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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的堂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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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安石《明妃曲》(其一)

王安石比朱子幸运,朱子的诗名被其儒名所掩,而王安石的诗却为今人熟知——尽管很多人对王安石诗的认识,止于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但这句无疑比朱子那句“为有源头活水来”更像诗一些,它至少让现代人知道,王安石除了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文学家。

事实上,王安石非但有诗名,更是在宋代诗坛有着开天辟地之功,其诗集的整体水准,不仅仅是宋代的翘楚,即便是放在古今诗人的范围内看,也在顶尖之列。今人论宋诗,大多说苏轼、黄庭坚,然而宋代的诗到了王安石手里才真正具备了异于前人的面目。由“宋代的诗”变为“宋诗”,王安石是关键的转捩点。

明人胡应麟的《诗薮》说:

六一(欧阳修)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推原科斗时事,实舒王(王安石)生此厉阶,其为宋一代祸,盖不特青苗法也。

这个论述,勾勒出了诗在北宋的演变痕迹,而尤着眼于王安石,胡应麟可谓眼光独到。不过,胡应麟在诗学上宗唐,并不认同宋诗,他这段话的目的是批评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改变前人诗风,其实与青苗法一样,都祸害了宋朝。

青苗法之弊,史家已多言之。然而王安石开出宋诗风格,却是功德无量之事。可以这样说,胡应麟对王安石是虽欲抑之,反而扬之。因为如果宋人按照唐人格调写诗,成就再高,也只是宋人写得一手好唐诗而已,更多的人只是在批量制造假古董——明朝诗人干的就是这件事。

若是宋代的诗里没有宋人,还有何价值可言?在诗方面,宋人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们既继承了唐人,又开出了新路。

批评宋诗不是古人的诗,这是抨击宋诗者常用的论调。例如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这番论述说得很漂亮,然而也只是漂亮而已,因为里面是空洞无物的。“终非古人之诗”,这不是宋诗的弱点,而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说的不是事实,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苏轼的“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难道不够一唱三叹?王、苏、黄等人的传世诗篇很多,实在看不出哪里逊色于严羽所推举的盛唐诸公。

苏轼《徐州莲花漏铭并叙》说:“以无目而废天下之视。”严羽以及胡应麟都中了此病。

古人谈诗,往往比今人更能扑入深处,但古人有时也喜欢说一些空洞的漂亮话。赵翼《瓯北诗话》赞扬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在这番话里,一个不羁天才的形象高耸入云。然而李白真是这样的吗?且看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列缺霹雳,丘峦崩摧”前四个字全是入声,后四个字全是平声,音节由陡峭忽然变为平顺,抑扬有致,这显然是着意经营而后得的效果。可见天才并非不愿雕琢章句,而是更懂得如何雕琢章句。越翼这种漂亮话,没有多大价值可言,后人如果跟着他起哄,只会浪掷心力。

历来最懂诗人的,是自身就有文学创作才能之人,这一点是无分古今的。梁启超的《王安石评传》说:

昆体披靡一世,率天下之人盘旋于温、李肘下,而无以发其性灵,诗道之敝极是矣,其不得不破坏之而别有所建设,时势使然也。首破坏之者实惟欧、梅,荆公与欧、梅为友(梅有《送介甫知毗陵》诗,公有《哭梅圣俞》诗),然非闻欧、梅之风而始兴者也,自其少年而门户已立矣。欧、梅以冲夷淡远之致,一洗秾纤绮冶之旧,至荆公更加以一种瘦硬雄直之气,为欧梅所未有。故欧、梅仅能破坏,荆公则破坏而复能建设者也。

宋诗伟观,必推苏、黄。以荆公比东坡,则东坡之千门万户,天骨开张,诚非荆公所及。而荆公逋峭谨严,予学者以模范之迹,又似比东坡有一日长。山谷为西江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山谷则尽其所长而光大之耳。祖山谷者必当以荆公为祖之所自出。以此言之,则虽谓荆公开宋诗一代风气,亦不必过。

梁启超长于辞章,在思想上又没有严羽、胡应麟挟唐诗以号令天下之弊,他论王安石诗,可谓精到。

苏轼是绝世天才,从他评论时贤的语气可以感受到,他在文学方面一生视为劲敌的,不是欧阳修,也不是黄庭坚,而是王安石。

在读了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之后,苏轼说:“此老,野狐精也。”然后次韵唱和。黄庭坚佩服王安石的人格,赞其为“一世之伟人”,对王安石的诗也极其推崇。黄庭坚是苏门学士,然而他的诗风峭拔,迥异于苏诗的流动风格,反而与瘦劲的王安石诗更为接近。

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就在他的“创撰新奇”,这个新奇,是肆力以赋笔的方法写诗,直接挑战了中国诗歌从《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比兴传统下的诗,侧重于抒情。而赋笔为诗,则偏向于达意。这就意味着在宋诗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何,至为重要。

在具体的写法上,详细比对一下唐宋诗就可发现,唐诗更像是诗人想到了一两个得意的诗句,然后前后扩充成一首诗,这在律诗里更为常见,首联往往只起装饰、烘托的作用,所以多用景语起兴,如李商隐写《安定城楼》,首联“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就是如此。

宋人的诗,读起来气脉更连贯,更像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按顺序写出来的。例如苏轼的“如我自观犹可厌,非君谁复肯相寻”,这种起句的格局,已是唐调所不能笼罩的了。

《明妃曲》组诗是王安石的代表作,也可说是史上最好的咏昭君诗。这组诗有两首,这里所选的是第一首,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其时王安石尚未上台主政。

这是一首曲折幽微、令人百读不厌的诗。

在当时,辽、西夏环伺北宋,在宋仁宗一朝,发生了宋人张元投靠西夏等事,张元后来成为夏主李元昊的得力谋臣,对宋作战。张元之所以投靠西夏,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是他在宋朝屡试不第,无法施展才干。

《明妃曲》的诞生,或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此诗开头写王昭君将要离别中原时,汉元帝才认识到她的美,然而为时已晚,只能责怪画工毛延寿。此前的人写王昭君,大多是哀叹王昭君的身世,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毛延寿,因为王昭君没有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才将她画丑;汉室不想把美女给匈奴,就挑了“丑”的王昭君去和亲。然而王安石责备的却是汉元帝,“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说,人的意态美是画不出来的,即使王昭君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也无法把她真正的美画出来。这里隐隐指向的是:国家的主事者没有识人之明,导致能人外走。

接着写王昭君在胡地的境况,到了“家人万里传消息”,笔锋开始剧烈转动,“好在毡城莫相忆”,写王昭君向家人答复:我在匈奴这边很好,不要挂念。这个描写,纯系出自王安石自己的想象。“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你看陈阿娇虽然离汉皇这么近,却被深锁冷宫之内,失意的人生,并不因为她在汉地而改变啊。

最后两句度越夷夏藩篱,直探生命问题,发前人所未发,使得此诗可以抽离王昭君本事,直接指向普遍人生,真可谓神来之笔。

大凡思想深刻之人,往往冷峻;心性悲悯之人,容易浮浅。王安石却兼具深刻与悲悯,这极其难得。直至今日,王昭君之事距离人们更远了,但《明妃曲》仍然使人震撼。

此诗节奏极快,不事妆点,雄直而有深趣,是以问世之后就震动了整个北宋士林,像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当世名流巨公,纷纷作诗唱和。这个盛景,在宋代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两首《明妃曲》在获得极大声誉的同时,也为一些人诟病。例如第二首有“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样的句子,似乎在颂扬见利忘义的精神。由于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树敌众多,是以在宋朝时,就有不少人为此深责王安石。即使到了近世,高步瀛先生也在《唐宋诗举要》里说王安石“持论乖戾”。

其实,“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只是铺垫之笔,因为接下来的诗句是“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王安石是说,昭君即使在匈奴过得好,但思汉之情始终未变。在第一首里,他也说王昭君“着尽汉宫衣”,写昭君坚贞如此,非但不乖戾,反而更能映照出叛宋之人的卑琐。再者,如果这首诗真如那些人说得如此“反动”,为何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会争相唱和并且在和诗里都不指出来?甚矣读诗之难也。

黄庭坚十分喜爱《明妃曲》,曾经为此诗写了一个跋:

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往岁道出颍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辞意深尽,无遗恨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庭坚白:“先生发此德言,可谓极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为失也。’明日,深父见舅氏李公择曰:‘黄生宜择明师、畏友与居,年甚少,而持论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诗人看诗人,眼光确实不一样。“辞意深尽,无遗恨矣。”黄庭坚可谓王安石的知音。那时黄庭坚年纪尚轻,就能直探诗人深曲,可见才由天授。不过,黄庭坚在这里却是过于抬举李白等人了。且看李白的《王昭君二首》: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

李白这两首诗,主旨是“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只是哀怜昭君身世,完全不及“人生失意无南北”用意深邃。即便是杜甫的“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大名鼎鼎,然而其旨也只是哀怜而已,难如《明妃曲》那般激荡人心。

要而言之,论宋诗而侈言苏、黄,那还是在跟着俗调走而已。欲窥宋诗堂奥,不可不细味王安石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