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水浒全传序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S吟Y也。虽作，何观乎？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间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
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
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机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
《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心腹，呜呼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谭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温陵卓吾李贽撰。
忠义水浒全传小引
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无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阅弗阅。或曰狂，或曰癖，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己矣。先生歿而名益尊，道益广，书益播传。即片犊单词，留向人间者，靡不珍为瑶草，俨然欲倾宇内，猗欤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尔胸中，则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揖未竟，辄首问先生，私椒之诚，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耶？癖耶了吾探吾行筒，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吾问：“二书孰先？”无涯日：“《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吾笑曰：“唯，唯！非卜卓老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老之精神。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无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无涯矣！然无涯一非吾，亦谁能发无涯之精神者？吾不负卓吾先生，无涯亦不负吾兹游也。”于是相视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叙《忠义水浒传》文同声读之，胥江怒涛，若或应答。吾忘无涯矣，无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
楚人凤里杨定见书于胥江舟次。
（《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袁无涯刻本卷首）
金批本：序一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崤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
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
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
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候，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
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
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
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缃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
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
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搴裳去之，而不得捃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其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金批本：序二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
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演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
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锧？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应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梼杌》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
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金批本：序三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与汝释弓。序曰，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惛如也。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
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
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常读。
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吾犹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吾实何曾得见一书，心知其然，则有之耳。
然就今思之，诚不谬矣。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
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吹数声，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恪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
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
谓其妻曰：眉犹眉也，目犹目也，鼻犹鼻，口犹口，而大儿非小儿，小儿非大儿者，何故？而不自知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夫不知子，问之妻。夫妻因缘，是生其子。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异哉！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读《水浒》之法，若《水浒》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矣。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不宁惟是而已，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
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不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史记》摅其怨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为谋，有固然者，毋足怪也。
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子》。吾恶乎知之？吾读《水浒》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观，吾党斐然，尚须裁夺。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学而》一章，三唱“不亦”；叹“觚”之篇，有四“觚”字，余者一“不”、两“哉”而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交互而成。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传接而出。
“山”“水”“动”“静”“乐”“寿”，譬禁树之对生。“子路问闻斯行”，如晨鼓之频发。其他不可悉数，约略皆佳构也。彼《庄子》、《史记》，各以其书独步万年，万年之人，莫不叹其何处得来。若自吾观之，彼亦岂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者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春秋》所书，弑夺十九。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憎《梼杌》而诛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晓矣。嗟乎！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经业既毕，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后叹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
不然，而犹如常儿之泛览者而已。是不惟负施耐庵，亦殊负吾。汝试思文，吾如之何其不郁郁哉！
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金批本：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 ，今录之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以此思忧，竟何所得乐矣？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夫若干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同，此句以前己疾变灭。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不值，如是等时，真住牢狱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种秫米，身不能饮，吾友来需饮也。舍下门临大河，嘉树有荫，为吾友行立蹲坐处也。舍下执炊爨、理盘槅者，仅老婢四人；其余凡畜童子大小十有余人，便于驰走迎送、传接简贴也。舍下童婢稍闲，便课其缚帚织席。缚帚所以扫地，织席供吾友坐也。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
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吾友既皆绣淡通阔之士，其所发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毕即休，无人记录。有时亦思集成一书，用赠后人，而至今阙如者：名心既尽，其心多懒，一；微言求乐，著书心苦，二；身死之后，无能读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莫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拈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或若问：言既已未尝集为一书，云何独有此传？则岂非此传成之无名，不成无损，一；心闲试弄，舒卷自恣，二；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呜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呜呼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东都施耐庵序。
（此序也是金圣叹所撰）
金批本：宋史断
《宋史纲》
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
史臣断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东诸郡，其罪应死，此书“降”而不书“诛”，则是当时已赦之也。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既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赏之亦不窃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民可为，即岂称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诛，为天子之大恩，处盗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则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书之曰盗者。君子非不知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与夫既赦以后之乐与更始，亦不复为盗也。君子以为天子之职，在养万民；养万民者，爱民之命，虽蜎飞蠕动，动关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职，在教万民；教万民者，爱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谨履霜为冰之惧。故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天子力能出之汤火而置之衽席，所谓九重之上，大开迁善之门也。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君子先能图其神奸而镇以禹鼎，所谓三尺之笔，真有雷霆之怒也。盖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虽降而必书曰盗，此《春秋》谨严之志，所以昭住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也。后世之人不察于此，而裒然于其外史，冠之以忠义之名，而又从而节节称叹之。呜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乱逆之心矣夫。
张叔夜之击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书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张叔夜？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盖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则曰知某州。知之为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尔知其安；少者未育，尔知其育；饥者未食，尔知树畜；寒者未衣，尔知蚕桑；劳者未息，尔知息之；病者未愈，尔知愈之；愚者未教，尔知教之；贤者未举，尔知举之。夫如是，然后谓之不废厥职。三年报政，而其君劳之，锡之以燕享，赠之以歌诗，处之以不次，延之以黄阁。盖知州真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既坠，而肉食者多。民废田业，官亦不知；民学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饥馁，官亦不知；民渐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即不免至于盗贼蜂起也。而问其城郭，官又不知；问其兵甲，官又不知；问其粮草，官又不知；问其马匹，官又不知。嗟乎！既已一无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尔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于张叔夜击降宋江，而独大书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史臣之为此言也，是犹宽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则实何事不知者乎？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波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狯，则知心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诚安得张叔夜其人，以击宋江之余力而遍击之也！
《宋史目》
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知毫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大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觇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史臣断曰：观此而知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而特无为事之人。夫当宋江以三十六人起于河朔，转掠十郡，而十郡官军莫之敢婴也。此时岂复有人谓其饥兽可缚，野火可扑者哉！一旦以朝廷之灵，而有张叔夜者至。夫张叔夜，则犹之十郡之长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独多，非蒙国家之知遇独厚也者。且宋江，则亦非独雄于十郡，而独怯于海州者也。然而前则恣其劫杀，无敢如何；后则一朝成擒，如风迅扫者。此无他，十郡之长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货重，各有其禄位，各有其性命，而转顾既多，大计不决，贼骤乘之，措手莫及也。张叔夜不过无妻子可恋，无赀重可忧，无禄位可求，无性命可惜。所谓为与不为，维臣之责；济与不济，皆君之灵，不过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絷其臂而投麾下。呜呼！史书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岂知叔夜固为第一死士乎哉！《传》曰：“见危致命。”又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又曰：“我战则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张叔夜有焉，岂不矫矫社稷之臣也乎！
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贼，而计出于赦之使赎。夫美其辞则曰“赦”、曰“赎”，其实正是温语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杀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于十郡，肆毒实惟不小，而轻与议赦，坏国家之法，二也。方腊所到残破，不闻皇师震怒，而仰望扫除于绿林之三十六人，显当时之无人，三也。诱一贼攻一贼，以冀两斗一伤，乌知贼中无人不窥此意而大笑乎？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杰之士捐其头颅肢体而后得之，今忽以为盗贼出身之地，使壮夫削色，五也。《传》言：“四郊多垒，大夫之辱。”今更无人出手犯难，为君解忧，而徒欲以诏书为弭乱之具，有负养士百年之恩，六也。
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七也。若谓其才有过人者，则何不用之未为盗之先，而顾荐之既为盗之后，当时宰相为谁，颠倒一至于是，八也。呜呼！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脱真得知东平，恶知其不大败公事，为世稚笑者哉！何罗贯中不达，犹祖其说，而有《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一-卷三）
刻《忠义水浒传》缘起
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人乱则盗贼繁兴，文乱则邪说横恣，识者有犹之。乃曰禁盗而盗愈难禁，曰正文喻文愈难正者，何也？庄语之不足以厌人心，以禁盗正文之人未必自禁自正也。故欲世知忠孝节义之事，当由童而习之。如晦翁之小学，闲翁之小儿语，早宜讲明，自衣冠翰墨之间，有清宁之理。然百年树人，匪伊朝夕，急则治标。莫若用俗以易俗，反经以正经。故特评此传行世，使览者易晓。亦知《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
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好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也。道揆法守，拒不相因哉？故能大法小廉，不拂民性，使好勇疾贫之辈，无以为口实，则盗弭矣。且即以此写愚夫愚妇之情者，写圣贤之情，则文体亦得矣。正辞禁非，或有权巧。盖正史不能摄下流，而稗说可以醒通国。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云。大涤余人识。
（《忠义水浒传》芥子园刻本卷首）
王望如：五才子水浒序
《水浒》一书七十回，为一百八人作列传，或谓东都施耐庵所著，或谓越人罗贯中所作，皆不可知，要不过编辑绿林之劫杀以示戒也。原其意，盖日：之百八人者，非宋朝之乱臣贼子耶？苟生尧舜之世，井田学校，各有其方，皆可为耳目股肱，奔走御侮之具，不幸生徽宗时，或迫饥寒，或逼功令，遂相率而为盗耳。作者之旨，不责下而责上，其词盖探绝而痛恶之，其心则悲悯而矜疑之，亦有关世道之书，与宜淫导欲诸稗史迥异也。近见《续文献通考．经籍志》中，亦列《水浒》，且以“忠义”命之，又不可使闻于邻国。试问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所谓“忠义”者如是，天下之人不尽为盗不止？
岂作者之意哉！吴门金圣叹反而正之，列以“第五才子”，为其文章妙天一卜也，其作者示戒之苦心，犹未阐扬殆尽。余则补其所未逮，曰：《水浒》百八人非忠义，皆可为忠义。
是子舆氏祖述孔子性相近之论，而创为性善之意也夫。
时顺治丁酉冬月桐庵老人书于醉耕堂墨室。
（《评论出像水浒传》醉耕堂刻本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