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今天还活着，它会活在每个时代。
理想落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为笑谈。
——穆旦（引言）
一
1978年，徐晓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会议上听到了自己的平反通知。22岁的她已经经历了两年的牢狱生涯，三年前的一个深夜，被骗下楼戴上手铐送往监狱时，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此刻罪名被平反，她心情平静得令自己惊讶。多年以后，还会有人赞誉她是反“四人帮”的英雄，——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的。
在她看来，这只是懵懂的青春，和时代的玩笑。
一切起源于书本和信件。1970年初，“红卫兵”度过了“文革”高亢的开端，“上山下乡”使他们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现实，世界似乎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感到了精神上的困惑和饥渴，他们想要了解更多。可是当时的精神高压下，除了马列著作和毛选，其他书籍都被禁绝。北京的年轻人在废品收购站寻找那些因“抄家”而流出来的书本，并很快在一些小圈子里流传开来。
在传阅书籍的地下文学圈子里，有一个关键人物赵一凡。按照北岛的回忆，此人身患残疾，脑袋大，身子小，但他精力极其旺盛。赵一凡有一种“危险”的嗜好，或许是因为身体不便出行，他要把世界收藏在自己的房间。他收集传单、报纸、大字报底稿、作品……他写给别人的信，都要留一份底稿。他甚至有一个翻拍机，来翻拍他过手的书籍和作品。可是在恐怖年代，这些都会成为罪证。
赵一凡出身干部家庭，所以家里有一些书，他也花工夫寻找小说和诗歌，并以最快的速度传阅给更多的人。徐晓从他那里借到的第一本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这是一本不太会被后来者阅读的著作，然而，徐晓说，小说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仿的对象，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很难说是出身贵族，还是献身革命更吸引读者，我猜是兼而有之，它连接了革命教育和个人主义，吸引了共产主义教育下的一代。
读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之后，徐晓给赵一凡写信说：“我们无缘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以达到自己改造的目的。”
徐晓和赵一凡，以及其他朋友有许多这样的通信。他们也想到，通信是会被拆开审查的，但是，他们居然在信里互相提醒，要小心，这封信有可能会被审查。
多年后徐晓回忆说：你说，我们这么傻，怎么可能做什么事？我们怎么可能是有意识的反革命集团？又怎么可能有做英雄人物的意识？
然而，就是这样的通信，和某一个人的吹嘘，互相通信交流思想的年轻人成了“反革命集团”，徐晓是其中一员。这种情形只有荒谬可以形容。年轻的徐晓背负了不能背负的罪名，继而转化成不能背负的使命。
她说：“我不是一个遇罗克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个名不副实的政治犯。”
二
1978年冬天，被宣布平反的徐晓仍然在迷惘中。在读大学的她，一周一次去赵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从未落下。赵一凡是她当时的精神支撑。这天，她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赵一凡。赵家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社门前，她看到几个年轻人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那就是《今天》创刊号。其中一个瘦高个儿年轻人叫赵振开，笔名北岛。
天色昏暗，徐晓看不清楚刊物的内容，但是自办刊物这种形式就让她兴奋不已。从第二期之后，她加入了《今天》编辑部。
我问徐晓：“当时你在《今天》是什么样一个角色？”
“嗯……就是打杂的，我是他们的粉丝。我非常仰慕振开、芒克他们。”
由诗人北岛、芒克，画家黄锐发起的《今天》，慢慢形成了一个作者队伍。同时由于是手工印刷，所以工作量很大，编辑部变成手工作坊，许多人义务帮忙干活。北岛回忆说，这些人里面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徐晓就是其中一个，她不是《今天》耀眼群星中的一个，她只是“干活”。
1990年代，从回忆自己的丈夫开始，徐晓写作一系列散文，回忆《今天》，回忆1970年代，回忆自己的青春，这些散文结集为《半生为人》，被许多评论者称为当年最好的散文集。
和许多人一样，我被徐晓在文中的真诚打动了。正如当年谦卑地认为自己没有文学天分一样，她近乎苛责地拷问自己的内心，也真诚地暴露对丈夫的爱、怨言。她勇敢地面对了逝去的年代。
2008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来到徐晓位于北京北郊的家里。她正忙着烤蛋糕，把面粉、黄油搅匀，小心地把苹果切成均匀的小块放在蛋糕上——这是为我，一个普通记者而做的。在采访过程中，她一直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了烤箱那“叮”的一声。如果掌握不好时间，蛋糕可能就失败了。
在朋友的眼里，徐晓是一个好朋友，好主妇，做她的朋友，会很占便宜。那天下午有几个朋友前来拜访，徐晓赶快下楼端上蛋糕，煮好咖啡，在她殷切的招待中，我的确感觉到了她跳跃的快乐。
我没有想到她的个子这么矮小，《半生为人》中有一张她1970年代的照片，长发的她倚在杨树上，青春逼人。
上一次见到徐晓，是在一个关于“七十年代”的沙龙里。她化了淡妆，头发烫过，染成黄色，像是稻草人。她的声音嘶哑，又有力道。仿佛一个人说了很久的肺腑之言。
在座的年轻人问徐晓，你们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徐晓说了很久的理想主义。
我想起《半生为人》里的一段话：“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
我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今天还活着，它会活在每个时代，只是每个历史时期的“理想主义”都会有具体的差别，那些“逝去的”“无从想象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徐晓说：“我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包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不管在情感中还是社会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我请她举一个例子，以说明当时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会怎么做。徐晓想了一想：“比如一个男人，他喜欢一个女孩，可是他发现另一个人也喜欢那个女孩，他就让了。”
“这个人是他的朋友是吗？”
“对，这个人是他的朋友。他觉得自己有点英雄主义气概，自我牺牲。不可思议吧？”
“他这样做是觉得自己有美德？”
“对。他不觉得情感问题是很私人的，这种让不是成全别人，也是对别人的一种破坏。”
徐晓举出感情的例子，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惊讶，想想又觉得很准确。那一代受的教育是解放全人类，救他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凡人，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机会去实践的信念，而所谓“无私忘我”“自我牺牲”更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得以作用。
影响过那一代年轻人的《怎么办》当中，一个人物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了朋友和妻子的恋情，这使徐晓感动而钦佩。据说，这个故事诠释的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举出感情的例子，也许和身为女性的特点是分不开的。1985年春节前夕，徐晓和周鹛英结婚了。周鹛英童年时生病，结果遇到医疗事故，长期患有肠部疾病。严重时发展到肠瘘，肠子粘在肚皮上，溃疡后在肚皮上穿了一个洞，任何食物吃进去等不到被吸收就流出来。
周鹛英在徐晓之前的女朋友，就是因此没有和他结婚。徐晓不然，这似乎根本不在她考虑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她还非常鄙视因病体而放弃爱情的想法。像罗朴霍夫一样，为自己爱的人付出，她觉得幸福。
周鹛英是自我牺牲的男性版本。他对徐晓讲过一件事：他们厂里的一个工人，有三个孩子，夫妇两人每月只挣五十多块钱，冬天一家人吃白菜和咸菜，夏天买撮堆儿的黄瓜，他平时经常接济他们。一次过年，周鹛英给了那个人二十块钱。过年之后，他看到那个工人穿了一件新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忍不住对他说：“钱是给孩子改善生活的，如果你买二十块钱肉，一顿都吃了我也没意见，需要我还可以想办法，可不是给你买衣服的。”没过几天，那人死活把钱还了周鹛英。
这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周鹛英讲起来仍然非常激动。他说：“你不知道当时我多恨自己，我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他也是个人，别人能穿新衣服为什么他就不能？他也是个男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为什么没权利决定自己能不能穿一件新衣服？就因为钱是我的，就因为我还拿得出二十块钱，我就有资格教训他，伤他的自尊，我成什么人了！可你不知道他的三个孩子多惨……”
这段严苛的自我谴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惊心动魄。
更能说明周鹛英为人的是他的一次恋爱。对方离了婚，在外地的一个工厂工作，北京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帮她抚养女儿。在她没有调回北京之前，他几年如一日地每周去给老人提水、搬煤，以后又为她的调动四处奔走。周鹛英把这比作背十字架。可是他的母亲不同意他娶一个结过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人。他不愿伤害母亲，他背负另一个十字架，和对方最终分手至死未见。
忍耐、牺牲，甚至自我伤害，混合了共产主义教育和中国式道德，当徐晓成为周鹛英的妻子，就同样成为苛责的对象。他仍然是一个好朋友，好兄长，但却不算一个好丈夫。他对物质的蔑视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但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却成了障碍。他们因为许多琐事——丢了一块发黑的面团，要不要住进楼房——吵得不可开交。
周鹛英生病后，徐晓买了三箱口服营养液，极度节俭的周鹛英无意中得知花了不少钱，嫌徐晓大手大脚死活不吃。女人为家庭而牺牲自己，男人为了世界牺牲自己和妻子。性别关系奇妙地插入看似清晰的信念，让徐晓在个人幸福和丈夫的信念之间挣扎。
整个八十年代，徐晓把自己奉献给了婚姻。像最初参与《今天》时一样，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重要的时代，也无暇参与其中。1994年，周鹛英去世。次年，徐晓写下《永远的五月》，开始对自己心灵史的探寻。
徐晓投身工作，帮助不能发声的人们。“理想主义”中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留在了永远的1970年代，而自我牺牲溶入了她的血液。可是正如她所说的，充满神秘和眼泪的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而压力并未解除，理想主义变成每天对自己的拷问，问自己为信念、正义、朋友做了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行动中，她获得暂时的和解，但拷问永在。
三
和徐晓不同，1978年冬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张贴《今天》创刊号的北岛，对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有相当程度的自觉。
几年前，在“文革”后期，北岛和诗人芒克、画家彭刚一起讨论屠格涅夫的《罗亭》。北岛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为之战斗。1978年筹办《今天》时，北岛跑去找彭刚，说你当时怎么答应的？不是说要一起战斗吗？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彭刚那时正准备出国，他说那不行，我承诺过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承诺以后再也不承诺了。
但是北岛和芒克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决定真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于是1978年12月23日，《今天》创刊，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复兴的起点。1980年被停刊。
1978年，《今天》创刊之时，我出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县城。等我稍大一点，会发现家里仅有的阅读资料，是爷爷柜子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施公案》。《今天》的人们生于一个压抑的年代，然而他们的幸运之处是，他们身在北京，可以营造交换书籍的地下圈子，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声音——虽然发出它，就惹来灾祸。而整个1980年代，精神的贫瘠仍然以惯性的力量存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于大部分孩子成长的路途中。
1998年，我在诗歌寂寞的年代，读到那首著名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21世纪初，北岛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这一类的诗“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他对这些早期的诗歌觉得“惭愧”。可是我仍然可以想见这首充满怀疑、愤怒的诗，被许多青年背诵的样子。那是压抑已久的人类情感突然爆发的年代。
今天中国已经折往另一个方向，八十年代作为精神探索的热闹年代，已经成为人们怀想的对象，而启蒙和酝酿的七十年代早已被遗忘。
几年前，我问一个“80后”的朋友：“你知道北岛吗？”她想了一想：“在哪儿啊？”我顿时大笑。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笑话，集合了种种复杂的元素：有文字的双关，诗歌在今天极度边缘化的现状，有年轻一代对过去这几十年的无知，虽然罪责不在他们，但是这结果却真的触目惊心，而在最后，是北岛本人命运的浮沉——一个曾经处在文化运动中心的人物，出色的诗人，今天却已被人们的记忆流放。在海外流亡将近二十年后，“北岛”渐渐将要成为地理概念。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香港见到作为人类的北岛，他头颅像身形一样瘦长，戴一副眼镜，短发之下，两只耳朵像天线一般伸出。笑起来可以想见年轻时是一个清秀、严肃的人。他极其寡言，却又极诚恳、厚道，一旦开口，几乎全盘托出。徐晓在文章中写道，《今天》创刊之时就自知面临危险，北岛对参与编辑事务的两个女孩子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样的担当和韧性，足以成为那一代的领袖人物。
谈及这近二十年的流亡，北岛已经十分平和，可是我想起在散文集《青灯》里面，北岛回忆起冯亦代老人询问他在海外的情况，“我纵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讷讷地说。”
我也时时记得在另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里，北岛写道：“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
三十年过去，借着纪念改革开放的名义，《今天》又被人们从历史中唤起。可是三十年，一个人的青春与壮年都已过去，一代人的青春和壮年都已过去，在层出不穷的变化之中，没有人为过去留存记忆的空间，除了身在其间的人们。
采访是一个奇妙的过程，我不断地返回到起点。想象建筑工人赵振开忙完了一天的苦力，在夜晚的通铺上打开自制的台灯，开始阅读借来的现代派文学著作。这些内部出版、仅供司局级干部阅读的“黄皮书”，包括《等待戈多》《审判及其它》《在路上》等，和之前看到的浪漫派文学不同，它们表达的荒诞感、分裂感，契合了他信仰失落后迷惘的心态。我想象年轻的犯人徐晓，在监狱里开始一天的生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押，但是当预审员让她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她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她为自己阅读的勤奋而骄傲。
1978年，这些不停追索的年轻人因一本杂志而汇聚，他们想要创造不一样的东西。这一年被命名为一个时代的起点。而每次提到这个年份，我就想到，我出生了。创造不停地被打断，可是希望总在萌生，在某些深处，隐藏着看不见的承继，这就是我们回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