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游荡多时，终于熬到了五点钟，我们慢慢游荡回家，所有人都回来了，管锋在厨房里擀面，没有擀面杖，拿一个啤酒瓶子代替，滚得骨碌碌直响。新来的王志森想去帮忙，被他推推搡搡地轰了出来，王志森跟我抱怨：“你看看这些孩子，一点活都不让我干！”我逗他：“谁让你那么老呢，活该！”他哈哈大笑，搂着我的肩膀大发感慨：“这行业是真好啊，所有人都像一家人一样！”说笑了一阵，他突然站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蓝色塑料袋，嗵嗵地跑下楼去。我心中纳闷：传销团伙不准私自行动，他怎么这么大胆？过了十几分钟，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塑料袋里装满了菜帮子、菜叶子，还有一段莲藕和一块生满黑斑的红薯，我大为诧异：“王哥，你去买菜了？”他嘿嘿地笑：“不是买的，捡的！”
这是传销团伙著名的“过三关”之一：面子关。只要加入行业，“自己”就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空无所指的“集体”，他们强调集体利益、团队精神，却极少顾及个人需求和个人尊严。在上饶、在新余、在广西、在大江南北，像王志森这样的人所在多有，还有许多年纪更轻、级别更高的，他们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走进菜市场，不问菜价，也不买任何东西，只拿着塑料袋四处逡巡，老鼠乱窜的泥里有一片烂菜叶，他们收进袋里；苍蝇飞舞的垃圾堆中有两根小油菜，他们收进袋里；有时还能捡到排骨和牛肉呢，他们拿起来看看，再看看，又看看，最终还是叹着气恋恋不舍地丢下：组织上有规定，骗不来新人就不能吃肉，捡来的也不行。
亚瑟?史密斯分析中国人的特性，首先强调的就是“脸”，在他那里，脸就是中国人的密码，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他讲的多是虚荣的一面，而在中文语境中，“脸”这个字不仅代表虚荣，同时也代表尊严。尊严不可或缺，可适度的虚荣也不是完全的坏事，至少能让人不至于太过龌龊。两足动物行走在人群中，即便是出于率真自然，也该保持基本的体面。不一定非要穿阿玛尼，可至少也该遮住私处；不一定非要挂金戴银，可至少也该把脖子洗净。当西装革履的传销头目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泥水和垃圾堆里拾起一根根烂菜，我不能说他们就此没了尊严，只能说他们忘记了基本的体面。
我们当时的住处离菜市场很近，二十分钟就能跑个来回。那些住得远的就很麻烦，近楼台者已经先扫了一轮，轮到他们就只能捡那些更烂、更脏的，花一个钟头也不一定有多少收获。他们顶着风、忍着饿，在寒冷的冬日黄昏奔走多时，只为了一把不值一钱的烂菜叶子。然而他们无怨无悔，说这就是行业的关怀。
捡来的菜当然不会干净，白菜烂了大半，莲藕被老鼠咬过，红薯的黑斑下藏着伤人的毒素，可他们全不在乎，嫂子说：“什么细菌不细菌的，开水一煮，干干净净！”王志森附和：“对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没有继续争辩，开饭了，我端起饭碗，一口白菜一口红薯，白菜清甜，红薯绵甜，吃完后既没拉稀也没昏厥，就像吃了武侠小说中的不死灵丹，武功盖世，百毒不侵。
行业格言：过了面子关，你就成功了一半。
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每个传销团伙都是口号狂，他们把一切概念都标语化、口号化，比如干行业的“四大快”、“五大保障”和“六大杀手”，走在路上“四不谈”，奋斗过程“过三关”，成就事业的“黄金定律”、“六大心态”，与人相处的“三多三宝”，违反纪律的“三大御令杀无赦”这些口号听着响亮，说着豪迈，带着一股不容质疑的傲慢劲儿，最大的用处就是把人脑格式化，让成员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永远不会东想西想。
这些东西粗暴、野蛮、不讲道理，只适合对付丛林中的野蛮人。我对此比较偏激，甚至会反对李约瑟提出的“中国四大发明”，觉得无论如何也该把豆腐算进去它总比指南针重要吧？也不认可梁启超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总觉得这提法过于粗糙；至于“四大美女”、“四大名著”，以及更多的响亮口号，在我看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野蛮统计，可人们大多都奉之为金科玉律，极少有人能清醒地思考和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