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维也纳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同时维也纳也是全方位的人生课堂，来到这座城市时我还是一个半大少年，离开它时已成为沉静严肃的成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这样总结他的维也纳岁月。确实，从1908年到1913年，在奥匈帝国首都的5年经历对希特勒日后的人生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说，在新环境中受到的影响和积累的经验塑造了他的性格和政治观念。无怪乎他在元首总部发表独白时还不断提到这段日子。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一个欧洲的大都会，人口约有两百万，是排在伦敦、巴黎、柏林之后的第四大城市。哈布斯堡的古老皇城不仅保持着过去的荣光，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经济中心，拥有工业企业、商行、银行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同时它还是一个拥有剧院、音乐厅、画室、出版社和报纸的生气勃勃的文化中心。“没有哪座欧洲城市的文化追求像维也纳一样热烈。”维也纳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追忆“一战”之前的日子时说。现代派艺术的代表人物，譬如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埃贡·利奥·席勒（Egon Schiele）、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建筑家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和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和雨果·冯·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hal），作曲家阿诺德·舍恩贝格（Arnold Schönberg），以他们的艺术创新引起了轰动。那时统治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Kaiser Franz Josef I）被视为帝国长治久安的保证和象征。1908年，当希特勒移居到维也纳时，年迈的君王用盛宴和华丽的游行庆祝了他的执政60周年纪念。
但是在光鲜的外表后面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裂痕。满足贵族和富裕市民需要的环城大道的豪华建筑、宽广的林荫大道，与外部城区工人家庭拥挤的陋居形成鲜明对照。“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就属于社会状况欠佳的城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评论，“奢华和窘困交错出现、对比强烈。”维也纳不仅有尖锐的社会矛盾，还像放大镜一样将奥匈帝国的多民族矛盾捆扎在一起聚焦放大。除了柏林之外，其他任何一座欧洲大城市都没有如此多的外来移民。从1880年到1910年，城市人口翻了一倍，其中捷克人最多。1910年维也纳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捷克裔。维也纳犹太人的比例也比其他欧洲大城市高。1910年在维也纳生活着约175300个犹太人，占总人口的8.7%。主要来自匈牙利、加里西亚、布科维纳等帝国东部地区的穷人住在俗称“马佐岛”的利奥波德城区。
无法控制的移民潮不仅在维也纳的德裔居民中，同时也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其他说德语的省份激起了对“外来人口过多”的恐惧，他们害怕失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和政治优势。作为一种应对反应，19世纪末出现了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号召的社团、党派和民众运动，它们又激起其他民族的反弹。“帝国议院”——奥匈帝国西部省份组成的议会——成为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的竞技场，自从1907年实行普选（所有24岁以上男性都有选举权）之后德裔选民不再是最强大的族群。不同族群的代言人在各种公众场合进行激烈的交锋，令不少观察者觉察到哈布斯堡帝国正在陷入危机，多民族国家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世纪末的情调和大厦将倾的危机感——没有一个地方比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体现得更加明显。“大家都在静候，从服务员、马车夫到政府；一切等待着终结，等待美丽的世界末日。尊贵的女士们先生们！”维也纳的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1899年创刊的《火炬》杂志里这样诠释末日情绪。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告诉读者，来到维也纳不久，他陷入到“苦难和贫困的世界”中。这又是一种有意识的误导。因为倚靠母亲留下的遗产、孤儿津贴和“汉妮姨妈”的资助，他初到维也纳时还能维持着往常的浪荡公子生活。1908年2月底，库比泽克也搬来维也纳之后，他们搬进了施通佩尔巷29号，在察克瑞斯女士那里合租了一间租金20克朗的宽敞房间。库比泽克一开始就通过了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开始了正规的学习，他的朋友则一直漫无目的毫无计划地度日。他每天通常很晚起床，成为党的领导人和帝国总理之后他还保持着晚起的习惯。库比泽克回家时总是发现他在埋头绘画或者阅读。
希特勒习惯读书到深夜。“书，永远是书！我无法想象他身边没有书。”他的朋友回忆说，“书本是他的世界。”他最钟爱日耳曼神话和英雄传说，其次是艺术和建筑史，他对当代文学也有涉猎，比如易卜生的戏剧和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的剧作《青春觉醒》。他只记住了对他来说最重要和有用的东西，迅速忘记其他的。在《我的奋斗》中他引用了《正确阅读的艺术》的一大段话，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就在身体力行着这段格言：“区分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将前者永远记在脑子里，尽可能忽视后者，至少不要把它像无用的重负一样拖曳着前行。”
只要有机会，两个朋友总是一起去皇家歌剧院看歌剧。希特勒在1942年还热情赞美道：“战争前的歌剧相当美妙！它们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他们经常为了得到一张渴求的歌剧的底楼站票而长时间排队。在林茨时他们已经沉迷于瓦格纳的歌剧，“面对艺术大师展现的无与伦比的神话世界，希特勒浑然忘却了世间万物。”当古斯塔夫·马勒因为反犹主义者的攻击而身心俱疲地交出指挥棒时，两个年轻的瓦格纳崇拜者在论战中义无反顾地站到支持他们欣赏的犹太指挥家和作曲家的阵营。
但是希特勒对维也纳的现代派艺术毫无兴趣。他无法理解维也纳分离派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希特勒更欣赏传统风格的艺术：阿诺德·伯克林（Arnold Böcklin）的后期浪漫主义画作，汉斯·马卡特（Hans Makart）的新巴洛克历史画作，尤其慕尼黑画家爱德华·冯·格吕茨纳（Eduard von Grützner）的田园风俗画。“年轻时我在维也纳一家工艺美术品商店的橱窗里看到格吕茨纳的作品……我怎么也欣赏不够。”希特勒终其一生都认为“抽象画是扭曲的涂鸦”。他同样不理解阿道夫·路斯倡导的实用风格的新派建筑，他倾慕的建筑师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和高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站立在环城大道的宏伟建筑前，“然后他不仅忘记了时间，还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在家时他给我看他画的建筑平面图和纵剖面图，并试图完善有趣的细节…… 对于他来说，环城大道是活生生的建筑样品展览，他可以把书本上的建筑知识与现实对照并发表个人看法。”
过了不久，库比泽克发现他的朋友变得和林茨时代不一样了。希特勒显得心态不平衡，他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暴跳如雷，愤怒地咒骂对他不公的世界；接着又陷入沮丧中，拼命责骂自己。勤奋上进的阶段和浑浑噩噩的阶段交替出现。有一天他提出写歌剧《铁匠威兰德》，这让库比泽克大为惊讶，希特勒在林茨只上了3个月（1906年10月初到1907年1月底）的钢琴课，缺少基本的作曲知识，音乐专业的学生库比泽克不情愿地帮助他进行这个冒险的尝试，心里完全没有底。希特勒沉醉在创作的狂热中，通宵工作很多天之后，他最终放弃了计划。他又迷上了别的计划：只要他脑子里有了什么想法，就会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创作中去，接着突然失去了对它的兴趣，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
托马斯·曼在1939年发表的文章《希特勒兄弟》中指出青年希特勒的白日梦状态是一种“艺术家特性的体现”：“它以某种令人羞愧的方式包含了以下一切：早期的‘艰难’、懒惰和可悲的不确定性，无处安身感，也就是说不知自己想要什么，在社会上和内心里像个十足的波西米亚人一样慵懒度日，对理智和光荣的日常事务采取一种高傲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拒绝态度——究竟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们有种模糊的预感，他们生来该做某种尚不确定的事业，可一旦把它说出口会惹得人们哄堂大笑。”
两个朋友在施通佩尔巷的合租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一方面，希特勒觉得库比泽克的钢琴练习影响到了他的自修，另一方面，希特勒心里很不舒服，他的室友每天早晨昂首阔步去音乐学院上课，接连取得学业上的成功，而他这个自命为艺术家的人却被艺术学院拒之门外，他还一直向别人隐瞒着这个消息呢。一天晚上，当他们又一次吵架时，19岁的希特勒爆发了：“他们拒绝了我，我被扔出来、被拒之门外……”随之伴随着一连串的愤怒咒骂。“这个艺术学院！”他喊道，“老朽僵化的公务员，没有品位的官僚，愚蠢的官场爬虫，整个艺术学院都应该炸掉！”希特勒脸色惨白，没有血色的嘴唇紧紧抿着，眼中燃烧着怒火。他的眼神很可怕，那双冒火的眼睛流露出内心最深刻的恨意。这是内心封闭的希特勒仅有的几次向别人敞开心扉，让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在他占主导的谈话中，他一直在朋友面前表现得骄傲自大，把对未来的强烈不安藏在心里。
根据库比泽克的回忆，那时希特勒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上述事件也许是原因之一。他们曾经多次去帝国议院，在听众席上旁听用十种语言进行的辩论。日后希特勒恼怒地描述呈现在他面前的“一个可悲的场面”:“一帮人打着手势用各种语气胡乱叫嚷、动作粗野，一位好心的老大叔端坐上方，满头大汗地使劲摇着铃，时而好言相劝，时而严肃警告，努力维持着议会的体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试图让人相信，他的心中由此种下了对议会制度和民主多数决定原则的憎恶感。可实际上议会辩论的激烈程度对他是一种吸引力。有一天库比泽克陪他去议院，全场的混乱无序让库比泽克感到厌恶，因此他没坐多久就决定离去，可他的朋友做出的反应完全不同:“他跳起身来，紧握拳头，脸因激动而憋得通红。我只好继续不声不响地坐着，即便对争辩的主题茫然无知。”
维也纳炽热的政治气氛无疑在这个容易接受极端思想的外省青年身上产生过影响。在林茨实科中学读书时，他已积极参与“德意志学校联合会”的活动，该组织致力于在语言混杂的地区建立德语公立学校和德语幼儿园。希特勒怀着坚信德意志文化优越性的信念来到多瑙河畔的大都会。“来到维也纳之后，我的同情心全部给了泛日耳曼党。”他在《我的奋斗》中保证，这段话是完全可信的。刚到维也纳时，奥地利泛日耳曼运动的奠基人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是他崇拜的少数政治家之一。他的合并“日耳曼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纲领是以哈布斯堡多民族国家的解体为前提条件的，对青年希特勒的政治构想有着不小的吸引力。“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准确和清楚地看到了奥地利国家的必然结局。”后来他如此称赞这位热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俾斯麦的崇拜者。19岁的希特勒是否从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者膜拜偶像的礼仪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一点尚待研究。至少可以肯定，他把“万岁”（Heil）的口号和“元首”的头衔这两个元素吸收到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中，原本它们是追随者们向舍纳勒尔致敬时使用的。
在世纪之交，舍纳勒尔的公众影响力在下降（他于1907年到任“帝国议院”的议席）。由于在斗争中使用“脱离罗马”的反天主教口号，他得罪了奥地利境内许多信奉天主教的德裔居民中的同情者。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认为“脱离罗马”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批评舍纳勒尔对广大民众的心灵缺乏了解。希特勒在舍纳勒尔身上失去的，却在别的政治家身上找到了：卡尔·吕格纳尔（Karl Lueger），维也纳市长和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建人，在20世纪初达到了个人声望的巅峰。吕格纳尔将政治事业的重心放在赢得“面临灭顶之灾的中产阶级”上，由此获得一批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们既有牺牲的决心，又有坚韧的斗争能力。
希特勒在元首总部的自述中承认，作为舍纳勒尔的支持者，起初他反对基督教社会党。但是他很快对吕格纳尔本人产生了高度的敬意。“在议院的人民大厅里，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讲；我在内心中做着自我斗争，我应该憎恨他，可我却不得不敬佩他，他拥有极高的演讲才能。”他钦佩这位民众领袖，不仅因为他富有感染力的口才，也因为他在“维也纳是日耳曼的，并且永远是德意志的”口号下推行的强硬的德意志化政策。除此之外，在从1897年开始的任期里，他为维也纳市政建设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煤气厂、发电厂和交通企业划归市政管理，关心医疗和社会福利，开辟公园和绿化带。“吕格纳尔是市政管理的伟大人物，我们见过的最有才华的市长。”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后赞美他。1910年3月，当吕格纳尔的灵柩被人数众多的送葬队伍护送到墓地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崇拜者，希特勒也像站在道路两侧的几十万群众一样，目睹了送葬的仪式。
除了基督教社会党之外，社会民主党是战前维也纳最强大的党派。青年希特勒对社会民主党抱着一种奇特的矛盾看法。一方面来到维也纳之后他接触到比比皆是的社会贫困（为此他还曾经花了几个星期设计一种社会福利住宅，让劳动人民也能住进价格低廉又合乎人道的住房）；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跌落到无产者阶层。“也许”，他的朋友猜测，“在前所未有的孜孜不倦的自学后面，隐藏着一种近乎直觉的意图：通过掌握渊博的知识以避免自己沦落到赤贫大众中。”希特勒在维也纳见过几次工人游行。根据他自己说，他们非但对他没有吸引力，反而造成一种威胁感。“我差不多站了两个小时，屏住呼吸，观察着从我面前经过的人流滚滚的长龙。最终我怀着恐惧，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广场，慢慢朝家走去。”
作为泛日耳曼党的同情者，希特勒憎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试图与斯拉夫民族取得谅解的行为，这个年轻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讨厌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他怀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想利用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谁在领导穷人？”根据库比泽克的回忆，有一次他在看完游行后问道，“不是那些与小人物共同经历贫困的人，而是野心勃勃、充满权力欲、有时甚至背离民族的人，他们利用民众的贫困为自己谋利。我的朋友激烈地控诉着，最后爆发出对投机政客的愤怒。”反对“非德意志的”和被詈骂为腐败者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希特勒政治观点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是维也纳岁月留下的有毒遗产。
1908年7月初，学期结束之后，库比泽克回林茨父母家中过暑假。希特勒送他到西火车站。库比泽克没有意识到，他在整整30年后，也就是德国“合并”奥地利之后，才再次见到他的朋友。起初留在维也纳的朋友给他寄了几张明信片，甚至还写了两封长信，他在信和明信片中强打精神地描述了“新移民的生活”，还特别提到了几桩新鲜事：他拍死了房间里的“一大堆臭虫”；他得了严重的急性支气管炎，刚刚痊愈。他还特别强调，即使朋友不在，他也没让自己偷懒。“我写了很多东西，写作时间通常在下午和晚上。”8月的下半月，他最后一次从瓦尔德费尔特尔寄出一张明信片，当时他住在亲戚家里。然后联系就中断了。1908年11月，当库比泽克按约定归来时，给他开门的人是察克瑞斯女士，希特勒搬走了，没有留下新的地址。
1908年9月，希特勒第二次申请艺术学院的入学资格，这次他甚至没被允许参试。也许这就是他没有一句解释突然离开朋友的原因。希特勒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成为大艺术家的美梦化为泡影。日后的帝国总理一再爆发出对“以才华不足为理由，将他拒之门外”的艺术学院院长的仇恨，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他当初受创之深。年轻的希特勒感到，他的艺术追求完全没被世人理解，因此他退缩回自我的世界中。1908年秋季，他不仅断绝了和库比泽克的联系，也断绝了和其他亲戚的联系。11月18日，他在西火车站附近的费尔德街22号新租了一间房间，离施通佩尔巷不远，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909年8月20日。
关于费尔德街的生活阶段缺乏可靠的信息。大概有9个月左右，希特勒完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我们可以猜想到，一个月又一个月，他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母亲的遗产基本用完，仅靠孤儿津贴无法维持生活。从此希特勒开始了困窘的生活，后来他把整个维也纳阶段都说成那种状态。“我接连几个月吃不到热的食物，只能靠牛奶和干面包糊口。”
也许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他在《我的奋斗》中以大量篇幅描写过的一段插曲。“为了免于饿死”，他在建筑工地当非熟练工。当他在工地与被工会组织起来的工友们交谈时，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民族、祖国、法律的权威、宗教、道德，全部被扫入垃圾堆。如果他敢于反驳，别人就威胁要把他从脚手架上推下去。为了丰富工作经验，后来他离开了工地。希特勒讲述的事情很有可能不是真的。也许他虚构出这个故事，目的是表现出他在二十多岁时已经与马克思主义“歪理邪说”进行过英勇斗争。
1909年8月22日，希特勒搬到了泽克斯豪泽尔街58号更便宜的一处住房。从前他在住房登记表上填过不真实的“艺术家”或者“学生”的职业身份，这次他又填上“作家”，虽然他没有发表过一行字。9月16日他必须腾出房间，可能因为他再也付不起房租了。登记表上“搬到哪里”一栏中只写着“不清楚”。下一个月他看来已经居无定所，1909年秋季对他来说是“无比苦涩的时光”，他在1914年1月回忆时写道，5年之后他的手指脚趾上还有那时留下的冻疮。
也许这又是希特勒一贯的夸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沦落到“很低的”社会阶层。根据库比泽克的回忆，他一直很注意穿着，着装风格严饬而整洁，现在他却加入到落魄的流浪汉大军中，晚上在公园长凳上过夜，天气寒冷时在维也纳热食供应棚或者施粥点的外面排队，等着吃一口热饭。
每天晚上，迈德林流浪汉收容所能为一千个人提供免费的住所和包括汤和面包的食物，1909年深秋，希特勒在那里结识了邻床伙伴——有过犯罪前科的城市流浪汉赖因霍尔德·哈尼施（Reinhold Hanisch）。“木板床的左侧是一个消瘦的年轻人，双脚因走路过多而疼痛不已。我手里还有农民给我的面包，我分了一些给他。我说话时带着很重的柏林口音，而他对德国着迷。我曾经游历过他的故乡莱茵河畔的布劳瑙，因此很容易理解他说的事情。”1933年5月，哈尼施这样描述两个男人友谊的开端。住在收容所里的人一清早必须离开，到晚上才能回来。白天哈尼施和希特勒靠打零工挣点钱。但希特勒没法长时间干铲雪的活儿，“他没有过冬穿的大衣，人冻得发紫，看上去很可怜。”
这个不适合干重体力活的身体虚弱的年轻人有一次向同伴吹嘘，他上过艺术学院，哈尼施有了一个主意：也许他俩可以靠希特勒的艺术才能赚钱。他建议希特勒画明信片，然后他去饭店兜售，赚到的钱两个人分。在伙伴的催促下，希特勒又从约翰娜姨妈那里借了50克朗，用来买绘画工具。他们的生意比预想的还好：1910年2月9日，他们已经能搬出收容所，住进了迈耶德曼街27号的单身汉之家。希特勒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后来的3年。
位于维也纳郊区布里特瑙工人区的单身汉之家拥有在当时十分先进的设施。它能为500个人提供住处，与收容所相比住房宽敞了许多。晚上他们无须睡在集体宿舍，每人有一间单独的小卧室，有床、桌子和衣橱，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是装了电灯。此外还有几间公共休息室，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和图书馆，每天提供当日的报纸，还有一间被称为写字间的小房间。希特勒每天坐在这里描图绘画。起初他临摹流行的风景画片，比如卡尔教堂、圣斯蒂芬大教堂和市政厅等等，哈尼施把它们卖给旅游者和画框商。晚上8点希特勒回到卧室，继续自修好几个小时。“我为了糊口而画画，为了乐趣而自学……我相信，周围人都把我看成了一个怪人。”
在鱼龙混杂的单身汉之家——其中包括单身工人、小职员和失败的大学生，这个想成为艺术家的21岁年轻人算是一个异例。他避免一切社交活动，不抽烟不喝酒，回避关于女人的话题。迈耶德曼街的单身汉之家像其他所有单身汉之家一样，严禁女人来访。可希特勒也从来没想过结识女性。他与库比泽克住在一起时已经有过足够多的机会。据库比泽克回忆，当他们去歌剧院时，女士们好奇的目光经常落在希特勒的身上。他诧异地想，希特勒身上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在那双异常明亮的眼睛里？”还是“因为那张禁欲主义的脸上少见的严厉表情？或者只是因为他表现出明显的无所谓态度对于异性具有某种刺激作用，让她们想去测试一下男性的抵御能力？”
不管怎么样，在战前充满浓郁情色气氛的维也纳，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戏剧《轮舞》和古斯塔夫·克林姆的大胆画作都是以丑闻为主题，希特勒却过着修道士般的禁欲生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对男性有好感。因为希特勒在单身汉之家不缺少与男性交往的机会，可他从未表现出同性恋倾向。
希特勒从未想过像市民家庭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从妓女身上得到性爱。根据库比泽克的说法，一方面是担心染上当时流行的梅毒，另一方面可能有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党的榜样作用。泛日耳曼党建议年轻男人在25岁之前静心节欲地生活：“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贞操更有好处了。不仅每条肌肉绷紧了，眼睛明亮了，而且思维敏捷了，记忆力强了，想象力活跃了，意志力迅速而坚定，从力量的感受中我们像透过彩色棱镜看整个世界。”如果真像一些人说的，希特勒坚守了贞操的信条，那么他24岁离开维也纳之前还没和女人睡过觉。
我们只能对这种貌似性晚熟的情况做一些猜测。也许它说明青年希特勒已经有了对肢体接触的恐惧，也说明他对女性的理想化看法，就像他远远暗恋林茨姑娘斯蒂芬妮时采取的态度。也许这与他神经质的过敏性格有关——库比泽克在维也纳期间就领教过了。世纪之交许多男男女女患上神经过敏的病症，医学家称之为现代疾病“神经衰弱”，它与性欲受排斥关系不大，主要原因是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进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急剧加快的生活节奏。
在两个生意伙伴哈尼施和希特勒之间爆发了争吵。为了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希特勒每天必须画一幅画，但有时他宁愿看报或者参加阅览室里的政治讨论。“为了他的艺术工作，他必须保持一种适宜的情绪。”他告诉催着他干活的伙伴。让哈尼施恼火的还有一件事，希特勒与单身汉之家另外一个房客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约瑟夫·诺曼（Josef Neumann），31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铜器清洁工，平时干各种小买卖。诺曼现在也在为希特勒卖画，成为哈尼施的直接竞争者。1910年6月，希特勒和诺曼一起从单身汉之家消失，5天后才再次出现。他们可能想在外面找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可是计划很快遭到挫败。7月诺曼离开维也纳，希特勒只能继续与哈尼施合作。
几个星期后，两人的合作关系中断。希特勒指责哈尼施在两幅画的酬金上撒谎了。后来一个从单身汉之家出去的熟人在警察局检举了哈尼施。1910年8月5日希特勒被叫到布里特瑙警察局问话，他的供词记录一直保存了下来：“哈尼施两个星期没回单身汉之家了，他还侵吞了我的两幅画，一幅是价值50克朗的《议会》，另一幅是价值9克朗的水彩画。”哈尼施被拘留了7天，除了上述罪名之外，还因为他从7月中旬起使用假名在另外一个单身汉之家登记。从此希特勒自己卖画。他与经营画框和艺术品商店的两个犹太店主有了生意上的来往，一个名叫雅各布·阿尔滕贝格（Jakob Altenberg），另一个叫萨穆埃尔·莫根施泰因（Samuel Morgenstern）。两人都付给了希特勒一个好价钱，这样一来他能完全自食其力了。
1911年4月底，希特勒的姨妈约翰娜去世。这时家里人得知，姨妈多次给过阿道夫大笔的资助。安格拉·劳巴尔从1910年开始守寡，仅靠菲薄的官员退休金养活她的三个孩子和希特勒的妹妹保拉，她以此为理由，要求得到从前由两兄妹平分的全部孤儿津贴。受林茨区法院的委托，1911年维也纳利奥波德城的区法院传唤了希特勒，希特勒解释说：“他已经能自食其力，愿意把全部孤儿津贴留给妹妹。”除了这份记录之外，没有其他关于希特勒1911年到1912年在单身汉之家时期的资料。直到1913年他才再次出现，出现在一位新来的房客卡尔·霍尼施（Karl Honisch）的证词中，他在迈耶德曼街单身汉之家住了几个月，1939年他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档案室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时间似乎以奇特的方式静止了。希特勒依旧坐在写字间窗台旁的书桌边，“他从早晨到傍晚勤奋地工作，身上穿着破旧的深色西装，身材消瘦，脸颊凹陷，一绺黑发垂在额前。”没人和希特勒抢这张桌子。他已经成为单身汉之家的标志性人物，周围的人既尊重他，又因为他的绘画才能而对他有少许钦佩。“我们很骄傲，在我们中间出了一个艺术家。”霍尼施明显想按照官方的意思尽量说希特勒的好话。他把希特勒形容成“一个友善可爱的人”，他“同情每个伙伴的遭遇”，但注意“避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因此大家“无法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
根据霍尼施的说法，希特勒只有在很少的情境中才走出自我封闭，主要在大家讨论政治的时候，由于他的见解，他被一个小圈子里的同伴看作“聪明人”，当他被邀请发言时，“他经常跳起来，将手中的画笔朝桌上一扔，激情洋溢地发表他的看法，任何强硬措辞都吓不倒他，他的眼睛闪着光，头发不时落到额前，需要他大力甩头将发绺甩回去。”在出人意料的情绪爆发之后，希特勒突然停住了话头，“做个无奈的手势”，坐回到画案边，“似乎他想说，他后悔浪费唇舌，反正你们也听不懂。”据霍尼施的观察，两个主题最能激怒希特勒，反对“赤色”和反对“耶稣会”，他们分别指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徒。他倒没流露出反犹的想法，因此出现一个问题，那时希特勒对犹太人抱着什么态度？
希特勒来维也纳时肯定不是反犹主义者。林茨城的犹太医生布洛赫博士在这一点上的证词比库比泽克更可靠，后者1945年后总想在林茨时代的希特勒身上发现反犹思想。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中说，他来到维也纳之后才开始敌视犹太人。“在这个时期我的内心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软弱的世界公民变成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多数传记都采纳了这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也许更贴近事实：希特勒的反犹情结源自于艺术家身份不被承认的一种替代性需要。“无目标的分散的仇恨终于在犹太人身上找到了发泄对象。”约阿希姆·费斯特注解说。布丽吉特·哈曼通过研究证明希特勒的描述不过又是众多不实传说版本之一，这个20年代早期的宣传家试图暗示他的世界观是直线发展的。在维也纳时期他并没有皈依反犹主义，至少没有人们一向认为的那样明显。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便希特勒当时确实不反犹，他在维也纳也必然会接触到反犹势力。因为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反犹主义者的演练场。由于犹太人——尤其东部犹太人的大量涌入，维也纳人产生了被“犹太化”的恐慌。注重教育和积极上进的犹太移民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羡慕和嫉妒。很多维也纳政治家利用民众的反犹情绪进行政治表演。希特勒崇拜的泛日耳曼党领导人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将他为“德意志民族特性”所做的斗争与当时在奥地利尚不为人熟悉的反犹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希特勒第二号敬重的政治人物市长卡尔·吕格纳尔也毫无顾忌地提出口号“大维也纳不能变成大耶路撒冷”，他通过攻击所谓“犹太报刊”把自己塑造成反犹主义者的形象。如果希特勒完全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那才是一桩怪事。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传播种族主义思想的天然温床。泛日耳曼党的报纸和宣传册子讨论并且接受了圭多·冯·李斯特（Guido von List）将人类划分为雅利安的“主人种族”和非雅利安的“畜群种族”的可疑学说和他的学生约瑟夫·阿道夫（约格）·兰茨·冯·利本费尔［Joseph Adolf (Jörg) Lanz von Liebenfel］的种族培育幻想。兰茨在1906年出版了系列丛书《奥斯塔》，这是“关于‘主人种族’特性及男性权利之研究与培养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杂志”。有证据表明希特勒不仅读过《泛日耳曼报》——报社离他在斯图佩尔街的第一处寓所不远，可能还读过《奥斯塔》小册子。即使兰茨后来被看作“给希特勒启发”的人，也不能说明他的学说对青年希特勒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希特勒在自学时接触到在民众中广泛传播的反对犹太人的陈词滥调和种种偏见，无疑是维也纳时代种下的毒果，但并不意味着他当时就认同这些看法了。
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他住在单身汉之家时与犹太同伴交往没有任何问题。他与约瑟夫·诺曼的关系近似于友谊。“诺曼是个善良的人，希特勒很喜欢他，尊敬他。”赖因霍尔德·哈尼施说。哈尼施还证实，经常给希特勒小笔资助的锁匠帮工西蒙·罗宾逊（Simon Robinson），支持他卖明信片的代理人齐格弗里德·卢夫纳（Siegfried Löffner），都是希特勒在单身汉之家的熟人。像前面提到的，希特勒把明信片首先卖给犹太商人，也与他那时已经厌恶犹太人的说法不符。哈尼施回忆往事时的保证，“那个时期他并不恨犹太人，后来才转变了”，是完全可信的。一个来自布隆的没有透露姓名的人1912年春在单身汉之家住过，他说：“希特勒和犹太人相处得很融洽，他还说过，犹太民族是个聪明的民族，他们比德意志民族团结。”
根据哈尼施提供的信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看法相当矛盾。一方面他称赞犹太人是个文明的民族，他们放弃多神教而信仰上帝；他赞美犹太人在维也纳建立福利机构的善举，作为一文不名的人他也曾经从中受益；面对反犹主义者骇人听闻的“犹太人为了祭祀而杀人”的指责，希特勒也曾坚决地回护犹太人；同时他也维护犹太人——如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当他被问及：为什么犹太人在其他民族中始终是异类时，他回答说，也许因为他们是个独特的种族。他还无意中说过，犹太人有股特殊的味道。总而言之：希特勒也和周围的德意志同胞一样对犹太人有一些陈腐的偏见和看法，但离成为他日后政治活动的基本点的对犹太人的偏执仇恨还差得很远，也谈不到完整的世界观和坚定的反犹立场。希特勒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在总结维也纳岁月时说：“希特勒‘完成’了。”但事实上希特勒还远远没有“完成”。他还要继续积累深刻的经验，最后才演变成一个铁杆反犹主义者，在 1919年的慕尼黑酒馆作为一个政治煽动家粉墨登场。
在维也纳的最后几个星期，希特勒经常光顾一家咖啡馆，他在那里也没有发表过出格的政治言论。咖啡馆老板娘玛利亚·沃尔罗布（Maria Wohlrab）形容他是个严肃内向的年轻人，读过很多书，很少说话。有时他身边有一个女伴，最后一天希勒特在场时她说过：“多尔费尔（Dolferl）要去德国。”至于老板娘时隔30年后是否真的还清楚地记得她那位安静的顾客，倒是颇有些值得怀疑。不过希特勒早就在单身汉之家提起过，他想去德国游历。尤其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感觉他在那里将比在维也纳更能施展艺术才华，收藏著名画作的美术馆令他着迷。他先要等待1913年4月20日24岁生日的到来，那之后他就可以支配父亲的遗产了。1903年的652克朗到那时已经增加到819克朗98赫勒，算得上一大笔钱了，到5月16日林茨区法院才会把钱交给他。
接下来希特勒忙着搬家。他换上新衣服，5月24日办理离开维也纳的登记。5月25日他已经坐在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同行的还有20岁的药店学徒鲁道夫·霍伊斯勒（Rudolf Häusler），他在1913年2月搬进单身汉之家，后来和希特勒成为朋友。两个人之所以关系亲密，原因在于霍伊斯勒的出身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与希特勒很相似。他们都出身于维也纳体面的市民家庭，由于青春叛逆而离开学校，又被严厉的父亲赶出家门。年长4岁的希特勒将他置于羽下，带领他进入瓦格纳的歌剧世界，又说服他一起去慕尼黑。和以前库比泽克的情况一样，他也获得了霍伊斯勒母亲的首肯，当儿子搬入单身汉之家后她还一直关心着他。
来到慕尼黑后，他们在施莱斯海姆尔街34号裁缝约瑟夫·波普（Joseph Popp）家3楼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房子位于施瓦本的远郊。在1913年5月29日的登记问卷上，希特勒填写的职业是画家，在“可能住多长时间”一栏中写着两年，这位来客大概想在慕尼黑首府长期安顿下来。
回首1914年“一战”之前最后的时光，希特勒热情洋溢地表示，慕尼黑的诸多东西对青年人敏感的感官充满吸引力。这座号称“伊撒尔河畔的雅典”的城市在世纪之交时已成为艺术大都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画家、雕塑家和作家。就像在维也纳时一样，希特勒对先锋派艺术——诸如以康定斯基、蒙特和马尔克为首的“蓝骑士”艺术流派——不感兴趣，他更欣赏古代绘画陈列馆里老艺术家们的作品，以及现代绘画陈列馆里的路德维希一世的个人收藏和阿道夫·弗雷德里希·冯·沙克斯伯爵（Adolf Friedrich Graf von Schacks）的艺术收藏，其中以希特勒钟爱的画家勃克林、安瑟尔姆·费尔巴哈（Anselm Feuerbach）、卡尔·施皮茨韦格（Carl Spitzweg）以及晚期浪漫主义画家莫里茨·冯·施温德（Moritz von Schwind）为代表。宏伟的建筑和壮观的道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赞美维特尔斯巴赫王宫的魅力是“粗犷的力量和纤巧的艺术情调的奇妙结合”。
希特勒明显被施瓦宾区（译者注：施瓦宾区，位于慕尼黑北部的城区，当时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由严肃的艺术家和特立独行的社会改良家组成的五色斑斓的波西米亚生活圈子迷住了，就像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在回忆录中描述的：这里有“画家、雕塑家、诗人、模特儿、无所事事的人、哲学家、宗教创始人、颠覆者、革新者、性学家、心理分析师、音乐家、建筑家、手工艺者、离家出走的富家女、永远的大学生、勤奋的人和懒惰的人、乐世者和厌世者、满头狂野卷发的人和梳着雅致发型的人”。在怪人荟萃之地，这个封闭孤僻的年轻人不再显得特异了，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唾弃上班族生活而去追求自己的白日梦。像斯蒂芬妮咖啡馆（俗称“自大狂咖啡馆”）的某些常客一样，希特勒觉得他应该干高贵的职业，却不清楚具体该干什么、怎样实现目标。
后来在元首总部的一次自述中，希特勒提到他“继续自学”的决心：“我和好友一起去了慕尼黑，我打算继续自修3年，到28岁时去海尔曼和利特曼建筑设计公司工作。我告诉自己，人们将会在第一轮竞争中看到我的才华。”但实际上他在慕尼黑也没有为成为建筑设计师做过什么实质性的努力，比如参加相关培训，他还是延续过去的生活方式。每两三天画出一幅画，像在维也纳时一样，他主要临摹绘有慕尼黑著名建筑的明信片，比如宫廷啤酒屋、统帅堂、圣母教堂、老王宫、圣特埃蒂娜教堂等等，然后去商店和啤酒屋推销自己的作品。
根据慕尼黑医生汉斯·席尔姆尔博士（Dr. Hans Schirmer）的回忆，某个晚上，“在宫廷啤酒屋，一个外表谦逊、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走到他的桌前，想卖给他一幅油画。因为席尔姆尔身边的钱不够，他约希特勒第二天来家里拿钱。此外他还预定了两幅画，希特勒很快送来了。“我看出来，他必须努力干活来赚取急需的生活费。” 按照这种模式，希特勒找到了一些固定的主顾，以此维持还说得过去的生活。
希特勒自给自足的波西米亚生活突然被打断了：1914年1月18日，慕尼黑刑事科的一位警官出现在施莱斯海姆尔街34号，带来一封林茨市政府的信件，信中要求他在两天之后参加兵役体检。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按照规定他应该于1909年深秋去兵役登记处报到，1910年春季参加体检。但是他在当年和后来两年没去履行入伍服役的义务。也许逃避兵役也是他前往慕尼黑的原因之一。他的家乡林茨地区的兵役表格上注明：“无理由的缺席，因为无法查到居住地。”1913年8月，林茨警方开始着手调查逃避兵役者的现居住地，5个月之后，1914年1月中旬，他们终于发现了他。1月19日，希特勒被带到奥匈帝国驻慕尼黑的总领事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不服兵役者将被判处4个星期到1年的徒刑，同时罚款2000克朗。
希特勒肯定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他在1月21日立即写了一封长达三页半、对他来说长得少有的辩解信，他早年所写的篇幅很长的这件手迹一直保存至今。希特勒承认，1909年秋季他没去林茨报到，因为他认为1910年2月他将在维也纳补办手续，但以后他就再没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他把责任推到征兵局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他本人从未想到逃避兵役。同时他详尽地、在细节上明显夸张地描述维也纳的悲惨生活，试图博得林茨市政府机构的好感：“尽管在巨大的苦难中，尽管生活在暧昧的环境中，但我始终保持着正派的名声，遵纪守法、良心清白，包括在过去我根本没意识到的未服兵役一事上也同样如此——这件事是我唯一感到内心有愧的事情。少许罚款应该就能抵偿我犯下的错误，我也心甘情愿地领受处罚。”希特勒请求不要在林茨，而在比较近的萨尔茨贝格参加体检。奥匈帝国驻慕尼黑的总领事馆认为这一请求“值得考虑”，在1月23日把申请书转交给林茨市政府。希特勒确实达到了目的：1914年2月5日，他在萨尔茨贝格参加兵役体检。体检结果是“兵役和辅助役均不宜，身体太弱，没有使用武器的能力”。所以他安然无恙地回到慕尼黑。
霍伊斯勒趁希特勒离开的时候搬出了合租的屋子。大概他再也受不了喜欢训诫人和读书到深夜的室友了。现在希特勒要付全部的房租，明显有些吃力。他还是经常出入施瓦宾区的咖啡馆，但没有和什么人深入交往。他也避免和民间的民族主义团体接触，比如泛日耳曼党的慕尼黑地方团体，它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算一个大的党派，出版商尤里乌斯·F.雷曼（Julius F. Lehmann）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房东安娜·波普太太（Anna Popp）将希特勒形容成一个像隐士般深居简出的年轻人，总是以“他要工作”为理由推掉她请他共进晚餐的邀请。
不愿和人接触可能是内心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来到慕尼黑一年之后，希特勒不得不承认，他并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作为“职业画家”生存艰难，未来渺茫。1914年8月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意想不到地将他从前景黯淡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