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的公路淹没在中国北方八月末的秋色之中，两支武装相距三百米在公路上对峙着。武装的一方是一群外国人，汽车上架着重机枪，一门八十二毫米无后坐力炮和一门三十七毫米平射炮已做好射击准备，武装人员手中的轻机枪、手枪和转盘式冲锋枪均已子弹上膛。武装的另一方是中国人，灰色粗布军装上没有任何军衔标记，每人手中是清一色的日式步枪。
红了的高粱和黄了的豆荚将大地染得斑斑驳驳。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的上午，毛泽东在重庆湿热的暑气中正前去拜访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一大批中外记者蜂拥跟随。而在距重庆数千公里的渤海西岸，在一个名叫“前所”的小火车站附近，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
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二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 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五时
这个重要的军事命令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中国东北。
命令中提到的“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是此时共产党武装距离东北最近的一支部队。尽管对这一命令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了解不多，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还是率领着这个小小根据地的全部人马——一万三千名官兵以及五个地委书记和两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开始向热河、辽宁和吉林进发。这是抗战结束后向东北开进的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其中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的东路军的行进目标是：沿辽西走廊向北，进入锦州和沈阳。曾克林和唐凯骑着属于冀东部队典型装备的毛驴，日夜兼程，尽管他们对此次开进的目的以及可能遇到的情况满头雾水。
曾克林抢占东北
四天之后，他们越过长城。侦察参谋董占林率领侦察班仅用几支手枪，就迫使山海关附近前所车站的四百多名伪军投降了。然而，在这个小车站，曾克林和唐凯焦虑起来：上级命令他们与进入东北的苏军会合以配合作战。但是，苏军现在哪里？在哪里能与他们会合？正在费尽思量的时候，十二团副参谋长罗文率领的另一路侦察小组带来了消息：一支看上去好像是苏军的侦察分队，从赤峰方向急速开来，距离这里已经很近了。果然，不一会，远处烟尘滚滚，五辆汽车冲进前所车站后戛然而止，苏军官兵随即展开了战斗队形。
这是进入中国境内作战的苏军首次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尽管曾克林和唐凯判断对方就是苏军，但是苏军无法弄清眼前这些手拿武器的人是干什么的。侦察科长找来的一位曾在海参崴做过工的老汉前去交涉，但是，苏军的翻译竟然是个蒙古人，俄语和汉语的水平还不如“海参崴老汉”，双方无论如何都难以沟通。更糟糕的是，曾克林携带的唯一一部电台此刻与关内的联系中断了。
双方的持枪对峙持续了两个小时。
突然，曾克林对唐凯说：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
唐凯恍然大悟，他把衣袖卷起来，露出右臂上一个醒目的印记：镰刀和斧头。
苏军军官看清楚这个图案后，愣住了。
唐凯，湖北黄陂一个苦命的孩子。父亲死后，在和母亲一起乞讨的日子里，他突然发现富人们开始惊慌起来，拉着装满财宝的车到处躲藏。乡亲们传言，孙中山正在追这些富人呢。可是，大总统孙中山不是已经死了吗？开到他家乡的国民革命军说：大总统永远不会死！他不懂革命是什么，街边的挑夫这样回答了他：“革命就是杀他个龟崽子！抢他个龟崽子！让穷人吃饱饭！”一位领导穷人暴动的少共书记进入了他的生活，使他成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和少共团支部书记。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让他心中明亮起来的少共书记被地主民团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十三岁的唐凯在茅屋的油灯下，用钢针沾着草木灰，在自己的右臂上一针一针地刺出一个完整的镰刀和斧头图案。他说这是为了不忘少共书记说过的一句话：共产党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死也不反悔！自此，这个图案一直印刻在唐凯的身体和心灵上，直到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他于八十三岁那年终老之时。
唐凯把手臂袒露出来，充满血性光泽的皮肤上，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熠熠生辉。
苏军军官大叫：“格米尼斯特（共产党）！”
一个苏军士兵举着电报跑来，后贝加尔方面军发来的电报说，莫斯科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延安方面向他们解释了“冀热辽”是怎么一回事。
名叫伊万诺夫的苏军营长向唐凯伸出了双臂。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极具象征意义。从军事角度看，这是出兵中国打击日军的苏军与共产党军队的首次会合；从政治角度看，这次会合在第一时间确定了共产党军队与苏军的同盟关系。
接着，两支武装开始了首次合作：攻击山海关。在与日军方面谈判无效后，苏军的大炮在后面轰击，曾克林和唐凯的部队在前面冲锋，战斗以共产党官兵牺牲百人和苏军牺牲两名士兵的代价胜利结束。
山海关，这个被中国人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关隘，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生死攸关的战略地位，它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地域分界处的门户，大门的外面就是面积广袤的黑土地。在这个星球上，有三块著名的黑土地：一块位于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位于欧洲的第聂伯河流域，另外一块就是位于亚洲东北部中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这块黑土地以土壤肥沃、资源丰富而名传天下，曾令无数中国人抛家舍子满怀着憧憬去“闯关东”；这块黑土地的东、北、西三面分别与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的陆地与华北平原衔接，海上隔渤海湾与山东半岛遥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四五年，伴随着日本投降，中国东北突然出现了政权真空。
国共双方都知道东北的重要性。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考虑必须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东北，他把东北地区称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的基础”：“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而蒋介石之所以在日本投降前夕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由国民党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整个东北。代表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说：“当我们的政府决定签署条约时，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而成千上万的苏联军队已经开进那个地区。如果我们拒绝缔结那个条约，我们仍不能收复东北，除非我们用军队去驱逐苏军并阻止苏军和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公布将东北三省重划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及哈尔滨、大连两市，任命了九省省长和两市市长。蒋介石将中国东北地区称为“革命的归宿地”：“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地了。”
国共双方收复东北的命令几乎同时下达。
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立刻显现：国民党军主力集结在西南地区，那里与东北是中国版图的两极。此时，通往北方的铁路因为战争大多处在瘫痪状态，修复进度十分缓慢。即使请求驻华美军援助，仅仅依靠飞机和军舰，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运送过多的兵力。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敌后根据地，最近的距离东北南部边缘仅百公里。共产党武装兵力不多，但官兵执行命令坚决。这些穷苦人家的子弟，自他们投身共产党军队的那天起，就未奢望过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他们的奔袭转战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他们没有辎重，除了一支步枪、少量的子弹和几颗土造的手榴弹外，最重的就是干粮袋，因为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据地的百姓往干粮袋里塞了不少可供路上充饥的食物。
九月五日，曾克林和唐凯的队伍到达沈阳。由于在山海关战斗中缴获颇丰，这支部队看上去还算威风：不但有机枪和崭新的日本步枪，而且官兵每人身上都挂着牛皮子弹盒。唐凯还骑着他的那头毛驴，曾克林却骑上了一匹黄色的高头大马。沈阳的百姓第一次看见八路军，欢迎与围观的人蜂拥而至，手里举的旗帜更是五花八门：镰刀斧头红旗、青天白日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这就是那时候的中国东北，怪异的民众心理与混乱的社会秩序斑驳相交。
此刻，对于苏联，彻底打败日本关东军已不是问题，难题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一些。但是，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更由于牵涉到未来的在华利益，苏联必须遵守《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就在冀热辽军区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突然出现在沈阳的时候，苏联方面得知了美国为蒋介石政府向中国北方运兵的庞大计划，特别是美国军舰已经进入渤海湾的情报，苏联方面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再微弱，终究是制约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联姻的一种力量，苏联有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种有利于与美国抗衡的政治筹码。显然，用一种暧昧的态度容许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存在，对于苏联来说或许有益而无害。
九月十四日上午，在延安没有得到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一架苏军飞机降落在那块已经成为机场的空地上。曾克林从机舱里一钻出来，就朝跑过来的警卫战士高喊：“快去报告！我从东北来！我把苏军代表请来了！”
驻扎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翻译谢德明中校到达延安。
可以想象延安的惊讶与兴奋，朱德立即接见了苏军代表。
贝鲁罗索夫上校声明他的军阶不高且权力有限，此行仅为传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
一、按照苏军统帅部的指示，蒋军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苏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和八路军不得进入东北。
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进至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苏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经苏军允许进入东北之蒋军部队，已被苏军缴械。苏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苏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出自同属共产党阵营的原因，贝鲁罗索夫上校礼貌地补充道：“我的上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午饭后，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经过，随后详细描绘了当前东北的情景：社会秩序混乱，依旧由伪警察维持治安。苏军占领了东北的所有大城市，正忙着把重要的机器设备装上火车运往苏联。日本军队遗留下大量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大量的武器，没有人接收——曾克林汇报的具体内容，可以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的通报中得知详细：
各中央局：
我冀东军区十六分区司令曾克林奉令率一千五百人于日寇投降后，向东北前进，曾配合红军打下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北镇等城，于九月六日进入沈阳城，并被红军委曾为沈阳卫戍司令，昨日随红军代表由沈阳飞抵延安。据曾报告东北情况如下：（一）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到二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二）原在东北作（做）苦工我八路军之俘虏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军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三）国民党员从监狱释出后，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财落于民间者甚多。（五）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六）红军只驻大城市及要道，各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很乱，伪组织等待交代或畏罪潜逃，土匪兴起并占领若干小城市。（七）红军不准许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但凡打八路军旗子及公开用共产党员名义者，红军概不接洽，亦不给任何帮助。曾克林部因在沈阳挂上八路军臂章，即引起红军干涉，并派代表到延安要求八路军撤退。（八）现在满洲最自由，一切人只要不带武器，不用八路共党番号，即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九）我党在各大城市甚活跃，各地应设法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
中央
申（九月）删（十五日）
事后证明，曾克林关于“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的说法是夸张的，这给后来进入东北的部队造成不小的困难。但曾克林当时的心情可以理解：作为首批到达东北地区的指挥员，他深知此刻任何犹豫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急切地盼望中央速下决心，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使共产党人成为那片黑土地的主人。
晚上，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终形成一个重要决策：舍弃南方所有的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这个“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思想，对后来解放战争的战略形态、战役样式和战争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解读解放战争的历史——自北向南的战役走向——犹如一个重要的索引。会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开赴东北。同时，派遣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以及报务员段子俊和译电员莫春和，立即跟随苏军飞机飞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会后，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我们想派几个人去沈阳与苏军建立联系，希望能搭乘你们的飞机一起走。
贝鲁罗索夫答应了。
九月十六日，苏军的飞机从延安起飞。在山海关落地加油时，飞机冲出了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里，机尾高高地翘起，机舱里的人和物全部倒进前舱。伍修权、莫春和与段子俊受了轻伤，彭真的头部受到撞击，叶季壮受伤最重被抬出飞机，只有陈云奇迹般地毫发无损——他在那一瞬间被撞进最前面的驾驶室，从而使冲击力得到了缓解。在当地八路军部队的协助下，一行人改乘火车继续赶路。九月十八日，他们到达沈阳，随即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的办公地点选在了张作霖的大帅府。
此刻，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开始了向东北的急行军。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是当时进入东北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早在九月十四日，黄克诚就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建议立即派部队去东北“创造根据地”——“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九月二十三日，第三师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个作战旅和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人立即从苏北淮阴出发北上。黄克诚没有轻信东北到处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不但坚持让官兵把武器都带上，而且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事后证明，他的这个命令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分别从陆路、海路进入辽东半岛。中央的电令异常坚决：“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和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和中国人民今后的行动，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毛泽东更是心情急迫：“……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山东军区的所有部队昼夜兼程，六万多兵力先后到达东北：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率领的三千五百人，师长梁兴初率领的第一师七千五百人，师长罗华生率领的第二师七千五百人，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率领的第三师和警备三旅九千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五师师长吴克华率领的第五、第六师八千人，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杨国夫率领的第七师八千人，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领的三个团五千人，以及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分别率领的军区机关与直属部队等约四千人。
从陆路进发的部队，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连续徒步急行军，导致不少官兵因伤病而掉队。从海路进发的部队，乘的是临时征来的帆船，在没有任何气象预报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有的船只不幸失踪。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官兵大多没有想到，此一去他们将面临异常残酷的战斗；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妻儿的官兵，别离时面对涟涟泪水谁也不曾想到一别竟是数年；而对于那些日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官兵来讲，此一去便是他们与故土和亲人的永别。这些乡音不同、建制杂乱的共产党官兵，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最初基础。第四野战军以其巨大的规模、充实的装备、官兵们头顶上的各色狗皮帽子和勇敢强悍的战斗作风以及指挥他们的那个精于战术计算的著名军事将领而闻名于世。
林彪，中国当代史中奇特的人物。仅从单薄的外表上看，他不像一位军事指挥员，更接近一个书生。红军时期，年仅二十五的林彪就已成为共产党红色武装的主力作战部队——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与率领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让他的名字进入中国抗战史的平型关一战，也让他的身体因中弹受到损伤。一九四五年九月，处于休养状态的林彪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他在延安登上一架美军飞机，飞机降落在河北的一个简易机场，林彪接着骑马向山东前行。九月二十三日，当他到达河南濮阳的时候，接到了中央让他北上的命令。林彪只好掉头，先骑马到了河北南宫，再换乘汽车到达河北固安，从那里徒步穿越封锁线，于十月中旬到达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此刻，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一支部队，他也不知道自己将指挥哪些部队。就在这时，中央命令他迅速前往沈阳的电报到了，这位三十八岁的共产党将领在少数官兵的护送下继续北上。而几乎与此同时，将要成为他的军事对手的另一位将领——国民党军派往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美国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中将的陪同下，站在美国军舰上的甲板上瞭望渤海岸边的一个登陆点。
杜聿明和林彪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但是这个时年四十一岁的国民党军将领已经先于林彪到达了其军事生涯的顶峰。他指挥的国民党第五军，在抗日战争中是对日作战最强硬的部队之一，于著名的昆仑关一战中重挫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被第五军郑洞国指挥的荣誉师第三团击毙。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长官，在缅北的热带丛林中与日军作战并率领部队九死一生的突围经历中国妇幼皆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蒋介石当面交代：“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旅大、营口、葫芦岛等］登陆，接收领土主权。”几天后，杜聿明与他的随从到达上海，他需要与美军联系自海路运送他的部队去东北。老部下郑洞国在上海机场迎接了他。军装笔挺、马靴闪亮的杜聿明热情地邀请郑洞国一起去东北。而正是因为杜聿明的这个邀请，也正是因为郑洞国没有拒绝，三年后他们都在战争中成为战俘。
杜聿明
接收东北政权的国民政府人员于十月上旬到达东北，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身份是外交特派员。国民党官员到达东北，同样引发了东北民众的爱国热情，各色旗子同样打了出来。蒋经国看见两个东北孩子互相用日语说话，便问：“你是哪国人？”孩子用汉语回答：“我是中国人！”孩子回答时的表情让蒋经国心生感动。但是，接下来，在与苏军接洽时却遇到了麻烦。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民党非军职人员不感兴趣，对蒋经国更是态度冷淡。然而，当杜聿明于十月二十八日飞抵长春后，他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中国将领却极其友好。苏军不但表示“欢迎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还同意杜聿明的军队在苏军管辖的营口港登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别向杜聿明强调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苏联始终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对中国国民党人大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们，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信仰分歧的了解是多么的含糊不清。
蒋介石在重庆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在接收日本占领区的问题上，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他受尽了大国的要挟。美国为了钳制苏联，以达到包办中国各地的受降权、用美械装备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一而再地对国民政府提出各种条件，包括必须由美械装备的部队占领中国北方的大城市，否则美国就不提供运输上的帮助。为了迫使蒋介石答应，美国人甚至把原来允诺交给国民党军的三百多辆坦克，交给了驻扎在印度的英军；而对于战后停在中国云南境内的上千架军用飞机，美国人宁可将其破坏也不让蒋介石染指。蒋介石向美国妥协之后，美国才开始帮助国民党军大规模地运送兵械——这是一幅令所有中国人备受伤害的情景：在国民党军向中国北方开进的时候，毫无例外地处在美军的指挥和监督之下——这哪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光复失地”？
杜聿明乘坐美国军舰到达辽河河口，在巴贝中将的陪同下，换乘小船前往苏军欢迎国民党军登陆的营口港，身后跟随着大批的记者。此时，即使数万共产党军队已经进入东北，但在官方记者的眼里，那支军队并不具备“收复主权”的价值，只有眼前这位将军的上岸才具有一雪国耻的意义。在记者们身后的海面上，二十多艘美国军舰满载着国民党军官兵，他们军装簇新，钢盔闪亮，全部的美式武器装备，嘴里嚼着美国口味的战地口粮。杜聿明的联络官已经上岸，杜聿明和巴贝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中等待，记者们也在向营口港张望着。“远远的辽河入口处有一个大炮台，西岸出现了一群人，其中有两个着军装的，也用望远镜向我们看。营口这边有一幢未完成的大建筑，那时有一个中国军人指挥着一群人拆去木料，在搭一个工事。”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联络官终于回来了，带来的消息是：“苏军卫戍司令不在，国军无法登陆。”
苏军已经撤走，现在占领这里的是来自山东解放军的吴克华部。
这些远道而来、人数不多、武器简陋的官兵，面对海面上庞大的美国舰队，依旧能从容地拆房子修工事，这让杜聿明和巴贝感到困惑不解和不明底细。于是，巴贝下令军舰掉头。在试图从葫芦岛登陆时，才知那里也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经过侦察，发现秦皇岛只有五百日军和少量伪军——共产党军队曾经攻打过这里，但是没能占领——杜聿明和巴贝决定在秦皇岛登陆。
巴贝对杜聿明说：“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你相信了吧？”
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的部队立即从山海关进入东北。
杜聿明要求给他十个军。
蒋介石说调动不出十个军，目前可供指挥的只有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
毛泽东已经从重庆返回延安，他把守住山海关的希望寄托在最早进入东北的李运昌的部队上。但是，李运昌的部队新兵多，武器严重缺乏，平均两名战士才有一支步枪，几门迫击炮仅有几发炮弹，且部队分散在辽西的各个地区，山海关那里只有不到三个团的兵力。李运昌请求增援。在增援部队日夜疾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的试探性攻击开始了。
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军队的数量估计过高，因此攻击颇显迟疑，导致几次攻击都未见成效。就在僵持的时候，李运昌部的防御力量得到了加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领的三个团步行一个月从山东赶到山海关。杨国夫部刚刚达到，立即主动出击，两个营在夜色中冲进国民党军八十九师的阵地。这些从山东解放区来的官兵，十分擅长打游击战，他们在敌人的阵地上四处打枪、投掷手榴弹，然后趁乱抢了一门炮和十几挺机枪。国民党军不知来了多少共军，猛烈地还击，天亮时才发现，整整一夜八十九师实际上在与国民党军的另一个师混战，混战导致一个团损失惨重，一个连几乎全部伤亡。侥幸逃出战火的连长惊恐地报告说，八路军火力非常强大，他们集中优势炮火把我们的工事在十分钟之内全部摧毁，阵地因此失守。杜聿明听了这个报告有些惊讶，因为他事先得到的情报是：“山海关共军武器破烂，没有炮火。”第二天，他亲自率领第十三军军官连同那个连长去了战斗发生地。那个连长一会儿说共军炮击的是这个村庄，一会儿又说是那个村庄。连续走了几个村庄，并没有发现遭受猛烈炮击的痕迹，只有几处手榴弹的弹痕。最后，一个躲在自家墙根下看热闹的老汉，向杜聿明描绘了他所看到的战斗情景：早听说八路打仗刁得狠，日本鬼子的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他们，这回看见了真八路！不知啥时候摸了过来，把村子围住，你们老总们跑出去，被手榴弹炸死不少，其余的缴了枪。然后一转眼的工夫，八路就没影儿了！杜聿明认定共军根本没有炮，是那个连长在谎报军情，这使他对第十三军的战斗力产生了质疑。第十三军是汤恩伯的部队，抗战时期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一向惯用与日军接触听见炮声就撤退的伎俩。第十三军的这种作风不改，东北是谁的还说不定呢。
杜聿明亲自制定了攻击山海关的作战计划。
除了士气之外，共产党军队与当时的国民党军相比，没有别的优势。天气冷了，从山东长途行军而来的杨国夫师的官兵依旧穿着单衣，出发时听说的到处都是可以随便拿的新枪大炮根本没见到影子。而且，这里不是山东解放区，没有百姓往阵地上送食物，伤员也没有人往下抬。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国民党军两个师开始猛烈攻击，战斗持续到十六日清晨，杨国夫部官兵边打边撤，山海关外围防御阵地相继失守。天亮时分，国民党军的攻击又开始了，打前锋的是四师。美式重炮整整轰击了一个小时，也没看见四师发起冲锋。杜聿明来到前沿督战，四师师长石觉报告说，共军的阻击异常坚决，兄弟们打了半天都没打下来。杜聿明观察了一会儿，既没发现曾经激战的迹象，也没发现阵地上有什么动静，便严令四师攻击前进。国民党兵冲上去一看，杨国夫部早就撤没影了。十六日下午十六时，担任主攻的第十三军与负责迂回的第五十二军在山海关以东十公里处会合。
杜聿明占领了山海关。
对于国民党军来说，进入东北的大门已经敞开。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后，直接发电报给李运昌，命令他的部队必须在山海关至绥中一线坚守“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李运昌回电如实报告说，他的有限兵力分散，缺少武器弹药，怕是难以完成任务。毛泽东在命令他们不要轻易放弃阵地的同时，命令黄克诚、梁兴初部火速在锦西地区集结，准备阻击北进的国民党军。
但是，杜聿明没有给共产党军队集结的时间。
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连续攻击前进，十八日占领绥中并接近了锦州。
锦州是辽西第一军事重镇，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交通枢纽。
这时候，林彪已经达到锦州。
林彪的身边依旧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十一月十五日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设想待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到达后，由林彪或者罗荣桓亲自指挥，对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作战。可是，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现在哪里？林彪离开锦州前往兴城和锦西，准备事先察看一下战场地形，等待黄克诚和梁兴初的到来。在兴城，林彪遇见撤到这里的杨国夫，部队的情况令他吃惊不小：伤亡很大，极度疲惫，没有棉衣，甚至没有鞋，官兵们得光着脚作战。二十一日，林彪终于等来了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一师七千多人的部队，他们从山东走到兴城足足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艰苦的长途跋涉令官兵们根本没有立即投入战斗的可能。林彪遂致电延安，告之目前部队不具备作战条件，要有放弃锦州的准备：
……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通畅。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公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兴城、葫芦岛和锦西相继失守。
三天后，杜聿明的部队占领锦州。
从这时起，共产党军队再也没有占领过这一军事要地，直到三年后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的七十万大军再次对这里实施攻击。——那次攻击成为国共两军大决战的开端。
几天以后，进入东北的黄克诚与林彪见面了。他们商讨的结果是：就目前部队的状况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避战。寒冬已至，进入东北地区的官兵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难。苏军坚持不准共产党军队进入大城市，不准共产党军队接收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没有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东北民众又对共产党军队缺乏了解，近十万官兵的吃与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黄克诚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把当时部队的处境归结为“七无”：“……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占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尽管一个月后毛泽东发来了关于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电报，但是当时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在东北地区站住脚的切实可行的思路。面对看似唾手可得实际难以占领的大中城市，中央依旧指示“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共产党人希望将国民党军阻击于东北地区之外。然而，面对国民党军不断地向北推进的强大攻势，无力阻挡的共产党军队只能一退再退。
死上梁山，活闯关东。
在中国人的心中，闯关东是情势逼迫下的铤而走险。
许多年之后，那些在解放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依旧对他们初到东北的那段日子刻骨铭心：那年冬天，冷得真邪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