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了解我的家族史，在这方面我无知透顶。”希特勒在“狼穴”元首总部中发表过无数段的独白，1942年8月，他在一段独白中承认，“我是完全没有家庭观念和家族意识的人，我对那个没兴趣。我属于我的人民。”这位独裁者有理由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不感兴趣，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黑点，从希特勒20年代早期从政开始就引起过传闻和猜疑，后来又让历史学家颇伤脑筋。截至现在，我们尚未弄清楚与希特勒出身有关的全部问题。
希特勒的家族史要追溯到瓦尔德费尔特尔（Waldviertel），它是下奥地利北部、临近波西米亚地区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1837年6月17日，在德勒斯海姆附近的斯托纳斯村，未婚的农家女子玛格德·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Magd Maria Anna Schicklgruber）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阿洛伊斯。未婚生子倒不算什么——在当地这类事情很寻常，可是生孩子时她已经42岁了，在那个时代已经算年纪挺大的女人了。5年后她和来自史比塔尔的磨坊工人、50岁的约翰·格奥尔格·西德勒（Johann Georg Hiedler）结婚。这对夫妻似乎生活贫苦，因为在玛利亚·安娜1847年离世之前，她的私生子被约翰·格奥尔格的弟弟约翰·内普姆克（Johann Nepomuk） 领养了。约翰·内普姆克居住在史比塔尔，是个富裕的农民。养父——他把自己的姓胡因特勒（Hüttler）写成西德勒（Hiedler）——对阿洛伊斯视同己出，阿洛伊斯在备受呵护的环境中与西德勒家的三个女儿一起长大，先读了国民小学，后来又在维也纳学习制鞋手艺。
相对于同样家庭出身和教育程度的年轻人来说，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功。1855年将近19岁时，他决定放弃学习手艺，转而成为奥地利帝国的税务公务员。他接连得到提升，被视作勤奋和有责任感的楷模，1875年被提拔为布劳瑙的海关官员，一般来说只有高级中学毕业生才有资格获得这个职位。一年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1876年6月初，约翰·内普姆克在三个证人的陪同下出现在公证人约瑟夫·潘科（Josef Penker）离史比塔尔不远的小城维特拉的办公室里，他向公证人解释说，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是他19年前去世的哥哥约翰·格奥尔格·西德勒的亲生儿子。在公证人起草并有三个证人签字的记录中，西德勒的姓氏由希特勒取代，那个时代人们对姓氏的拼写并不是很讲究。次日，德勒斯海姆教区牧师根据呈送上来的文件更改了教堂记事簿中的登记条目，在始终空着的阿洛伊斯父亲的栏目中填入格奥尔格·希特勒，划去席克尔格鲁贝这一姓氏，用“婚生子”代替了“非婚生子”。
关于迟来的认子和更改姓氏有诸多猜测。如果约翰·格奥尔格·西德勒如第三帝国的官方说辞所言果真是阿洛伊斯的父亲，在1842年与玛利亚·安娜结婚之后没有立即认回儿子？为什么他反而让弟弟约翰·内普姆克抚养孩子？是否如某些历史学家猜测的，约翰·内普姆克本人才是亲生父亲？证据是改姓的意愿明显来自内普姆克，而非阿洛伊斯本人。可为什么他自己不承认是亲生父亲，却把多年前去世的兄长推出来？他是否想掩盖一起秘密的家庭丑闻呢？或者他想让自己为之骄傲的养子从此摆脱私生子的污点？可是认子的时间太晚了，似乎又说不通，在此之前私生子的污点并没有影响阿洛伊斯的仕途。有些证据表明，这个精明的老农民不想让自己的遗产被国家染指。因为阿洛伊斯是主要继承人，如果官方承认他是约翰·内普姆克的侄子，他在继承遗产时可以少交一点遗产税。
不管怎么说，总之有一点可以确定，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到底是谁不清楚。有人调侃说，这位日后的独裁者要求每个德国人出示雅利安出身证明，可从严格意义上说，他自己也没有出身证明，即使“元首”的官方家谱试图给世人相反的印象。“令人奇怪的是”，1932年3月12日，希特勒与兴登堡竞争德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前一天，《巴伐利亚信使报》撰文说，“能言善辩的阿道夫·希特勒对他的祖先和家族姓氏的历史始终保持缄默。”不久之前，《维也纳星期天和星期一报》用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披露，希特勒的父亲原本姓席克尔格鲁贝，为了继承遗产才更改姓氏。
图1: 母亲克拉拉·希特勒（1860—1907年），婚前姓普策尔，1885年左右
有传闻说，希特勒可能有犹太血统，可是并没有得到证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有此类传闻，后来又似乎得到了可信的证据：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希特勒派往被占领国波兰的总督，1946年在纽伦堡被处决前撰写的回忆录中声称，希特勒的亲生父亲是格拉茨城犹太商人弗兰肯贝格尔（Frankenberger），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曾经在他家做过女佣。但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那个时期不管在格拉茨还是整个施泰尔马克地区都没有一个姓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家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把犹太祖父的猜测当真或者感觉受到了威胁。
如果不是对希特勒后来的事业发达有积极的影响，我们大可以把1876年的改名事件仅仅看作一个奇怪的插曲。“这是‘老先生’做得最让他称心满意的事情。”希特勒青年时期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August Kubizek）回忆说，“因为他觉得‘席克尔格鲁贝’这个姓太粗俗、太土气，写起来又麻烦又不实用，而‘西德勒’又太无趣和软弱。‘希特勒’好听又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我们的确怀疑，一个姓席克尔格鲁贝的人是否还能给德国人“政界救世主”的印象。“席克尔格鲁贝万岁！”的口号只会让人觉得好笑。
图2: 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曾经姓席克尔格鲁贝）（1837—1903年），身穿海关官员制服，1880年左右
阿洛伊斯·希特勒（Alois Hitler），以后他一直叫这个名字，对外表现得像个廉洁的官员。一个布劳瑙的同事把他形容成毫不通融的、死板执行公务的人，平时深居简出、少有交游。他在照片中仪表堂堂，身穿制服，纽扣擦得锃亮，腰佩闪亮的军刀。可是他的私生活并不太安分。由于内心躁动，他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久居，总是不断搬家。这个貌似老实的男人在感情方面也不太可靠。用当时的世俗观念和他所在社会阶层的标准来衡量，他算是一个放浪不羁的男人。他结过三次婚。1873年，他在36岁时与比自己年长14岁的官员女儿安娜·格拉瑟尔（Anna Glasl）缔结第一次婚姻，7年之后离异，因为这位海关官员与19岁的酒吧女招待弗兰西斯卡（芳妮）·马策尔贝格尔（Franziska Matzelberger）坠入爱河，在只有3000人口的小城布劳瑙，这种事情显然无法避人耳目。1883年5月，第一位妻子去世一个月后，阿洛伊斯·希特勒与比自己年轻24岁的情人结婚，此前两年，他们已经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并以父亲阿洛伊斯的名字命名。结婚两周后，她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女儿安格拉。
可惜好景不长。同一年弗兰西斯卡·希特勒罹患当时常见的肺结核病。就在她缠绵病榻之际，阿洛伊斯又和克拉拉·普策尔（Klara Pölzl）有了关系，克拉拉曾经在希特勒家帮过佣，现在又帮忙教育两个孩子阿洛伊斯和安格拉。克拉拉·普策尔，1860年出生在史比塔尔，比阿洛伊斯足足小了23岁。她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名叫约翰·巴普提斯特·普策尔（Johann Baptist Pölzl），母亲约翰娜（Johanna）正是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的养父约翰·内普姆克·胡因特勒的女儿。也就是说，按照1876年的《姻亲关系释义》，阿洛伊斯·希特勒和克拉拉·普策尔是表甥舅关系（如果内普姆克是阿洛伊斯的亲生父亲，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会更近一些）。1884年8月，当年仅23岁的芳妮去世时，克拉拉·普策尔已怀上了阿洛伊斯的骨血，因此他们决定，不等丧期结束就举行婚礼。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当地牧师以双方亲缘关系太近为由拒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为此阿洛伊斯·希特勒向林茨的主教公署提交了豁免申请，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他如愿以偿了。1885年1月7日这一对爱侣终于完婚了。
克拉拉·希特勒接连生了三个孩子，1885年生下古斯塔夫，1886年生下伊达，1887年生下奥托。三个孩子都夭折了，即使在儿童死亡率很高的时代也属罕见的事情。1889年4月20日18:30左右，她在他们全家寄居的萨尔茨贝格郊区219号波玛尔旅店的二楼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孩子在复活节星期一受洗，取名阿道夫。这一年孩子的母亲28岁，他的父亲51岁。
图3：童年时代的希特勒，1891年
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童年生活缺乏真实可信的史料。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奋斗》第一章中描述的家庭生活不过是精心炮制的半真半假的东西，这个1923年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的叛乱者想借此粉饰自己，让自己登上大德意志新帝国的“元首”之位显得令人信服。能够揭露希特勒真实的童年和青年生活的私人文件在1933年被希特勒没收，并且在1945年4月，他在总理府地下室里自杀的几天前，让副官尤里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销毁了。所以大多数相关资料都是第二手的同时代的人的记录和回忆，后来被编辑成文。以严格的眼光看，我们使用那些资料时务必要当心，因为它们受到了撰写者对阿道夫·希特勒日后生活道路已有先入为主了解的影响。
“今天看来，命运让我有幸生长在因河（Inn）畔的布劳瑙城（Braunau）”，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的开篇中写道，“这座小城恰好处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交界处，它赋予我们年轻人一个终生奋斗的使命——矢志不渝地实现两个国家的统一。”实际上布劳瑙城在希特勒的童年时代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1892年，已经晋升为海关高级官员的父亲被调往德国边境一侧的帕绍城。在帕绍生活的几年对希特勒的德语发音有影响，他终生保持着下巴伐利亚口音，这也是20年代早期他在慕尼黑啤酒馆的煽动宣传能取得效果的部分原因。
希特勒试图给世人一种他童年家境贫困的印象。可事实并非如此。阿洛伊斯·希特勒作为海关高级官员的年工资收入是2600克朗，相当于当时中小学校长的工资。1895年，他58岁时退休，退休工资是2200克朗，并不比从前少多少。希特勒家属于富裕的中产阶级。除了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之外，家庭成员还包括阿洛伊斯第二次婚姻带来的两个孩子阿洛伊斯和安格拉，以及阿道夫和他的弟弟，1894年出生的埃德蒙（1900年感染麻疹去世），还有1896年出生的妹妹保拉。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普策尔（Johanna Pölzl）也住在他们家，承担了很多家务，“汉妮姨妈”没有结过婚，她是个驼背，显然有轻微的弱智。
阿洛伊斯在家中是个严厉易怒的父亲，要求孩子对他绝对的尊敬和服从，一旦孩子们做不到他就棍棒相加。大儿子阿洛伊斯受不了父亲的火爆脾气（因此他14岁离开了家），比他小7岁的阿道夫后来也经常挨打。“他每天都要挨一顿结结实实的打。”妹妹保拉在1946年的一次审讯中说，也许她说得夸张了。因为这位海关官员压根很少关心儿子的教育。他宁可把工作之外的时间用于养蜂的业余爱好上，或者去酒馆，几杯啤酒下肚之后和熟人神侃天下大势。后来希特勒说，他的父亲过度沉湎于杯中物，有一次他必须把在酒馆中喝得酩酊大醉的父亲弄回家，可这种说法未可全信。 希特勒试图把父亲描绘成一个阴暗的形象，借以衬托母亲的光明形象。纳粹柏林党区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8月他和元首的谈话记录中写道：“希特勒和我经历过相似的青少年时期。在家中父亲是暴君，母亲是善良与慈爱的源泉。”
克拉拉·希特勒是个安静、谦逊和顺从的妇女，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丈夫的专制，面对丈夫的怒火，她尽可能保护孩子。三个孩子的夭折令她十分痛苦，因此她更加无微不至地呵护着第四个孩子阿道夫。他是她宠溺的爱子，有时前妻的两个孩子阿洛伊斯和安格拉感觉受到了冷落。“他从早到晚备受溺爱。”小阿洛伊斯之子威廉·帕特里克在纽约发表文章时说，“异母的兄姐们只能听着母亲对阿道夫没完没了的赞美”。
对于年幼的希特勒来说，母亲的关爱补偿了父亲一贯的过分严厉。“他谈起母亲时永远饱含深情。”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后来的人生岁月里，希特勒的胸前总是揣着一张母亲克拉拉的照片。希特勒卧室里保存的少量私人物品中有一张母亲的油画肖像。
按照心理分析的理论，人生最初的几年对人格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几个历史学家，尤其心理历史学家，能够抵御从少年希特勒身上发现恶魔苗子的诱惑。因此有人把这个孩子受到父亲的暴力对待看作他成为独裁者后实行屠杀政策的根源。但传记作者们务请当心，不必过度解读希特勒的童年经历。在那个年代体罚被视作正常的教育手段，独断专行的父亲和作为补偿的慈爱的母亲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产阶级家庭里是一种常见的组合。无论如何，据我们所知，童年时代的希特勒是个相当正常的孩子，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有任何导致发展成刽子手的不正常人格。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是母亲过分的宠爱和呵护，而非缺少爱。母亲的溺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少年希特勒过于自负的个性和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同时又有些好逸恶劳，这些性格特征在学生时代就有明显的体现。
1895年阿洛伊斯退休之后，在拉姆巴赫附近的费舍尔哈姆镇哈费尔德地区，购买了一处农庄。1895年5月，6岁的希特勒在费舍尔哈姆的乡村小学入读一年级。“读一年级的时候，我经常旁听二年级的课，后来又旁听了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课。”1897年父亲卖掉田庄，在拉姆巴赫租了一处房子，8岁的希特勒进了国民小学，此外还在本笃会修道院的唱诗班男童学校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898年秋天，希特勒家再次搬家，这次他们搬到林茨附近的累翁丁村。阿洛伊斯买了一幢邻近墓地的房子。后来“兼并”奥地利之后，它成了一个朝圣的场所。“它很小很简陋”。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在1938年3月造访这幢房子时评价说：“我被领入一个房间——他曾经的王国 ……一位天才在这里成长，在我心中它顿时显得伟大而庄严。”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学生，毫不费力地学会了累翁丁国民小学的各门功课，拿回家的成绩门门优秀。“学校课程简单得可笑，我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有更多的时间在阳光下游戏，而不是关在房间里。”他在《我的奋斗》中如此描述那段轻松的时光。他和村子里的孩子们玩打仗游戏，他很乐于扮演指挥官。“我们玩布尔战争的游戏（译者注：布尔战争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累翁丁小学的一个同桌回忆说：“我们累翁丁村的孩子在希特勒指挥下扮演布尔人，下加姆贝格村的孩子们扮演英国人。我们经常玩得热火朝天，战役结束之后，我们的统帅阿道夫回家后的场面同样劲爆，因为他出门去买烟草，却让想抽烟的父亲在家久候。”
图4：10岁的希特勒（最后一排中间）和班级同学的集体照，累翁丁村1899年
晚上他像同龄的孩子一样沉迷于卡尔·麦 （译者注：Karl May，1842—1912年，德国著名探险小说作家）的探险小说，“在烛光下读书或者拿着放大镜在月光下读书。”1942年2月他在“狼穴”谈到少年时期时说。即使在战局艰难时，希特勒也经常阅读卡尔·麦的小说，并且把他笔下的“伙伴温尼托”推崇为连队指挥官的典范。
在累翁丁小学，希特勒把自己看作孩子王。1899年拍摄的班级集体照也印证了这一印象：10岁的希特勒站在照片最上一排的中间，正好是一个突出的位置，看上去有些自命不凡，“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我们看到，这个孩子没有一点自我怀疑的表现。
1900年9月进入林茨的实科中学之后，阳光灿烂的童年时代突然结束了。转学对这个11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每天必须步行一个小时上学和回家。他不再是公认的孩子王，在林茨城里小孩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众多乡下孩子中的普通一员。希特勒显然很难融入管理得更加严格的学校集体生活。原本他毫不费力就能取得好成绩，现在他的成绩却逐渐退步了。第一学年（1900—1901年），他由于数学和自然史不及格而留级。之后接连两个学年，他升级都很费劲。他的班主任埃德蒙·胡摩尔博士（Dr. Eduard Huemer）在1924年回忆起那个“苍白消瘦的男孩”时说，他“无疑是有天分的”，但是不够“用功”，凭着“无可置疑的资质”，他“原本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他在老师们面前表现得执拗倔强、我行我素、刚愎自用、暴躁易怒，对训诫和规劝表现出几乎不加掩饰的憎恶态度。”进入青春期的希特勒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变成了内向阴郁的少年，与社会越来越疏离。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将他在学校的表现描述成一种反抗行为，这种反抗首先并非针对老师，而是针对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想让他效仿自己成为公务员，希特勒对此异常反感。“我不想成为公务员，永远不会……当我想到被束缚在一间办公室里，无法自由支配时间，终其一生没完没了地填写着表格，我的心里感到非常难受。”
我们有理由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假如希特勒的父亲真想把儿子培养成公务员，父亲大可以送他去读高级中学，而不是送到培养技术和商业人才的实科中学。很明显，少年希特勒显示出来的绘画天分促使父亲做出了这个决定。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他在12岁时已下定决心做一个艺术家，他不想当个公务员，他的父亲激烈地反对。“当个画家？不行！只要我活着，永远都别想！”这件事很可能是虚构的。
但可以肯定，父子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激化了。阿洛伊斯注意到，长大的孩子逐渐不服管束，表现得越来越叛逆。最让他恼火的不是父子俩在职业选择上的意见分歧，而是阿道夫·希特勒明显表示出不想再继续读书的念头。阿洛伊斯，这个来自瓦尔德费尔特尔地区的私生子，经过艰苦奋斗才出人头地，他巴望着在更加优越的条件下长大的儿子能通过勤奋和顽强来巩固甚至提升业已获得的社会地位，攀升到他本人由于出身和教育的限制无法达到的社会阶层。因此当希特勒出人意料地表现出懒惰和不驯时，望子成龙的父亲怒到了极点。
未等父子俩的矛盾到达白热化，发生了一个意外：1903年1月3日清晨，65岁的阿洛伊斯在累翁丁村的魏辛格酒馆饮酒时猝死。“我们全家人都陷入悲痛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写道。家庭暴君的猝死反而让他的妻子为孩子们松了口气。家里生计不成问题：克拉拉领到了寡妇津贴，足够她过宽裕的日子。这个暑假的大部分时间，她带着两个孩子阿道夫和保拉住在维特拉的二姐特雷西娅家里。特雷西娅的孩子们回忆说，少年时代的希特勒有时和他们一起玩，但更多时候他喜欢一人独处，描图作画或者阅读他带来的书籍。
图5：照片局部，双臂抱胸的男孩
他的学习成绩没有什么进步。1903—1904学年，他通过补考升级，但是学校提出一个条件，他必须转校。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让他转学到80公里之外斯泰尔城的一所实科中学，把他安置在养父母的家里。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和母亲长期分离，他非常想家。成为帝国总理之后，他还曾经伤感地说：“当母亲把他送到斯泰尔城时，他是何等想家和伤心。”一位老师回忆起那个“中等个子、面色苍白的学生，由于第一次在陌生人中生活而表现出羞怯和沮丧。”他在这座上奥地利的城市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1905年秋天，由于学习成绩依旧不如人意，他通过装病的方式说服母亲让他退学。从此希特勒心中对学校和老师留下了根深蒂固的恨意。“我讨厌老师。少数的几个好老师反证了我的理论。”林茨实科中学的历史教师利奥波德·珀施博士（Dr. Leopold Poetsch）属于希特勒心目中少数的几个好老师之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颂扬博士用出色的口才吸引并且深深打动了学生们。
当希特勒辍学回家时，克拉拉·希特勒已经卖掉了累翁丁村的房子，1905年6月在林茨的洪堡街31号租了一处住宅。异母姐姐安格拉不久前嫁给官员莱奥·劳巴尔（Leo Raubal），家里只剩下四口人：母亲，儿子阿道夫，女儿保拉，还有“汉妮姨妈”。有时来自累翁丁村的寄宿生韦尔海姆·哈格米勒（Wilhelm Hagmüller）也来家里吃午饭。
1900年前后，上奥地利州的首府约有60000人口，很多市民像希特勒家一样来自于周边的农村。由于它位于多瑙河右岸，地理位置优越，这座城市发展成铁路交通枢纽。在世纪之交的林茨城，新建成的火车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连接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快车在这里停靠。在这座乡土气浓厚的州府，文化生活有声有色。当希特勒住在林茨城的时期，音乐学院院长奥格斯特·格勒里希（August Göllerich）被誉为李斯特、瓦格纳和布鲁克纳作品的出色诠释者，他编制了一份内容丰富的歌剧院表演剧目单。
用追忆的眼光看，希特勒去维也纳之前在林茨度过的两年时光“美好得如同梦境”。他像一个有良好教养的浪荡子一样生活。希特勒从未想过重返课堂。每天有大半光阴，他在房间里素描、绘画和阅读，或者穿戴得整整齐齐出去散步，看上去像一个时髦的大学生，手里挥动着镶有精致象牙手柄的黑手杖，走在林茨城从火车站通往多瑙大桥的大道上。晚上他喜欢去林茨的州歌剧院看歌剧，大约1905年8月底，他在剧院里遇到了室内装潢师和软垫安装工之子库比泽克，后来两个人成为朋友。
1953年秋季，库比泽克在去世前３年发表了关于这位青少年时代朋友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因为它们是见证少年希特勒在林茨生活的唯一一份内容翔实的资料。但是读者必须批判性地阅读，因为它还有一个较短的旧版本，是库比泽克1943年在希特勒秘书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的授意下为纳粹档案部门撰写的，书中贯穿着对“元首”的赞美。库比泽克在战后出版的版本中补充了某些章节，也许书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记忆差错，但基本内容还是可信的。
只有库比泽克描写过少年希特勒的外表，因此我在此详细引用原文，“希特勒中等个子，身材纤细，那时他就比他母亲高一些了。他的体格并不强壮，而是高挑消瘦……他的鼻子匀称而优美，并不显得突出，略微后倾的额头高而宽阔。我觉得很可惜，他那时就喜欢把头发尽可能撸到额前。在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谁的眼睛像我的朋友一样支配着五官。他明亮的眼睛酷似母亲，可是目光凝视之间更有一种穿透力……他说话时眼神不断变化，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我觉得，他的眼神比他深沉洪亮的声音更有内涵。希特勒确实是用眼睛说话。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我把他引见给母亲，晚上我母亲临睡前对我说‘你那位朋友有一双怎样的眼睛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母亲的话里恐惧多于赞美。”后来希特勒的眼睛确实被看作最引人注目的面部特征，对于某些人尤其是妇女有着神秘的影响力。
两个朋友的性格气质截然不同。“我是个安静的、爱做梦的年轻人，善解人意、处世灵活，因此善于迁就别人。”库比泽克形容自己，“希特勒性情激烈、个性强，盛怒之下会说出一些虽无恶意但欠考虑的话。”虽然希特勒比库比泽克小了将近一岁，但明显处于支配者的地位。他引领着两人的话题，库比泽克多数时间扮演耐心的聆听者的角色。“他需要说话，也需要听他说话的人。”以后让身边人头疼的喜欢长篇大论独白的习惯，此时在这个年轻的自我中心者身上已经有了明显表现。
对音乐的热爱是把两个性情不同的朋友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们尤其挚爱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作品。“我对拜罗伊特的音乐大师怀着无穷无尽的青春激情。”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承认。许许多多成年人像这两个年轻人一样热爱瓦格纳，不仅在哈布斯堡帝国，在德意志帝国也同样如此。“如果人们想理解我们的时代，他们必须体会和理解瓦格纳的艺术……”托马斯·曼在1907年写道。希特勒阅读了所有能拿到手的有关瓦格纳生平的文字，当他和朋友在林茨散步时，他经常突然站住，背诵起音乐家某封信或者传记的片段。他最喜欢的歌剧是（始终是）《罗恩格林》（Lohengrin ），洪堡街的寄宿生哈格米勒回忆，年轻的希特勒“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咏唱着‘天鹅你飞走了’。”
库比泽克在回忆录中描述，希特勒看完歌剧《黎恩济》（Rienzi ）后陷入到迷醉状态，这部歌剧讲述了中世纪晚期的罗马护民官柯拉·第·黎恩济（Cola di Rienzi）的故事，他将罗马从贵族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最后却被民众抛弃，死在燃烧的元老院废墟中。希特勒久久沉默着，他将朋友领到弗莱堡，握住他的手，开始激情洋溢地说话：“他对我描绘着有关他的未来和民族未来的伟大而激情的画卷……他谈论着他被赋予的特殊使命。我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很多年之后我才领悟到，那个超脱尘寰星光灿烂的时刻对我朋友的意义。”1939年8月初，希特勒参加拜罗伊特的音乐节时回忆起弗莱堡的夜晚，他转身对维妮弗蕾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说：“一切始于那个时刻。”
我们很容易觉察到，这些描述的目的是将“黎恩济”人生插曲标榜为伟大的政治觉醒。库比泽克的心理投射和希特勒自我提升的需要彼此契合。去除神秘主义的倾向，“瓦格纳激情”对于心志动摇不定的青年希特勒的意义在于：它让他获得了一种心醉神迷的自我意识升华，让他逃遁到梦想世界，在那里他的未来由阴郁变得明媚。希特勒不止一次宣称，他看不上养家糊口的小市民职业，他注定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朋友自己也梦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他钦佩希特勒追求理想的认真态度。希特勒不知疲倦地绘画和素描，描绘想象中的林茨市的建设蓝图，包括建造宏伟的多瑙大桥和新的音乐厅。“我觉得就像来到一所建筑师事务所。”库比泽克形容造访希特勒小屋时的感觉。至于他孜孜不倦地画在纸上的建筑设计能否变成现实，这位大胆的规划师从来不加以考虑。他沉浸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虚幻世界里。
库比泽克还详细描述过16岁希特勒的春心萌动。190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们在市中心散步时偶遇一位林茨城的金发美人。她的名字叫斯特凡妮·伊萨克（Stefanie Isac），是一位官员的女儿，希特勒对她怀着深深的倾慕，后来又暗恋上了她，却从来不敢当面示爱。美人也许从来没有注意到暗恋者的存在。根据库比泽克的解释，那位少女对于希特勒来说是女性美的象征，他害怕近距离接触会破坏心中的理想形象。不论那段罗曼史是否与库比泽克的描述完全相符，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青年希特勒的又一个心理特征：在内心彷徨时，他宁愿让自己的想象凌驾于清醒的现实。
1906年5月初，希特勒生平第一次来到维也纳，在维也纳住了两个星期。大都市的风光，比如博物馆、皇家歌剧院、议会大厦、市政厅和宏伟的环城大道，像《天方夜谭》中的魔法一样迷住了他。他有两个晚上去了歌剧院，观看著名的皇家歌剧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和舞台设计师阿尔弗雷德·罗勒（Alfred Roller）诠释的歌剧《特里斯坦》和《飘泊的荷兰人》。他给库比泽克寄去了四张明信片。它们是现存的最早的希特勒手迹。这个16岁少年的笔迹遒劲有力、意想不到的成熟，但在拼写、语法和使用标点符号方面差强人意，某些地方已体现出他日后演讲和文章的浮夸造作风格。比如描写皇家歌剧院的第二张明信片：“宫殿内部并无突出之处。雄伟的外观赋予建筑一种艺术纪念碑式的庄严，而你在内部只感觉到对富丽堂皇的追求。只有当洪亮的声波回荡于空间、风的低语被骇人的声浪吞没时，你才会忘却金碧辉煌锦天绣地的陈设而顿生崇高之感。”
初次来首都希特勒就被它吸引住了。“在他的脑海中，他仿佛已不再住在林茨城，而是生活在维也纳。”但是母亲突患重病影响到他的计划。1907年1月，犹太家庭医生爱德华·布洛赫博士（Dr. Eduard Bloch）诊断克拉拉·希特勒患上了乳腺癌。他将孩子们请到诊所，给他们看了诊断书。34年之后，在美国流亡期间，他描述阿道夫·希特勒接受噩耗时的样子：“他苍白的长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眼中涌出泪水。他问：‘我的母亲没有机会了吗？’” 1月18日，克拉拉·希特勒在林茨城“修女会”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2月5日出院之后，她的健康似乎有所好转。当时他们住在洪堡街住宅三楼，她上下楼梯很费力，所以1907年5月中旬他们搬到了多瑙河对岸的乌尔法尔，在布吕特街3号的底楼租了一套光线明亮的小公寓。
1907年9月初，母亲的病情看上去稳定了，阿道夫·希特勒再次启程去维也纳，这次是为了参加艺术学院的招生考试。共有112名考生参加了考试。第一轮考试，33名考生被淘汰，他通过了考试；在决定性的第二轮考试中，只有28名考生成功通过考试，他落选了。试卷评语里说他“才华不足，参试画作不合格”。希特勒怀着“能轻而易举地通过考试”的信心来到维也纳，因此落榜的打击对他格外沉重，犹如晴天霹雳。艺术学院院长回答希特勒关于落榜的质询时说，他的才能无疑不在艺术领域，而是在建筑学领域。而学习建筑专业，他缺少一个前提条件：高中毕业证书。“离开席勒广场宏伟的汉森大厦后，我生平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世人一直在猜测，假如希特勒通过了艺术学院的招生考试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不仅他的人生，整个德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将改变走向。
1907年10月，希特勒回到林茨城，母亲的病情严重恶化。作为儿子他尽心竭力地看护着病人。“阿道夫能从母亲的眼神中了解她所有的愿望，他用最温柔的态度照顾着她。我从未看到他如此温存体贴、富有爱心。”奥古斯特·库比泽克惊奇地说——他的观察与布洛赫博士的病情报告相符，布洛赫博士每天来家里出诊，减轻病人的痛苦。1907年12月21日夜间，年仅47岁的克拉克·希特勒撒手人寰。第二天清晨，布洛赫博士在死者床前看到她的儿子，“在我40年的行医生涯中，从未看到哪个年轻人像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悲怆不幸。”布洛赫在1938年11月的记录中回忆说。
继维也纳艺术学院落榜之后——希特勒向家里人和朋友隐瞒了消息，母亲的死对他是雪上加霜的沉重打击。他失去了也许是唯一的让他感受到爱的人。有人认为，犹太医生做的手术导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12月23日为母亲落葬的日子，18岁的希特勒还特意来到布洛赫的诊所对他说：“我始终非常感谢大夫。”后来他也一直保持着对医生的感激之情。1938年当他兼并奥地利、胜利进驻“故乡”林茨城之后，他立刻打听医生的境况：“请您告诉我，好心的老布洛赫医生还活着吗？” 在林茨城中，希特勒从前的家庭医生布洛赫是唯一一个被盖世太保保护起来的犹太人。1940年底，布洛赫夫妇取道匈牙利流亡到美国。
1908年新年过后，希特勒再次来到在累翁丁村的父母墓地前。“阿道夫表现得很克制。”随行的库比泽克说，“我知道母亲的死对他的打击有多大……让我感到惊异的是，此刻他居然能清楚而有条理地谈论这件事。”现在林茨城没有什么能挽留他了。他坚定地着手搬到维也纳。他和妹妹保拉在林茨城的州财政管理处申请到了孤儿津贴，每个月共50克朗，每人分到25克朗。父亲分给他的遗产652克朗存在账户里，到他24周岁时才能支取，但兄妹俩现在就可支配母亲留下的2000克朗遗产。希特勒并没有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变得有钱，但这些钱足够让他在维也纳生活一年而不必出去找工作。
2月4日，乌尔法尔地区布吕特街的女房东玛格达莱娜·哈尼施（Magdalena Hanisch）去维也纳拜访女友约翰娜·莫特洛赫（Johanna Motloch），她请求女友带话，让著名的舞台设计师和工艺美术学校教授阿尔弗雷德·罗勒帮忙提携阿道夫·希特勒:“他是个严肃勤奋的年轻人，今年19岁，比实际年龄更成熟和稳重，待人和蔼、规规矩矩。”被请求帮忙的教授立刻回复说:“年轻的希特勒只需亲自来一次，带来自己的画作，让我看看他的水平如何。”几天之后，哈尼施太太向她的女友描述希特勒得知消息后的反应，“他一字一句慢慢地读着信，仿佛想把它背出来，带着一种虔诚之情，脸上露出微笑，独自默念着信的内容。”在沮丧的10月之行之后，似乎又有一扇通向艺术家生涯的门对他敞开了。在写给约翰娜·莫特洛赫的信中，希特勒对“尊贵的夫人”费心创造他与舞台设计大师见面的机会表示最深挚的谢意。可奇怪的是，他在维也纳并没有利用和罗勒的关系。如果我们相信后来他自己的说法，当时羞怯阻止了他:“他在维也纳时害羞到不敢去见大人物，就像他不敢在五个人面前发言。”
1908年2月12日，希特勒启程去维也纳，除了书之外，他的行囊中只有一些包括母亲家书在内的家庭文件，1945年他让人把它们全部烧毁。朋友库比泽克送他到火车站，此前希特勒已经说服他随后也搬到维也纳，库比泽克将在音乐学院学习音乐。起初妹妹保拉和“汉妮姨妈”还留守在乌尔法尔的家里，后来汉妮姨妈回到瓦尔德费尔特尔的亲戚家，12岁的保拉在异母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家中找到了庇护所。和去年10月一样，希特勒依旧寄宿在玛利亚希尔夫区施通佩尔巷29号后院未婚的女裁缝玛利亚·察克瑞斯（Maria Zakreys）家里，附近居民多半是底层百姓。2月18日，他在寄给库比泽克的明信片上写道：“我盼望着你到来的消息……整个维也纳都在等待。快点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