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_谢丁
“何伟”这两个字，用重庆话讲，是“Ho Wei”，他在邮件中就这么称呼自己。也只有在涪陵，这名字听起来才有了意象，仿佛从山城的石梯蹦出来的，那里所有人都这么叫他。不像在北京上海，大家亲热地叫他“Peter”，其实生分了很多。在中国的这两种地区，何伟也是两个样子。他无疑更喜欢待在涪陵或三岔，那里既是异乡，又是故乡。
我还记得我们初次交谈，是在涪陵一家宾馆的大堂。大堂吧只有我们一桌人。他长袖T恤，户外裤，领口上插一支钢笔。谈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就掏出个小本子，把钢笔递过来，让我们写上去。比如“报告文学”——他好奇中国以前是怎么称呼非虚构写作的。谈到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他就拖过我们的笔记本，用那支钢笔写上一溜英文名字。有人名，也有书名。我想这是他成为作家的习惯，走到哪里，记到哪里。
那是2011年春天了。回到北京后，我按照他写的人名，挨个访谈了一遍。其中摄影师马克·里昂的谈话给我印象最深。他说何伟喜欢打篮球、喝可乐，喜欢吃一种雀巢的谷物早餐。每次写邮件，你写一句，他要回你一堆句子。听起来很美式，像个大男孩的喜好。那时何伟已回美国，正在学阿拉伯语。在我们后来的邮件来往中，果真如此——我小心翼翼地问几个问题，他热情洋溢地回答很长一篇文章。
那年（2011）秋天，麦克阿瑟天才奖公布后，何伟在邮件里吃惊地表示他也很意外，谦虚地说那不是他应得的。他们一家正打算搬到埃及去，他很期待即将发生的变化，无论是新生活还是写作。那篇关于小镇药剂师的故事，刚刚在《纽约客》刊登，之前已在编辑手里躺了半年了。有个电影制片人打电话给他，对药剂师很感兴趣。但他很明白，电影圈总是这样，说来说去，并不一定有结果。那个故事耗费了他一年时间。在何伟为《纽约客》撰写的所有文章中，“DR.Don”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一篇。
“DR.Don”收录于何伟今年出版的新书《奇石》。在中国目前的图书市场，非虚构已成为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其中，何伟的每一本书都会引起巨大反响。也许正因如此，《GQ》智族杂志决定颁给他2014年的年度作家。
下面这篇访谈，是今年（2014）8月我们通过邮件完成的。那时他又回到了美国，坐在一个谷仓里给我回信。和往常一样，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文字。访谈很长很长，但我想对于喜欢何伟的读者来说，无论多长都不够。好作家的每一封信，都可能单独成为一篇好文章。这也是一篇单纯的作家访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了。
访谈
正午：为什么这个时候回美国？
何伟：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回去度假。我在科罗拉多当地有一些长期关注的话题，但是程度不深——几年之内我应该都不会动笔。不过只要我回科罗拉多，就会顺便做些采访工作，未来的某一天——或许十几年之后——我希望能够把它们写出来。
不过，这基本上还是个假期。我们在2011年离开了科罗拉多州的里奇韦市（Ridgway， CO），没打算再回去。我们在那里租了个房子，过了四年，然后把所有东西存进仓库，飞往开罗。在开罗住了一年以后，我发现自己突然很渴望在美国有一个永久的家。部分是由于我觉得埃及不太稳定。我知道那里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政治动荡，甚至是暴力事件，到时候我可能要安排Leslie和女儿们撤离当地。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Leslie和我都认为居有定所会帮助我们踏实下来。我现在已四十多岁。在中国的十年，我的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条件也常常很艰苦，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写了三本书和很多杂志文章。但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不是长久之计。我开始把我的职业生涯视为一场马拉松长跑。未来很多年里，我希望能够继续写中国和埃及这些地方的故事。我并不想换一份安逸些的工作——我不想长期住在美国，或者成为政治评论员之类。我现在的工作才是我想要的。但随着年龄增长，又有了孩子，情况就会越来越难。所以我意识到必须设法处理好这件事。我决定在科罗拉多置产安家，这样每年夏天我们都能回到美国小住，换换环境，休息一下。也给孩子们一个美国的家。Leslie和我希望她们每个夏天都可以回来，让这个地方陪伴她们的童年成长。
所以，在开罗住了一年之后，我们用一个星期回到里奇韦看房，最后买下了一个小农场。农场有一个谷仓和一辆房车，以及五公顷灌溉农田。这里水源充足（在科罗拉多，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植被丰富，风景优美。我们计划几年内盖一座房子，但是目前来说，住房车就可以了。我在谷仓里放了一张写字台，把它变成了我的办公室，这些天我正在那儿写一个故事。
不出意料，我们买下这处产业的一年后，开罗就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Leslie和女儿们不得不回到美国住了两个月。幸运的是我们有这处房子，她们都很开心，Leslie也能有地方工作。我们真的很高兴能有这个根据地。
正午：很多人都很好奇你在开罗的生活，是否真的很危险？在那边采访写作和中国有何不同？
何伟：生活绝对比在中国艰苦，让我想起1996年住在涪陵而不是2005年住在北京的状态。生活不太方便。超市里很难找到你需要的东西，晚上常常会突然停电个把小时。虽然应付得来，但还是会劳心。你正准备给孩子们洗澡，或者刚开始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灯都灭了。时间一长，这些事会令人筋疲力尽。
但在治安方面，我们所住的街区以及日常生活都还好。开罗真的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让人惊讶。很少有暴力犯罪发生，即便是在革命之后的混乱时期，仍可以这样说。而且，我们住在扎马雷克（Zamalek）区，位于尼罗河中央的一个小岛上，正因为它是个岛，所以有更好的保护性。那是个很棒的地方，位处中心地段——我们的住所距离解放广场（Tahrir）仅1.5英里。但同时，通往小岛的桥梁又起到了区隔两地的作用。扎马雷克区有很多使馆，所以安全保卫措施很严密。距离我家两个街区之外就是中国大使馆。幸运的是，那些容易遭到示威抗议的使馆——美国的，英国的，以色列的，阿拉伯的——都不在扎马雷克区。所以那里一直很平静。
所以我并不觉得我的女儿们处境有多危险。我们的街区很静谧。但话虽如此，我也要坦白讲，在这里当记者并不安全。我尽力避开风险，但是你永远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事。举个例子，1月25日是革命三周年纪念日，所以我去离家1英里外的莫汉迪辛（Mohandiseen）地区参加了一次抗议活动。抗议过程是和平的，规模也不大，但是警察和军队向那些抗议民众开枪。枪弹真的很猛烈密集，人人四散奔逃，很多人受了伤。我并没有被子弹击中，但在逃跑过程中，我的脚部有两处好像骨折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去看医生，他给我拍了X光片，告诉我没有骨折——埃及的医疗条件通常比较差。他说一周左右就会没事了。不过我能感觉到伤势比他的诊断要严重，所以接下来的六周，我都拄拐走路。回到科罗拉多后，我立即找到一位很好的骨科医生进行了复查，她拍了X光之后告诉我，我的脚上确实有两处骨折！幸亏我当时没用伤脚继续走路。她说由于我小心应对，患处恢复得还不错。
但这些场景真的让人不安。当然，和其他许多大规模屠杀相比，这次不算严重。目睹了这种公然的暴力行为，其可怕程度难以言喻。有一个视频，有人把我受伤的那次抗议活动拍下来放到网上了。你能看到四散的催泪弹，听到猛烈的枪声。这些行径其实都没有必要，真的。这令人悲哀。
正午：但去埃及写作，一直是你的计划之一。现在来看，它仍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何伟：我们很高兴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了。当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真的很难——移居到一个新国家，学习一种新语言，想办法采访那些场面混乱而且瞬息万变的新闻事件，同时还要抚养一对双胞胎女儿。（我们搬到埃及的时候，孩子们才一岁半）。所以这一路并不容易。不过这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过程，让我获益良多。而且，幸运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安稳。此外，埃及人真的很好玩。他们生性友善，有很强的幽默感。欢笑在他们的文化中是很重要的部分。外人很难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把他们推上新闻的都是大型政治事件。但是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其实还不错，有滋有味的。
正午：你打算何时离开埃及？
何伟：我目前正在为写新书做准备。我觉得，大部分的采访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这是个大项目，所以我可能还需要再花一年时间做调研。我想或许能在2015年秋天动笔。我感觉我们可能会在三年后离开埃及。这应该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本书，Leslie也应该能结束她手上的工作。
正午：很多作家喜欢写自己熟悉的世界，但关于美国，你写得很少。对你来说，外国故事更有诱惑？
何伟：我相信一个好作家能够在任何地方写作，这毫无疑问。我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专写中国的作家。我觉得，我需要向我的编辑和读者证明这一点，也需要证明给我自己看。我在美国也能写作并且快乐地生活，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当你在海外住了太久，你的职业生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联过于密切之后，你会有种危机感，你担心自己回国过后反而失去了从事专业写作的能力。我不想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拥有在美国进行报道和写作的经历。
但我感觉，在发展中国家从事这项工作更有趣也更有意义。美国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很少有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已经有太多人在写美国了。而中国和埃及这些国家还处于寻找未来方向的过程中。迅速而巨大的变革正在发生。同时，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太多的外国作者，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方面。某种程度上，这问题并不复杂，因为它跟时间与年龄有关。干劲十足并愿意到埃及这些国家去实地采访的人都很年轻。但是作家们一般都比较年长，通常要到四十岁以后才渐入佳境。可是到了那个年纪，大多数人都更愿意留在美国过安稳的生活。如果我能适应埃及的生活，也愿意到那里去写出有趣而精彩的报道，并且我的妻子也跟我持同样想法，那么我们就该去做。我们的工作在那里更有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花太多时间在美国的原因。基本上，我们希望在美国把孩子生了，同时，我也希望写出一些不错的文章，以证明我有能力在美国工作。不过那之后我们还是想回到海外去。所以，由于时间有限，我并没有写很多关于美国的故事，但其中有几篇我个人非常喜欢，比如那篇小镇药剂师唐医生（Dr. Don）的特写，我自认为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故事。
正午：在成为作家的路上，父亲和你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对你影响很大。至今仍然如此吗？
何伟：我的个人经历一直影响着我，正如我的学业背景也在影响我一样。这些都是造就我的基础。不过现阶段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所以我需要遵循自己的方向。我尽量多抽时间去探望父亲，也常常和约翰交谈。但是，我生活中很多关键的部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生活的挑战，与他们两人的经历截然不同。所以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路。
正午：在你读书最多的时期，哪些作家对你影响较大？
何伟：从高中到牛津大学，那是我阅读量最大的时期 。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家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斯考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以及约翰·麦克菲。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对我的影响，是在语言和笔调上。康拉德的作品让我有兴趣探寻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去游历和居住。麦克菲的作品让我思考如何将文学带入非虚构写作中。
正午：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堂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伟：或许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去写“a set piece”。麦克菲给我们举的例子，来自他的《到乡下来》（Coming into the Country），书里写道他沿着阿拉斯加的一条河流长途旅行时，看见了一头熊。然后，他专门用一个短章节写起了熊，描述它们的样貌，它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在大自然中的角色。这部分只有几页篇幅，然后他回过头来继续写他的沿河旅行。这种结构与写作方式，其实并未影响到文章的主线，读者也不会感到困惑——相反，它用颇富趣味性的方式有效传递了信息。这就是所谓的“a set piece”。在课堂上，我们认真阅读了这部分内容，麦克菲谈到了他的构思，以及采用这种结构的原因。
大部分记者永远不会学到这一点，因为报社的编辑并不鼓励记者去思考过于复杂的结构。但是麦克菲很早就教会了我们，我获益匪浅。当我到涪陵的时候，我已知道如何去运用处理“a set piece”了。
正午：你在他的课堂上写过什么故事？
何伟：我在麦克菲的课上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没太大意思。但那年春天，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我的一个好朋友，被揭穿是个骗子，我和他曾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田径队训练。他伪造了学历证明，编造了个人简历，获得了奖学金。我们都以为他19岁，但实际上他已经31岁了，还坐过牢。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到他上地理课的教室逮捕了他，他回到了监狱。那年春天我去探望了他，并且在麦克菲的课上写了这件事。
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样生猛而又艰难的题材是很难驾驭的——发现我的朋友并非我想的那样，并且看到他入狱，这让我很受打击。所以我在课堂上写的这个故事并不成熟，肯定无法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不过，未来某一天我会把这件事完整地写出来，或许是等我决定写回忆录的时候。无论如何，那次经历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你或许还记得《江城》（River Town）里的某些章节，我写到了“何伟（Ho Wei）”，以及这个名字如何成为了我的新身份——我的中国身份。我写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的那位大学同窗。我在思考改变身份给一个人带来的自由状态。在中国涪陵，我小小尝试了一下“变身”的滋味，这也帮助我理解了为什么我的朋友要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