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1991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乐事——就是战地金门决定开放为观光区。
我和金门大概有缘。“8·23炮战”的时候，我以毛头记者的身份，前往战地，差点葬身料罗湾。大学毕业之后，全班又只有我一个人被分到金门服役。
1958年暑假，我正介乎师大英语系大三和大四之间，正在无忧无愁地每天享受那50年代台北市年轻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我收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北京美国学校小学同班、台北美国学校初中同班、当时正就读东吴法学院的刘岩的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考他已开始兼职的“中国广播公司”海外部英语组的播音。有几个人应考我不记得了，但只录取了我一个人。
中广海外英语组设在新公园总部（大陆部在信义路，很神秘）。我们一共四人，组长先是熊玠，但他不久即出国，继任是我家世交、朝鲜战争期间当过美军翻译的刘光华。余下三位播音员就是刘岩和台大外文系的Sammy（抱歉我忘记他的姓名了）和刚进去的我。我们四人与中广其他节目主持人和记者共享二楼一间大办公室。令我紧张兴奋的是，他们都是大明星：王玫、白茜如、崔小萍、王大空、洪敬曾、乐林、丁炳遂、周金钊、潘启元等等。英语组每晚九点（还是十点？）有三十分钟的英语节目，针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地。工作很适合我的时间，所以我一直做到师大毕业及在中学任教结束，直到1960年秋去金门当兵。
我刚去中广不到两个月，“8·23炮战”爆发。9月中，海外英语组分到两个战地采访名额。本来轮不到我，四人之中我的资历第四。但组长刘光华新婚。上面不忍心派他，Sammy自告奋勇退出，所以就是刘岩和我了。
我们这个总共有十几二十来人的中外记者团很受“国防部”的重视，尽管我的“中广记者证”连我自己看了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大约9月20号左右先乘机到高雄，接着在左营登一艘不晓得什么类型的军舰，总之有炮，然后驶往金门。
因为我们是电台的记者，所以带的是两架老式磁带录音机和两条笨重的电池带。我们这两个小毛头记者的计划是实地录音和访问，从金防司令到碉堡里面的二等兵。
现在回想起来，说实话，我当时的确没有考虑到这是真的战役、真的炮弹、真的伤亡，而几乎——我也知道这该打——几乎是以观光游览的心态出这个差。
预官服役，金门，1960（作者提供）
9月24日晚，军舰已经抵达金门料罗湾，已经可以看见远远前方一片没有任何灯光的陆地，已经可以听见远方的炮声，看见空中的闪光，但是为了安全规定，天明时才登陆。当晚，我们已经写好了几段稿子，讲述到那时为止的经过，并录了音。刘岩去找人充电池，我在和几个外国记者喝其中一位随身带的一瓶威士忌。我并没有喝太多，可是台湾海峡风浪之大，不喝酒已经有点晕了。我不记得几点入睡，只记得我突然被刘岩推醒，而且他近乎痛骂似的责备我说，人家都已经上了登陆舰（LST）了，你（指我）还在睡！我们二人急急忙忙又狼狈又紧张地各自提着录音机，围着一带笨重的电池，穿着救生衣，上了甲板。果不其然，最后一艘登陆舰，在隆隆炮声之下，正隆隆自母舰下降至海面。我们目击着它运载着六七名记者，脱离母舰而乘风破浪地驶往金门岛。我第一次尝到了所谓的“错过最后一班船”的味道。但更羞辱的一笔是，一名海军对我大声喊，“没有钢盔，不准上甲板！”我们二人简直像小偷似的溜回舱位。
我们几乎立刻返航回左营，而且我完全不记得走了几天几夜，可是军舰一停靠，我们每个人都立刻感到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码头上一群显然已等候很久的官兵立刻登舰，立刻召集所有剩下来的记者（乘登陆舰去金门纯属自愿，军方派守兵，包括我们两个没有赶上船的，好像只有七八位）来仔细查对和记录我们的姓名、单位和证件。我们提出的任何询问都得不到任何答复。直到我们被带领到一间简报室，才有一位陆军校级军官告诉我们，一艘登陆舰，可能是最后下船的那艘，已失踪两天两夜。而且直到我们回到台北之后才得知，就是那最后一艘中弹倾覆，六人身亡（其中一名日人、一名韩人，余下四人是《征信新闻》《中华日报》《新生报》的记者和一名摄影），一人在金门湾漂流了十八小时后被救起，好像只有驾舰的两名陆战队士兵安全游泳登陆上岸。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而恐怖的回忆，尽管我个人安全地回到家中。我从其中得到的教训是，不具备所需认知和能力和技术的工作，上面派你是上面的错，自告奋勇是个人的错。1958年，金门遭受到史无前例的炮击，无数人丧失了生命，而我，我失去的只不过是我的天真。但这是我的洗礼！
师大毕业之后，为了保证能留在台北不被分到乡下去任教（好个师范大学毕业生！），我就私自申请高中母校强恕中学去任教，而且被接受了。但后来听说，当时全体教员都一致反对，反对一个从高一上、就两大过两小过留校察看至毕业的张文艺，仅仅四年之后，就回原校去误人子弟（至于我已经被他们误了三年，他们就不去想了）。反正，只有钮长耀校长和教过我一学期英文的钮夫人不反对。因此，突然之间，我从当年一个小太保，而且是经常被揍的那种，变成了许多一起混过的哥儿们的弟弟妹妹的英文老师。
我算是台湾教育改制之后的第一批。例如，我考上强恕高中那一年，正是“救国团”成立的那一年。我考上师大的那一年，又正是台湾五所公立院校第一届联合招生的那一年。我的运气之好，还不止于此。在台中竹子坑接受预备军官第一次暑期训练的时候，刚好赶上“八七”水灾！总而言之，因此，在强恕教满师大规定的一年之后，就被分到凤山步兵学校接受入伍训练。六个月期满，官拜陆军少尉，同时被分配到金门服役。
预官九期，我们这一大队，虽然有七人分到金门，但只有三人被分到同一个师，九十二师。一位是台大外文系、现任职“贝尔实验室”的黄光明。他的运气不错，担任我们师长的联络官，进出有专车；另一位是东吴法学院、现任职“英航”的徐家璧。他的运气也不错，担任我们师的军法官，还有自己的小吉普。而我，大概因为教过书，还有过那么一点点金门战地经验——运气？简直中六合彩了！——我则担任九十二师、二七五团、第三营、第三连、第三排少尉排长。想想看，他们只能坐办公桌，而只有我带兵！
在金门服役，只有现在回忆起来才有点美。所有的艰苦、血汗、紧张，就像金门的寒风一样，三十年之后，都没有棱角了，也不刺骨了，无论是我驻扎在下湖的溪边村的一个破关帝庙里，带兵漏夜抢滩，还是修建炮阵地，捡对岸射过来的宣传弹，好像都不那么难受了。至于我这一排的兼差——负责卫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两名情报人员主持的窃听站——倒是一件好差事，至少对我这个张排长来说，因为每个星期，只要我有空，他们必定请我去他们碉堡看部好莱坞电影、喝喝啤酒。我们连长警告我不得向他们透露我方任何情况，因为他们不但公开窃听中共部队的电讯，还私下收集国民党部队的情报。
服役前半年就这样过去了。苦相当苦，累相当累，但偶尔还有机会和黄光明与徐家璧开他的小吉普去老金门大吃一顿。是在这样一个假日傍晚归营之后，连长转达了上面的一纸命令，使我下半年的服役，少掉了一些苦，少掉了一些累，但却增加了不少恐惧和寂寞。
我们二七五团的防守区相当广，不但包括金门北边一带，还包括金门岛与大陆之间水域中一个小岛，北碇。北碇不但是金门战区最前线，距对岸不到2000公尺，而且是个要塞，因为上面有座当年英国人建造的灯塔。这个小岛寸草不生，全是岩石，所有饮食用品全由本岛定期补给。小岛真小，落潮圆周800公尺，涨潮600。灯塔的房舍（和里面一架巨型，仍刻有“伯明翰制”的煤炉）已在“8·23炮战”期间炸毁，但灯塔本身仍在运作（或者是炸坏后又修好了），完全自动，有专人定期来检查。在溪边的时候，我不止一个晚上一个人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那一闪一闪的浅蓝色灯光。现在，也不必呆呆地望了，也不必浪漫地去幻想了，我将以那个小岛为家。
连长转达的命令是，由我（我的老天，一个预备军官！）率领一个加强排去接换目前看守的那个排。我们都听到传闻，即不久前，中共几名水鬼半夜里摸走了我们岛上几位士兵的头，岛上士气非常低落。好，你可以想象我接到命令之后的士气有多高了。
说实话，我都不记得什么样的配备和人员才构成一个加强排，大概是多了一个重机枪班和一座什么炮吧！反正，我们是由陆战队蛙人负责运送上岛。这些蛙人平常在下湖弹子房，我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现在，因为浪大而又没有码头，船无法靠近，他们（感谢他们）真的一个一个将我们整个加强排的官兵扶下船下海，扶着游，再背上岛。
加强排的编制是，我和排副和四个班长及士兵，外加一名副营长和一名连指导员。但副营长只有在实际作战期间才负责指挥，平常不能干涉我的领导，所以什么事也没有，而指导员只能指导（指导什么，当过兵就知道了），不能指挥。因此，整个半年期间，我是北碇岛的实际岛主。
一旦去掉了恐惧心理之后，北碇就算不是天堂，也绝非地狱。
事实上，除了没有沙滩之外，我好像在南太平洋小岛上度了六个月的假。想想看，除了日落之后，每二十分钟巡逻全岛一周至日出之外，几乎无事可做，有的话也有排副。不错，没有新鲜肉菜，全是罐头食品，可是金门渔民在归程中，总会送给我们几条黄鱼（坦白地说，这是贿赂，因为北碇是最前哨，越过我岛就有投奔大陆的嫌疑，就有理由将渔船击沉）。此外，我们的炊事兵又是澎湖渔民，自制了一副潜水镜，天气好的时候就下去抓几条小龙虾给我们。平常白天就晒晒太阳、看看书，说实话，我是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看完了《战争与和平》。
在这段期间，唯一值得一提的与水鬼无关。这正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之后，金门马祖成为尼克松和肯尼迪有关台湾安全的辩论主题。我记得有一晚与本岛的定期无线电联络中得知，第二天将有一个美国访问团来北碇。
老美有的时候非常可爱。一个民间组织（看情况是亲共和党的）在全美各地收集募捐到好几吨的礼物，用来赠送给在金门马祖前哨捍卫自由的英勇战士。第二天上岛的，除了搬运礼物的蛙人之外，只有二人。一个是金防部负责接待的一名少校，一个是从美国亲自前来的代表，而且竟然是一位中年妇人。他们虽然只停留了不到一小时，但我的感觉是，大概只有探监比这个更温暖。我收到的是两双袜子，红蓝格子，但指导员后来说这不符合陆军的黑袜规定，叫我退役再穿。
这些零零碎碎的事件，也只有当事人回忆的时候会有点感受，但几年前我遇到一件与金门与我都不无关系的小事，使我感到今天终于将战地金门开放成为游地金门，是一个对的，尽管晚了一点的决定。但“晚”还是比“不”要好。
大约六年前，中共国务院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应美国环保局的邀请，来这里访问。他曾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毕住过几年，和我很熟。他在纽约期间，我请他来我们家吃饭，他说很好，但要求我也同时请此地领馆为他提供的司机，免得他一个人在街上车子里等。
我不记得这位司机的姓名了。但我记得我们吃完了饭，围着桌子喝酒聊天的时候，话题转到了那位司机。他说他在部队里干了六年才转到外交部。我问他在哪里当兵，他说一直在厦门一带，金门对面。我一听一愣，立刻问他大约什么时候。他说大约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有点意外，有点惊讶，有点宿命……我告诉他我从1960年秋到1961年秋，也就在他的对岸金门服役。他也一愣，然后问我在金门哪里。我说先在溪边，后来去了北碇。他看了我几秒钟，想了想，然后慢慢地对我说，“那你应该是国民党陆军九十二师、二七五团的吧！”
我想我也不必形容我当时是如何的震惊了，而我当年还以为下湖苦、溪边累、北碇是度假！
这件小事可能什么也没说明，但也可能说明了一些事，至少说明金门是应该开放为观光区的了。而如果你要想的再远一点再广一点，那我觉得，以我作为预官在金门的经验，整个预备军官制度，甚至于整个兵役制度，也都可以考虑取消了。我不抱怨我在服役上所付出的时间代价。但今天的金门不是三十几年前的金门，今天的台湾更不是三十几年前的台湾。时代变了，情况变了，谁能够想象庞大的苏联帝国在1991年终止存在？谁又能想象昨日之战地金门变成为今日之游地金门？所以硬要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在生命最具有生命力、创造力、想象力，在生命最可爱的岁月，去服与他日后人生和事业多半完全无关的两年兵役，起码来说也是可惜，更不要提这是一个昂贵无比的社会代价。
但是如果真有这么一天的话，那金门和我更有缘了。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