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笔记中的一个片段，题《儒士行恶》，读后颇有印象。
海隅某镇，突来三名恶棍，专事入室强暴民女。镇民愤恨，便去几里地外的两位儒士住所，请教如何报官捉拿。不料，这两位儒士笃信“丽服诲淫，艳容引奸”的道学教条，闻之反责民女不守妇德，勾引世人。
此后，每当恶棍再度得手，儒士仍然不问恶棍踪迹，只责民女不轨。镇民粗鄙无文，皆信之而息声。
半年后，恶棍更加嚣张，镇民迁出逾半，余者逆来顺受。某夜一村妇惊见，两位儒士早已与恶棍混为一体。
笔记者曰：助恶、行恶，本不可分。两位儒士为何历来只责民女丽服艳容？可见关注久矣。为何关注？饥渴久矣。
不解者问：满口道义，义正词严，岂能尽假？
笔记者曰：不屑道义而明施害者，小恶棍也；高倡道义而暗施害者，大恶棍也。小恶棍为大恶棍开道，大恶棍为小恶棍立言，自古皆然。
余评之曰：中国民间，历来将文人与恶棍分作对立族群，乃大误也。“文”无拒恶之能，“人”有握棍之性。恶而不文，是为小恶；恶而沾文，方成大凶。天下恶棍文人，大多藏恶显文。然而每观其文，大抵空言道义，而作酷评。酷评之始，必先颠倒黑白，指善为恶，为恶扫庭。此评一出，挑起低劣舆情，方圆再无是非，酷评者由助恶而行恶，亦无阻矣。
故余叹曰：巨恶之半，起于文人。文恶之半，起于酷评。远溯“文革”，近观民粹，同此程序，皆可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