稣的宝血，哦，你这死亡的邪灵，你这使人中风的邪灵，出来吧！”
克里斯特尔的双手在肩膀与屁股之间来回挥动，手舞足蹈地复诵着，“凭着耶稣遭到鞭笞的痕迹，主啊，靠着你身上的鞭痕。”
“凭着耶稣的宝血，”牧师继续祷告。“宝血！沙巴巴马秀塔拉！我绑住你了。回来吧，嬷嬷，快回来！”
背景音乐低沉地延续，等待时机。把嬷嬷和牧师围成一圈的教友中开了道缺口，让人可以看见嬷嬷瘫软而血色尽失的脸庞。她仿佛睡着了，又像没了气息。围观者重新阖上了圆圈。几分钟后，人们的声音慢慢变大，开始向外走，旁人这才看到女牧师在亲吻嬷嬷的脸和手。只见嬷嬷站起身来，掌声随即响起。
“赞美主！”女牧师说。她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朝麦克风发出号令，她的膝盖发软但仍不放弃祷告。原本退居幕后的钢琴与鼓钹开始大作，教会里一片轰动。人们有的开始在走道上来回奔跑，还有的放声呼喊、引吭高歌。不知道谁找来一个铃鼓，顺势拍击起来。鼓手正拼命打着钹，钢琴则无高音不欢，非高八度不弹。有名女人一边大叫，一边在原地作势奔跑，汗如雨下。“今天在教会举行的丧礼正式取消！”牧师宣布。
这时的克里斯特尔高举双手，五指分开，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她在跳舞。“主眷顾我，”她在嘶吼，“主会眷顾我！”
[1]鉴于假释制度造成法官判刑与受刑人实际服刑时间的差距太大，“量刑确定制”（truth-in-sentenceing）之改革取消了假释制度，将刑期分为前期的“先期拘禁”（入监服刑）与后期的“延长监管”，以免相互干扰。后者类似于假释的“受监控释放”（supervised release）。
[2]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九节提到：“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这个意象里的葡萄就是接受审判的人类，而酒醡就是神审判的怒火，榨出的汁是人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