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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的女性》第五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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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那天早上,沃德一家很早就开始“过节”了:沃德太太一大早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要赶在下午三点左右准备好晚宴。之后,大家就会坐在客厅里,打着饱嗝,昏昏欲睡。有一些男人——只能是男人——可能还会打一会儿盹。其他人就坐下聊天,直到晚上八点,再上火鸡、三明治和咖啡,大家不说话的时候就吃东西。如今,因为米拉离婚了,孩子们在节假日不得不和他们的父亲分开,这破坏了老传统,她的父母至今还无法接受。

如今,他们会在平安夜办一个小小的派对,邀请一些亲戚来做客,“好让孩子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家人”,沃德太太痛心疾首地说。孩子们会在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前离开,错过圣诞晚宴,她便会邀请其他家庭成员来赴宴,以帮她度过这段不自在的时间。

米拉在公交车站见到了孩子们。他们打扮得很得体,身着短夹克,打着领带,精心梳洗过,尽管头发有点儿长了。他们在车里时很活泼,可一走进沃德家,就变得很克制甚至拘谨。先逐一和大家贴面吻,聊一下交通状况、天气,然后长辈会客套一下,问问学业情况。他们端着可乐坐在客厅里,米拉说:“等着,看看我买了什么!”

她跑上楼,迅速换好衣服。瓦尔帮她选了一件蓝绿相间的大喜吉装[7],她把衣服往身上一套,忘了穿胸罩。她上眼睑涂了漂亮的蓝色眼影,眼珠看起来更蓝了。她还戴上了夸张的金色大耳环,那耳环扯得耳朵疼,可她咬牙忍住了。她狠狠地对自己说,我得跟他们摊牌,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因为她知道,家人都会按老规矩着装:男人穿深色套装、白衬衫,打着红蓝、红金或蓝金相间的条纹领带;女人穿三件套,头发梳起来、定型,穿高跟鞋,拎配套的手包,大胆一点儿的可能穿针织女衫裤套装。

她就像出席典礼一样走下楼梯,站在儿子们面前,灿烂地笑着。他们也回以灿烂的笑容。“你看起来很漂亮。”克拉克说。“对了,你那衣服是在哪里买的?”诺米问,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见她没有回答,他继续追问:“是在马萨街木球店旁边的那家小商店买的吗?还是在布拉特尔街?”看样子他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想知道?”她问他。他害羞地说:“呃,那里也有卖男孩穿的衣服,对吧?”

“你是说你也想要一件?”

他耸了耸肩说:“也许是吧。”

沃德太太见到她女儿时,眉头皱了起来,但她转而笑起来。“嗯,确实与众不同。”她承认。沃德先生说米拉像从非洲来的,他摇了摇头,坐下来。

沃德家的房子不大,前边的玄关也很窄,有一道折叠玻璃门将玄关与客厅隔开。为了不把家里弄脏,他们把人造圣诞树放在玄关窗下的长木椅上。圣诞树周围铺满了礼物。玄关中除了长靠椅就只放了一张写字台。地板打了蜡的客厅闪闪发光,烟灰缸也干净得发亮。米拉想和孩子们说话时,就把他们叫到玄关,拿上一个烟灰缸,三个人一起坐在地板上。米拉大声对母亲说,等她和孩子们说完话,就过去洗菜,保证在一小时内完成。可沃德太太已经站在厨房里开始削皮、切菜,紧紧抿着嘴唇。这时,沃德先生去地下室为客人们准备“狂欢屋”(他们这么叫)了。米拉知道,像这样坐在地板上抽烟,让烟味弥漫进各个房间,是一种叛逆的行为,会惹他们生气。可是她拒绝让步。

诺米和克拉克看上去比夏天时长大了许多。他们此刻正在随意聊天,给她讲学校里的事:有人在足球赛中犯了一个好笑的错误,他们的数学老师很严格,有人偷偷把啤酒带回了寝室。诺米说想和她好好聊一聊大学的事,他爸爸坚持让他去读一所预科学校的医学专业,将来当医生,可他不想当医生。问题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当医生,是因为本来就不想,还是因为爸爸想让他当他才不想的。米拉笑着说,他可能来不及找出答案了。克拉克想和米拉聊他和爸爸吵架的事。她渐渐才听明白,原来他之所以烦躁不安,是因为他朝爸爸大声吼了。“他当时正在吼我。”他闷闷不乐地说。米拉拍拍他的背,说:“我觉得你也可以有脾气的,每个人都有。”诺米在预备学校的联谊晚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他想知道,是不是所有女孩都像那样。米拉站起身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

“妈,剩下的交给我和孩子们做吧,真的。”她说。可沃德太太还是冷着脸削啊,切啊。沃德太太讨厌做饭,她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做这些。

米拉又回到玄关,他们仨说笑不断。她给他们讲了派对的事,还讲了伊索的变化。他们听得很入迷,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嚷嚷着想知道,女人和女人一起、男人和男人一起都会做些什么。他们给她讲了学校里那些关于同性恋的传言,讲了一些笑话和他们听说了却不明白的事。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她,怎么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米拉从未见他们对一件事如此感兴趣,她暗自琢磨这个话题为什么如此吸引他们。

“瓦尔觉得,每个人天生就是双性恋,只不过大多数人很早就习惯了成为其中一种。可伊索觉得不是那样的,她说自己一直只喜欢同性。我也说不清,没人能说得清。想想看,这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爱谁,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会引起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已。但它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不是吗?”

他们似懂非懂。

“你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看来你们是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同性恋,对吗?”

“是这样的。有个叫鲍勃·墨菲的同学,他是个很棒的足球运动员,挺好的孩子,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有时候,一看到他我就很开心,不知道你明白吗?在更衣室里,大家总是摸他,拍他的背或者戳他的胳膊,他也只是笑笑。可是有天,有个叫迪克的浑蛋说我们是一群同性恋。你觉得真是那样吗?”

“我觉得你们只是很爱他而已啊,你们觉得我爱瓦尔和伊索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奇怪,但你是女的啊。”

“那你们觉得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不同吗?”

他们耸了耸肩。“不同吗?”诺米迟疑地问。

“我不觉得,”她笑着站起来,“过来吧。”为了不让他们觉得愧疚,沃德太太离开厨房,上楼换衣服去了。米拉和孩子们来到厨房。她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也给他们倒了一杯——他们为此放声大笑。他们继续聊天。她在一边削皮、切菜,他们则去收拾餐桌,从碗架上取下盘子,从食品柜里拿出醋,搅拌奶油沙司。厨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班上大一点儿的同学——有的是年龄大一点儿,有的只是看起来老成一点儿——总在谈论酒和女人,女人和酒,”诺米模仿浑厚低沉男性嗓音说,“你觉得他们真的会沾这些东西吗?”

“什么东西?”

“你懂的,就是和女孩们做的那些事。”

“我不知道,诺米,他们都说自己做了什么?”

“嗯……上床之类的呗。”他红着脸说。厨房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她能感觉到他们正在急切地等待她回答。

“也许有些人真的做过,”她慢悠悠地说,“另一些人是瞎编的。”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诺米激动地说,“都是骗人的。”

“有可能。但也有一些人真的和别人上床了,”这时,米拉听到父亲下楼的脚步声,“你要知道,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和你一样害怕、紧张而已。他们可能笨手笨脚的。按瓦尔的说法,他们很多人都会显得笨手笨脚的。”

沃德先生从客厅往厨房走来。

“他们说女孩们就喜欢那样,”诺米皱着眉头说,“还说女孩们想要。”

“也许有些人是吧。但大部分人可能是假装的。对许多人来讲,性不是自然而然的,至少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是。或许回到农耕时代就是了,我也不知道。”

沃德先生的脚步声蓦地转向别的方向,消失在客厅的地毯上。

孩子们看了一眼客厅,再看看他们的母亲。他们红着脸,捂嘴偷笑着。米拉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他们,心情却很沉重。

“这并不是说,人小时候就没有性欲,”她一边转身削胡萝卜,一边平静地继续说,“我还记得,我十四岁就开始手淫了。”

他们瞬间沉默了。她站在水槽前,背对着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表情。诺米朝她走过来,把手轻轻搭在她背上,说:“妈妈,需要我把泡洋葱的水倒出来吗?”

六点钟,亲戚们准时到场。其中有沃德太太的姐姐姐夫、哥哥嫂子、他们的三个子女及配偶、五个孙辈,还有沃德先生的哥哥嫂嫂、他们的女儿女婿和三个孩子。简单的问候之后,小孩子们就去下面的“狂欢屋”了,那是沃德先生专门为这种场合准备的,他们可以在那里看电视、打乒乓球或者玩飞镖。大人们则挤在客厅里。沃德先生给他们端来曼哈顿冰茶,只有米拉喝别的饮料。克拉克和诺米下去了一会儿,可不到半小时,他们又上来了,坐在客厅角落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但那也没关系。他们的谈吐都很得体,没有再谈到关于性的话题。

亲戚们照例开始拉家常。或许是因为她之前没怎么认真听他们说过话,米拉不知道是他们变了,还是她去哈佛上学这件事刚好成了靶子,她感到每个人都火气冲天。那些她熟悉的叔叔伯伯、姨母舅妈,好像跟谁有深仇大恨似的。他们愤怒而又轻蔑地谈论着吸毒犯和嬉皮士,以及那些留胡子和长发、被宠坏了的不孝子。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犹太佬”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变得更邪恶了,可他们倒不再是最大的麻烦了,那些“黑鬼”取代了他们。在米拉的抗议下,他们才改口说“有色人种”。他们——有色人种、嬉皮士和反战者,正在摧毁这个国家。“他们”无处不在;“他们”靠奖学金上大学,而可怜的哈利,一年只赚三万五千美元的哈利,还得交学费送孩子们去上大学。那些有色人种和嬉皮士上了大学后(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凭真本事考上的),又试图推翻学校。哈佛的学生是最坏的。他们是一群享有特权最多的学生,可他们还不满足,还在抱怨。“我们”要努力工作才能有所得;“我们”一无所有,也不敢反抗。可“他们”还不满足。

米拉倾听着。尽管她觉得他们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可她仍要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

“你们不能以过去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她说。可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怒目而视。那些标准是永恒的。辛苦工作、节俭、压制欲望,这才是成功的秘诀,而成功就是善良和美德。妻子忠于丈夫,按时还清贷款,创造表面的秩序。否则,世界就会崩溃。

“你知道吗,”与米拉年纪相仿、婚后生了三个孩子的堂姐说,“我们学校里的黑人学生——一所两百三十人的学校里总共只有十个,竟敢要求校长开一堂关于黑人学的课!你能想象吗?我简直目瞪口呆!可我听说那个白痴校长竟然真的在考虑给他们开!于是我冲进他的办公室,说如果给他们开黑人学的课,我就要开一门英语-爱尔兰语学的课!如果给他们开,就得给我开!”

“从现状来看,他们也只能得到这么多了。”米拉说。可堂姐置若罔闻。

“楼下有个老师是法国人。我跟他说,他可以开一门法语学课程!哈!他会怎么觉得呢?让六年级的学生去学那种东西!”

“哪种东西?”

“老天,米拉,就是学法语啊!”她四处张望一下,看见了克拉克和诺米,“你可以想象一下!”她脸上带着讽刺的笑容。

他们就像这样说个不停。用餐时和用餐后,都在聊那些事。米拉回想了一下,难道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吗?晚上的某个时候,她给自己倒了杯黑麦威士忌。正在倒可乐的诺米看见了,问她:“换饮料吗?”

“喝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好像还不够醉。”

“那你为什么不喝白兰地?”

“那个要晚一点儿喝,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喝的。”

“我今晚可以喝一点儿吗?如果我们很晚才睡的话?”

“当然可以。”她笑着挽起他的手臂。他搂过她的肩膀,他们一起站了一会儿。

那晚,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们确实很晚才睡。他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兰地,但是孩子们只喝了一小口,他们不怎么喜欢,于是又换回了可乐。米拉问他们:“今年是我变得更糟了,还是他们变得更糟了?”

他们也说不清。很显然,这些年里他们并不常听他们聊天。米拉狠狠地批评了她的亲戚们一番,批评了他们那一套陈规陋俗和偏见。孩子们就在一旁听着。她问他们意见的时候,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就连对于偏见的看法也没有。他们解释道,他们也知道偏见是不好的,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而且,他们认识的犹太人少之又少,黑人更是没有,那么,他们该怎么评判他们呢?

“我知道他们说得很夸张,”克拉克解释说,“可我也不清楚,也许黑人真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知道你说那些都不是真的,我相信你,但我也不明白。就我自己而言是真的不明白。”

米拉沉默了。“没错,”她说,“你说得没错。当然,你得等到自己明白为止。”

不过孩子们还是有所怨言。亲戚们的仇恨太深了,孩子们之前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仇恨和愤怒。

“她老是愤愤不平的。”

“他好暴躁啊。”

“他一直都那么暴躁吗?”

“哈利舅舅一直都是那样吗?”

他们令她有了新的看法。她想起了那些她从小就认识的面孔,他们无所谓美丑,她本来也不会特意注意他们,不会去观察那些熟悉表象之下的特征。可是,听孩子们这么一说,她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他们面目冷酷,一脸愤懑,长着深深的饱含怨气的皱纹,眼睛里透出戾气,嘴巴也充满恨意地紧闭着。她还记得第一天去哈佛,照镜子时,她注意到自己嘴上那道细薄的疤痕。

“我看起来跟他们像吗?”她颤声问。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她的心紧了一下,她知道他们会对她说实话,只不过在琢磨该如何措辞。

“以前是的,”诺米说,“不过后来你长胖了一点儿。”

她叹了口气。确实如此。

“你变得温和一点儿了,”克拉克说,“你的脸看上去——更圆一点儿了。”

她的虚荣心上来了:“我看起来胖吗?”

“不胖!”他们赶紧说,“真的,不胖,只是……更圆一点儿。”克拉克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只好重复道。

“你的嘴巴没有以前那副苦相了。”诺米说。她抬眼看着他。

“我的嘴巴以前有苦相吗?”

他耸了耸肩,感觉有些招架不住了:“就是,有那么点儿。你以前看上去倒不暴躁,就是要哭了的样子。”

“是的,”她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你们想听我说说你们的变化吗?”

“别!”他们笑着喊道。

她开始回忆那个圣诞夜。她想要强调一些事情。她不希望他们长大后不去思考,只是重复那晚所听到的话。她想强调一种道德,可他们身上没有。从那晚看来,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意,没有立场。

她有点儿醉了,开始变得冲动。她想用拳头猛砸桌子,想强烈地抨击亲戚们的固执、刻板和偏见。她想要坚持自己的公正。她生气地说:“是的,都没错,你们又不可能凭想象判断,听起来挺合理。可你们自己也承认了,你们周围的一切事、一切人都被偏执和刻板传染了,等你们真正遇到那些被他们的偏见所伤害的人,想去了解他们时,你们也只能通过别人给你们戴上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了。”

他们开始反对、开始争论。“可为什么你给我们洗脑就可以?”诺米说。

她想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那样站起来,斩钉截铁地下结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他们服从。他们怎么敢不服从她那更渊博的知识、在道德上更深刻的体验呢?

可她突然就垮了下来。她坐在那儿,盯着手里的酒,哽咽了。他们不相信她的道德判断了,因为她让他们知道了她也有性需求,因而她已经丧失了引导他们的权利。她吸了吸鼻涕,咽下了那一份自怜的情绪。他们再也不会仰慕她,她再也不能用母亲那坚定而充满爱的手温柔地引领他们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她的情绪变化。他们正交谈着,模仿着那晚听到的言论,咯咯笑个不停。

“是啊,你看没看到查尔斯舅舅往前一倾,嘲笑妈咪时的样子,他说要是她的孙子都长得像斜眼,看她是什么感觉!”两人大笑起来。

她在一旁听着。

“结果妈咪说,斜眼都比她见过的某些人要好,他气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

他们边说边笑。他们在讨论什么是丑,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些人很丑,而他们不想像他们一样。孩子们已经发现,如果人都丑成那样,那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世界迟早要出问题。她深深松了口气。孩子们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