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七
“你好像非常痛苦。”
“不是痛苦，是恐惧！”
“为什么？”
“我好像越来越不习惯呆在我自己的身体里。”
“人总是向着‘他者’逃逸的。”
“但是我的全部努力都是希望向着‘自我’追求的。只是在追求过程中，我发现‘自我’根本无法确定。”
“那是因为你丢了乌纱帽之后，也丢掉了政治抱负。要知道你曾经的全部信仰就是政治。”
“经过那场肃贪风暴后，我觉得过去的政治信念多少有点精神病态。”
“这么说你已经没有了信仰，也难怪，在物质世界极为丰富的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以信仰滋养自己了。”
“那靠什么？”
“靠偶像。”
“可是我现在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东西。”
“人们在犹豫的时候才会睁开双眼。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关于什么的？”
“当然是政治。”
“该不会是自传体的吧？”
“也许，谁知道，反正很想写。”
“只是不知道你想通过小说创作寻找自己，还是逃向他者？”
“应该是一种寻找。”
“不见得，小说是给别人看的，别人是什么？就是他者，或许你的主观意图是寻找自我，但是客观上却是一种变相的逃逸，正如你从官场逃到世俗世界一样，现在你又想从世俗世界逃到小说里。”
“你不认为我从前的政治抱负或许会在小说里实现吗？”
“也许能够实现，也许是一种乌托邦。不过总算你又上路了，前面的路你会很孤独，而且越成功越孤独。孤独是一种痛，当然也是一种快乐。”
“这很刺激。”
“这种刺激有自我的惩罚，也有快乐，是二者的结合，不过，我得提醒你，真理常常无从寻找。”
“起码我有寻找的激情。”
“别忘了恐惧也是一种激情。”
“别打击我，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在完成长篇小说《庙堂》之前，我常常和我的灵感如此对话。辞职以后，我成了一个游荡者，我常常漫无目的地在东州游荡。如果有人踩着记忆之履游荡的话，那就是我。是我的灵感提醒我，与其用脚游荡，不如用心梳理，于是我躲在书房里不断地向我的灵感求教。我的灵感使我的生活变成了一次次的冥想。灵感要求我每天夜里向它讲一个故事，于是我白天睡觉，晚上将白日梦用笔写出来，不到一年时间，便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庙堂》。我之所以取名为《庙堂》是借用了范仲淹的那两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意，谁都知道，“庙堂”指的就是官场。正因为如此，《庙堂》一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东州官场的一片哗然。不，不是哗然，是震撼、愤怒、声讨、谩骂、打击、恐吓、报复，甚至下毒手。当然一切都是躲在暗处进行的。之所以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我将《庙堂》打磨成了一面镜子，准确地说是我将我自己的心灵之镜映射出的所有东西整理成了这部书，目的是寻找那个丢失了的自我，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并没有找到自我，仿佛“自我”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就像滑雪的人顺着山坡滑进了山谷。虽然我在创作《庙堂》的过程中没有寻找到自我，但是《庙堂》毕竟是一面镜子，它散射着一些为信仰殉难的可疑而陈腐的气息，这信仰不是别的，就是因崇拜权力而导致的*。*听起来像是个答案，这是这个词最厉害的地方。那些读了《庙堂》的权力崇拜者，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时代的主宰。但是照了《庙堂》这面镜子之后，他们看见了自己的原形，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一副死亡的面具后面。我不仅没有寻找到自己的自我，还粉碎了他人的自我，当然就犯了众怒，遭受声讨在所难免。最开始时有人声称再写就要剁掉我的手，恐吓我的竟然是一位副市长，当然他是通过黑老大给我递的话。多亏那位黑老大曾经是朋友，我服务过的老板曾经帮过他，当然那位副市长并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以为黑老大是受他掌控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过去我老板保护过这位黑老大。黑老大先是请我吃了一顿鱼翅鲍鱼，然后又洗了澡，在澡堂子的休息大厅，他劝我如果想继续写，还是离开东州为好，因为仅这一部书就将东州官场有头有脸的人都得罪光了，如果再写下去恐怕有性命之忧。和黑老大分手后，我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英雄气概，我庆幸自己再也不用追求任何雕像的意义了，因为在我心目中权力那个巨大的黑影已经落在地上，犹如一只死去的野狗。那具狗骸似乎已经被土地吸收了一半，但是苍蝇们仍然不肯放弃它那*的肚子，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爬来爬去，我远远地望着这腐烂的一大团，似乎在蛆虫中发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烂吧，”我情不自禁地感慨，“万物终将回归泥土。”
但是英雄气概并未让我躲过劫难，有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个人从公园散步回家，在快到我家小区的小路上，突然后脖颈子一阵凉风，我便人事不省地栽在路边，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头上戴着纱网，缠着绷带，我老婆正坐在床边抹眼泪。不用我老婆解释我已经明白了，医生说我命大，砖头再拍正一点，我就去另一个世界了。我实在没有想到，一部小说竟然会让一些人吓得想要结果我的性命，这说明《庙堂》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它是一面照妖镜，这的确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出院后，我确实恐惧了一阵子，我老婆劝我离开东州，我思来想去没同意，因为我现在只能靠写作为生，既然我的笔可以让邪恶的势力心惊肉跳，当然就可以让正义的力量信心百倍。这么一想我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原来从开始创作《庙堂》那天起我的新生活就开始了，而在这之前的一切都是导言，是半黑暗的史前纪。然而我想得太简单了，我在东州遇到的困境扩大到了全省。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全国的媒体都在宣传《庙堂》，称它是一把利剑，一把匕首，一柄锋利的手术刀，然而省内的媒体对《庙堂》却鸦雀无声，我感到了不正常，但是并未往深处想，直到省内一位评论家写了一篇关于《庙堂》的评论被省报拒绝，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天省内的那位评论家将稿子交给了文化版的编辑部主任，主任一口承诺这篇稿子全文发表没问题，可是很快这位主任又给那位评论家打电话告诉他对不起，报社主管领导将稿子枪毙了，评论家问理由是什么，编辑部主任支吾了半天，在评论家一再要求下，编辑部主任压低声音念了报社主管领导在稿子上的批示：“商政作为*书记的秘书，适合党报宣传吗？”评论家听后肺都快气炸了，当时在电话中骂道：“他妈的，都什么年代了，还搞株连！商政怎么了？人家出污泥而不染，这么大的*案干干净净地走出来，堂堂正正地辞职，官场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人不仅应该宣传，还应当大力宣传，你们不宣传也就罢了，还搞*，难道商政没有*反倒有罪了吗？不就是一部《庙堂》让一些人看了不舒服吗？他妈的这些人心里没有鬼会不舒服？”过后，这位评论家特意请我喝酒，并将这件事告诉了我，还鼓励我千万别停笔，他认为省内的情况很不正常，越是不正常，就越要将这种不正常公之于众，他们越是讳疾忌医，就越是要对其望闻问切，我们的社会从来就不缺乏唱颂歌的作品，缺的是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庙堂》写得还不够，要知道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思性的作家是社会的良知，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思性的作品是社会的眼睛。这位评论家的话让我备受鼓舞，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路边花园的一栋栋别墅如一座座坟墓一般幽暗地矗立着，雨后浓酽的花气熏得令人窒息，一切都有点雾蒙蒙的，溽热得很，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有一种行将告别的奇怪滋味，我不知道要向什么告别，我只知道寻找自我的路仍旧漫长，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不再用脚跋涉，而是用笔，因为笔会让我走得更远。这时我的灵感突然跳出来问我：“商政，是不是有一群魔鬼正在你的脑海里狂欢？”
“灵感，”我深沉地说，“我发现权力的动物园里污秽不堪。”
“商政，你这是在寻求危险带来的激动。”
“我喜欢观看笼子里的老虎。”
“你要小心，那笼子的门只是虚掩着。”
“不瞒你说，我还真想走进笼子里试试它的凶残。”
“你就不怕那笼子里是一座监狱，自己被囚禁其中？”
“谁又不被围在城堡中，要知道那可怕的孤独是自我判处的刑罚。”
“也许你的所有努力都像西西弗斯一样徒劳。”
“西西弗斯最可贵的是勇气。”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为撒旦祈祷吧。”
“其实撒旦已经出现了。”
“谁？”
“你？！”
我之所以喜欢这则传闻，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文学之路也是从政之路的终南捷径，如果运气好的话，不比领导秘书升得慢，而且可能一步到位。如果这则传闻是真的，那么商政遇到的问题是由于他不知道小说为何物造成的，虽然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不等于模仿生活、抄袭现实，写作和从政一样，都需要一份圆熟。当然既然这是我必须走的一条路，我自然会在这部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给予全新的演绎，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我理想的宏图变成现实，如果通过小说再现一遍，或许当运气来临时，应对起来更加从容。当然这毕竟是想象，而不是生活，或许演绎起来会陷入无言所说，无从说起，却又不得不说的境地，但这又何尝不是当今作家共同面对的难言之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