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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佛教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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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到阿育王在位时,渐渐传播到印度以外,如缅甸、锡兰、阿富汗等地,阿育王以后三四百年,佛教渐盛行于上述各地及中国,而印度内地反衰。

当公元第二三世纪之间,龙树比丘唱诸法皆空之说,为大乘空教之祖。第四五世纪之间,无著及其弟子先后阐扬大乘佛法,而创唯识宗。第六七世纪之间,陈那革新因明学(即佛教逻辑学),护法著《成唯识论》以发展无著、世亲的教义,其弟子戒贤继承之,而和他们对抗的则有继承龙树理论的法辨及其弟子智光。唐时中国玄奘大师到西域,对以上两派理论都有研究。同时到中国传佛教的,有菩提达磨、真谛、达磨笈多、法藏(贤首大师)等。公元八世纪,印度佛教渐衰,其时来中国传教的,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实叉难陀等,而中国义净法师游印度,留滞南海诸国,回国后颇有译述。

佛教东移,分两条道路,一条是北方路线,经新疆一带以入中国,一条是南方路线,由印度、缅甸、暹罗、安南等地入中国。后来又由中国传到朝鲜、日本。中国输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公元六十五年,明帝遣使到印度求佛经,结果得了佛像经卷,并和迦叶摩腾同回,自此二三百年间,印度及西域佛教家,到中国学汉文、传教、翻译的,很不少。自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佛教思想支配了中国学术界,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都是佛学家。

当南北朝对立的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颇利用佛教以对抗南朝,于是中国儒者与道家曾有联合反佛的运动,如梁朝范缜著《神灭论》(论人死后没有灵魂),刘勰著《灭惑论》注b,宋代顾欢著《夷夏论》,曾引起佛教徒的许多驳辩(载于《弘明集》及《广弘明集》)。另一方面,一般学佛的人,又多半用老、庄、《周易》的思想来说明佛教教理,即所谓以外典(非佛教的经典)释内典(佛教的经典),名叫“格义”。

“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凡一民族接收外来的文化,常常拿固有的民族文化做基础,这就是佛教所以中国化的理由。中国人讲佛学时所加入的中国思想倾向,大致有几点:(一)中国古代哲学,都以为吾人主观之外,实有客观的外界,但佛学则说外界虚妄不实(空),中国人以为这说太怪,所以讲佛学者多半将佛学所谓“空”另加一番解释,使外界为“不真空”;(二)中国儒家主张在“自强不息”之中,求人格的最高境界,即富于出世色彩的庄子,也不以全然不活动的人为理想中的真人、至人,因此中国人对于佛之境界,也认为并非永寂不动,佛虽“不为世染”,而亦“不为寂滞”,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三)因印度门阀的等级很严,故佛学中说有一种人没有佛性,但中国人却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讲佛学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又佛教中有轮回之说,认为今生修行的成就,可作来世修行的根基,如此历劫修行,积渐始能成佛,但中国人却说即在此生中可以“顿悟成佛”。

以上数种倾向,在印度佛徒中也可能有,但中国人则特别加以发挥,如前所述龙树一派“诸法皆空”的原理,中国人因其近于老庄,颇容易接受。至于无著、世亲的“万法唯识”论,就和中国思想不大接近,引不起很深的兴趣。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后来竟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几个特殊的宗派。

注b 编者按:刘勰的《灭惑论》,旨在批判反佛言论,为佛教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