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为“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撰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最重要且有巨大影响力的还是那篇《我们不再受骗了》。《北斗》是文艺月刊，由丁玲主编。1931年9月创刊，共出八期即停刊了。鲁迅此文最初发表于1932年5月20日，离它停刊，其实仅差两月。
鲁迅在这篇文中说：“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读过了这段话，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就是再不谙世事的人们，也已经看到了这真实的世界。当然，我们是绝不能用现在进步了的眼光，来回看过去的历史，因为，当年也许连上帝，也难于看清共产国际所演绎的那一团迷雾似的时代风云。谁也没有先知先觉能预测到当时的苏联，在经过了时间的筛洗后，终于在冷战结束之际崩溃了。当年，法国作家纪德去苏联，前后考察了两次，回法后，他把当时苏联的真相写成了《从苏联归来》一书，但马上遭致苏联以及不明真相的亲苏人士的攻击，特别令纪德痛心的是，以人道主义著称的大作家罗曼·罗兰，也会对纪德施以那么激烈的攻击。(见《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然而，时代的年轮和当时苏联真实的社会现状，却谁也不能抹杀或使之消亡。“历史就是历史，对已经发生的历史，既不能随心增删，更不能任意文饰。”(见陈四益《奇想》)那么1932年的苏联，究竟是怎么一种状况呢？据现已逐渐解密的资料，当时的苏联为了建设工业化强国，为了获取国外机器制造的设备，加紧国内粮食生产，加紧了石油的出口。也就是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的：苏联“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是的，当时苏联的出口，确实使全世界吃惊！因当时“从1928年的出口不到100万公担，突猛增到1932年达到1810万公担，四年之内，提高了将近20倍。”(见曾彦修《天堂往事略》)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确是举世皆惊的大举措，且是大手笔。但是，为了提高这样的出口生产的高效率，斯大林在国内采用了强制性的农村集体化运动。然而，广大农民对集体化，以及强制性的种粮，却无积极性可言。但为推行这一行动，斯大林却动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这一强权机构，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了专制政体所惯用的大逮捕方式。他把被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作为反对当时集体化的敌人而消灭之。当时被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其实，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运动化生产方式，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即全盘大集体化的那几年里，已显端倪。“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的行动方案，把那些富农给枪决了。至于富农以下的贫下中农如何？这时期在全苏统一实现运动化的生产方式下，他们也只能是“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般地生活着。
于是，1932年至1933年间，一场大饥荒，终于在苏联的大地上发生。
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斯大林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料显示，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由于当时乌克兰一带地区饥馑最为严重(现有资料显示，当时无重大自然灾害)，故首先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甚至不让外界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居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就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在那里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有资料说，“仅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人！”(见芲耳《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载2011年《随笔》第五期)当年，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手中，进行惩处。与此同时，克格勃执行的第二个任务，是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与外界密不透风的环境中生活。当然，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真要全部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地方。人们透过层层铁幕，总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
所以，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以当时鲁迅的生活与世界之接触，我想，这些苏联讯息源应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资料的传入，另是来自上海左联的通讯和瞿秋白的接触。但是，当时斯大林为了掩盖这一情况，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前往参观访问。凡参观访问者的消费，均由苏联官方接待，宴会又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给人的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确是正在走前人从未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一些装扮好了的“波将金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得非常妥贴了。然而铁幕总要显马脚，现重读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就可见一斑：“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当年的鲁迅，也因对苏联国内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故发出了对苏联非常善意和理解的声音。
铁幕往往能欺瞒很多人的眼球，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能明察秋毫的鲁迅也不例外。当时，连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也被蒙在鼓里，他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也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也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当时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尔特·杜兰金，还因为“对俄罗斯作出公正、坦诚的报导”，从而得到了“普利策”奖。他曾说道：“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饥荒的报告，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英国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也在1932年至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个别地区“从事破坏的居民”造成了农作物的“欠收”……写到这此，真使人想起了我们的河南作家张一弓，他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我国1961年后的大饥荒时期，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的这一基层干部形象。
你看，当时，在苏联这样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大好的形势下，的确很难怪我们的鲁迅先生也说出了如下的话：“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那么，当时的苏联，在其它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鲁迅在他文中曾说到的：“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说，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但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如“札米亚丁”，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竖琴》的后记里，鲁迅称它“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至于这位作者，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他发表作品更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1922年7月的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档案号№：07315)中有这样一条：“札米亚丁·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这样的秘密档案，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见朱正《重读鲁迅》)而札米亚丁，却已在1931年流亡国外。1937年3月10日，客死巴黎。
鲁迅的一生，始终是自觉地站在穷人、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一边，这应该说是一种“同情弱势群体”的最优秀的品质。但由于当时受通讯条件所限，无法读到真实的资料，当然，更无法看到苏联的一些档案，加之整个共产国际大形势的背景下，鲁迅的确无法获知苏联国内真实的情况，但是，他毕竟曾被当年一个强大的斯大林专制政体所“忽悠”了。今日，距1932年5月20日鲁迅发表此文时，已有八十年了;弹指一挥间，世界和中国，于此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斯大林及其苏联这个名词，也早成为了过往的历史。但是，今人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视野看去，强大的忽悠者，实在是不应如此去蒙蔽人民大众的眼睛，特别是一个有血性的、被大家所热爱的中国文学家的眼睛的。当然，鲁迅思想的那种复杂性，无论从客体乃或主体论之，1932年的世界与苏联发生的一切，如若我们重新回眸这段历史，或多或少能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问题，提供些许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