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面临着新的死亡。
几乎从倒塌的楼房埋下第一具尸体开始，与死亡紧紧伴行着的另一恐怖的阴影便已向唐山逼近。
瘟疫！
历史上，“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已是一条令人惊骇的必然规律。
唐山怎么办？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后勤组的吉普车，连日在唐山地区奔波。“前指”的帐篷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样严肃冷峻。他们能够看见，那个妖魔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
防疫专家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报告：
——城市供电、供水系统中断，道路阻塞，部队和群众不得不喝坑水、沟水、游泳池水，生活于露天之中。
——粪便、垃圾运输和污水排放系统及城市各项卫生设施普遍破坏，造成粪便、污物、垃圾堆积，蚊蝇大量孳生。
——人畜大量伤亡，在气温高、雨量多的情况下，尸体正迅速腐败，尸体腐烂气味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
——唐山市历年是河北省痢疾、肠炎、伤寒、乙脑多发流行区之一。现人员密集，居住拥挤，感染机会较多，传染病人又缺乏隔离条件。
——当地各级卫生机关和群众防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指挥员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一切意味着什么。据《云南地震考》记载：1925年云南大地震，震后人民发生“闭口风”症，患者一半身体变黑，手足收缩，一两个钟头即死。1944年，日本进攻印度的军队，在伊木法尔战役中，10万大军中有6万人突然得了疟疾和痢疾，不战自败。1949年，解放军南下部队中疟疾和痢疾流行，发病率在有的部队高达80%，部队不得不就地休整。1954年，澳洲汤斯维尔爆发“登革热”，40万居民中，有15万人发病……而现今的唐山可能出现的情形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都将更加可怕。几十万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万灾民和10万救灾部队，完全有可能被瘟疫击垮！
初到唐山的时候，我身上背着背囊、水壶、挎包，包内有上海的好友侯阜晨为我准备的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等各种防病药物，还有两斤大蒜。
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唐山。几天后，当我背着喷雾器出现在废墟上的时候，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与瘟疫抗争的日子里……（李耀东、唐禹民 摄）
如火的骄阳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尸臭。瓦砾上，到处有粪便、垃圾和呕吐物。在各地医疗队所在地那一面面红十字旗前，排着长长的就诊的队伍。皱着眉头、捂着腹部的面如菜色的唐山人，正在等待领取黄连素和痢特灵。仅仅数日，不少病者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些人坐着，有些人躺着，连挥手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苍蝇到处放肆地追着人叮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嗡嗡”的噪音。我到民政局长蒋忆潮的“家”去，那芦席小棚简直成了苍蝇的世界，棚顶棚壁黑压压一片，在那里的几个小时，只见他女儿挥动苍蝇拍的手就没有停过。在街上，我看见过一只防蝇的大菜罩，菜罩内躺着一个可爱的婴儿……
所有人都感到了瘟疫的威胁。那些日子里，我天天遵从医嘱用咬碎的蒜擦手，天天服用黄连素，尽管如此，也未能完全摆脱疾病对我的侵袭……
这是一场人类顽强地推开瘟疫的严酷的战役。
当唐山地区各种传染病和发病率日趋上升、已接近爆发程度的时候，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正采取紧急对策。据文件记载，当时从全国调集21个防疫队，共1300人；调来消毒药240吨，杀虫药176吨，各种喷雾器3100多具；调来军用防化消洒车31台；调来喷药飞机4架……
安-2飞机隆隆的引擎声在空中轰鸣。带有蒜味的马拉硫磷、敌敌畏雨雾般飘落。从早到晚，飞机不停地在85平方公里的唐山市区上空盘旋。
地面上，东方红-18型机动弥雾机、防化喷洒车、群英式背负喷雾器和圆桶形压缩喷雾器一起开动。
夜晚，废墟上升起一堆堆火，“六六六”的烟雾飘向各个角落……
那些日子，所有被采访的唐山人几乎都证实了一个事实：蚊子似乎见不到了。据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统计：蚊子的密度下降90%～98%，而苍蝇的密度只下降了50%。成群的苍蝇仍在肆虐，仍在危及唐山人的生命。它们从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地方飞出来，毒杀一群，又飞出一群；而弥漫着整个城市的臭气仍有增无减。
“冷冻仓库！”救灾部队报告，“震裂了的冷冻仓库里，大量鱼肉正在腐烂！”
“必须彻底清理积压鱼肉！”指挥部的批示很明确。
“铁门变形，无法打开！”救灾部队又一次报告。
“派工兵，爆破！”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高大的冷冻仓库彻底倒塌了。硝烟未散，人们就已开始抢运出肉食品，变质的立刻掩埋，完好的分给群众。
然而臭气仍在弥漫。
指挥部所有成员焦虑与复杂的目光，都同时转向了这最主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
尸体。24万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此刻，在唐山，这项最为险恶、最为繁重的工作，正由无数年轻的军人承担着，艰难地进行着。
灾后初期，所有的埋尸部队都处于无防护状态。士兵们冒着扑鼻的尸臭，赤身露臂挖掘尸体。尸体腐烂，皮肤脱落，他们只能找点破旧布和乱纸垫手。尸体暴露出来的时候，刺激性较强的有毒的硫化氢、氨、甲烷气体混合而成的气味使人晕眩。士兵们只能向尸体上喷洒白酒，或戴上简易的自制纱布口罩，往鼻孔中塞入酒精棉球。
据××军统计，截至8月1日，在救灾的最初三天中，该军共挖出尸体6596具，掩埋尸体10148具。
8月1日后，开始有防护用品运到。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向所属部队发出指示：“挖掘尸体要注意，因为是夏天，部队要轮流作业，要有防毒面具、防毒手套，要组织好。”
笔者曾看见过北京军区某师对埋尸的士兵作出的几条规定，仅仅从这些规定的字里行间，人们就能够看出年轻的士兵们在经历何种令人震惊的特殊生活：
一是防止尸体腐臭的刺激。工作人员要佩戴防毒口罩；戴普通口罩时，要在口罩或口罩代用品（毛巾、手绢）上涂抹牙膏，喷洒酒精；或者在鼻孔内放入少许大蒜、香菜叶或蘸上酒精、香水的棉球。
二是防止尸液的污染。工作人员必须穿工作服，戴橡皮手套，穿高筒防护靴；在没有防护靴时，可用塑料布将前臂和小腿包扎，以防尸体直接接触皮肤。接触尸体的人员要轮流作业，下班后，要用来苏尔水消毒手，晒衣服。
三是对于尸体处理要做好喷、包、捆、运、埋。
喷药：扒尸与喷药紧密结合。用机动喷雾器、消毒车或直接用脸盆喷洒漂白粉精、漂白粉、来苏尔溶液或酒等。
包裹：先用衣物包头，后用棉被包整个身体，或装入塑料袋扎口。
捆紧：用棉被包尸体后，最少捆三道（头、腰、腿），以免尸臭散发。
运走：要指定专车专人运送，包好后立即运走，避免在市内存放，影响环境。
深埋：尸体深埋地下1.5～2米，上面加厚土和石灰砸实。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所有部队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士兵的防护。且不说防护用具绝不可能应有尽有，即使有，士兵们又怎么忍心在失去了亲人的唐山人面前，把自己这样那样地保护起来呢？他们只有一个紧迫的念头：快！把遇难者的尸体安葬，抢在瘟疫的前面！
那一幕幕情景，曾是我亲眼目睹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在唐山市文化路路口的尸体集中点附近，我看见抬尸的士兵从废墟上走下来。尸体用旧棉被包裹着，两端用电线扎紧，吊在一根钢筋上。钢筋勒进了年轻士兵的肩膀。那是两个如此瘦小，还长着孩子似的脸的士兵。他们的军帽歪到了一边，衣袖高高挽起，尸体流出的水一滴滴淌到他们的衣裤上，已经湿了一片。
唐山市第一医院院长老张，流着泪向我诉说他亲眼目睹的情景：“……楼板下那具尸体，好多天了，从边上走过都熏人；两个战士说要钻进去扒，我说不行，要中毒的！等吊车吊开楼板再说……可他们硬是砸开楼板钻了进去。很久很久，递出来一条胳膊，又递出来一条腿……”
某军政委高天正，当时是救灾部队一个师的副政委，他说“：我那儿子，当时才15岁，就在师里当兵，也是埋尸队的。第一次在废墟上见到他，他还戴着大口罩，第二次见他，口罩没了，手套也没了，人变得又黑又瘦……他说：‘爸爸，你放心！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也不怕了！’”
在废墟上，我还访问过一个营教导员。他说：“清理尸体的最初两天，根本没水洗手，战士们从废墟上下来，就用手抓馒头。他们直感到恶心，吃不进饭，一个连队喝不完一锅粥！几天后，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生毒疮，全身的毒疮，还淌水……”
那些日子里，每天都能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尸体向郊外运送。尸体来不及一具具掩埋，许多时候就挖一个大坑，将尸体堆入。在唐山通往丰南的公路边，我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大坑，推土机正在隆隆地吼叫着，把土推入大坑，将它填平。每辆尸车上通常有三个士兵，运尸时，他们头戴防毒面具，坐在驾驶室的顶上。他们排在一起，似乎在相互支撑着那倦极了的身躯。
他们倦极了。当唐山和瘟疫在进行决战的时刻，他们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上海医疗队一位女医生曾向我们说她的亲身经历：一天深夜，她起来解手。帐篷四周都是尸体，她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脚像踩着了一条胳膊。“哎哟”，那“尸体”叫了一声，呼地坐起来。女医生吓傻了，好半天她才反应过来，那是一个裹着雨衣、在尸体堆中睡着了的士兵，一个累极了的埋尸队员。当女医生看清那是一张多么年轻稚气的脸时，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当年我在唐山机场遇到过一支部队。一天早上开饭前，正在整队，一个士兵突然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上海医疗队立刻派人赶去抢救，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回来说：“……死了。”我已记不清那士兵是因为发什么病而死的了，只记得人们说，他是在连日埋尸的极度疲劳中犯病的。遗憾的是，当时我也没有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事后，我向许多部队的领导打听，他们都说不记得本部队有过死亡的记录。
但唐山会记得这些士兵，会记得这一群年轻小伙子的！他们的经历，完全不亚于一次残酷战争的经历；他们的牺牲，完全不亚于血与火之中的牺牲。过了多少年之后，幸存的唐山人一定还会像今天一样对子孙说起，昔日废墟上曾有过几百个、几千个什么样的军人，他们做过什么，他们为的又是什么……
1976年入冬后，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指示，唐山进行了一次“尸体再清理”——将所有掩埋深度不够的尸体重新挖出，或火化，或深埋。这又是一次极其浩大的工程。数万民兵为骨干的清尸队伍，走上废墟，日夜苦干……次年春暖季节，唐山安然度过灾后的传染病爆发期，传染病发病率比常年还低！至此人们可以写下历史性的一笔：震动世界的奇迹——唐山，成功地推开了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