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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舔丝绒》第二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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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戴安娜的那一大票朋友认为我们的结合纯属异想天开。有时我能瞧见她们看向我们这里,嘴里嘟囔着——“戴安娜的新欢”。她们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仿佛我是一道炙手可热的佳肴,而挑剔的味蕾迟早会对此厌倦。反倒是戴安娜自己,自从找上了我,似乎更不愿意放我离开了。凭借那趟卡文迪什俱乐部的短暂拜访,戴安娜着手为我打造了份全新事业——她的固定伴侣。现在,我被带去旅行,出访以及远足的次数与日俱增;收到的西装也越来越多,好让我进入角色。我变得沾沾自喜起来。曾经,我还蔫蔫地坐在会客室的椅子上,指望她能赏枚金镑送我回去。如今,当听见夫人们窃窃私语着“这个戴安娜·莱瑟比的怪胎”时,我也只是拂去外套袖口的线头,从口袋里掏出绣有首字母的手帕,摆出一个微笑。从1892年的秋天到了冬天,再到1893年的春天,我依旧是戴安娜的心头好,夫人们的闲言碎语也渐渐散去。我终于不再是戴安娜心血来潮的新欢,而是直接成了她的男孩。

“来吃晚饭,戴安娜。”

“来吃早饭,戴安娜。”

“九点钟过来,戴安娜,带上那男孩。”

她们会这样称呼是因为现在的我一直都是以男孩的身份与戴安娜一同出行,甚至当我们走出卡文迪什的萨福主义者群体,走入商店,进到餐厅,到公园漫步,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时,我依然如此打扮。如果有人问起我,她会很有底气地介绍说:“我的保镖,内维尔·金。”有些夫人也会求她介绍我,我猜她们家里是有个待嫁的女儿。这时她会转移话题说:“他是名国教高派教会教徒,太太……”她低语道,“他注定要献身教会。这是他最后一个社交季了,之后他就要受领圣职……”

是戴安娜又把我带回了剧院——我畏畏缩缩地被她领进位于脚灯旁的包厢,又在吊灯变暗时哆嗦了一下。这些剧院都无比宏伟,正是她喜欢的那类。照明用的是电而非燃气。人们皆是正襟危坐,我感觉毫无乐趣可言。我对演出挺满意的,但更多时候我会把目光投向观众——总是能看到数不清的眼睛和观剧望远镜,当然啦,他们的目光也会从舞台移开,转而锁定在我身上。我还看见了几个昔日卖身时的熟人。一次我正在剧院的盥洗室里洗手,感觉到有位绅士对我上下打量——他并不知道他曾让我亲吻过他,就在杰明街尽头的小巷里。之后我又在观众席里看到了他,还有他的妻子。又有一次,我看见了艾丽斯甜心,那位在莱斯特广场对我关爱有加的玛丽——安妮。他也坐在包厢里,认出我之后,送来了一枚飞吻。他同两位绅士一道。我挑起了眉毛,他翻了个白眼。随即他看见了与我坐在一起的人——戴安娜和玛丽亚——便瞪大了眼睛。我朝他耸耸肩,他看上去若有所思——之后又翻了个白眼,仿佛在说,好一笔买卖!

就像我之前讲的,所有这些地方,我都是扮成男孩去的。实际上,只有去卡文迪什时我才能作女孩打扮。那是这座城市里唯一一处戴安娜能让我穿上裤子并不怕为人所知的地方。可自从布鲁斯小姐那次抱怨之后,她们引进了一条新规矩,之后我都是穿着裙子被领进去的——戴安娜给了我置办了一些,可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它们的剪裁和颜色了。在俱乐部里,我坐那儿喝酒抽烟,被玛丽亚调戏,被其他女士注视,而戴安娜则和朋友们会面或是写信。她经常这么做,我想我猜得没错,她以乐善好施的慈善家而闻名,而女士们也有意结交她。她给一些慈善机构捐钱,送书给监狱里的女孩。她还参与制作了一本女性参政的杂志,名字叫《箭矢》[38]。她参与了所有事务,由我常伴左右。要是我凑上前拿起张报纸或是名单读来消遣,她会把纸片抽走,就好像辛苦地盯着那么多字看会累着我一样。最终我只能专注于《潘趣》[39]杂志上的卡通画了。

我公开露面的场合只有这些,并不太多——我说的这段时期大约持续了一年。戴安娜把我看得很紧,大部分时间都把我放在家中展示。她说她要限制别人在我身上的目光;还说她害怕我会像照片一样,因为被触摸太多次而褪色。

我说到的展示,当然,我是说真的:那是戴安娜秘密的一部分,将人们嘴上说的暗喻和调笑化为真实。我曾经为玛丽亚、迪基和伊夫琳摆过造型,穿着那条有香烟烫痕的裤子和丝质的内衣。她们第二次来的时候,还带了另一位夫人,戴安娜要我另外换身西装给她们摆造型。从此以后,这变成了她的一种娱乐:把我放进一件新衣服里展示给宾客,或是让我在她们之间穿梭,为她们斟酒点烟。有一次她把我打扮成马夫,穿着齐膝的紧身马裤还戴着顶扑了粉的假发。这装束和我当初演《灰姑娘》里的角色打扮差不多,只不过我在不列颠剧院的马裤可没这条那么贴身,裆部也没这样硕大。

马裤的怪诞激发起她更多的灵感。她看厌了绅士套装,开始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展示我——在客厅里,她让我打扮好站立在一张小小的天鹅绒帷幔后面。展示一周举行一次。女士们过来吃晚饭时,我穿着男装和她们一同用餐;等到她们喝起咖啡吞云吐雾时我再离开,溜回自己房间换上装备。在她们去客厅的路上我已经在帷幔后面摆好造型;准备好后,戴安娜就会拉动一根带穗的拉绳揭开我身前的帷幕。

有时我是珀尔修斯[40],手提弯刀和美杜莎的头颅,脚穿一双搭扣及膝的绑带凉鞋。有时我是背着翅膀、手持弓箭的丘比特。我当过圣塞巴斯蒂安[41],缚在一根木桩上——我还记得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固定住箭矢不让它们垂下来。

这之后有一晚,我当上了亚马孙女战士。我依然背着丘比特的弓,但这次还露出了一侧乳房,戴安娜给乳头上了胭脂。到了下一星期,她说我既然已经露了一个,不妨把两个都亮出来——我成了法国的自由女神玛丽安娜,头戴弗里吉亚软帽,扛着大旗。

再下一个星期,我是莎乐美:美杜莎的头颅又派上了用场,不过这次是被放在盘子里,粘上了胡子;女士们拍着手,我一边起舞一边脱得只剩衬裤。

这之后的又一个星期——好吧,那星期我是赫马佛洛狄忒斯[42]。我头顶桂冠,通体涂抹着银色的油彩——身上一丝不挂,只是在胯部绑着戴安娜的阳具先生。女士们喘着粗气渴望见到他。

这令他战栗。

当这股战栗一如往常地在我身上起作用时,我想起了姬蒂,想她是否依然穿着男装头顶高礼帽,唱着《情人与妻子们》这样的歌曲。

戴安娜随后过来,把一支粉红色香烟放在我唇间,领我走进人群,让夫人们抚摸那根皮带。这之后我心里想着的到底是姬蒂还是戴安娜,我说不上来。我相信,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再次成了皮卡迪利的男妓——或者不是男妓,而是男妓的客人。因为当我抽搐哭喊时,阴影中只会投来微笑;当我颤抖流泪时,阴影中便传来了笑声。

我对此无能为力,一切尽在戴安娜的掌握。她是如此大胆,如此狂热,拥有恶魔一般的机敏。她如同一位女王,掌管着属于自己的奇异宫廷——从这些聚会中我看出了这一点。女人们渴望认识她,并且瞩目她。她们会带礼物过来,“这是给你那件收藏品的”——她的收藏品不仅是她们的谈资,也是她们嫉妒的对象。当她摆出一个姿势,她们会抬头仰望;当她开口说话,她们会侧耳倾听。我相信一定是她的声音俘获了她们——那种低沉悦耳的音色,曾在一个深夜把闲逛的我引诱进她内心的黑暗世界。一次又一次,我听见争论在戴安娜的一声叫喊或是低语中瓦解;一次又一次,在拥挤的房间里,零零散散的对话逐渐收声,只因说话者纷纷转向她一连串的逸闻妙语,或是接连臣服于她抑扬顿挫的韵律。

她的大胆具有感染力。女人被她吸引,为之着迷。她像是一位歌者,足以撼动全场。她像癌症,又像霉菌。她就是自己编写的狂热罗曼史中的一名主角——你要是把她与家庭女教师和修女放在一间屋里,或许不出一个钟头她们已经扯下自己的头发编成了一条鞭子。

听起来,现在的我对她感到厌倦。但那时我可没有。我怎么会厌倦她呢?我们曾是一对完美的搭档。她淫荡,她大胆——但谁能将这种大胆化为现实?谁又能见证她的激情、她强大的感召力?在她费里西蒂广场的家中,在独特的迷醉气氛之下,一切俗世平凡的法则统统停摆,谁来见证由放荡主导的飨宴?除了我,还有谁?

我是她一切欢愉的见证。我是她情欲留下的痕迹。她必须拥有我,或失去这一切。

而我也必须拥有她,不然就一无所有。我无法想象她为我框定的生活之外的生活。她已经唤起了我体内特殊的渴求。我暗忖,除了戴安娜和那群女同性恋,还能有什么人可以平息这种对同性的异常渴求?

说起我新生活中的一项特质,即我已经失去了时间流逝的观念,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脱离了正常的作息。戴安娜和我常常做爱至凌晨,到傍晚时分才吃早餐;或者在正常时间醒来,放下窗帘赖在床上,之后在烛光下享用我们的午餐。有一次我们拉铃叫布莱克,她是穿着睡袍过来的:那是凌晨三点半,她是从睡梦中被我们叫醒的。还有一次,我被鸟鸣唤醒,眯缝着眼看见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屋里,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个星期没见过太阳了。在佣人们的辛苦操持下,整座宅子都温暖如春,无论我们去哪里,都有一辆马车按我们的要求接送,季节的轮转于我都失去了意义。直到戴安娜把丝质的外出服换成绒布的,从纱罗斗篷换成貂皮斗篷,而我的衣柜里则挂满了羔羊皮、驼毛和粗花呢外套,我才意识到冬天已经来临。

在这堆陈年旧事里,哪怕沉浸于费里西蒂广场的迷醉氛围之中,哪怕被无数奢华享受包围时,有一个纪念日我依然无法轻易忘怀。那是在我成为戴安娜的情人快满一年的一天,我被一阵翻阅报纸的抖动唤醒。我的情人正在我身旁阅读晨报,一行大标题映入我的眼帘:爱尔兰将于六月三日公示自治法案。我大叫一声。并非上面的话刺激了我——它们于我毫无意义。而是这个日期对我来说,就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样熟悉。六月三日是我的生日,在这个星期我就要满二十三岁了。

“二十三!”戴安娜听后说道,“多么风华正茂的年纪!你依旧拥有炽热的青春,如同蠢蠢欲动的恋人,光阴却从幕帘后探出脑袋朝外窥视。”哪怕是在一大早,她都能够夸夸其谈,而我只是打了个哈欠。不过接下来她说我们必须庆祝一下,这令我雀跃不已,“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她说道,“做些以前没做过的?我该带你去哪儿呢……?”

最后她灵光一闪,选择了歌剧院。

对我来说这主意听上去很糟糕,不过我不打算表现出来——那时我还没有对她心生恼怒,那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才发生的。我依然还是个小孩,一心扑在庆祝自己的生日上。我的生日终于到了,还有礼物——礼物总是吸引人的。

早饭时,我收到了两个金色的包裹。大的那个里面装着一件斗篷——穿去看歌剧恰到好处,而且相当华丽。可我早已料到会是这个,压根没把它算作一件礼物。然而第二件包裹给了我莫大的惊喜。它又轻又小,我立马知道这定是一件珠宝——也许是一对袖扣,或者是别在领巾上的饰钮,也可能是枚戒指。迪基在她左手的小指上就戴着一枚,我很是羡慕——是的,我肯定那就是一枚戒指,和迪基的一样。

可那并不是戒指。而是一块表,银色的,配有细长的皮表带。有两根黑色的指针显示小时和分钟,飞速转动的那根是用来记秒的。表盘上安着块玻璃,指针靠上发条来驱动。戴安娜瞧见我把它握在手里时便笑了。“这是给你戴在手腕上的。”她最后才说。

我惊喜地望着她——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戴腕表,这完全就是件新奇的进口货——我随即想把表扣到手腕上。当然,我没法自己戴上,就和费里西蒂广场里的许多事物一样,你需要一个女仆前来料理。最后是戴安娜给我戴好的。之后我俩坐在一起盯着小小的表盘,看秒针飞快地掠过,听着它的嘀嗒声响。

我说道:“戴安娜,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东西!”她红了脸,看上去很满意:她是个荡妇,但也是个人。

玛丽亚过来后,我向她展示了手表,她微笑着点点头,隔着皮表带摩挲着我的手腕。之后她笑起来:“亲爱的,这个时间不对!你把它设在了七点,可现在才四点一刻呢!”

我又看了眼表盘,诧异地皱起眉。我一直只是把它当作条手链在戴,还没想过用它来看时间。为了玛丽亚,我当即把指针挪到了4和3—可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当然,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必要给它上发条。

那块表是我收到的最好赠礼,但还有其他礼物。玛丽亚送了一支象牙手杖,银质的顶端饰有流苏,和我的剧院新装扮十分相衬。实际上,那一晚我和戴安娜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对,为了匹配我的行头,她穿了身黑白银三色的礼服,是在沃斯[43]定制的。我深信我们看上去就像刚从时装画报上走下来的。走路时,我确保自己的左手臂端得笔直,好亮出那块表。

我们在苏法利诺餐厅的一个包间里吃的晚饭,同迪基和玛丽亚一起——玛丽亚还带着沙丁,她的小灵狗,并把一个碟子里的佳肴喂给它。侍者们已经得知今天是我的生日,纷纷围拢过来,为我斟酒。“这位年轻的绅士今天几岁了呢?”他们问戴安娜。听他们的口吻就知道他们觉得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还要小些。我猜,他们将戴安娜认成了我的母亲。出于多种原因,这念头可不妙。有一次,我停下擦鞋,戴安娜和她的朋友们就站在一旁看着。擦鞋人看了一眼迪基,和许多普通人一样,他把女同性恋气质当成了某种家族遗传,便问我迪基是不是我阿姨,带我出来玩上一天。亏得她的长相,我被错认成个小男生倒也不错。她有几次试着在穿戴上和我较劲。像是在我生日那晚,她穿了件带袖扣的衬衫,长裙上面罩了件男士短斗篷。可是在脖颈处她却戴了个花边领饰——换作我才不会穿得这么女里女气的。她自己没觉得——她要是知道一定会吓坏的!——她就像个疲倦的玛丽——安妮,就是有时你会在皮卡迪利看到的,被年轻男孩包围着的那种,他们在那儿卖了那么久,被视为“女王”。

我们的晚餐相当豪华,用完餐后,戴安娜派侍者去雇马车。就像我先前讲的,我觉得她的安排并不算是种款待,但当我们的马车来到皇家歌剧院门口,排进喧闹的队列时,我还是没能抑制住自己的兴奋之情。戴安娜、玛丽亚、迪基还有我一行人进入了挤满绅士贵妇的大堂。我从没来过这儿。这一年里我陆陆续续地被带出去活动,却从未跻身于如此高贵气派的行列之中——绅士们和我一样,身穿斗篷,头顶丝质礼帽,手里拿着观剧镜;女士们佩戴着钻石,她们又长又紧的手套拉得高高的,直到腋下,仿佛刚把整条手臂从装满牛奶的浴缸里捞起来似的。

我们在拥挤的大堂里待了一会儿,其间戴安娜和一些她相识的贵妇相互点头致意,玛丽亚把沙丁抱在胸前,离那些繁忙的脚步、拥挤的队伍还有晃荡的斗篷远远的。迪基说要去给我们端一托盘的饮料来,说着就走了。戴安娜开口了:“给我们寄存一下外套行吗,内维尔?”她朝一个柜台点点头,那里站了两个穿制服的男人,正在接收斗篷。她转过身让我脱下她的外套,玛丽亚也一样。我拿着它们艰难地穿过大堂,随后站定解下了自己的斗篷——全程我的脑子只想着:这是个多么华丽的聚会啊!我在这儿看上去是多么漂亮!还特别确认了下我手里的外套没有垂落下来把手表盖住。柜台前大排长龙,我无所事事地等在队伍里,开始看着那两个员工从绅士那儿接过斗篷并提供票据。其中一个身材消瘦,脸色蜡黄——他可能是意大利人。另外一个是黑人。最后总算排到了我,那人在我递上外套时歪了下头,我才认出他是比利小子,我在不列颠剧院的烟友。

起初,我只是瞪大了眼,说真的,那时候我正盘算着如何在他认出我之前逃之夭夭。但他来取我的外套时我没能松手,他抬起视线时——我就知道他压根没认出我来,只是在纳闷我在犹豫什么,对此我感到十分抱歉。我开口说道:“比尔。”他看上去更疑惑了。然后他回道:“先生?”

我咽了口唾沫,又说道:“比尔,你不记得我了?”我凑上前压低声音:“我是南,”我说,“南·金。”他变了脸色,说道:“我的上帝啊!”

队伍变得更长了,我身后传来一声叫喊:“耽搁了老半天是怎么回事?”比尔从我手里接过外套,迅速走到衣架处挂起来,随后给了我一张票据。他移步到一边,只留下他朋友和外套作一小会儿斗争。我也挪了地方,远离那群拥挤的绅士,现在我们俩隔着桌子面对面,摇摇了头。他的眉毛因为汗水亮晶晶的。他的制服是一件白色短外套,还配了枚廉价的鲜红色领结。

他说:“上帝啊,南,你真是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是哪个来找我讨债的先生呢。”他看着我的裤子,我的外套,我的头发,“你这个模样晃到这里来是想干吗?”他擦擦眉毛又四处张望了下,“你和经纪人一起来的吗?你不会是有演出吧,南——是吗?”

我摇了摇头,压低声音开口道:“你现在可不能再叫我‘南’了,比尔。实际上——”实际上,我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他。我犹豫了,可我没法跟他撒谎,“比尔,我现在是以男孩的身份生活的。”

“以男孩的身份?”他大声道,随即拿手捂住了嘴。即便如此,队伍里还是有一两个满腹牢骚的绅士抬起了头。我缓缓地又挪开一点。我重复道:“我现在被当作男孩看待,和一位夫人一道,她照顾我……”听到这儿,他看上去总算有些明白了,点了点头。

他身后的意大利人弄掉了一位绅士的礼帽,惹得绅士啧啧抱怨。比尔说:“你能等一下吗?”便走去帮他的朋友收了另外几件斗篷。随后他又回到我身边。那个意大利人脸色不太好。

我瞥了一眼戴安娜和玛丽亚。大堂的人少了一些,她们正站着等我。玛丽亚把沙丁放下,小狗正挠着她的裙子。戴安娜转过身看我。我看向比尔。

“那你怎么样?”我问他。

他看上去可怜巴巴的,举起手——上面戴了枚结婚戒指。他说:“不错,现在我结婚了,刚结的!”

“结婚了!哦,比尔,我真为你感到开心!是哪个姑娘?难不成是弗洛拉?是不是弗洛拉,我们以前的服装师?”他点点头说是。

“多亏了弗洛拉,”他补了句,“我才能在这里工作。她自己就在附近工作,有一个月是在老莫剧院[44]。她依然,你知道的”——他突然看上去相当尴尬——“她依然,你知道的,给姬蒂当服装师……”

我瞪着他。队伍里的抱怨声越来越大,意大利人投来的怨毒眼神越来越多。他又走回去帮忙处理斗篷、礼帽还有票据。我把手伸向头,用手指捋了捋头发,想要明白他刚才告诉我的事。他和弗洛拉结了婚,弗洛拉依然跟着姬蒂,姬蒂在米德尔塞克斯剧院有个场子。而那儿和我现在站的地方只隔了三条街。

当然,姬蒂和沃尔特结了婚。

他们幸福吗?我接下来想问问比尔。她有没有提起过我?她有没有想起我?她有没有想念我?可等他回来后——他看上去更焦虑了,眉毛上沾满了汗水——我只是问道:“那演出,演出怎么样呢,比尔?”他吸了吸鼻子,答道:“不怎么好,我觉得不好。不能跟以前的比……”

我们两个注视着彼此。他的脸更粗糙了,下巴上长了一点肉,眼周的肤色比我之前认识他时更深。意大利人随后叫道:“比尔,你还不过来?”比尔说他必须得走了。

我点点头,朝他伸出手。他与我握手时,看上去欲言又止。随后他飞快地讲道:“要知道,你那个样子从不列颠剧院离开,我们都感到很遗憾。”我耸耸肩,“还有姬蒂,”他继续说,“真的,姬蒂是我们之中最难过的那个。她和沃尔特一起写了告示,就登在《时代》和《参考周报》上,连着登了好几周。这些,南,你难道就没看见吗?”

“没有,比尔,从来没有。”

他摇了摇头。“而现在,你在这儿,打扮得像个爵爷!”但他向我的西装投去了怀疑的一瞥,接着说道,“你确信吗,你真的肯定你现在一切都好?”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再次望向了戴安娜。她正歪着头追寻我的身影,旁边站着玛丽亚,沙丁和迪基。迪基捧着个放着我们饮料的托盘,把单片眼睛举在眼前,说道:“酒要变温啦,戴安娜。”听上去怒气冲冲的。大堂里的人已经变得稀少,所以我能清楚地听见她讲话。

戴安娜又歪过头说:“那孩子在干什么呢?”

“他在和那个黑鬼讲话,”玛丽亚答道,“衣帽间的那个!”

我感到自己的脸颊烧红了,迅速回头看比尔。他原本跟随着我的目光,可现在被一名递来外套的绅士拦截了,他把外套接过柜台,转身挂上了那排衣架。

“再见了,比尔。”我说,他侧过身点点头,给了我一个难过的微笑作为告别。我退了一步,可又立马回到柜台,手搭上他的胳膊问道,“姬蒂的表演时间,老莫的节目表上排的是什么时候?”

“她的表演时间?”他一边思索一边叠着斗篷,“我不太确定。下半场的开头几个节目里吧,九点半左右……”

随即传来了玛丽亚的声音:“内维尔,是小费有问题吗?”

我意识到,要是再在他那儿多磨蹭一会儿,有些相当可怕的场景会立刻上演。我没有再看他,而是飞快地回到了戴安娜身边,说没什么事,我很抱歉。可当戴安娜举起手想把我之前弄乱的头发抚平时,我感受到比尔落在我身上的目光,躲开了;当她勾起我的手臂,玛丽亚走近勾起我的另一条时,我的脊背似乎一阵战栗,就好像被一把手枪顶着似的。

剧院大厅本身富丽堂皇,而我只是目光呆滞地注视着一切。我们没有包厢——已经来不及定包厢了——不过我们的座位绝佳,就在正厅前排的正当中。然而,由于我的缘故我们晚到了,正厅几乎已经坐满。我们不得不跨过二十多双腿才能落座。迪基把酒弄洒了。沙丁咬了一位围了狐裘围脖的贵妇。戴安娜最后落座时,抿着嘴唇面色不悦——这根本不是她为我们安排的入场方式。

而我坐下,对她无动于衷,对一切无动于衷。我心里想着的只有姬蒂。她依然在剧院,和沃尔特一起演出。比尔每天都能见到她——之后就能见到她,演出结束后,就在他接弗洛拉的时候。哪怕是现在,就在即将亮相登场的歌剧演员往脸上涂抹油彩时,她也坐在三条街开外的化妆室里上妆。

我正想到这里,指挥出现了,掌声随之响起,灯光熄灭,观众安静下来。等到乐声终于奏响,帷幕拉起之际,我却恍恍惚惚地盯着舞台。而演唱开始后,我一阵哆嗦。上演的歌剧是《费加罗的婚礼》。

我几乎记不起演了些什么。我只是想着姬蒂。不知怎的,我的座位仿佛变得尤其狭窄坚硬,让我不适地扭动挪移,直到戴安娜靠过来小声要求我坐定。我一直在想,那段日子里,我走遍整个城市,害怕会在某个拐角看见姬蒂;我想到了我采用的伪装,就是为了避开她。实际上,在我当男妓的那些日子里,避开姬蒂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因此纵观伦敦,我会自动规避某些区域绝不涉足;在找寻新的街区之前,我还会花时间思考,不在一些街道做任何逗留。我就像是一个身有瘀伤或者肢体折断的人,学着如何在人群里走动却不挤压到伤口。如今,得知姬蒂离我这样近,这感觉如同我不得不亲手挤压伤口、扭曲残肢一般。乐声渐响,我的脑袋开始作痛,我的座位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狭窄。我看向手表,可昏暗的灯光令我看不清表盘。我得倾斜表面借用舞台上的灯光,可动作时手肘撞到了戴安娜,她愠怒地叹了口气,瞪着我。手表显示八点五十五分——我真庆幸我之前给它上了发条!歌剧正进行到滑稽的那幕:伯爵夫人和她的女仆逼着男孩穿上裙子并把他锁进柜子里,这里的演唱和闹剧简直糟透了。我转向戴安娜,开口道:“戴安娜,我受不了了。我会在大堂那儿等你。”她伸手抓住我的胳膊,可我挥开了,并站起身来,“抱歉,哦!抱歉,哦!”我冲每一位恼火的先生女士招呼了一路,磕磕绊绊地碰到了许多双腿,我步履蹒跚地穿过了一排座位,朝引座员和大门走去。

和舞台的喧闹相比,外面的大堂真是清净。意大利人正坐在衣帽间看报纸。我走向他,他嗤笑一声。“他没在这儿。”我问起比尔时他回答道,“表演一开始他就不在这儿了。你要拿斗篷吗?”

我说不用了。我离开剧院,向德鲁里巷进发——我很在意我的西装、闪亮的皮鞋还有别在翻领上的花。走到米德尔塞克斯时,我看到一群男孩正在研究节目单,并对着表演评头论足。我走上前,越过他们的肩膀猛瞧,想找出那个我需要的名字和节目。

沃尔特·沃特斯与姬蒂,我终于看到了。我震惊地发现姬蒂去掉了“巴特勒”的姓氏,还得借由沃尔特的旧艺名上戏。如比尔所说,他们差不多排在下半场的开头——单子上的第十四个节目,排在一名歌手和中国魔术师后面。

票亭里坐着个穿紫罗兰色裙子的姑娘。我走到窗前,朝大厅点点头,“现在谁在台上?”我问道,“第几个节目了?”她抬起头,看见我的装束,嗤嗤地笑了起来。

“你迷路了,亲爱的,”她说,“你要看的是歌剧,就在拐角那儿。”我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她收起微笑,“好吧,阿尔弗雷德爵爷[45],”她随后讲道,“现在是第十二个,贝拉·巴克斯特,东区的考克尼女歌唱家。”

我买了张六便士的票——当然,她做了个鬼脸:“早知道我们应该铺块红地毯的。”实际上,我不敢坐得离舞台太近。我想象比利小子跑来剧院告诉姬蒂,他见着我了,还有我的打扮。我依然记得,在一个小剧场里,当你踏出聚光灯,你就能看到观众席和舞台离得多么近。当然啦,加上我的外套和领结,我会变得相当显眼。要是姬蒂在我看她表演时瞧见了我,她本应为沃尔特献歌,眼神却要与我交汇,那将会多么可怕啊!

所以我去了楼上的边座。楼梯特别窄,我转个弯看到一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我需要侧过身,贴着经过他们。就和票亭里的姑娘一样,他们瞪着我的西装,随后嗤笑起来。隔着墙我就能听见乐队的敲敲打打。等我登上最高那级台阶到达门口时,敲打声更响亮了,我的心脏随之在胸腔里剧烈跳动着。最后我穿过大厅,走进昏暗炫目的灯光中,热气、烟雾还有人群散发的臭味几乎让我踉跄。

台上的女孩穿了身火红的裙装,她扯动下身的裙子,好露出里面的长袜。她唱完一首歌时,我正扶着柱子让自己站稳。之后她又唱起了另一首歌。观众似乎对此心知肚明,送上了掌声和口哨。在掌声渐弱前,我穿过走道找到一个空位。它一旁就坐着一长串男孩——显然,这是个糟糕的选择。他们看见我的观剧套装和胸花时,聚拢到一块,嗤嗤窃笑。其中一个举起手咳嗽一声——好像在说“有钱人!”。我不看他们,转而专注地看向舞台。过了一会儿,我掏出一根烟点燃。划火柴时,我的手在颤。

考克尼的女歌唱家终于唱毕,赢得阵阵喝彩。舞台清空了一会儿,观众席传来了喊声、脚步声和骚动。乐队奏响了一段叮叮当当的中式旋律,迎来下一个节目,引得我前排的一个男孩跃起,大叫道:“蒲叮叮!”幕帘升起,魔术师和女孩登场,台上还有口黑色箱子——和戴安娜卧室里的那口没啥差别。魔术师响指一打,出现一阵闪光,噼啪作响,接着喷出一股紫烟。看到这些,那群男孩把手指贴近唇边,吹响口哨。

我已经看过,或者说我觉得自己看过上千遍这样的演出。可现在的我,双唇紧紧夹着香烟,看着这一幕,心中愈发难受不安。我回想起自己坐在坎特伯雷宫的包厢里,心脏怦怦直跳,紧攥着那副蝴蝶结手套的时光,那些日子似乎遥远又陌生。可我曾经对这些如此熟悉,我抓紧了座位上发黏的丝绒布套,望向舞台通向侧翼的一隅,隐约看见有根缆绳垂在灰蒙蒙的地板上,我想到了姬蒂。她就在那儿,就在帷幕后面的某处,也许正在调整自己的装束——不管她穿了什么;也许在和沃尔特或是弗洛拉聊天;也许听着比利小子告诉她碰见我的事,愣愣地出神——也许微笑,也许落泪,也许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没想到呢!”——然后将我抛在脑后。

我把这些可能都想了一遍,此时魔术师变起了最后一个戏法。又来了一阵闪光,然后是更多的烟雾:它们甚至飘到了楼上的边座,呛得全体观众纷纷咳嗽,可他们一边咳嗽一边发出欢呼。帷幕降下,又是短暂的清场,以准备下一个节目。随着灯光师更换了聚光灯的滤光片,舞台上闪过蓝色、白色和黄色的光芒。我抽完一支烟,又摸起第二支。这时,坐在我那排的男孩们都见到了我的动作,于是我递上烟盒,他们一人拿了一支,说着:“真大方。”我想起了戴安娜。我猜想要是歌剧已经结束,她会不会还在等我,一边咒骂一边拿节目单拍着自己的大腿?或者她丢下我,一个人回费里西蒂广场去了?

可之后音乐奏响,帷幕拉起。我望向舞台——沃尔特登场了。

他看上去特别壮,比我记忆里还要壮。也许他又长胖了,也许他在演出服里垫了些东西。他的小胡须精心梳理过,显得特别扎眼滑稽。他穿了条格纹阔腿窄脚裤,配了件绿丝绒的外套,头上戴着圆顶吸烟帽,烟斗插在口袋里。他身后挂着张会客室的布景,身旁放了把扶手椅,他靠在上面唱歌。舞台上只有他一个人。我从没见过他穿演出服以及带妆的样子。他和我有时梦里见到的样子大不一样——梦里的他披着松垮的衬衫,胡须湿漉漉的,手放在姬蒂身上——我又看向他,皱起眉,看到他站在那儿,心里却没什么感觉。

他是个温和的男中音,唱起歌来悦耳动听,他的首个亮相就博得了一阵掌声,现在又迎来第二轮赞赏的鼓掌,还有一两声喝彩。然而,他的歌曲内容却很奇怪:歌里在唱他走丢的儿子,名叫“小杰基”。这歌分成好几节,每部分都以相同的副歌结束——大概是这样唱的,“在哪儿呢,哦,小杰基现在在哪儿呢?”我感到这场景真是诡异,他独自一人唱着这样一首歌。姬蒂在哪儿呢?我深吸了口烟。我没法想象她戴着丝质礼帽,配着领结,拿着花,融入这样的场景里……

突然间我脑海中生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沃尔特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拿它擦了擦眼睛。我就猜到接下来他会提高声音开始唱副歌,不少声音加入进来,齐声唱道:“在哪儿呢,哦,小杰基现在在哪儿呢?”我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心想,千万别是那样!哦求你了,求你了,千万别是那样的演出!

可偏偏就是那样。沃尔特正哀怨地唱着,舞台边传来一个尖尖的嗓音:“你的小杰基在这儿呢,父亲!这儿呢!”一个身影奔上舞台,抓住他的手,并亲吻起来。那是姬蒂。她穿着一身小男孩的水手服——一件肥大的白衬衣,系着蓝色宽腰带,白色的灯笼裤,长袜子,以及一双棕色的平底鞋,她背后还有顶草帽,用缎带拴着。她的头发又留长了,梳成了一个卷。现在乐队奏起另一段旋律,她和沃尔特唱起了二重唱。

观众为她送上掌声与微笑。她跳起来,沃尔特弯下腰在她面前摇了摇手指,全场大笑。他们喜欢这个段子。他们喜欢看到姬蒂——我可爱、俏皮、神气的姬蒂,穿着及膝长筒袜扮演她丈夫的孩子。他们看不到我涨红了脸,尴尬万分。就算看到了,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为何会如此。就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我只是在可怕的羞耻前感到痛楚。哪怕他们对她发出嘘声或是朝她扔鸡蛋,我都不会这么难受。可是他们喜爱她!

我努力看向她。这时我想到了我的观剧镜,便从口袋里掏出来举到眼前。透过镜片望去,她离我很近很近,近得就像在做梦一样。她的头发尽管更长了,但还是栗色的。她的睫毛还是那么长,身段依旧像柳树般纤细。她把她可爱的小雀斑遮盖起来了,取代它们的是几点滑稽的污垢。可是我——曾经如此频繁地用手指触摸过它们——相信自己能够隔着妆容捕捉到下面的形状。她嘴唇依然那么丰满,唱歌时亮晶晶的。在唱段中间,她抬起嘴巴,把吻落在沃尔特的胡须上。

看到这儿,我扔下观剧镜。我发现旁边的男孩们正一脸嫉妒地盯着我的观剧镜,于是把它递给他们传着看——最后大概是传到了顶层楼座的一个姑娘手里。

我看回舞台,姬蒂和沃尔特看上去变得特别小。他低低地坐在椅子上,把姬蒂拉到膝上坐着,她抱着胸,穿着男孩单鞋的脚不住地摆动。我一眼也看不下去了。我站起身。男孩们叫嚷起来——我并没听清。我跌跌撞撞地穿过走道,找到出口。

回到皇家歌剧院,我发现歌手依然在台上尖叫,铜管依然隆隆作响。这还只是我隔着门听见的。我不敢一路穿过正厅坐回戴安娜身边,也无法直面她的不悦。我把票给了衣帽间的意大利人,之后坐到了大堂的天鹅绒椅子上,看着街道渐渐拥挤起来,有等候的马车,有卖花的女人,还有妓女和男妓。

最后传出“好极了!”的欢呼,以及赠予女高音的喝彩。剧院的门大开着,大堂里挤满了喋喋不休的人群,戴安娜、玛丽亚,迪基还有狗适时地出现了,她们看见我等在一旁,走上来打着哈欠斥责我,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在男厕所里犯了恶心。戴安娜把手放上我的面颊。

“看来今天的惊喜你是受不过来了。”她说道。

可她的语气极为冷淡,返回费里西蒂广场的一路上我们均是一言不发。胡珀太太把我们引进门,随即把身后的大门上了闩,我随戴安娜走到她的卧室,但从她身边走开了,走向自己那间。正要过去时,她把手放上我的胳膊,问道:“你要去哪儿?”

我甩开自己的胳膊。“戴安娜,”我说道,“我感觉糟透了。让我一个人待着。”

她又抓住了我。“你感觉糟透了,”她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你觉得你的感受会和我有一丝半点的关系吗?马上到我的卧室来,你这个小荡妇,还有,把衣服脱了。”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道:“不,戴安娜。”

她靠近我说:“什么?”

有钱人在说“什么”两字时有种特别的调调:这个词被磨尖磨利了,从他们口里冒出犹如一把匕首出鞘。这就是戴安娜现在的样子。在那条昏暗的走廊里,我感觉芒刺在背,萎靡不振。我咽了口唾沫。

“我说了‘不,戴安娜’。”但声音很小。可当她听完,一把抓起我的衬衫,我一个趔趄,说道,“放开我,你弄疼我了!放开我,放开我!戴安娜,你会扯坏我的衬衫的!”

“什么,你说这件衬衫?”她应声道,手指随即插进纽扣下面猛扯,直到衬衫被撕裂,露出了我光裸的胸脯。随后又抓住我的外套从我身上剥下——全程她一边动手一边喘着粗气,四肢紧紧地挨着我。我摇摇欲坠,靠在墙上,用胳膊挡着脸——我以为她会揍我。可最后我看见她脸色铁青,不是因为盛怒,而是因为欲望。她拿过我的手,将手指放在了礼服的领口。我悲哀地发现,这才是她想要我做的。我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下体一颤。我用力拉扯她的蕾丝,听到了几处针脚崩开的声响,这声音对我起了作用,就如同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我将她那件黑白银三色的礼服扯下,这件从沃斯买来与我的服装相配的礼服现在变成一堆破布踩在我们脚下。她让我跪在这堆破布上干她,直到她一次又一次达到高潮。

之后她还是把我送回了我自己的房间。

躺在黑暗中,我瑟瑟发抖,用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来。床边的衣柜上,我的生日礼物在星辉下闪着微光,是那块腕表。我拿起它,感受它在我指尖的凉意。但当我把它贴近耳朵时,我战栗了——它一直都在念着:姬蒂,姬蒂,姬蒂……

我丢开它,把枕头捂在耳朵上想要隔绝那个声音。我不会哭!我不会哭!我甚至不会去想。我只会让自己屈服,永远地,沉溺于费里西蒂广场没心没肺的日子,再也感觉不到季节的变迁。

那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我的好日子快到头了。而我漂亮手表上的指针正缓缓地掠过这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