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是实习军医。刚当医生的女孩，别提多自豪、多骄傲了，真想照好多幅照片，对全世界的人宣布，我是大夫啦！
可我所实习的驻军医院，在新疆一座偏远的小城，根本就买不到胶卷。只得给远在北京的妹妹写信，叫她给我寄来。关山迢迢，第一次寄来的胶卷照出相灰蒙蒙的，一点也不威风。战友们戏说，别是你妹妹给你买的胶卷是处理的吧？
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只怨路途遥远，路上大概经了雨雪风霜，曝了光。
只得让妹妹重寄。这回胶卷一到，马上邀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星期天起个大早，一同留影。
先照了几张合影。年轻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以为友谊会一辈子常青，今天，我重新面对那些稚嫩得仿佛能滴下水来的脸庞，有许多已叫不出名字。
然后各自单兵教练。她们都是护士，就照了许多用大号注射器从盐水瓶子里抽药的照片，你照完了我照，眼睛都亮晶晶的。为表示无菌观念强，全戴着大口罩。我说，你们这么照，寄回家去，你妈妈认得出来是你吗？
她们一起回答：看眼睛啊！
是啊，每个女孩青春的眼睛都是不一样的。我怎么连这都不懂？
轮到我照了。我是医生，所取的姿势就同她们不一样。我潇洒地披着白大衣，把听诊器看似很随意实则很精心地挂在脖颈上，双手老练地插在衣兜里，在病房走来走去，挑病情不太重的病人做我的道具。那些慈祥的维吾尔族老人和腼腆的小战士，都温和地服从我的检查。我做出给病人检查的架势，然后对着镜头微笑，要拿机子的人快照。
胶卷像线轴一般卷过去。只剩下最后一张了，摄影师郑重地宣布。我们突然有了片刻的沉默，该照的都照了，好像不知该如何处置这最后一张胶片。
“你们照一张当医生的相吧。”我说。因为在我照相的时候，我看到她们眼里跃跃欲试的闪光。
那怎么行呢！我们是护士啊。她们羞怯地推辞着，但眼里的光更密集了。
那时的部队，等级观念森严。你是护士若要模仿医生，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罪名不轻。
“怕什么呀？我们不过是玩玩的。再说，现在时候这么早，没有人会看到你们的。只要你们自己不说，我永远也不会说的。没准儿你们以后自己也当医生了，那这张照片只不过算是提前照了一点，不会怪你们的！”我起劲地鼓动她们。
“好吧……那就依你说的办……”她们之中两个胆大的决定一试。其他的人也保证绝不泄露。
摄影师忠实地跟着我们，表示一定把这张照片拍出水平。
现在轮到我们费斟酌了。她俩不敢到病房里像我那样大张旗鼓地招摇，我们就决定把背景迁到医生睡觉的值班室，所以照片里的墙上贴有两张地图，这在正规的病房是不允许的；所以面向走廊的窗户上隔有浅浅的纱帘，这也是病房不曾配备的设施。
好像万事俱备了。两位勇敢的女兵换上了医生的白大衣（护士的工作服样式不同），脖子上也悬挂起具有象征意味的听诊器……我们突然发现了致命的缺憾——那就是——谁来扮演病人？！
虽说病室里的任何一位病人，都会志愿为辛勤服务的白衣天使充当这一角色，但出于道义和保密的要求，我们不能再劳驾他们。
好了，现在你想想，还能让谁来出任这一艰巨的形象？
那几个连当医生的魄力都没有的小女兵，自然不会在这最后一张底片上留下倩影。
既然这主意是我出的，关键时刻我就该挺身而出。
义不容辞！
于是有一个人，她脱了鞋躺在医生值班室的床上，手搭在手上冒充病人。因为她实在没有生病的经验，竭力想做出呻吟的表情，可脸上还是笑眯眯的。她本该躺下，那样才更像重病卧床沉疴不起。可因为摄影师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她有点不好意思，就取了相片上半坐的姿势……那两个充作医生的女孩，多少有些拘谨，她们毕竟没有真正地诊视过病人。不过，这并不妨碍她们以后都成了优秀的医生。不知道是不是这张照片在冥冥之中暗示了她们的未来？
现在，你可猜出了相片上的病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