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从来不容易，不是一个姿态，一个手势。自由是永恒地克服重力，挣扎着向上飞行。
人们谈起萧红，好像谈起古人。横在今昔之间的数十年，压扁为一面银幕，这个早逝的天才投影其上，成为二维图像，而我们是买票入场的观看者。观看、闲谈，事了归去，心满意足。
或者“才女”——中国文人专为女性划出的区域。这个词隐含了年轻、貌美、柔弱、情感等因素，把有艺术才能的女性制作成了蝴蝶标本，赏人如物，拒绝另一种理解：她们以写作为志业，严肃、孤绝，极其危险。
最迫切感受到这种危险的，应该是萧红那些同为作家的情人们。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地里，萧军都常贬低萧红的作品。一次，萧红睡觉时，听到萧军对朋友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应：“结构也不坚实啊。”无须等到后世，当时的左翼文坛大佬鲁迅、胡风等就评论说，萧红的文学成就超越萧军。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路流亡到南方，端木在客人来访时翻开萧红的手稿，大笑说：“这也值得写？”他翻开的是公认写鲁迅最好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两段糟糕的感情。暴力、背叛、弃而不顾，亲密关系中最坏的部分分别上演。但这些对萧红文学才能的轻蔑，特别令人心酸与愤怒。被自己最信任、依赖的人贬抑，又是怎样的倔强自律，才能一直写下去，在个人生活的危机中，在战乱流离中，一直写。人们责怪萧军、端木对萧红的伤害，但他们值得一丝怜悯。和天才相处不易，爱情原本就滋生恨意，加上同行的竞争，他们按住她——这个苍白多病、光芒四射的“第二性”，保护自己可怜的自尊。
所谓天才，在于非常年轻就写出了可以传世的作品——23岁，《生死场》，30岁，《呼兰河传》，七十年后人们在阅读萧红，一百年、七百年后，只要人类没有灭绝、阅读汉语的人没有灭绝，人们还将阅读她。
所谓天才，还在于，从一开始，萧红就表现出了喷薄欲出的个人风格，各种文体直觉地混融，精细的观察、漂亮的比喻，和直扑描写对象的浓郁情感，她和想象中的世界有最近的距离。
“谁规定了小说一定要怎样写呢？”萧红对聂绀弩说。她把自己比作《红楼梦》里的香菱，为诗痴了。她又像香菱的老师林黛玉在说：“这（写诗）有什么难的？”无论身体如何柔弱，个人生活是如何悲剧，提及文学，她们自信爽气。
对我来说，萧红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作家。第一次读《生死场》，读到王婆卖马一节，大哭。多年后读到她死在香港时，喉管被切开，身边没有一个人，才31岁，又难以置信地泪流满面。她容纳底层的苦难、土地的悲伤，也许所有的痛苦都是相通的。既已无法为逝者分担，去理解她的痛苦与光芒，就是生者最大的道义。
十年前，我曾到过黑龙江呼兰县。5月了春天还没有来，江风浩荡，千里暮云。人们酒喝得厉害，食物味道很重。朋友说，想想祖先们在这么寒冷的地方生存，粗糙就粗糙吧。没有看到街上的大泥坑，倒是路过市集里的喝啤酒大赛，人们围看一个小伙子仰起脖子，啤酒流到他的嘴里像一个小喷泉。仿照小说建起的萧红故居，灰瓦白墙，地砖湿润整洁。院子里有一座萧红的雕像，穿着学生服，手托下巴，一派纯真的“五四女学生”形象。
仅有血缘关系、几乎没有来往的妹妹写文章说，那张萧红叼烟斗的著名照片，是闹着玩的，姐姐根本不会抽烟。事实上萧红不仅会，而且烟瘾很大。有一种说法是，20岁时怀孕的她被遗弃在哈尔滨旅馆，和妓女、无赖生活在一起，染上了鸦片瘾。如果说写作以黑暗和痛苦为食物，萧红被毒汁泡过的心，足够她写到八十岁。她才仅仅吞食了童年。
萧红19岁离开父亲家，此后即使四处求告，饿到想偷邻居的面包，她也拒绝回家。“五四”一代叛离家庭的，不可能是乖女儿。她们在当时是些“不正常”的人，也是时代的勇者。但是很快，她们就付出了比同时代男性沉重得多的代价。
我在大学时读鲁迅《伤逝》，对离家出走又在小家庭中郁郁而终的子君颇不能理解。有同学在作业里写：为什么子君不去找个工作？同为女性，今天我们接受高等教育、进入上升通道，视工作为理所应当。我们很难理解将近一百年前，公共空间没有女性的位置。出身地主家，萧红才有可能读书。而在中学，她就被父亲许给了军阀的儿子。要离开父亲，就是随另一个男人私奔。1937年，萧红再次离家出走——这次是和萧军的家，住在一家私立画院。两天后，萧军的朋友找到她，画院老板说：“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男人。学者葛浩文恨铁不成钢地说，萧红太软弱，她无法独自生存，而她的男人们都在伤害她。即使当时，萧红的日本友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萧红那么依赖萧军，她为什么要忍耐拳头、侮辱和背叛？她终于离开萧军，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友人S说，你离开萧军，朋友们都不反对，但是你不能一个人独立生活吗？萧红反应激烈：为什么我一定要一个人独立生活？因为我是女人吗？
朋友C问她：到重庆后，有没有想过离开端木？她说：“想是想的，可是我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因为我是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友爱呢？”“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爱呢？”“因为社会关系都是在男人身上……在哪里都是有封建这个坏力量存在的。”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这段著名的自白，迷惘、沉痛，但又如此诚实。又如何能苛责萧红的软弱？想想她成长在一个冷酷的家庭；想想她19岁时第一次尝到情人的背叛，私奔到北京，却发现对方有妻有子；想想她21岁时带着身孕困在小旅馆（女人的生育功能，无论在此时，还是在战乱中，都是一种诅咒），看松花江发起大水，付不出房费，也无路可走；生了孩子却只能送走，没有条件休养身体因此留下病根……经历了这种种困苦，委曲以求一个安定的生活，也许是最可以理解的选择。再想一想，这一切悲剧随生命终结的时候，萧红才31岁，而我们每一个人31岁时，还在犯着多少愚蠢的错误。即使在今天，中国的女儿们仍然背负着重重历史债务。自由从来不容易，不是一个姿态，一个手势，自由是永恒地克服重力，挣扎着向上飞行。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萧红短暂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而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写作的娜拉，要往哪里去？
福克纳曾对马尔克斯说，作家需要独处，也需要群居，因此最适合的居所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马尔克斯穷困潦倒的时候，还真的在妓院住过一年，随后，就找到妻子，帮他料理家务，整理手稿，让他在自由幻想的同时，保有和现实世界的联系。然而这是男作家的特权，对女作家而言，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28年说出简单至极，却从未有人说过的真理：女人要想写作，得有钱，有不被打扰的房间，而仅仅这一点，就够难了。
1928年，萧红17岁，她读的是鲁迅的《呐喊》和茅盾的《追求》。两年后，她离家出走。她摔上背后的门，面前是一扇扇紧闭的门，每一扇门背后都是一个男人。她进入一个又一个房间，为男人料理家务，左手替他们抄写手稿，右手写下自己的近百万字作品。
人们通常都忽略了萧红的力量。文学史上，她是左翼文学阵营的一员、鲁迅的学生，文化消费市场上，是她戏剧性的情感故事，但是离开了作为女性、作家的自觉，是无法理解萧红的。1936年，独自坐在东京的夜里，她写信给萧军说：“我始终把写作放在第一位是对的。”她像另一个天才张爱玲一样，意识到自己毕生的使命，都将是发展自己的才华。
1938年，萧红在战争中流亡到山西临汾，三角恋爱的另外两个主角萧军和端木同行。萧军决定参加抗日义勇军，萧红却认为，他是一个作家，理应写作，而不是打仗。她拒绝去延安，和端木一路南行，梦想的只是一个安静、可以写作的空间。在临汾，以及之后在西安的时光，实在意味深长，它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岔路口，日后争论不休的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必须在这里做出选择。萧红是左派，她同情弱势者，认同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但是和左翼阵营的其他作家（包括丁玲）相比，她是素朴的左派，坚持写作的独立性，对权力、对意识形态的争斗没有兴趣。
早逝的萧红绑在左翼战车，受到不完整的肯定。时过境迁，左翼文学引起普遍反感，商业和城市化导致张爱玲报复性的流行。但是时代再一次变迁，萧红的价值会被发现。她当时的选择，无论是文学上，还是政治上，都经得起考验。
假设她活下来，作为一个左翼作家，萧红不可能到台湾。她也许会在丁玲的召唤下回到大陆，活不过“反右”“文革”。也许她会直觉到政治对生活的全面控制，从而远离政治中心，继续留在香港。不管怎么样，她去世时距离1949年，还有七年。对一个勤奋的作家来说，七年可以完成很多作品。可是这都是假设，历史没有给萧红、给中国现代作家太多机会。
1942年1月19日，日军已经攻陷香港，萧红躺在一家临时医务站，喉管被切开，她要来纸笔，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部《红楼》是什么？她去世前曾经计划着写一部长篇：“内容是我的一个同学，因为追求革命，而把恋爱牺牲了。那对方的男子，本也是革命者，就因为彼此都对革命起着过高的热情的浪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剧在一开头就已经注定的了。”
也许她决定要开始写爱情了，也许她会借着写作，反思革命与个人的关系，也许她已经有能力把个人的悲剧与时代的动荡结合在一起，她真正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了，但是生活本身却是那么令人痛苦，补偿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她继续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三天后，萧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