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头岭大规模的械斗事件，给李明桥提供了一线机会。他仔细琢磨了一下：石副省长来蓟原，是一个由头；矿山发生大规模群殴事件，打死了一名煤老板，这又是一个由头，两个由头加起来，李明桥想就此对这一带的矿山进行一次强制性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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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清来到省城，先是到相关部门走动了一圈，又拜访了几位老领导，然后才到省人民医院见自己的老同学。他给老同学带了两箱50年窖藏的蓟原老白干。老同学见了酒，哈哈大笑，连说：“老杜啊，咱们同学里面，级别比你高，厅级副厅级的多得是，但要论权力的大小，还就数你大。”
杜万清说：“两箱酒就让你拍上马屁了？”
“不是，不是，”老同学说，“我说的是真话。你想想看，在中国现有的体制里面，哪个级别的官员手中权力最大？”
见杜万清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又接着说：“县委书记，权力最大的肯定是县委书记。”
杜万清说：“这酒还没喝呢，怎么就先醉上了？尽说胡话。”
老同学很认真地说：“怎么是说胡话呢？你想呀，这县委书记，自己的县份，要怎么样发展，县委书记说了算吧？县财政的钱，打算怎么花，县委书记说了算吧？下面的干部怎么样任用，该提拔还是该免职，县委书记说了算吧？要搞什么样的工程，要打造什么样的产业……凡是该县域里的事情，事无大小巨细，都得县委书记拍板是吧？吃饭有人请，喝酒有人送，连找情人，都有人‘拉皮条’……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县级领导。”
杜万清打了一个呵欠，无可无不可地说：“听起来一套一套的，全都是歪理邪说……你呀，只管治病救人，别尽瞎琢磨官场上的是是非非。”
老同学长叹一声，惋惜地说：“要说呀，这个社会，还尽让你们这些官场中人给折腾坏了，我们当医生的，上手术台前，还得用准备拿手术刀的手，掂量掂量病人家属送来的红包，是厚还是薄——你说，哪朝哪代，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杜万清一想，也是，自己作为病人，不是也不敢胡乱找医生吗？他不大相信自己不太熟悉的大夫，怀疑对方是否真的有诚心给自己瞧病。他甚至一度产生过疑惑：做手术的医生，如果没有收到病人家属送来的红包，还真敢开膛以后不给病人缝上？
官场中人追名逐利，自古亦然，就像绿头苍蝇看见长了蛆虫的腐肉一般。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风气，竟然影响到了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身上。不只是医疗卫生行业，就连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育行当里，也是充满了铜臭味：逢年过节，学生要是不把自己的班主任和代课老师走动走动，他就敢在讲课的时候给你打埋伏、打折扣……杜万清已经不止一次听人反映过，说是蓟原一中的老师，平时在课堂上从来不讲重点内容，马马虎虎混过去就成，而把重点内容放在课后自己办的补习班上讲，逼迫学生非参加他的补习班不可。他甚至听过一个笑话：
某中学有一位老师，40来岁，当班主任。放寒假的时候，这位班主任给班上学生开最后一次班会，一再强调：不准学生给他拜年。班主任很严肃地告诫自己的学生：“要过年了，不许大家来给我拜年——虽然我的家，不是太难找，XX街XX号，左拐弯就到——但是，不许来拜年，否则，我会很生气！”他一连把“不许来拜年”强调了很多遍。现在的学生多聪明啊，结果，春节的时候，学生挨个去给这位班主任送了礼……
一个不是特别搞笑的段子，一度在蓟原县传得沸沸扬扬。传到杜万清的耳朵里，他琢磨着，怕不是单纯的笑话那么简单，十有八九是真有其人其事。
毫无疑问，这种风气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端。当了多年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杜万清太了解中国的这种基本国情了，而且比一般人的理解要更为透彻一些。他明白，这已经不单单是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的问题，而是“拜金主义”引发了一系列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现实状况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已经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学生和老师之间，也缺乏足够的信任感；依次类推，在领导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之间，信任感又在什么地方呢？
很难想象，在信任感普遍匮乏的今天，究竟还有没有一块属于心灵的净土？
杜万清摇摇头，这已经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所能左右的事情了。
按照老同学的安排，杜万清要在省人民医院待将近一个月时间，以便让医院里的专家们，对他的肝部做更为全面和详尽的检查，期间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常规治疗，目的是保护肝脏，并防止肝脏阴影部位可能产生的病变。
老同学兴师动众，整得有些玄乎，弄得杜万清原本淡定的心里又七上八下的。
他疑疑惑惑地问自己的老同学：“你是不是没有告诉我实情？什么阴影不阴影的，该不是‘癌’……什么的吧？”
说到“癌”字，杜万清的大脑里面，就有些发懵。
老同学哈哈大笑，用力拍了一下杜万清的肩膀：“瞎说啥呢，什么癌不癌的，你这个县太爷的命，金贵着呢，我们必须详细了再详细，认真了再认真。你呀，也借机休养休养，都这个年龄了，别老是惦记县上的工作，没有你，地球照转不误。”
杜万清心说，没有自己，地球是照转不误，但蓟原县肯定会乱成一锅粥。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嘱咐老同学道：“既然没啥大问题，就不要整这么大的动静，做好保密工作，别弄到最后，又成了菜市场，人来人往的。”
老同学说：“那是当然，你老兄的习惯，我还不清楚？”
杜万清以往生病住院，来来往往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弄得他很烦。再后来，有个头痛脑热的，只好严密封锁消息，偷偷地往医院里跑，整得跟做贼似的。
县委书记住院，首先闻风而动的，肯定是县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这些人，干工作不见得有多积极，但到医院这些地方向领导表忠心，则一概是前仆后继，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别看杜万清快退休了，而且在外人的印象中，好像他这个县委书记当得忒窝囊，但是，只要他往医院里一躺，那些个科部局的头头，乡镇上的书记镇长们，甚至班子里的其他成员，100%都得一窝蜂往医院里跑。
老虎就是老虎，不要以为老虎老了，病恹恹的，好像被人缚住了手脚，就失去了扑人的利爪和尖利的牙齿，不是，这样的老虎，照样拥有巨大的杀伤力——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杜万清知道，自己这个县委书记当得比较保守，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凡事讲究平稳过渡，能推就推，在外人看来，有点畏首畏尾的意思。但是，自从李明桥来到蓟原，他一贯的行事方式被打破了，立场就变得有些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对代县长李明桥不满；一会儿，是对黄志安和郝国光他们的横行跋扈不满……
他承认，李明桥身上有他久违了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无所畏惧、不顾一切往前冲的闯劲，还是年轻人身上固有的活力和事业心？总之，这个年轻的代县长身上，有一种热腾腾的东西。
老同学这次要他住院，他也有借机休息休息，理理自己思路的打算。他的脑子里有些乱，乱的人、乱的事。他想躲一阵日子，一是清静清静，二是看自己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在权力真空的条件下，蓟原的这些人，又能折腾出什么事来。
杜万清并不怀疑李明桥的驾驭能力，但是，李明桥身边的掣肘太多，面对的牵制力量太过强大，如果李明桥一味地“以强制强”，那么，最终吃亏的肯定是李明桥自己。这个人，跟翟子翊一样，都是“一根筋”脾气。他难道就不晓得，在多数情况下，“柔”也能“克刚”、“曲径”也能“通幽”吗？
衢阳市领导班子变动的消息，杜万清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对于常务副书记翟子翊没能出任市长一职，早在杜万清的意料之中。
按说，常务副书记翟子翊的口碑颇佳，在衢阳市的干部和老百姓当中，政声挺好。但是，这些都不作数，作数的是甯江省委领导层的意见。翟子翊的缺点，同时也是他的优点，就是太过刚硬，太过耿直。市长一职，是个很重要的角色，甯江省委当然不敢马虎，按照常规，在人选方面肯定会征求原市委书记和现任市委书记的意见。试想，一个动不动跟市委书记、跟市长拍桌子的人，不管是原市委书记，还是市长转任市委书记的何培基，哪个会替他说好话呢？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是够仁慈的了。
但市长一职暂时空缺，却也充满了玄机：这意味着，衢阳市市长的人选还存在很大的变数，翟副书记仍然有机会问鼎这一职位。
根据杜万清掌握的消息，在有实力问鼎这一职位的人选当中，翟子翊的希望只占到30%，另外70%的希望，分属于另外两个重量级的人选：一个是省委副秘书长，海归派，博士，在省委党校当过副校长；另一个人，是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人年轻不说，而且背景深厚，准备到基层去镀金，衢阳市是首选。这两个人选当中，海归派博士背靠的大树，是省委分管党群组织的副书记，据说，该副书记发表在《求是》等中央党政报刊上的大块头理论文章，都出自该博士之手，有爆料称，该副书记准备在退休之前，把那些文章整理成一本书，作序的人都请好了，是某位退居二线的中央领导。而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据说是有亲戚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甯江省现任省长曾经给其当过副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亲疏，自不待言。
相较之下，背景关系最弱的，就是翟子翊。当然，翟子翊还有一个处于劣势的条件，那就是海归博士和省政府办公厅主任，都早已经是正厅级，去衢阳当市长只是平级调动，充其量只是从“条条上”走到“块块上”而已；翟子翊呢，还只是个副厅级的副书记，要出任市长，必须再上半个台阶——提拔和平级调动比起来，提拔的难度自然要大一些。
翟子翊的优势，就是在当地的政声好，地方上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挺拥戴他，呼声很高。但他那个年龄，52岁了，属于可提拔可不提拔那种，一般情况下，去人大或者政协当一把手的可能更大一些。据说，省委常委会议议过几次，但都不了了之，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和省长各自提出的人选处于胶着状态，谁也不让着谁。
让杜万清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听说省委书记有什么明确的态度。按照常理，一个经济大市的市长人选，作为甯江省委最大的老板，省委书记一般不会轻易放任其他领导安排自己的亲信。但奇怪的是，在众说纷纭的小道消息里面，压根就没听说省委书记提出过什么人选，给人的感觉是，好像这次的人事之争，甯江省就不存在一个省委书记，从头到尾都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在相互掐巴。但细细一琢磨，也很正常：因为省委副书记提出的人选，未必就不是省委书记默许的人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副书记和省长在争，实际上，有可能就是省委的大老板和省政府的大老板在掐巴。
最悲哀的无疑是翟子翊，没听说哪个领导在常委会上力挺他，有个别常委提过，但人微言轻，被别人的话头一岔，就带过去了。
杜万清住的是特护病室，也就是民间版本里面传说的高干病房。条件自然很好，在杜万清的感觉里，跟住宾馆差不了多少，唯独让他不舒服的，就是医院里到处充斥着消毒液的味道，很浓烈，呕得慌。
负责他这个病室的，是一位20郎当岁的年轻姑娘，走起路来一弹一跳的，很轻快。她经常戴着大大的口罩，看不清她的面目，但身材很好，体型苗条，上下都很匀称。她每天要给杜万清测两次体温，量两次血压，早晚各一次。每次量体温前，她都会很细心地把体温计放入他的腋下，然后拉好他的衣服，再顺手掖掖被子，动作很温柔。量血压的时候也是这样，轻轻挽起他的袖口，放好测量仪，细心缠好输送带，然后开始测量，边记录边轻声报个数据……杜万清感到很温馨，有种又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而是温柔体贴的母亲一般。杜万清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难道是平时的工作负荷太大、压力太大所导致的？未必吧，自己一个农家子弟，从最基层的普通干部一步步干起，一直做到县委书记，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甭敢说别的，最起码的承负能力还是有的。
难道是自己老了？想到这一点，杜万清的内心遽然一惊。他隐隐约约记得，好像什么资料上刊载过一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说是一个人，如果动不动产生回到幼年去的想法，或者有类似的幻觉，说明这个人的身心正在急遽地变老和衰退……自己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正是如此吗？难道衰老正在肆意地蚕食着自己？
他有些后怕。他知道人人都要老去，人人都要把自己的这副臭皮囊，最终交还给泥土，他58岁了，以届知天命之年，但是，他仍然无法面对自己日渐衰老这一可怕的事实。尤其是两年后，他就要彻底退休，他的头顶上再没有了权力所带来的荣耀和光环，那时候，他又如何面对一个失去权力，赋闲在家，而又风烛残年的衰败老人？他实在不敢再往下想。
期间，李明桥打过几次电话，就几项具体工作征求过他的意见。李明桥重点提到石副省长要去蓟原视察，问他是不是提前返回县里。杜万清没有说死，只说到时候看吧，但强调接待工作一定要做好，不可有任何疏漏和马虎。临挂电话的时候，杜万清犹豫片刻，对李明桥说：“明桥同志，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的相关工作，你可以跟市委翟副书记通个气，看他有什么指示。”
电话那边，李明桥明显地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琢磨杜万清这句话的用意，然后李明桥才回答说：“好的，好的，我会请示翟副书记的。”
放下电话，杜万清默默地望着病房里雪白的墙壁。
医院里就是这样，什么都是白颜色，墙壁是白颜色的，病床是白颜色的，床单是白颜色的，被子是白颜色的，医生和护士穿的衣服，也是白颜色的……白得耀眼，白得单调，白得刺目。
杜万清的大脑并没有闲着，有个疑问老是在他脑子里绕来绕去：石副省长这个时候去蓟原，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位石副省长，分管工业口，衢阳市是甯江省的经济重镇，而蓟原县又是衢阳市的经济命脉，他这个时候去蓟原，有什么玄机呢，未必就是单纯地去视察蓟原的煤炭产业吧？他估摸着，不光是去蓟原视察这么简单。
石副省长不是省委常委，左右不了干部的命运，他去蓟原，市委书记何培基同志未必就肯陪他；而其他市上的领导，单由对口的副市长一个人陪同，分量又稍嫌轻些；唯一的办法，就是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出面，和分管工业口的副市长两个人陪同下去，最是合适不过。杜万清提醒李明桥征询翟副书记的意见，就是估计到翟副书记有可能是陪同人员之一。
当然，杜万清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他无意中得知，这位石副省长尚在南方某省工作时，曾经跟省委组织部长在中央党校有过一段时间的同窗之谊，不管当时关系处得如何，现在毕竟都是甯江省的大员，彼此之间的走动，自然要比其他人来得亲密一些。
有时候，你要把地球撬起来，不一定非得拥有包罗天地、颠倒乾坤的本领，或许，只需要一根小小的杠杆、一个合适的支撑点，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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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的总经理黄小娜，如愿拿到了财政局长周伯明拆借的一部分资金，3000万元，一笔不大不小的数目，但拿到钱的过程却有些曲折。郝国光不怎么满意，原因不仅仅是拿到钱的方式比较麻烦，而且，周伯明这次张的口有些大——光送给周伯明的银行卡上，就比往年多打了50万元，还不包括中间环节付给其他人的好处。
周伯明先是以财政局的名义，给县政府打了个报告，报告中称：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三农”政策，建议由财政局牵头，成立“蓟原县涉农企业担保基金”， 向政策性农业担保机构增资4000万元，以用于解决蓟原县农机公司等若干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报告送上去后，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在背后积极运作，仅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这个报告就经由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批复了。
经过一番紧密的筹备，斥资4000万元的“蓟原县涉农企业担保基金”顺利成立。这个担保基金，只是用来做抵押的，真正掏钱的主，是银行。也就是说，受扶持的涉农企业拿到的钱，是由担保基金抵押的银行贷款，只不过不用企业自己付利息，政府贴息而已。
蓟原县的涉农企业有六家，除了不死不活的县农机公司，另外还有一家种子公司、一家饲料厂、三家规模不太大的养殖企业。在黄志安和周伯明的共同运作下，这六家涉农企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银行贷出了4000万元。然后，其中3000万元从这六家企业的账上走了个过场，一转眼的工夫，又转到了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的账户上。
黄小娜用这3000万元，顺利地签下了十来份订单。她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到了冬季，假如煤价果如郝国光所估计的，不跌反涨，继续往高里走，那么，这十来份订单，可以给华源公司带来一笔不薄的利润。
黄小娜比较高兴，就有意跟郝国光温存一番。但郝国光没有反应，他还在生周伯明的气：周伯明睡了自己的老婆不说，现在也学会狮子大张口，从他郝国光身上揩油了。
黄小娜拍拍他的脸蛋，说：“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嘛，不就50万吗？对咱们来说，只是牛身上的一根汗毛而已。”
50万确实不是多大的数目，但郝国光的心里头，就是不舒服。他知道，这不舒服，一小半是因为周伯明多要了50万元造成的；一大半，是他对周伯明给自己戴绿帽子一事，至今耿耿于怀。
在这方面，男人通常表现得非常自私。他可以拥有黄小娜，可以在风月场所和那些卖淫小姐左拥右抱，但他就是不能容忍刁月华背叛自己。
黄小娜明白郝国光的心思，不说话，只是用细葱样的手指，轻轻抚摸他的胸膛。过了小半天，才像忽然记起似的，说：“国土局的张局长，昨天找过我……”
郝国光哦了一声，问黄小娜：“张得贵找你干什么？”
“他说，要我们帮他在省城置办一套房子。”
“省城？”郝国光沉吟着说，“张得贵这个人一贯谨慎，怎么会想着去省城弄房子？”
黄小娜说：“就是啊，他好像从来没提过类似的要求。”
郝国光问：“他要多大的？”
黄小娜说：“180平米，复式的。”
郝国光在大脑里面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连装修带家具，得200多万。”
黄小娜说：“就是，少说也得200来万。我没有明确表态，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只说忙过这两天，再跟他联系。”
郝国光琢磨了一下，说：“张得贵既然开口了，就把咱们手里的房子挪出一套来，给他。”
黄小娜很不情愿地说：“就这么给他？西城口那块地，我可是跟他提过好几回了，硬是不松口。”
郝国光半搂着黄小娜，捏捏她的一只耳垂，说：“我早就劝过你，你不听。趁早撒手，别打那块地的主意，我们即使送给他一套房子，张得贵也不见得会把地给我们。”
“为什么？”黄小娜不解地问。
“张得贵这个人，有江湖气，仗义不说，而且行事稳健。他轻易不会给别人答应什么，以免留下把柄。这次跑来找你，肯定是遇上麻烦事情了，否则，他不会随便张口。”
黄小娜用鼻子眼哼了一声，说：“能有什么为难事情？无非是招惹上比较难缠的女人了，你们这些臭男人啊，没有一个好东西！”
郝国光哈哈大笑，他说：“你们女人还不是一样？喜欢的就是臭男人呗。”
顿了顿，郝国光又说：“忘记是什么书了，里面有句话，说什么女人的阴道，人人都说脏，人人都想进——你说精辟不精辟？”
“流氓。”黄小娜轻声骂了一句。
“是流氓。女人爱的，不都是流氓吗？正经男人谁爱啊。”
郝国光来了情绪，一只手伸进黄小娜白皙的乳沟，另一只手环着她的腰。黄小娜痒痒，边骂边咯咯咯地笑着。
两人嬉闹了一会儿，直接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做起来。良久，两个人才都疲乏地瘫软在沙发上。
郝国光抚摸着黄小娜，说：“张得贵当了多年的国土局长，从来没有在蓟原的土地征用上动过脑筋。”
黄小娜有些疑惑地说：“不会吧？我怎么听说，张得贵的身家，不比你这个煤炭局长差呢？”
“我没说他清廉，”郝国光说，“他只是没有在蓟原的地面上动脑筋，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动脑筋。”
黄小娜糊涂了，奇怪地问：“他是蓟原的国土局长，不在蓟原的地皮上动脑筋，难不成把脑筋动到外地去？”
“对，张得贵高明就高明在这儿，”郝国光挪了挪身子，以便让自己靠得更舒服些，“我没有跟你说过他的事情。张得贵要拿地，不是在蓟原，而是在邻省的一个县级市里。”
“你是说，张得贵动的脑筋，都在临省？那蓟原的地皮呢，白白地便宜了那些开发商？”
“不，张得贵没有那么傻，”郝国光舒了口气，接着说，“蓟原的地皮，都是留给那个县级市的国土局长的。”
黄小娜这下明白了：对方在张得贵的地盘上拿地，反过来，对方的地盘，又成了张得贵的天下。
郝国光说：“张得贵这个人极端聪明，你想啊，纪检委的人再聪明，又怎么会怀疑到邻省的县份去呢？他跟那个县级市的国土局长勾上了手，生意照做，钱照拿，却来得很安全。”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拿地的话，必须去邻省的那个县级市？”黄小娜字斟句酌地问。
“对头！”郝国光拍拍她的肩膀，“在蓟原，你是不可能从张得贵手里拿到地的。”
不待黄小娜说什么，郝国光又说：“在那个县级市里，张得贵给过我两块地皮，都在刁富贵名下，还没有来得及开发呢。”
黄小娜说：“怪不得张得贵对西城口那块地既不松口，还敢跑来张口要房子。”
“你放心，张得贵既然敢跟你张口，那说明，他手里又有了一块好地皮，只不过，不是在蓟原县而已。”郝国光十分有把握地说。
黄小娜轻描淡写地说：“既然不在蓟原，就还是让你的小舅子出面得了，省得你家那个母老虎，又大发雷霆，反正手心手背，还不都是你身上的肉呗。”
“不行，”郝国光果断地说，“这次你亲自出面，而且不能让那姐弟俩知道。”
黄小娜有些奇怪，没有言语，只是用征询的眼光看着郝国光。郝国光让自己亲自出面去拿地，还必须背着刁月华和刁富贵——她一时拿不准郝国光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郝国光怀疑自己有什么野心？
作为女人，从她当年进入风月场所的那刻起，黄小娜就知道金钱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了。有时候，一个女人家，不一定非得要有美丽的容貌，但一定得有金钱。现实就是这样，美貌不能当饭吃，金钱却可以买来美味佳肴。她知道，郝国光就是可供她这辈子依附的一座高大的靠山。这么说吧，如果郝国光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她黄小娜就是缠绕在树身上的菟丝花。如果树倒了，菟丝花也就肯定不存在了。
所以，多年来，黄小娜一直在努力赚钱，尽管她那个总经理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的大老板还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但她知道，只要自己一心一意地帮助郝国光，郝国光就绝不会少了自己的那份。
她从来没有起过二心。她太知道女人在男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女人就是男人的依附品，看似刀俎，实则鱼肉。
作为“鱼肉”的女人，为什么非要跟男人们一比高低呢？这是黄小娜的聪明之处，也是多年来她跟郝国光配合默契的根本所在。她从来不要求郝国光给予她什么，名分、地位，统统都不需要。她要的，郝国光自然会给她，那就是钱，足够多的金钱。在这一点上，她和郝国光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黄小娜自认从没有起过二心，她也不希望郝国光怀疑自己。她试图从郝国光的脸上看出点什么来，但郝国光的脸上，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成分。
她问：“为什么不让你老婆知道？”
郝国光说：“女人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知道得越少越好。”
黄小娜说：“我也是女人哎，过分！”
郝国光一把揽过她，说：“你不一样，在生意场上，你比很多男人都聪明。”
……
郝国光没有对黄小娜说实话。刁月华是见识短，这话不假；但郝国光担心的不是这个。该刁月华知道的，刁月华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即使现在想撇开她，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否则，郝国光绝对不会容忍刁月华给自己戴一顶绿帽子。
郝国光真正担心的，是怕刁月华和刁富贵合起伙来，在背后捣鬼。他无意中发现，刁月华和刁富贵最近有些鬼鬼祟祟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凭直觉，这姐弟俩十有八九在动歪脑筋——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摔打滚爬了大半辈子，他的直觉，向来比较准确。
自从刁月华和周伯明被自己捉奸在床之后，夫妻两个基本上就形同陌路了，只是表面上，还维系着夫妻的名分。儿子和女儿有时候打电话回来，他俩还得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这个说了那个说，换着跟孩子们聊。女儿在省城，打来电话的频率多一些；儿子在加拿大，电话就相对少一些。十年前，郝国光不顾刁月华的一再反对，把儿子送去了加拿大。刁月华哭过、闹过，说把儿子送那么远，十年八年的都见不上。郝国光就骂她头发长、见识短。郝国光比谁都清楚，别看自己现在挺风光，官场上得意，生意场上更得意，但共产党的事情谁说得清楚，说不定哪天翻船了，总不能把儿子也牵扯进来吧？他不像周伯明那么傻，自己当官，也拼命把儿子往这条道上拽。周伯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在中国当官，不是什么好职业，只不过，奔仕途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条捷径——有什么行业，能比当官更快、更好地得到回报呢？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儿子的外语差，加拿大华人多，不至于像盲流一样。他给儿子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买了别墅和车，还给相中了一位加拿大籍的华人姑娘。但这小子，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以后，就一脚把对方踹了；公司也不知道怎么经营的，反正年年亏钱。但这些，郝国光都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经商的料，之所以给他注册公司，只是让他有个事干，别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他知道，官有当到头的一天，煤有挖完的一天，必要的时刻，儿子和加拿大的公司，就是他们夫妻俩最后的退守之地。
但让郝国光生气的是，刁富贵明摆着是混蛋，刁月华还偏偏护着他、宠着他，不光这样，有时候还跟刁富贵一起瞎折腾。他劝过刁月华，让她趁早去加拿大陪儿子，省得这小子在外面天大地大的不学好。刁月华不听，说什么是自己嫌她碍眼，碍着他找狐狸精了。看看，就这见识？自己再怎么花哨，刁月华始终是儿子的母亲、闺女的娘，这一点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他们夫妻，已经有血缘关系把他们紧紧地捆在一起了，还闹腾个什么劲？这傻女人，死脑筋不说，还敢犯浑，把野男人带到家里来？
生气归生气，这层窗户纸还不能完全捅破，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们俩的夫妻关系，还必须小心维持着。
刁月华动不动犯浑，郝国光就提高了十二分小心。他安排人私下里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刁富贵极力撺掇自己的姐姐，拿出钱来竞购蓟原酒业公司。
蓟原酒业公司的改制，郝国光曾经动过心，毕竟白酒属于可再生产业，而煤炭，不可再生资源，总有没得挖的一天。但他有些犹豫。他担心两个方面：一是蓟原的天空，究竟还能属于他郝国光多长时间；二呢，古人说得好，隔行不取利，自己只会喝酒，不会造酒，一旦把酒厂买到手，能不能经营得住，还很难说——刘东福那个人，别看头发掉得没几根了，做酒厂做得贼好，精明着呢。
没想到，刁富贵竟然打起蓟原酒业的主意了。刁富贵游说自己姐姐的理由竟然是：煤矿上挣得钱再多，都是老郝家的；只要刁月华拿出私房钱来，把蓟原酒业买到手，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更让郝国光没想到的是，刁月华竟然动心了，背着他积极为竞购酒厂做准备。
郝国光哭笑不得。他想，刁月华要是有黄小娜一半的聪明就好了，不，有黄小娜1/3的聪明就成。可惜，刁月华简直笨到了家。她也不想想，作为郝国光的妻子，她自己是郝家人还是刁家人，难道都分不清楚？再说了，即使她想为娘家的这个弟弟置办一份产业，那也得看他是不是那块料啊。当初，刁月华一哭二闹，郝国光不胜其烦，才把牛头岭的煤矿交给刁富贵经营，给了他一个总经理的头衔，但要不是他郝国光罩着，刁富贵早都把天戳了几个窟窿了。话又说回来，如果刁月华铁了心要扶持弟弟刁富贵，那也没有必要背着自己吧，私房钱，刁月华哪来的私房钱，还都不是他郝国光挣的？
这娘们，没得救了。
郝国光寻思，与其让刁富贵折腾，还不如让黄小娜出面竞购，一来，黄小娜的身份没有自己妻舅的身份来得显眼，可以适当地避避嫌疑；二来，黄小娜毕竟是做生意的好料子，不像刁富贵，猪头一个，嫖小姐都能嫖出强奸案来，什么出息？
但是，如果让黄小娜出面竞购蓟原酒业，很容易引起刁月华的猜忌。事情明摆着，刁月华现在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担心自己伙同别的女人撇开她。她早就怀疑，黄小娜有取她而代之的野心。她不知道的是，黄小娜只不过是一位风尘出身的女子，自古以来，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跟这样的女人，又怎么谈得上感情呢？郝国光是迷恋黄小娜的肉体，迷恋她的年轻美貌，但这并不等于就必须把黄小娜娶回家啊。更何况，黄小娜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还不是冲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来的？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效益，权力就是金钱，权力就是身份和地位……郝国光心里明白得很，黄小娜才30岁出头，自己已经是半大老头了，即使自己有心让黄小娜成为自己的正宫娘娘，黄小娜也未必看得上眼，因为权力总有从自己手中溜走的一天。刁月华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担心，咸吃萝卜淡操心，很是莫名其妙。
有些道理，郝国光是没有办法跟自己女人解释清楚的。这就像一团乱麻，你越是急于把它理顺，它就越是乱得紧。
但郝国光明白，如果他不出面，仅凭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即使参与竞购蓟原酒业，成功的概率也是小得可怜。他打定主意，不打算让刁富贵在背后跳神弄鬼；如果非要参与竞购，就得让华源公司和黄小娜出面，否则免谈——他的这个妻舅，怎么说呢，后脑勺上长得有反骨，说不定哪天，就把他这个姐夫给卖了，弄不好，连他老姐都卖！
3
“胡说八道！问问省厅的那帮子狗屁专家，还有没有最起码的验尸常识？别他妈司马懿破八卦阵——不懂装懂。”
沈小初眉头紧蹙，一边把验尸报告“哗”地扔在办公桌上，一边对站在一旁的韩大伟说。
“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韩大伟谨慎地说。
本来，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县局做过一次详细的检验，临了却没能得出确切的结论，连死亡的具体时间都无法搞清楚。沈小初窝火，把检验科的一干技术人员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亲自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让市局派两个得力的技术人员下来。市局的人前前后后来了七八趟，最后一次，取了相关的检验样本，直接奔了省厅。
结论是省厅的人下的，验尸报告上说：死者系死于八年前，或者更早；致死原因，疑为溺水窒息而亡。
“八年前？八年前的尸体，还能保存到现在？早都只剩骨架子了……这还用检验？猪脑子都想得出来。”沈小初用右手的指关节敲敲桌面，接着说，“发现尸体的位置虽然是河床，但明摆着是山洪从山上冲下来的，100%是煤矿上的工人——溺水窒息死亡？山上又没有河流，怎么个溺法？难不成是谋杀，用脸盆盛水淹死的？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嘛。”
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来的，黄杨镇派出所所长在电话里面几乎带了哭腔，他说：“沈局，不好了，出大事了！山上打群架，好几百人，动了家伙，还死了人……”
沈小初先是一愣，紧接着反应过来，立马扔掉电话，抓过搭在扶手上的警服，边往外跑边命令韩大伟：“牛头岭出事了，械斗。紧急集合，马上出发；还有，通知医院，让派几辆救护车，顺便给黎局说一声，让他给县上相关领导汇报一下。”
话未说完，沈小初的人已经到了院子里，上了他那辆越野吉普车。
身为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队队长，沈小初不能不急。牛头岭是蓟原县最大的煤炭产地，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能把天戳个窟窿的大事情——沈小初太知道蓟原的这一亩三分地上，都潜藏着哪些不稳定分子。别的地不说，单说牛头岭：大大小小的煤老板、街头混混、外来工、逃犯、打手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庞杂的人员结构，平时的磕磕碰碰，打个架、争口闲气什么的，多得跟牛毛一样，当地的派出所，虽然隔几天就派民警去山上溜达一圈，却也顶不了多大事。
沈小初和韩大伟带着一干刑警赶到牛头岭的时候，局面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群殴的人群被派出所民警和镇上的干部分割几处，分别看管起来。
出事地点是一处煤井。不用说，场面一片狼藉：塔吊被推倒在一边，有几个运送煤矿的车兜子，被砸扁了，掀翻在地；煤井前的场地上，乱扔着砖头、棍棒、钢管、钢钎、大锤、斧头、铁锨、头、砍刀等等，有的棍棒上面沾满了血迹；另外，还有一杆双管猎枪、一杆小口径步枪、一把五四手枪，醒目地夹杂在棍棒和钢管中间；一具尸体横卧在地上，看不清面目，血糊糊一片，大腿上有一处枪伤，还在往外渗血；尸体旁边，躺着一二十个衣衫不整的煤工，大多数人满脸血污，不间断地呻吟着；其他人则一律抱着脑袋，分几堆就地蹲着。
派出所所长和镇上的领导迎了上来。
情况基本上摸清楚了：参与械斗的人共有237人，都是煤窑上的工人，分属3家公司：一家是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刁富贵；还有两家，公司规模小一些，一家的老板姓马，回民，本地人；一家的老板姓高，河南人。群殴原因是，华光煤业公司所属的3号煤井，在进尺打到1300米的时候，又分出两条岔道，以“人”字形向两旁掘进，结果，开采到了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两家公司的地盘上。对方不服，来找刁富贵说理，被刁富贵的爪牙打了个鼻青脸肿。姓马的回民和姓高的河南人都咽不下这口气，组织自己矿上的民工和喽，有铁锨的拿铁锨，有大锤的扛大锤，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然后就是一场混战，高姓老板大腿上挨了一枪，混乱中被乱棒打死了，马姓老板已经躲了，据说也受了伤，左边的耳朵只剩下了半拉子；另外，重伤7人，轻伤23人……
黄杨镇党委书记虞守义不住地搓着一双大手，略显尴尬地说：“老，老，老同学，你看这事闹的？又麻烦你跑一趟……”
沈小初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心说，我来如果能让这个地方安生的话，就天天往这疙瘩跑。他说：“虞大麻子，你这一亩三分地，真他妈够乱的，上次的案子还没有眉目呢，看看，又整出这么大的事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在拍土匪混战的电影呢？”
虞守义苦着脸说：“这不是没有办法吗？矿山上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
沈小初不再跟他嗦，吩咐干警把受伤的人抬到救护车上去，先往医院送；然后就地审问几个小头目，重点是打死人的凶手和枪的主人。但问了半天，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比较一致的口供是：当时场面太乱，没看清姓高的老板是哪个打死的，也不知道哪个是枪的主人……
等于没问。
半个小时后，局长黎长钧陪着一干县上领导赶了来，代县长李明桥、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还有政法委书记，以及国土、煤炭、安监等几家相关局委的一把手。
李明桥的脸色很难看，其他县上领导，也都黑着脸，一脸肃穆。
蓟原县的煤老板们有句非常流行的口头禅，就是“摆平”。
煤窑上出事了，死了矿工，家属找来了，怎么办？摆平；手底下的喽打了人，被派出所扣了，咋办？摆平；证照不齐了、违规使用爆炸物品了、不符合安全施工标准了，相关部门找了来，要关闭洞子，要罚款……咋办？摆平。是的，“摆平”，看似简简单单的两个汉字，却是用成摞成摞的人民币堆砌出来的——这是蓟原的煤老板们惯用的伎俩。
但这次，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煤老板们自己的想象：200多人的一场混战，砖头、棍棒、钢管、斧头、铁锨、头、砍刀，还有国家明令禁止私藏的枪支，死了人，伤的就更不用说了，几十个呢……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规模如此庞大的械斗场面？他们自己都有些怀疑和纳闷：好像是又回到了土匪横行、军阀乱世的旧社会，又好像是在某部影视剧里面充当了一回群众演员。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绝对不可能像往常那样，轻轻松松地“摆平”！
李明桥的恼火是显而易见的。他刚刚给各部门下达了死任务，要求各部委局和相关企业，切实做好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的一应准备工作。没想到，在不到几天的工夫里，矿山上竟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械斗场面，甚至打死了人。
这还了得？
看来，沈小初在报告里说得没错，蓟原县治安环境比较差的根子，就是在矿山上——煤炭产业在给人们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滋生了腐败和罪恶，就像这次上百人的械斗事件，还不是利益之争？马姓老板扔下煤窑跑了，县公安局已经发了追捕令；最倒霉的是那位姓高的河南人，虽有上亿家财，却已经无福消受，为争地盘把小命都搭进去了；唯独华光煤业公司的刁富贵，出具了飞机票、外地宾馆的住宿发票、以及随从人员的证供等等，有不在场的证据。调查显示，华光煤业公司的3号煤井开采到别家公司的地盘上，是刁富贵的手下、3号煤井的矿长自作主张干的，跟刁富贵没有直接关系，群殴事件也是该矿长带人参与的，跟刁富贵一点边都沾不上。
但李明桥有些怀疑。
刁富贵是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不排除有人为了包庇刁富贵而出具假证据、假口供的可能。对刁富贵这样的人而言，别说弄几张外地的住宿发票、找几个狗腿子做不在场证明，就是把蓟原县的天和地打个颠倒，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事情。另外，这里面有没有煤炭局长郝国光什么事，也很难说——弄不好，牛头岭的煤井，就是他和刁富贵两个人的。
但怀疑归怀疑，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刁富贵这样的人，暂时是不能碰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谁知道刁富贵的背后，除了他姐夫郝国光以外，还靠着些什么人。他只是私下里嘱咐沈小初，继续搜寻证据，密切注视刁富贵的动向，以这次群殴事件为由头，一查到底……李明桥压根就不相信：朗朗乾坤之下，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还收拾不了刁富贵这样的混球？
前些个日子，就是骆晓戈休假来蓟原的那几天，李明桥抽空带她去一家小饭馆吃饭。饭馆不大，没有雅座，大通间，但川菜做得贼好吃。李明桥和骆晓戈要了几个菜、两碗米饭。正吃着，旁边一张桌子上，一帮人在拼酒，一位膀大腰圆、满脸络腮胡子的主，脸都喝红了，舌头打着卷说：“在蓟原，就没有老子、老子办不成的事。”
旁边的人附和着说：“是啊，是啊，罗总黑道白道通吃，厉害着呢。”
那位叫罗总的，经人一夸，更得意了，说：“知道，知道李明桥不？新来的县长，他，他是，是我本家侄子，亲的……我让他往，往，往东，他他他，不敢往西……我让他掂，掂，掂皮鞋来，他不敢，不敢，掂拖鞋来……”
骆晓戈用胳膊肘捣捣李明桥，朝旁边的桌子努了努嘴，说：“你大伯在那儿呢，不上去敬个酒？”
李明桥白了骆晓戈一眼，没理她，仍旧埋头吃饭。
骆晓戈自顾自话，又来了一句：“奇了怪了，既然是本家，又是亲的，怎么一个姓罗，一个姓李？该不是你打小就过继给别的人家了吧？”
……
想想看，连他这个当县长的，都成了人家老板们茶余饭后揶揄的对象——也就是说，人家腰包里有钱，根本没把他这个代县长放在眼里——更遑论老百姓在这些人眼中的地位了，治安环境不差才怪呢。
李明桥臊得慌，更加坚定了他整顿矿山的决心。
牛头岭大规模的械斗事件，给李明桥提供了一线机会。他仔细琢磨了一下：石副省长来蓟原，是一个由头；矿山发生大规模群殴事件，打死了一名煤老板，这又是一个由头，两个由头加起来，李明桥想就此对这一带的矿山进行一次强制性的整顿。
要是放在平时，李明桥一旦提出整顿矿山，班子里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甚至惊动上面的个别领导也不一定。但这次，估计再没有谁敢跳出来提反对意见，因为，血淋淋的教训就在那儿摆着，借他仨胆他都不敢说个“不”字。
李明桥把自己的意见跟书记杜万清沟通了一下。杜万清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强调：一方面，一定要就事论事，尽量不要扩大化；另一方面呢，矿山整顿明着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一旦发生冲突，或者出现僵持局面，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宜软不宜硬，万万不可激化矛盾。
李明桥表示同意。书记杜万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很明显，一些非法小煤窑，窑主本来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挣钱，你把人家的矿井给封了，对方不跟你拼命才怪？这些窑主里面，可是不乏亡命之徒。
但李明桥打定了主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难度再大，困难再多，也要拼一把。这就跟割毒疮一样，你越怕疼，越不敢割，它就越能化脓，甚至会衍生出更多的脓疮；如果你咬着牙，狠着心一刀下去，把腐烂部位全给割掉了，说不定啊，这毒疮早都治愈了。
李明桥主持召开了一次“四大班子”联席会议，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四套班子在家的领导统统出席。
在会上，李明桥明确提出，要把整顿矿山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他指出，矿山上的滥挖滥采、非法开采、监管力度不够，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全县经济、环境保护、治安环境等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大脓疮，必须把它一刀割掉。李明桥甚至打了一个官腔，他说，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给石副省长的视察，创造一个规范而有序的矿山环境。
会议决定：由煤炭管理局、国土资源局、安监局、公安局、工商局、电力公司等各部门，抽调具有实践经验、且熟悉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采掘、机电、通风、地质、防治水、安全等专业人员，组成蓟原县煤矿整顿（监管）检查小组。李明桥亲自挂帅，担任组长，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和常务副县长黄志安担任副组长，其他相关部委局的头头担任组员，针对矿山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做一次大彻查：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矿井，责成有关部门吊销其相关证照，坚决停业整顿；凡是无证照、非法开采的小煤窑，一经查实，必须在限定的时间段内，拆除其主副井提升运煤系统的动力设备，遣退从业人员，公安部门停供并清缴火工品，供电部门停止动力供电，监管单位派专人24小时逐矿盯守，确保不再具备生产条件，直至最后完成关闭矿井工作。
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李明桥发现，与会人员的表情各异，有的人满脸惊惧，有的人眉头紧蹙，有的人低头窃笑、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李明桥知道，在四大班子的成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在一些煤炭企业里面明里暗里地拥有股份，甚至有个别领导，自家就开得有煤窑。
这是一张网，一张密而结实的网，用于连接这张网的，就是煤炭产业，能够攫取高额利润的矿山资源，以及个别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一些老板，借助官员们手中的权力，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最快化；而这些官员们，则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物质利益。归根到底，这都是煤炭惹的祸，由煤炭产业形成的利益链条上，个别政府官员充当了这个链条中的一环。
李明桥现在准备做的，就是要把这张密实的网撕开一道明显的口子，把这道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拦腰砍断！
4
煤矿上出事情，最恼火的自然是郝国光。身为煤炭局长，矿山上一有风吹草动，第一责任人肯定是他。更要命的是，这次上百人的械斗事件，肇事一方，竟然是自己的公司——华光煤业公司名义上的总经理虽然是刁富贵，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公司背后真正的大老板，实际上是他郝国光夫妻俩。
出事以后，刁富贵最先蹿到了自己家里，找他姐刁月华。刁月华毕竟是女人家，一听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还打死了人，吓得双腿直打嗦，说话上下嘴唇都碰不到一起，连连说：“老郝，你说咋办……老郝，你说咋办？”
这个时候，不管是郝国光，还是刁月华，都顾不上夫妻之间的冷战了，他们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必须共同面对这场“飞来的横祸”——对他们夫妻而言，刁富贵招惹的这场“祸事”，无疑是凭空飞来的。郝国光虽然是煤炭局长，但在牛头岭开矿的老板，哪个是省油的灯？各有各的门道，各有各的路数，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虽然公司规模小，又哪里是好招惹的了？公司是他们夫妻俩人的公司，总经理刁富贵出事情，就意味着公司出事情；公司出事情，想想看，他们夫妻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
郝国光很生气。 他真是急了，张口就骂刁富贵狗肉不上台盘，没出息。
刁富贵不敢顶嘴，只是嘴里嘟囔着说：“我怎么知道那姓高的这么不经打……”
刁月华这次没敢给弟弟护短，用手指头戳着刁富贵的脑门，拖着哭腔说：“你呀，你呀，你个浑小子，闯这么大的祸？挖煤就挖煤，赚钱就赚钱，怎么挖到人家的坑道里面去了？还打死了人？”
刁富贵低了声音，无力地辩解道：“我哪有打死他？只是朝他大腿上开了一枪……后来，后来，不知道谁给补了两砖头……”
郝国光一愣，刁月华也顿时张大了嘴巴，半天没有发出声音来。
待换过气来，刁月华扯直嗓子啊了一声：“你个混球啊，你怎么不直接朝对方心窝子上开一枪，然后去给人家偿命，让老刁家断子绝孙得了……你个挨千刀的，你哪来的枪啊？”
事情有些棘手。如此大规模的械斗事件，不但会惊动市上，而且有可能惊动省上的相关部门，更何况，事情发生的时间段也比较敏感，就发生在工业口的石副省长即将带队下来视察的档口。郝国光没有想到刁富贵竟然私藏有枪支，而且高姓老板大腿上挨的一枪，就是刁富贵亲自开的枪。郝国光又气又急，他甚至不无恶毒地想：这刁家姐弟俩，简直就是自己命里的克星！但有一点郝国光非常明白：在这档口，刁富贵是不能出任何事情的，千万不能出事情，否则，他们夫妻俩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大厦”，将会毁于一旦。
郝国光在客厅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不住用拳头敲击着脑袋，焦躁、不安。必须想一个万全的法子，不然，一损俱损。他知道，不光是代县长李明桥对他郝国光虎视眈眈，有很多人都在打他郝国光的主意，都恨不得扒了他的皮、喝了他的血；甚至有的人，现在见了他，跟孙子见了爷的差不多，但自己一旦出事，这些人立马会变一副嘴脸，像对付落水狗一样对待他……琢磨来琢磨去，郝国光认为李明桥肯定会借助这次事件有所动作，弄不好，刁富贵早已经成了李明桥的首要目标。看来，只有找公安局长黎长钧想办法了，郝国光摸出手机，拨了黎长钧的号码。黎长钧在电话那头说：“老郝啊，不是我不帮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和我都脱不了干系……再者说了，你这个小舅子，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上次的事情好不容易给他抹平了，这次又惹事……他是肇事方的总经理，肯定跑不掉的，肯定要追究他的责任。”
“不过，”犹豫了一下，黎长钧又接着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就一个晚上，该做的准备抓紧时间做——拘留的命令明天再发。”
无疑，这是黎长钧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帮助。
郝国光松了一口气，用右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轻声地说了一声“谢谢”。一个晚上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郝国光来说，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一个晚上，可以改变很多事情，郝国光要的就是这一段的时间差。
这时，刚好黄小娜也赶了过来。郝国光让黄小娜马上安排人连夜把刁富贵送往邻省机场，搭最快一班飞机直飞北京。紧接着，他又跟北京的朋友联系了一下，让对方想尽一切办法，弄一张刁富贵由甯江飞北京的直达机票，但时间必须是三天前的，同时，以刁富贵的名义在北京登记了一家宾馆，登记簿和住宿发票上出具的时间，也必须是三天前的。
一个晚上的时间，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比方说，从现在起，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他的行踪已经与矿山发生的械斗没有了任何关系——因为在三天前，他就已经由甯江机场直飞北京，并住进了北京的一家高档宾馆——矿山上发生的一应事情，都是3号煤井的矿长自作主张干的，与公司、与总经理刁富贵关系不大……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做完这一切，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三点钟。黄小娜陪刁月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轻声说话。她挽着刁月华的一只胳膊，目光柔顺地望着刁月华干枯而苍白的面颊。这两个女人曾经是情敌，你死我活的那种，尤其是刁月华，恨死了黄小娜。以往，郝国光都跟刁月华在一起避黄小娜，跟黄小娜在一起避刁月华。现在，因了刁富贵的事情，两个女人竟然不计前嫌地关系亲密起来。
黄小娜说：“嫂子，您放宽心，没事的，都安排妥当了。”
刁月华六神无主地点了点头，似有似无地“嗯”了一声。
“刁总不会有事的，”黄小娜继续说，“有郝哥在那儿撑着，天大的事情，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郝国光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没有说话，默默地抽烟。他看着面前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几十年来同床共枕；一个是他近年来最为贴心的红粉知己，生意上和身体上的双重亲密伙伴。她们依偎在一起的样子，让郝国光一度产生怀疑，好像这两个人从来就没有相互仇视过，打一开始就是好姐妹似的——“姐妹”这个词，不是太恰当，黄小娜叫刁月华嫂子，但两个人坐在一起，一个光鲜、青春、靓丽，一个苍白、干枯，额角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咋看咋不像姐妹，倒像是母女一般。
天亮以后，郝国光和黄小娜分别去上班，刁月华在家里睡觉。但刁月华哪里睡得着，郝国光就让黄小娜安排一位公司的女同志来家里，陪陪刁月华——儿子在加拿大，女儿在省城，家里就他们夫妻俩。刁月华原先雇过一位保姆，十七八岁的一个小姑娘，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做些简单的家务。干了一段时间，刁月华嫌不安全，郝国光也觉得不安全，就辞了。
黄小娜去公司，郝国光去局里绕了一圈，叮嘱两位副局长随时在局里待命，他则又往县政府赶去。
郝国光进了县政府大院，上了四楼，在县长办公室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敢进去，又折过身，踅进了常务副县长黄志安的办公室。
黄志安坐在办公桌后面，翻着一沓文件，看见郝国光进来，脸上的颜色就不怎么好看。他不高兴地说：“老郝，看你们家富贵干的糗事情？明知道石副省长要来，添乱不是？”
郝国光干笑两声，说：“都是他手下那个矿长干的，跟富贵没有关系。”
黄志安用鼻子眼“哼”了一声：“狗能改了吃屎，谁信呀？”
黄志安的话说得有点刺耳，郝国光就闭了嘴，不再言语。他知道，黄志安真正担心的，不是矿山上出了乱子影响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而是心疼他自己的钱。黄副县长常年分管矿山和城建交通，没准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的公司里，就有他的股份在里面。马姓老板跑了，高姓老板死了，这两家公司究竟怎么处理，尚是未知数，如果黄志安真有股份在里面，明摆着，只能是白白扔进水里打了水漂。
黄志安意识到自己的话重了些，放缓了语气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尽量想办法补救——姓李的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你看那架势，估计一些无证照和安全设施跟不上的煤窑得关掉。”
“看来，是有点麻烦。但未必能执行下去，今天关，明天人家又开了，还不是穷折腾？”郝国光说。
黄志安接过话头：“咱不管明天，先把今天应付过去再说。”
杜万清提前从省城返回了蓟原。不回来不成，矿山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他这个当县委书记的，再躲在医院里不出来，就有些不太像话。
早上六点钟从省城出发，杜万清心里着急，就让司机把车开快些，结果，下午三点过十分，杜万清的专车就开进了蓟原县城。他顾不上回家，吩咐司机直接去县委。车子驶进东关大道，左拐，到了县委大楼，大门前却围得有人，司机猛丁一踩刹车，吱——车轮跟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坐在后排的杜万清正在闭目养神，巨大的前冲力让他的额头撞到了车座背上。司机摇下车窗，往外看了看，回头说：
“大门被堵上了。”
杜万清推开车门，下了车，搭眼一望，县委大门前堵得水泄不通。县委办主任和几名干部迎上来，办公室主任期期艾艾地对杜万清说：“死者家属来闹事，堵了两天了，班都没办法上……”
杜万清没有搭腔。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哪有无缘无故把人打死的？不给人家一个过得去的说法，事情就永远没有了销的一天。他大步朝人群走去，县委办主任和司机等人赶紧跟上去，把围观的人群挤出一条通道来。人群起了一阵骚乱，有人小声嘀咕：
“书记来了！”
“县委书记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首先映入杜万清眼帘的，是一具黑漆漆的棺材，乍一望去，怪吓人的；县委大楼前的铁栅栏大门紧紧闭着，还挂了一把大锁；大门前站了一排警察，全副武装，手里掂着警棍；县上一些在家的领导，以代县长李明桥为首，年长富、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黄志安、谢慕华等几位副县长，分站在大门的两侧；棺材近前，跪着一堆穿白戴孝的男男女女，有的呼天抢地，有的低声啜泣，跪在最中间的一位女人哭得尤其厉害，不住地用脑袋撞地，嘶声哭喊着：
“老天爷啊，你还让不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活啊？
“老天爷啊，这世道上，还有没有法理啊？
“娃他爸呀，你个挨千刀的，死得冤枉啊……”
另外，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是跑来看热闹的群众。
看到杜万清，李明桥和年长富几位县上领导围过来，旁边的群众主动让出了一条路。杜万清在行政机关干了一辈子，见过的大阵仗多了去了，但像今天这样抬着棺材来闹事的，还是第一次遇到。李明桥脸上的神色很凝重，一双眼中布满了血丝；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常务副县长黄志安等人，脸上的颜色也不怎么好看。
李明桥说：“杜书记，你看，给你添麻烦了，我没有守好这个‘家’呀。”
杜万清摆摆手，低沉着声音说：“明桥同志，你不用自责，这跟你没有关系，突发事件，谁碰上都是一样。”
李明桥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死者姓高，是河南人，前十来年，来蓟原开煤窑赚了点钱，就在蓟原安了家。出事以后，河南老家那边的亲属也赶了来……我试着跟家属沟通了一下，但没有任何收效……”
杜万清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事实上，从车上一下来，看到县委门前这阵势，杜万清立马就反应过来：死者家属十有八九不买代县长李明桥的账。事情明摆着，蓟原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分别矗立在东关大道的南北两侧，隔街正对，县委书记杜万清又不在家，这么近的距离，死者家属不去堵县政府的大门，偏来堵县委的大门，可见对方认定李明桥这个代县长说的话不顶事——上次常委会上的事情，多多少少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肯定会让个别人极端地认为，李明桥连自己手底下的局长都没有办法收拾，肯定只是个空架子。
杜万清说：“先把围观的群众弄走吧！”
公安局长黎长钧和副局长沈小初赶紧安排民警去做围观群众的疏散工作。
这年头，能让老百姓上心的事情少而又少，倒是看热闹的劲头日益见长，尤其是让公家丢脸面的热闹，卖瓜子的不卖了，摆面皮摊的不摆了，该下地的，也不去下地了，一股脑涌到了县委门口，像早些年看大戏一般稀奇。没有谁把这当做一件悲剧。没办法，生在一个物化的时代，人们心底与生俱来的那份同情心，早就让各种各样的欲望蚕食得一干二净。
李明桥承认，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因为死者家属根本不认他说的话，非要找书记杜万清讨个说法。开头两天，李明桥和其他一干县上领导还耐心解释，说书记杜万清在省城，不在蓟原，但对方就是不信，高姓老板的老婆甚至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啥时候说过真话？啥时候干过人事？天底下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心肠，比黑心棉都黑！
李明桥没辙，只能干瞪眼，非得等书记杜万清回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让政府办主任卫振华安排好死者亲属的食宿问题，不要怕花钱，好吃好住，千万不能再饿晕上一个两个。死者家属在县委大门口跪了两天一夜，李明桥就陪着这些家属在县委门口站了两天一夜。他是县长，是父母官，他治下的百姓出事情了，他脱不了干系。他必须对得起自己头上的这顶帽子。
死者家属闹事，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出气，他们的悲痛，他们的冤屈，他们的怨气，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一股脑发泄出来——县委和县政府无疑是他们最好的撒气筒；二是要求严惩凶手，所谓血债血偿，谁打死的人，谁就得偿命，古来的戏文里面就是这么唱的；三呢，就是赔偿事宜，看这条人命值多少钱，肯定是狮子大张口——死者已矣，活着的人，更得把该要的利益要到手。
杜万清和李明桥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都知道，真正处理起来，这些事情就是一团乱麻，理不清不说，弄不好，还会整一裤子屎。别的不说，就严惩凶手这一条，对家属来说，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但是具体操作起来，问题就多了去了：首先，死者家属认定的罪魁祸首是华光煤业公司的老总刁富贵，但证据呢？法律重的是证据。所有的证据显示，事发之前三天，刁富贵就已经搭乘飞机去北京公干，听说矿山出事情以后，才匆匆忙忙地从北京赶了回来，刁富贵回到蓟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公安局投案，因为肇事一方是他的公司；其次，对方要求的命价赔付是300万，这一条又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走法律程序，最后的赔付，少则十几万，多则二三十万，由肇事一方承担；但300万，张口张得忒大了些，让哪个掏这笔钱？刁富贵的华光煤业公司，还是蓟原县委县政府？刁富贵指定得破财，但命价赔付不会掏这么多，法律上也不支持啊；蓟原县委县政府掏这个钱，就更没有法律依据了。
这让杜万清和李明桥头疼不已。
黎长钧和沈小初指挥着干警，试图把看热闹的百姓弄走，结果越是赶他们走，围观的人就越多。下午三点多钟，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刺目、炎热，加上死者家属的哭闹声、围观群众的聒噪声，场面真是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