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那时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何伟：那时我更喜欢虚构类作品。主要是因为我对这类题材更熟悉，我想我当时相信小说更重要，更有文学性，更具艺术感。这在我们的文学生态中也是一种通识。小说比非虚构更有声望。小说界的奖项也更多——比如，诺贝尔奖会颁给非虚构作品吗？一切都在暗示非虚构类作品没有艺术性。我那时很年轻，大概未加思索就接受了这种偏见。
所以上学期间我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写小说上。但一份工作将我带入了非虚构的领域。那时每个暑假我都去做调研员，那些工作包括采访与整理资料，都是非常实用的技巧。大三之后，我得到了一份在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 Foundation）担任人种学调研员的暑期工。我要前往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城赛克斯顿（Sikeston），在当地做些调研，写一份较长的人类学论文。因为他们想更深入地了解那个地方，从而为当地的年轻人开发一些课程。
我当时非常年轻，但那份工作给我了很大的自由度和责任感。我必须自己规划所有的调研，没人会指导我。我开车南下到赛克斯顿，住进一家旅馆，然后采访当地社区的居民。那真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毫无疑问是我在大学期间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最后，我在一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这篇调研文章，但那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大学课程无关。那就是一份暑期工而已。这就是教育面临的困境——你仍然需要在规定学科之外不断地学习。我很幸运在大学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在成为一名作家的路上，它对我影响很大。当我打算写一个长江边的小城时，我仍然能用到当年写密西西比河边那个小镇时的经验。
正午：你最初发表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何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我开始零散接一些自由撰稿的活儿。我曾去瑞士报道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在牛津也不常写东西，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沮丧的一段时间。 1994年夏天毕业后，我决定花半年时间环游世界，到东方去看看。我当时的想法是多走一些国家，然后决定接下来住在哪里。但我也计划写点什么。旅途中我一直都在寻找故事，回到美国后我把它们都写了出来。
第一个故事，是我乘火车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经历。那是一次迷人的旅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我写了一篇随笔，寄给了《纽约时报》。我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只是盲目地投了稿。奇迹地是，他们发表了那篇文章。我就这样开始了。那段时间我的署名是Pete Hessler，而不是Peter Hessler。大部分作品都是游记。
正午：编辑们是怎么反馈他们的意见的？
何伟：他们对我真的很好。我那时不在纽约或华盛顿，住在密苏里的父母家里，文章写好后再邮寄给他们。在媒体这一行，我不认识任何人。最初我每年都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两三篇文章，同时还为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Newark Star-Ledger和其他报刊撰稿。The Newark Star-Ledger的编辑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他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
正午：那时在美国做一名全职作家，是否很难？
何伟：那时我其实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虽然我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但绝大部分都是发在报纸的旅游版上，稿酬并不丰厚。所以，我跟父母一起住以节省生活开销，同时我还在密苏里大学教书以及担任助教。那段期间我还尝试写一本书，讲述我从牛津返回美国期间的旅行经历。我写了大约150页之后把稿子寄给了纽约的一家出版商。一位编辑给我答复说，有些章节很不错，但是她不觉得达到了可以出版的标准。我同意她的意见。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消极。我很享受写书的过程，并且我相信自己最终会拿出更好的作品。
我想当时我对未来并不确定——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会很难，而且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应该着重写小说还是写非虚构。 但我确定自己想学习一门外语，并且去国外生活，写点更深入的东西。所以我加入了和平队，到了中国。
正午：写《江城》之前，你在涪陵居住时都在写什么？
何伟：我在涪陵写的大部分故事，都没有发表。写过一些旅行故事，其中一两篇还不错，发表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是我在成都的一家茶馆坐了12个小时，观察周围的人。但我并没做太多自由撰稿。因为给纽约的编辑发稿真的很麻烦——我当时没有电子邮件。稿子是邮寄过去的，然后当我们需要编辑修改时，每次都要长途跋涉到乌江对面去收发传真！
正午：会写日记吗？
何伟：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事实上我从来没干过这事。但每当遇到好玩的事，我都会写下来。比如，我们参加过一次疯狂的酒席，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回家就坐下写出来。我还写了很多有关教书的东西，也拷贝了很多学生作业，因为我发现他们写得非常优美有趣。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出书。我写作是因为这些经历太浓烈，而写作是个美妙的回味过程。这也是一个作家领悟到的最好的事——当你写下身边发生的故事，你会有很多收获，并非仅仅是为了发表。你在记录那些可能会被遗忘的故事。你在培养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并且，你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去思考和消化它们。
正午：《江城》的结构很有趣。除了主文，还夹杂着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你是怎么结构的？
何伟：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我想过很多。在涪陵最后一年的1月，约翰·麦克菲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建议我考虑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没有他的建议，我不会想要开始写书。但突然之间一切显得顺理成章，我便开始准备。
我意识到这本书有一个难点。我希望自己能描绘涪陵——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特色感。我留意到大多数描写中国的外国作品，都没有突出这一点，因为外国人通常都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居住。但对我来说，涪陵是可以那样处理的。我在当地常常徒步旅行和跑步，因此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很熟悉。
但同时，我还想描述出一个毫无头绪的外国人刚刚抵达涪陵时那种感觉，然后让那个地方的特色以及语言慢慢清晰起来。问题在于：如果我写到自己初到涪陵，什么都不了解，然后突然又开始深入描述这座山城，这样读起来会非常奇怪。因为我好像才刚一无所知，马上又了如指掌。读者可能会想，这家伙刚刚下船，怎能这么详细地描述这里。所以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我自己从这些章节中去掉。我不再使用“我”来描述这个小城、群山，以及一些当地老百姓。随后，我把这些内容，安插在那些以第一人称讲述并按时间顺序推进的章节之间。
正午：这两部分内容，是一起完成的吗？
何伟：我能感觉到，那种结构会让这本书呈现出多变的笔调。所以，在涪陵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四处走访，把所有使用第三人称的部分都写完了。我也理清了这本书的结构，但那时我没有开始写第一人称讲述的部分。我想这是个性使然，我希望能在告别涪陵后再写它。
然后我带着那些用第三人称讲述的章节飞回老家密苏里，坐下来开始写我在涪陵的生活。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完成。不过，在涪陵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写那些第三人称的章节时，我能感到自己的声音成熟了许多。听起来，我像个真正的作家了。
正午：但在结构《甲骨文》那本书时，你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何伟：在《甲骨文》里，结构则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我希望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编年体，每章的标题都标有故事发生的时间，连续讲述特定的人物与事件。这是书的主要部分，它是线性呈现的——随时间平铺直叙。但在这些章节之间，我希望能够加入一些立体的、跳跃式的短章。这些短章不会沿着主体的方向发展；而是以一种随笔式的方式，调查一些话题。当然，这类章节的大部分内容都与考古或历史有关。我的想法是希望能结合多种情感：时间的流逝，现实的演变，以及你只有在考古学中才能体会到的所谓的“deep time”。
当然，这两种叙述方式之间还是有些许关联的。我写到了考古学家正在为一座被掩埋的城市“绘制”地下城墙，然后我们看到深圳的艾米丽（Emily）被一个现代经济特区的藩篱包围着。我写到了梅维恒（Victor Mair）谈论马和考古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姜文从他的马上坠落。并且中文的副标题与英文的主标题也不同。书中有很多小线索和小包袱，只有那些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领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满乐趣。但是工作量非常大，素材也让我很费神——整理资料是项艰巨的工作。
这本书可能是中国三部曲里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我觉得它非常特别。我写了一些老人，他们几乎从来没在记者的文章和书里出现过，这有点悲哀。我们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忘记那几代人，不过中国的活力以及年轻一代也确实更具魅力。在这本书里，我还有机会写了我喜欢的地方——台湾。
正午：你居住在北京时，写过一些偏新闻、偏记者式的短文，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何伟：从1999年3月到2000年秋天，我频繁地写了很多短文，然后我开始把重心完全转移到杂志的长篇故事和写书上面了。所以那是个短暂的时期。但它很有用，因为你能尝试不同的风格，看看到底哪种感觉比较自然。这类工作还迫使我出去采访。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走了很多地方，和很多人聊天。而且我学会了推销故事，学会谋生。那非常关键。靠写作赚钱并非易事，你必须有一些经济头脑。在涪陵时相对贫穷的历练，以及身为一名年轻的自由撰稿人的困扰，这些都让我学会了如何去打理这种生意。能自己处理这些事务，可以给我更多写作上的自由，而不必为钱担心。
我很幸运那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大约一年半，刚刚好。因为最终你无法在短篇文章中尝试那么多有趣的结构和故事。所以，我从中汲取了“营养”之后，接着写我的长篇去了。
正午：吃老鼠肉的那个故事，怎么登上《纽约客》的？
何伟：你知道，我当时要去香港办理签证，这样我就能继续非法地在中国做自由撰稿人了。我每半年都要办一次，所以我才得以在深圳认识艾米丽——去香港时我会住在深圳。而且，坐火车去深圳，比飞香港便宜得多。
我在中国的媒体上读过关于老鼠肉餐厅的故事，决定去看看，争取能写篇稿子，这样我此行的旅费就有着落了。随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被《南华早报》买走了。其间我也给我的朋友们，包括麦克菲，寄去了一篇不那么正式的关于这个故事的随笔。他很喜欢，就发给了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纽约客》编辑）。然后雷姆尼克来信说他想发表在《纽约客》上。当然可以，那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我已经把文章卖给《南华早报》了！我给他们打电话，恳求先不要发表，他们同意了。他们真是大好人。这个故事刊登在《纽约客》后，《南华早报》随即也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发了，所以他们应该没太大损失。
之后，雷姆尼克问我还有没有其他故事。一年前，我去过一次朝鲜边境，写了一篇文章。我把它寄给了《大西洋月刊》，但没有任何回应。于是现在我可以给雷姆尼克了，他很喜欢，又发表了。他们还想看看我的书，随后我们从中抽取了一部分，又发表了。很快我开始给《纽约客》撰写第一篇报道，也就是深圳的艾米丽的故事。
正午：《纽约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何伟：当然，上面说的一切完全改变了我的职业历程。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如何应对，所以转型的过程很困难。我本应飞到纽约去与编辑们见面的，但是我人在中国。在面对面见到《纽约客》杂志的任何人之前，我已经发表了五六篇文章。我从未自信他们会继续发表我的文章。我们在沟通上出现过很多问题。分隔两地也增加了沟通的难度，而我从没有为任何刊物像记者那样工作过，所以我真的不懂这个行业里的文化。而且，我对中国的看法与绝大多数记者不同。我不想写名人，或者大的政治人物。我觉得继续自己在《江城》里的那种风格会更有意义。所以，《纽约客》与我之间并非总是能理解对方。实话实说，直到2005或2006年，我在这份工作上才有了一点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