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璠《河岳英灵集》〔1〕说：“贞观末（650前后），标格渐高；景云（710）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727）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这段话简要地概括了唐诗从唐初开始格调渐渐变高，至初盛唐之交，已经能表现高远的境界，而到开元中才形成兼备声律和风骨的发展大势。那么为什么把唐诗达到高潮的时间划到开元十五年以后呢？
从景云年到开元十五年，是初唐和盛唐两代诗人更替的时期。以宋之问、沈佺期、李峤等为代表的初唐宫廷诗人陆续在开元初去世，标志着初唐时代的结束。开元前期，唐玄宗励精图治，改革时弊，讲求礼乐，振兴儒学，在文学上反对浮华。他在《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诗》中说：“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大抵可以概括此时文学革新以礼乐为指导的思想。所以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说：开元十五年后，盛唐诗声律风骨始备，“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认为盛唐诗从开元十五年以后转为真朴古雅，恢复《诗经》的风雅传统，主要与唐玄宗提倡革新文章的思想有关。虽然他对玄宗个人的作用有所夸大，但确实说明了当时文风转变的政治原因。张说适应了开元初倡导淳古真朴的政治需要，大兴礼乐雅颂，成为开元前期文坛的核心人物。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提拔了一批文词雅丽、通晓儒学的人物。在他周围形成的以“文儒”为主的官僚群体，成为开元到天宝初政坛和文坛上的中坚力量，其中张九龄所起的作用尤其突出。张说在开元十八年去世后，张九龄继之而成为文宗哲匠。二张不但自己荐引了一批盛唐著名的诗人，如王湾、王翰、王维等，而且由他们提拔起来或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一批文儒在掌握权力以后，也通过知贡举等方式选拔了一批文人：盛唐著名诗人和文人登第的高峰共出现过两次，一次在开元十四、十五年间，严挺之知贡举时，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王昌龄、常建等都得以及第，在此前后还有崔颢、祖咏、刘眘虚等先后及第，他们构成了开元诗坛的主力，开元十五年后的诗歌兴盛局面正由他们奠定。一次在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间，由孙逖知贡举，颜真卿、贾至、李颀、李华、萧颍士等在此期间中举，后来成为天宝文坛的重要人物。
二张虽然都是朝廷宰辅，但与贞观年间的重臣不同，由于在政治上都有过大起大落的经历，因此能打破朝野的隔膜。他们影响于当时文人的主要不是那些应制颂圣的作品，而是他们的理想抱负、人格精神以及在贬谪期间创作的大量诗歌和其中深刻的人生思考。他们解决了“四杰”诗歌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扭转了陈子昂矫枉过正的偏向，赋予建安精神以新的时代色彩，对于盛唐诗人形成以崇尚建安气骨为主的风雅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人。开元二十二年官至中书令，二十三年封始兴公。他也是创作丰富的诗人，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以“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这两句话来概括他的基本风格，是比较恰当的。他支持陈子昂重幽素、黜雕华的主张，作《感遇》十二首，以贤士闻达之难、世路不平之叹为中心，抒写对功名理想、志士高节的追求，并提出了乘时而起、功成身退的处世原则。这些思想对盛唐诗人的影响最直接。在艺术表现上，这组诗与陈子昂的《感遇》一样，也是以比兴为主，但风格清雅，不像陈子昂那么质实。如著名的《感遇》其七：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张九龄是岭南人，当时朝廷选士，很少考虑这种南方边远之地的人才，因此他仕途上的障碍也就更多。这首诗取屈原《橘颂》诗意，感慨丹橘既有岁寒之节，又有果实和树阴可用，只因阻隔深重而不能进荐，借以比喻自己品性坚贞、才堪任用而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命运，写得从容委婉。张九龄诗又有一种典雅而富有情韵的境界，如《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音调悠扬宛转，情思惆怅遥远，与皎洁的月色交织成一支曼妙动听的月光曲。他的山水诗数量也不少，主要写于开元十五年出任洪州都督时期。大多数诗取法大谢体，并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在开元前期清媚诗风流行之时，以沉厚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他将汉魏以来文人诗中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坚持直道和清节的高尚情操，探求天道时运的深刻思考，对待穷达进退的处世原则引进了山水诗，使山水诗清丽的词采和汉魏风骨相结合。这是他对山水诗最重要的贡献，明人胡应麟《诗薮》说他“首创清淡之派”，也应从这方面来理解。
活跃在开元年间的诗人王维、孟浩然、卢象、储光羲、綦毋潜等人在思想上和人事上与张九龄都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政治气象的更新和二张的影响，开元诗人把他们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因而将“大雅颂声”和建安风骨相结合，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意识。不但王维、孟浩然高唱着“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王维《别綦毋潜》），“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孟浩然《陪卢明府泛舟回作》），就是与二张没有直接联系的高适也同样在称扬“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答侯少府》）。在盛唐诗人普遍形成“言气骨则建安为传”（殷璠《河岳英灵集论》）的风气中，从开元十五年到开元二十二年间，出现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高峰期，从开元二十年到二十七年，又出现了边塞诗的创作高峰期。无论是田园牧歌还是边塞高唱，都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备了林庚先生所描绘的盛唐气象的全部特征。因此可以看做是盛唐诗歌革新的第一个高潮。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代之为相，意味着开元清平政治的结束。到天宝初，随着景云开元时代的一批较为贤明的官僚先后去世，政治日趋腐败。开元时代的一些著名诗人祖咏、孟浩然、王翰、王之涣等在诗坛消失，王维、储光羲等因张九龄的逝世而消极退隐。而在开元时代影响尚小的李白却在天宝初崛起，成为诗坛的主将。李华、萧颍士、元结等具有复古思想的文人，以及杜甫、岑参等在诗坛上崭露头角。李白像盛唐诗人一样肯定“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并以《古风》其一总结了开元全盛之世诗歌革新的理论：
大雅久不作〔2〕，吾衰竟谁陈〔3〕？ 王风委蔓草〔4〕，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5〕，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6〕
扬马激颓波〔7〕，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8〕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9〕
我志在删述〔10〕，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11〕。
诗意是说：歌颂王道圣明的雅诗久已不兴了。孔子那种感叹盛世衰落的心情向谁陈述呢？周朝的王政已经像委弃在荒草中一样衰微，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乱使各地荆棘丛生。诸侯之间龙争虎斗、相互吞并，战争一直延续到狂暴的秦朝。和平中正的歌声是多么微弱遥远，这时文坛上震响的只有《离骚》那样哀怨的歌吟。扬雄和司马相如这些汉代的辞赋家激扬起颓靡的末流，开创的华丽文风从此流荡后世。此后政治的盛衰虽然千变万化，但是诗歌应讴歌治世之音、反映王者教化的法则从战国以后就日益沦丧了。自从建安以来，诗歌愈趋绮丽，更不足珍贵。当今圣明之世恢复了上古的政治，像尧舜那样垂衣而治，推崇淳朴自然的风气。当代的才子们生逢盛世，乘着时运各展才能，一起像鲤鱼那样跃过龙门。诗歌创作文质兼备，相互辉映。众多的诗人像繁星般罗列在秋夜的天空。我的志向是像孔子删诗那样总结一代文化，使自己的光辉声名照耀千古。如果学习孔圣人真能有所建树，那么也要像孔子修订《春秋》一样，竭尽毕生的精力。这首诗把时代的兴衰和诗风的颂怨、文质相联系，指出从战国以来，文学中的哀怨、颓波和绮丽文风都是政治衰亡的反映，赞美了盛唐统治者扭转时风和文风的努力，以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为标准，肯定了元古文王之治在当代的复兴，表达了开元诗人欣逢盛明之世的自豪感、乘时而起的共同愿望，以及使“文质相炳焕”的歌声在当代复兴的责任感。
把歌颂盛明转化为歌颂乘运而起、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使之与建安气骨在精神上取得一致。大雅颂声和建安风骨相结合，便是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但是当李白看清了天宝年间政治愈趋黑暗的现实以后，他又继承陈子昂和张九龄的《感遇》诗传统，写下了《感遇》、《古风》、《拟古》、《感兴》、《寓言》等一系列咏怀组诗和大量乐府歌行，运用比兴抒写理想、抨击现实，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揭示出盛明气象下隐伏的社会危机，大大深化了开元诗歌风骨的内涵，这就将盛唐诗歌革新推向新的高潮。杜甫、元结等批判现实的诗歌也在同样的背景下汇入了这一高潮。他们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作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病的新题乐府诗，以“忧黎元”的主题深化了盛唐诗歌的浪漫精神。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还纠正了当时人在理论上只重建安气骨、否定初唐“四杰”的偏颇，在否定齐梁轻薄伪体的同时，又强调在艺术上学习齐梁清词丽句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分析六朝文风的标准。他和李白的理论和创作反映了盛唐诗歌革新的最高成就。因此概括盛唐诗歌革新的过程，可以说，它是由张说导向、以张九龄、王维为核心，由一批开元诗人共同完成，最后由李白加以总结并进一步深化的。尽管天宝诗坛和开元诗坛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但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在天宝时代李白、杜甫和岑参的诗里仍然得到集中的反映。从这一点来说，开元精神是盛唐气象的核心，也是盛唐时代性格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