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三年来铁路工作的成绩、缺点和错误，确定今后三五年内以“切实贯彻学习与推广中长经验”为工作方针。为了加强对全国铁路学习“中长”经验的指导。八月，我在全路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关于学习“中长”的问题发表讲话。十一月，滕代远在《人民铁道》报上发表《认真贯彻“学习苏联，推广中长经验”的方针》的长篇文章。随后即在全路范围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形成了一个学习中长路经验、改革企业管理的热潮。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中长路经验的主要内容，逐渐深入人心，中长路经验在全路各单位得到系统的推广，铁路经营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运输生产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当然，在学习苏联和推广中长路经验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把苏联和中长路的一套规章制度和做法绝对化，原样照搬，统得过细，管得过死。这些问题发现后，即及时得到解决。
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文化大革命”中，把中长路的经验全否定了，破坏得很彻底：负责制被说成是“管、卡、压”；否定“正点”；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取消预报，改为“红灯前进，绿灯停止运行”……周总理听说后非常生气。
一九五年，在国家财政经济还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就毅然作出决策，先后动工兴建成渝路(成都至重庆)、天兰路(天水至兰州)和湘桂路的来睦段(来宾至睦南关)。
旧中国铁路格局不正常，过分集中于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带，幅员辽阔的内地为数甚少。在西北、西南地区修建铁路，这是打破原有格局的重大举措。西北、西南人民多年来就盼望着有自己的铁路，四川人民在世纪初期发起的“保路运动”震动全国。修这几条路，体现了民心民愿。
当时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亲自研究成渝铁路工程方案，滕代远同志细心审查成渝铁路沱江大桥建桥方案，我多次察看成渝线，强调要贯彻就地取材的原则。成渝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实行群策群力、自力更生的方针，所用材料物资都是就地取材或由国内各地供给的。
群众翘首企盼已久的这三条线路，只用两年多时间便全部完成铺轨通车。西北、西南人民欢喜若狂，毛主席高兴地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两个题词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是庆贺通车，一方面又提出新的修路任务。两个“继续努力”，充分表现出希望多修路、快修路的迫切心愿。
接着，我国又兴建了兰新(兰州至乌鲁木齐)、宝成(即“天成”，宝鸡至成都)、丰沙(丰台至沙城)等铁路。
在加紧新线建设的同时，也逐步加强了旧线改造工作。旧线改造，包括修建特大桥梁、扩建改进枢纽和站场。
一九五四年一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长江，古称“天堑”，要在上面架设桥梁，中国没有先例，世界上也无现成经验可循。滕代远曾先后六次到大桥工地察看，我、石志仁曾先后三次召开“武汉大桥会议”，邀请中国和苏联专家讨论大桥建设的设计和技术问题。中外专家共同研究提出了管桩基础。这种管桩钻孔法有明显的优点，能在距水面三十七米以下施工，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但是，这么大的桥梁采用管桩基础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外专家的建议。周总理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还提出一定要经过试验才能施工的要求。我组织有关部门对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周总理这才同意报经中央批准。在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在世界建桥史上第一次采用管桩钻孔法代替传统的气压沉箱法修筑桥墩，攻克深水基础的难关，为整个大桥的顺利施工开辟了道路。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举行铁路公路通车典礼，实现了毛主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的宏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