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苏轼《和刘道原见寄》
几乎所有的苏诗选本乃至宋诗选本，都不收入此诗，在《宋诗钞》这种收录量相当大的书里，也没有此作的身影。与《和子由渑池怀旧》这些作品相比，此作声名不彰，却是苏子诗集中一流的作品。
刘道原即刘恕，以史学擅名，曾到过翁源（在今广东韶关）做县令。宋英宗让司马光自选英才一起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于是刘恕被擢升为著作郎，专力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清人全祖望在《通鉴分修诸子考》里说：“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一说是刘恕分修三国至南北朝部分），而实系全局副手。”据《宋史》记载，刘恕曾与司马光出游，见路旁有石碑，碑主是五代的一名将领，一行人都不知这名将领的更多信息，只有刘恕能当场道出此人的生平来。司马光回家查验，发现果如刘恕所说，遂对这名后辈愈益畏服。
刘恕的父亲刘涣，是欧阳修的同年，因为性情刚直，不被上官所赏，于是在五十岁时退休，到庐山居住。欧阳修曾写下《庐山高》一诗，赞扬刘涣的高节。跟父亲一样，刘恕的性子也非常直。他和王安石是旧交，但不认同王安石的新法，将自己认为新法不合理的地方详细写下，交给王安石，他甚至当面直言王安石之过，让老友很难堪，“变色如铁”。但刘恕并未因此从情退却，甚至还在人多的场合，公开批评王安石新法，导致两人绝交。其时王安石权震天下，刘恕因此遭到新党排挤，在司马光罢官后，他也以亲人老病的原因告归南康军，“乞监酒税以就养”。
苏轼也和刘恕一样，不认同新法，在刘恕出走后，他写下一首诗《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诗中将刘恕与汉代直臣汲黯相比，把王安石比为酷吏张汤。诗中有这样四句：“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世人共弃君独厚，岂敢自爱恐子伤。”可见刘、苏二公相知甚深。
《和刘道原见寄》的写作时间，与《送刘道原归觐南康》相近。首句“敢向清时怨不容”震人心神。次句“直嗟吾道与君东”用了这个典故：东汉时期，郑玄向马融问学，学成后返回山东，马融感喟地说：“吾道东矣。”意思是说随着郑玄学成东归，自己的学问思想也向东流布了。首联直书刘、苏二人的窘境。
第二联出句“坐谈足使淮南惧”，沿用《送刘道原归觐南康》的比拟，继续以汲黯之事来说刘恕。汲黯是汉武帝时的名臣，非常耿直，淮南王想谋反，然而心里畏惧汲黯，认为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苏轼在这里将王安石比作淮南王，也很巧妙，隐在“淮南”之后的“王”字，切王安石的姓。“归去方知冀北空”，冀北之地产马，“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两句是说，刘道原像汲黯一样耿直，让王安石感到畏惧，而如今随着他的罢官出走，史馆变得没有人才了。
《淮南子·说山训》：“鸡知将旦，鹤知夜半。”鹤夜半而鸣，鸡天亮而叫。“独鹤不须惊夜旦”，将刘恕比作鹤，以新派众臣为鸡，在赞美刘恕的同时，也劝慰他心境无须为处境所动，因为“群乌未可辨雌雄”，今日朝廷进用之人，如群乌不可辨别雌雄，小人君子杂处，而先生是“独鹤”，不可能为这些人重用，因此不必与他们共事。
末联承接第六句的意思，说时局如此，我们还是到庐山寻幽访胜罢。值得注意的是，“庐山自古不到处”的格律为“平平仄仄仄仄仄”，第五、六字应平而仄，拗了，末句第五字未换用平声，属于拗而未救。在前六句格律规整的情况下，第七句突然用了这么一个拗句，更增全诗的傲兀。
此诗首句力大，二、三联气势宕展，并未减弱，并且抑扬有致，但结句还是溢出苏轼的温良本色，他有怒意，但其实没有怨怼。罗隐写《黄河》讥刺当局，以“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作结，将怨意推到极致，韵致反而少了。苏轼“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表面的淡逸遮盖内心的刚严，堪可回味。
苏轼这首七律，悍锐凌厉，非同凡响，迥异于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新法推行时，苏轼与刘道原有几首酬唱诗作，质量都很高。王文诰认为，“公此时真无可与语者，故与道原三首”。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窥见苏轼在当时的寂寥心境。
在那段不得意的时间里，苏轼还写了一首七律《和刘道原咏史》：
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
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仲尼忧世接舆狂”，用了楚国狂人接舆唱歌以规讽孔子的故事，典出《论语·微子》：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次句“臧谷虽殊竟两亡”，典出《庄子·骈拇》，说臧和谷这两个人，在放羊的时候一个读书，一个赌博，都丢失了羊：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孔子忧世、接舆佯狂，人生途辙不同，但都像臧和谷这两个人一样，都“亡羊”了，暗指自己和刘恕虽然济世的路径不同，但在新党的阻碍下，都起不了作用。
“吴客漫陈豪士赋”，用了事典：吴人陆机，因不满权贵齐王矜功自伐，写了《豪士赋》讽刺对方。苏轼在这里把刘恕比作吴客陆机，把其时的当路者比作齐王。
“桓侯初笑越人方”，用了扁鹊见蔡桓公事。先秦名医扁鹊数次见桓侯，都指出桓侯身患疾病，劝其早点治疗，不然将危及生命。桓侯不听，结果病亡。此处说的是当路者对刘恕的规劝置若罔闻。
“名高不朽终安用”，用了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法，此反其意而用之，愤懑地说：所有努力都无补于世，即使名高不朽，又有什么用？
“日饮无何计亦良”，用的是西汉袁盎的故事。袁盎性情刚强，直言进谏，不见容于朝廷，遂出任吴国相。吴王骄横，吴国相并不好当。袁盎的侄子袁种于是劝袁盎多喝酒、少管事。《汉书·袁盎晁错列传》录有袁种对袁盎的这番告诫：
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丝（袁盎的字）欲刻治，彼不上书告君，则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丝能日饮，亡何，说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此处“浪”字为平声，要读为láng，“浪浪”多用于形容流水声、泪流貌。
苏轼这首七律，和他的《和刘道原见寄》一样，是其少年绝唱。两诗都作于“乌台诗案”事发之前。在诗案发生后，他身陷牢狱四个月，一代天才受尽痛苦，《和刘道原见寄》一诗就是被有心人拿来诬陷他诽谤朝政的证据之一。苏轼因此险些丧命。脱险之后，他出贬黄州，诗文风格从奔逸转为老成。
那些以旷淡面貌示人的诗家，往往潜藏着刚强不可犯的气格。《和刘道原见寄》与《和刘道原咏史》这两首诗，是苏轼的忧愤之音，展现了他的刚劲气格。如今论者热谈苏轼如何乐观，却往往忽略了苏轼在面对雄强势力时敢于直撄其锋的勇锐。
从风格上看，苏轼的这两首诗都是纯然宋诗面目的七律：节奏快，典故密，肆力论议，在感情抒发之外，更有思想表达。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难以迅速将自己代入。我们知道，当文学作品一旦令读者自感难以进入其中的时候，这些作品在俗世中的声名就不可能高。幸好，古代中国有着从贤不从众的精神，这种精神催生了卓越之作，也保证了这些作品得到尊敬，是以即便唐诗声名极盛，也难掩宋诗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