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上的种种遭遇，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其中太多的后果不可预料。至于那种经过你善意安排而出现的，其后果也不一定如你所料地发生。在事件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大概只有上天才能洞察始末，要不然就是充满自信的年轻人才会认为有绝对的把握。
我这个东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已经背了十六年了。当时我虽然早已不年轻，但却不幸地仍然带有少许早应失去的天真，而且更不幸地带有年轻人那种盲目的自信。
1975年，我被调到总部设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肯尼亚当时是一个新国家，独立才十年，英国殖民味道还相当浓厚。我对这里并不完全陌生，因为上一年我曾在这里出差一个多月，所以这次由我先去，太太和儿子在纽约等我安顿好了再来。
我的运气很好，才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旅店就找到了房子，一幢欧式花园洋房，有四间卧室、两间厕所，客厅餐厅都有壁炉。此外，在车房之侧还有一小幢单独的两间用人房。院子足有三英亩。我知道，我完全不需要如此之大、相当奢侈的住宅，但转租给我的是一位斯里兰卡同事，马上要调去曼谷，租约还有两年，我等于是帮了他一个忙。更何况以纽约的房租来看，每月300美元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当然，我也知道，以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来说，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那位斯里兰卡同事转租给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继续雇用一个年轻黑人——赫特郎。因为，很简单，我不雇他，他就失业。
东非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因为遭受多年的殖民统治，对所有受雇于“外国人”家庭的佣工，都有严格的法定工资规定，以防止再受剥削：雇主负责吃住，每月工资不得少于35美元等等。这个数目在当时要比当地一般劳工的收入好得多。大部分外国人都付50美元左右。斯里兰卡同事则因一家六口而付70美元，我也继续如数照付。
赫特郎大约二十六岁。我说大约是因为他母亲早死，而父亲也不记得他哪年出生，只记得大约十年前行的割礼。他长得相当漂亮，六英尺高，身体坚实，皮肤又黑又光。我一个人很少做饭，所以他只是偶尔洗洗碗，主要是洗衣、洗车和剪草。星期日休假，他就和朋友去看电影、打弹子、喝啤酒。
好像是我搬进来不到两个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和他在院子里谈话，才发现他已经结婚一年多，但成家不到一个星期就从西肯尼亚来到城里打工。
东非肯尼亚，1975（作者提供）
我隐隐地为他难过。新婚七天就因生活所迫而分离，而且这一年多只回去过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接太太来一起住。赫特郎突然沉默了下来。半天，半天，他才说话。当初他父亲是向他老婆家里保证给两千头牛才结的婚，但是当时他们家只买得起1500头，还欠500头，所以婚是结了，但女方家里没有收到最后500头牛，不放人。
我真的呆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批评另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但我实在感到悲伤。我没有经过三思，就直问赫特郎本人的愿望，要不要接她来——当然要——我说好，你明天或后天，反正尽早，回你家把你父亲接来，我负责路费。我说，我愿意帮你这个忙，替你父亲买这500头牛，但我必须同你父亲当面谈，而且要得到他的同意。
赫特郎的村子在西肯尼亚，在离乌干达不远的卡卡美加一带。我一个人开车，半天多一点可到，飞车的话，当天可以来回。但赫特郎要乘长途巴士，一站一站地要坐上十几个小时才到。他第三天刚出发，我就开始有点紧张。倒不是钱的问题，肯尼亚乡下的牛对我来说非但不贵，而且太便宜了，大约1块美金一头，总共不过500美元而已。我紧张是因为我开始感到我是在玩弄别人的命运。我有什么权利，除了出得起500美元之外，来扮演上帝？
但这个顾虑只在我脑中一闪而过，而且过了之后反而是兴奋。
他父亲看上去很老，虽然我估计他最多五十五，我首先问他明不明白我们会面谈话的目的。经过翻译之后，他点了点头。为了不发生任何误会起见，我请邻居的用人做见证，又再度重复我所答应做的事，就是，按照他报的数字给他四千肯尼亚先令回去买五百头牛，再接赫特郎的太太来内罗毕。我最后问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任何其他阻止赫特郎接老婆回家的条件。老头说没有，只是这一件。我于是将事先准备好的现款和一张英文收据给了他。他不会写字，由赫特郎代签，见证也签了。老头两眼湿湿地捧起我的手亲了三下。
我们等了足有一个月才有消息，是一封挂号信，说牛已经送了过去，赫特郎可以回来接太太。我告诉赫特郎回去接之前赶快买好双人床、被单、枕头等等，算是我送他们二人的结婚礼物。
好像是一个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大门前站着两个人，赫特郎和一个女孩儿，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身材结实优美。她叫玛莉，可以讲几句简单的英文。我们交谈了一下，她带着笑容但相当正式地谢了我。我舒了一口气，一个多月下来的压力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无比的轻松和成就感。
第二天一早，主要是为了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一个人开去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安博塞利野兽保留地”住了三天两夜。在丛林中、干湖床、半干旱地和大平原上，观望着那成千上万的斑马、羚羊、一对对的长颈鹿、一家家的大象、母狮小狮和独来独往的雄狮，想到其实并不是很久以前，人类就在这一带诞生，来设法把自己还原到现实，就是说，嘿，慢一点，你只不过是此时此刻地球上存在的一个人而已，就算做了一件好事，也只是能力所及的一件事，只不过比顺水人情多五百美金而已。
我星期一傍晚回到内罗毕。在开进我家巷口的时候，发现路上闪着红灯蓝灯，还有两部警车，车旁聚了一小群人。再往前开，才发现他们就在我家大门口，而且是在等我。
赫特郎向一位警官介绍了我之后就不再说话了，只是面色低沉地垂着头。我请警官进屋去谈，他说不必，在院子就可以。他很客气但很官方地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赫特郎不久前报警，说他太太玛莉昨晚翻墙逃走，问我知不知情，有何评论。第二个其实不是问题，而是要我立刻进房查看有没有遗失任何财物。
我当时完全糊涂了，在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或反问任何问题之前，几乎麻木地进屋巡视了一遍。其实不看我也知道，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除了我的衣服之外，只有一套音响设备和这几个月买的几十张唱片。我告诉警方说什么也没有遗失。他立刻安心了，脸上有了笑容，然后好像任务已经完成似的向我和赫特郎宣布，玛莉逃走的案件目前没有任何线索，医院也没有此人进住，但他们会去追查。
警察走了之后，赫特郎才在客厅里带着泪水告诉我，玛莉在前一天晚上翻墙出走。他先一个人，后来又约了两个朋友，找了一天一夜，直到今天下午才报警。
我的脑子现在完全空白，根本无法解释，无从想象。我连安慰赫特郎的话都说不出。我半夜躺在床上不断责备自己，怎么如此之天真、如此之盲目、如此之大胆、如此之笨。你对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任何情况一无了解，竟然敢去介入别人的私生活！
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收到楼下联合国警卫的电话，说有一位肯尼亚人要见我，讲了名字，但我完全不知道是谁，不过我还是下去了。
走到面前我才发现是赫特郎的朋友。他曾经来过我家几次，我也曾和他打过招呼。他大概不想警卫听见我们的谈话，就请我走到不远之处的一棵树下。他说他知道玛莉为什么逃跑。他说玛莉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情人，在内罗毕一家车胎厂做工，已经好几年了。她根本不爱赫特郎，根本不认识他，一共只见过三次面，包括结婚在内。可是她那个情人家里更穷，连二十头牛都买不起，别说两千了。我问他赫特郎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知道，只是不肯相信。他请我不要讲出去他来找过我，而且希望我叫赫特郎不要再去找了。他说他知道玛莉利用这次这个机会——意思是说，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我——离开家里，而且利用赫特郎来到城里，但来到城里不是为了丈夫赫特郎，而是来找她的真正情人。他最后说他知道玛莉绝不会回来。他离开之前又补充一句：不用找了。
我当天下午提早下班，直接去我们那个区的警察分局去找问过我话的那位警官。联合国的外交身份在这个小分局有相当的效力。值勤的警察，在我前面排队的十几个黑人白人注视之下，亲自引带我去见警官。他正在讲电话，但用手示意，请我坐下。我一路上一直在跟自己辩论，要不要向警官透露我下午得到的消息，直到我坐在他面前，不知道是因为他那一副官僚架式，还是我意外地获得了迟来的智慧，决定还是不讲。
他一挂上电话，没有等我开口，就说谢谢我来，然后很正式地通知我，既然我没有任何财物损失，此案与我无关——我听了心里一寒！——接着他说赫特郎是西部罗族人，和我在内罗毕接触的吉库尤族人不一样，然后他非常婉转地建议我这个外国人，用中文最简单的话来说，少管闲事！
刚回到家就收到邻居的电话，请我去他家喝杯酒。邻居是一对德国夫妇，有两个小孩儿，我们从来没有交往过，只是在我搬来的时候，他们表示欢迎。
男主人等到他的用人、我的见证，放下了威士忌和冰块，离开了房间，而且关上门之后，才对我说，他的用人已经将事件的经过讲给他听了。他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我考虑。第一，你如何证明那位老先生是赫特郎的父亲。第二，有没有结婚证书，或任何其他证件，表示玛莉确实是赫特郎的太太。第三，假设玛莉是真的玛莉，又有什么证据说明她是逃跑。
当然，三个问题不需要考虑，至少事件发展至今不需要考虑就知道，第一，无法证明；第二，没有证件；第三，没有证据。我这个时候虽然喝了两杯酒，但是却感到更清醒了。我心里在想，幸好没有一时冲动，将五百头牛的事情，还有将玛莉的情人的事情，告诉那位警官，已经对罗族人没有好感的警官，处理这样一个没有线索的案件，很可能反而替他找到了一个动机——欺诈，而将赫特郎逮捕，而且在关上三个月半年之后，清白的赫特郎也只好认罪了。
男主人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忠告。他说他在非洲前前后后一共九年，最后三年在肯尼亚。他说他对黑人的态度是平等地相待，但他绝不会把他们当作失踪多年的兄弟。
我不忍心去问赫特郎究竟玛莉是不是有一位情人，也不忍心去问他究竟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他的父亲。之后一个多星期，我只是问他有没有任何新消息，再没有多久，谁也不想再提了。直到我三年后离开非洲，我和赫特郎都再也没有提起玛莉这个名字。
但十六年下来，我这个东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却摆脱不掉。有的时候，我现实的一面告诉我，你太急于拥抱你以为是你失踪多年的兄弟了。但又有时候，我浪漫的一面又告诉我，你可能牺牲了赫特郎，可是玛莉却因此而终于找到了她真正的情人。
东非事件就像我十六年前抛出去的一个球一样，问题是，这个球到现在还没有落地。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