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兴县蔡家崖，分局住在北坡，相距很近，我和林枫经常见面，推心置腹。有时还打打网球。我不时带上孩子到他家做客，促膝谈心。对于军区的事，林枫主要考虑如何加强团结，军民配合，同心协力挤敌人。他对部队非常关心，处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都考虑得周密妥当。对于贺龙、关向应同志，他非常尊重，常说晋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是和一二〇师主力部队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他对我们初到山地的部队指战员更是体贴照顾，经常在各种场合提醒地方干部支援部队，扩大武装力量，保证部队供给。
一九三九年初，一二〇师到冀中时，我就和周士第同志相识了。他是海南岛人。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见习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任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曾参加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平定商团及军阀叛乱，保卫广东革命政权，援助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底率队编入叶挺独立团，任营长、团参谋长。北伐战争中，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斗，屡建战功。一九二七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三团团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所部编为第二十五师，周士第任师长。在广东三河坝失利后，辗转香港、西安、福建等地。一九三四年由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转到中央苏区，加入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第十五军团和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同志有很高的军事修养和指挥才能，为人忠厚谦逊。
一九四四年春天，林枫陪我到各军分区去，共同调查地方、部队情况，并且介绍和各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见面。同行的有分局秘书长刘惠农同志。我们先到二分区，见到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德等同志。从那里到河曲、偏关、转达雁北，见到政委高克林、司令员张达志及大青山的司令员姚喆等同志，姚喆是有名的战将。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老干部。以后从偏关一带转到六分区和三分区。沿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林枫对同志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的关怀。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待人以诚的品格，令人感佩。以后我们相处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对谁发脾气，疾言厉色地责备哪位同志。在分局的会议上，林枫对人也有批评，有时还非常严格，但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林枫善于运用婉转的语气和方式，既批评了人，又使人心悦诚服。他对干部总是以诚相待，关怀备至。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凡是与他接触过的同志，无不为他那忠厚长者的风度所感动。
到一九四四年，晋绥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各项工作大有起色，丰衣足食，兵强马壮，可以说是晋绥边区的“黄金时代”。晋绥根据地建设方针，对敌斗争，生产建设，都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根据地所取得的成就，固然是全党、全军和边区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和林枫同志为首的晋绥分局，结合具体情况坚决贯彻中央政策分不开的。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党政军民团结的原则，按照这种精神处理各种问题。作为一个地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他严于律己，遵守纪律，总是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在他带动下，晋绥地区整个党组织的作风比较踏实、深入。一二〇师的老同志至今还时常怀念在晋绥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有位同志在进城后曾对我说：在林枫同志的带动下，晋绥地区的党风是正的，地方和部队关系正常。就是现在到了北京，同志们在一起念及那时的同志关系、党政军民关系，都还思念不已，赞不绝口。
林枫同志晚年，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一九七二年八月经毛主席批准解除监禁，住院就医期间，“四人帮”余孽继续追逼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即在病重时他仍然表示拒绝。一再经受折磨，含冤而逝。但是，林枫同志毕生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光明磊落，忠贞不屈，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对敌斗争英勇顽强的形象，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受到人民群众无限尊敬。一场恶毒的诽谤、诬陷，丝毫无损于林枫同志的英名，反使他的光辉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显得更加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