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谁能像我一样，经常事先宣告并写下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希特勒在1941年1月30日的演讲中坦白地说，“而我曾一再地写道：取消《凡尔赛和约》”。确实，从这个煽动者1919年秋季投身政治开始，他始终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当政之后将设法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当然在希特勒考虑对外政策时，修改1919年至1920年战后秩序并非最终目的，而只是一个初始步骤。担任国家总理之后，他从未放弃过其纲领的核心之一“占领东方的生存空间”，在1933年2月2日他对陆海军将领的讲话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1941年1月底，当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举行“夺权”胜利8周年庆祝活动时，计划中对苏联发动的种族主义歼灭战也进入了实施的阶段。此前不久，1940年12月18日，他签署了名为“巴巴罗萨行动”的第21号令。
当政的最初几年，希特勒在公众场合小心翼翼地绝口不提其内容广泛的扩张计划。德国面临的棘手的国际局势迫使他谨言慎行，因为他必须考虑到，法国特别无法接受德国的重整军备，可能会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从理论上承认德国的军事平等地位到重新恢复一定军事实力”的阶段是“最艰难和最危险的”，1933年2月9日，希特勒在创造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强调了扩军的“绝对优先地位”。他们有多害怕先发制人的战争，从1940年4月入侵法国前的几个星期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在对新闻界代表的秘密讲话中暴露无遗：“1933年法国总理完全可以说（如果我是法国总理，我就会这么说）：那个写了《我的奋斗》的人当上了德国总理，书里有这样那样的内容。我们无法容忍他成为邻国的领导人，要不他下台，要不我们发兵攻打德国。这些话完全符合逻辑。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容忍了我们，任由我们不受阻碍地通过了危险地带。”
因此，希特勒在扩充军备的早期关键阶段竭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和解的态度安抚其他列强。他一再地做出保证，哪些问题是德国最关心的，比如德国在国际上争取获得平等地位，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这些表露和平意愿的陈词滥调不过是精心的算计，他在1938年11月对新闻界代表的秘密谈话中承认：前几年的情势迫使他只能谈论和平。“只有不断强调德国的和平愿望与和平意图，我才有可能为德意志民族逐步地争取自由和建立一支实现下一步计划所必需的军队。”像“夺权阶段”对待保守派盟友一样，希特勒在外交方面同样极其成功地玩弄了安抚和欺骗的把戏。资料证明，大多数外交官也错估了希特勒。他们也认为，通过国际条约的束缚，他们能够“驯服”希特勒的“行动欲望”。人们不能把德国总理仅仅看作《我的奋斗》的作者，否则“按照逻辑”人们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政策”，1933年11月，驻柏林的新英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爵士说。此外人们也不能直接无视希特勒，“因此约束这个具有可怕活力的人不是一个更可取的方法吗？通过他自由和骄傲地签署过的条约来约束他。”
那时仅有少数外国观察家意识到，希特勒并不满足于修订《凡尔赛和约》。美国驻柏林的总领事乔治·S.迈瑟史密斯（George S. Messersmith）是少数人之一，早在1933年5月他已经明确警告：虽然希特勒新政府倡导未来数年的和平，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人们不应忽视，达到这个目的之后，“新德国”将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世界的其他地区”（Will strive in every way to impose its will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1933年1月30日之后最初的一个阶段，德国外交部没有任何人事变动，这也是造成外国政治家普遍低估希特勒的原因之一。依照兴登堡的明确要求，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依旧保留原职，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和他在一起。顶尖的外交官们依旧在全世界重要国家的大使馆里任职。唯一一个在1933年春季离职的外交官是驻华盛顿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利特维茨·卡冯（Friedrich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外交政策的方针似乎依旧由威廉大街的外交官们负责制定，而他们保证——至少他们说服了外国人——不仅外交部的人事安排，连外交政策的内容也将保持高度的延续性。1933年2月初，当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国内汇报苏联政府对希特勒新政权表示不安时，比洛回答说：“我认为，人们高估了政府更迭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上台后的国社党人当然换了一副面孔，推行的政策也肯定与之前宣布的不一样了。历来如此，所有党派概莫能外…… 这里与其他地方的规矩一样。”
寄希望于执政后的希特勒和国社党人能变得“温和”的想法在内政领域已经化为泡影，在外交领域也被证明是危险的错误观念，虽然后者到公开暴露的时间持续得更长一些。因为对于希特勒来说，上台后的头几个月里他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在外交方面他比较审慎，继续把这个领域交给威廉大街的职业外交家们。而且是当他稳固了政权之后，情况改变了。现在他同样掌控了外交领域的领导权。希特勒“把时间都用在了外交事务上”，1934年3月戈培尔指出。现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时他都指定了方向，像从前排挤左派和战胜保守派盟友时一样，他在这个陌生的领域也能敏锐地洞察对手的弱点并无情大胆地加以利用。只花了三年，他就通过一系列轰动一时的突然袭击彻底推翻了凡尔赛体系。
当时的某些国际形势再次帮了他的忙。希特勒上台时，凡尔赛体系业已面临着解体。譬如巴本在1932年6月的洛桑会议上摘得了布吕宁外交政策的胜利果实，成功地把德国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赔款义务中解脱出来；1932年12月11日签订的《五国宣言》从原则上承认了德国获得了军事领域的平等地位，这是施莱谢尔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一大成就。虽然该模式还要经过国联日内瓦裁军会议的讨论，但这已经清楚地表明，总统制内阁阶段的德国外交比施特雷泽曼当政时期赢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上述进展得益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这次经济大萧条也给英国和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影响到他们外交活动的能力。此外，经历了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个以民主为立国之本的西欧国家出现了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任何发动新的欧洲战争的想法都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因而重整军备的政策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尤其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凡尔赛和平秩序自身也带来了不公，德国应该得到补偿。此外西欧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对共产主义的普遍的恐惧感也对希特勒有利。“元首”自诩为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急先锋，他借此可以取消他的人民与他领导的政府的某些“义务”。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民主危机”也为希特勒带来了强劲的东风。1922年10月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并建立法西斯政权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打响了发令枪。1918年至1919年后新建的国家里只有两个——芬兰和捷克能在战后几十年的危机中坚持民主制度，其他所有国家——奥地利共和国、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后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变成了独裁政体。1918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处于“向独裁转型的过程中”。总体的趋势对希特勒和国社党有利，他们建立的独裁政权似乎符合时代的潮流。
1933年4月7日，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第一次在内阁做了有关外交部未来对外政策基本思路的报告，它以国务秘书比洛在3月份提交的一份内容广泛的备忘录为基础，其最高目标是彻底取消《凡尔赛和约》。报告提出了阶段性的行动方案。第一阶段德国集中精力扩充军备和恢复经济实力，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以免刺激邻国法国和波兰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阶段致力于“修订领土边界”，“主要目标”是“彻底改变东部边界”，也就是收回1919年割让给波兰的领土。比洛提出的其他修订目标还有：改变北石勒苏益格的边界，收回欧本—马尔梅迪以及晚些时候收回阿尔萨斯—洛林，恢复德国的旧殖民地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开拓新的殖民地，还有兼并奥地利。德法之间取得谅解“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与波兰互相谅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俄罗斯在背后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力争“在任何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和意大利进行紧密的合作。诺伊拉特从以上论述中得出结论，“在我们足够强大之前”应该避免任何对外的冲突。外交部高级官员们制订的长期计划与德国的强权政治一脉相承，并部分地——尽管如不久后显示出来的并非全部地——符合希特勒的想法。
外交部、国防部和希特勒也一致同意，对外掩饰德国的扩充军备，同时做出和平的姿态，以便在外国人面前隐藏德国的真实政治意图。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做的第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讲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他在讲话中强调了德国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同时否定了所有的战争和暴力思想：“新的欧洲大战不会给令人不甚满意的现状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无法在欧洲产生比目前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德国民族政府最真切地希望，通过真诚和积极的合作阻止此类反和平的发展趋势。”希特勒宣布将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权利，“日耳曼化的概念”对于国社党来说是陌生的——又是一次虚伪的表白，当人们想到他本人在2月3日对军队将领们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将对占领的东欧地区“无情的日耳曼化”。对外宣布德国即将裁军也属于言行不一，此时德国已经开始秘密地扩充军备了。和平宣言中精心地掺入了不露声色的威胁，如果德国依旧无法得到平等的地位，它可能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退出国联。
希特勒的“和平演讲”起到了它的作用。希特勒扮演的温和而通情达理的外交工作者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连前文所说的因受迫害而元气大伤的SPD国会党团都投票赞成政府声明。“连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阿道夫·希特勒在这一刻似乎都受到了感动，他站起身来，对着我们鼓掌”，威廉·赫格纳（Wilhelm Hoegner）回忆说。这次讲话之后，不伦瑞克女子伊丽莎白·格本斯雷本简直对希特勒崇拜得无以复加：“这个男人是如此出众，他能够成为全世界的领袖……现在我又以身为一个德国人而自豪了，而且无比自豪！”她写信给住在乌得勒支的女儿，她的女儿在回信中也提到，荷兰当地的报纸也“非常赞赏”希特勒的讲话；它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近些日子德国在国外失去的好感”。
确实国外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赞许。“昨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政治家希特勒”，伦敦《泰晤士报》评论。哈利·凯斯勒伯爵认为“讲话出人意料的温和”，5月18日他在巴黎注意到，法国的报纸“因希特勒的讲话而陷入到某种尴尬境地”：“他们必须承认，讲话本身无可指摘。”相反托马斯·曼以锐利的目光看穿了假面具，“希特勒在国会的讲话是完美的和平撤退，愚蠢。”他只是简短而一语中的地评价。
1933年2月，日内瓦裁军谈判重新启动，在谈判中德国和法国的利益很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英国政府企图从中斡旋，但是考虑到法国的安全需要，它在承认德国完全的军事平等地位问题上犹豫不决。因此早在5月份布伦堡和诺伊拉特已经下决心让谈判告吹。此时希特勒还忙于推进一体化的政策，因此他不想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他采取的战术反而灵活得多。他下令让鲁道夫·纳多尔尼（Rudolf Nadolny）率领的德国谈判代表团不要从原则上反对所有调解建议。他并不希望日内瓦谈判有根本性的突破，但他要竭力避免造成德国人破坏谈判的观感。谈判破裂的责任应该推给对方。9月份戈培尔作为希特勒的授权代表来到日内瓦，作为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国联的年度大会。“郁闷，死人大会，国际议会制”，宣传部部长总结他的第一印象。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在10月份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裁军计划，它规定4年内德国军队应处在国际监督之下，德国代表团找到了一怒之下离开谈判桌的借口。
10月13日，希特勒告知内阁他做出的决定：次日“退出国际裁军大会”，并且同时宣布德国退出国联。人们可以通过3月5日新选出的国会的新公投支持这一步骤。于是德国人民获得了“通过全民公投认同德国政府和平政策”的机会，由此“让全世界无法再指责德国咄咄逼人的政策”。面对国联可能的制裁威胁，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和忠实于自己的原则”。
据戈培尔在日记中透露，希特勒做出决定之前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退出国联并非毫无风险。扩充军备还处于起步阶段，德国还无法应对军事对抗。即便是制裁也会对经济恢复造成严重的影响。至少德国将面临着外交孤立的危险。“过去15年间千辛万苦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联盟的解决方案具有重大的意义，如今还难以预测的意义。”莱比锡作家埃里希·埃伯迈尔担忧地说。哈利·凯斯勒伯爵也谈到了“自鲁尔区被占领后欧洲影响最大的事件”，它可能“迅速导致德国被封锁也许还会导致战争”。
10月14日晚上，希特勒在广播电台对全世界公众讲话。他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他在外交中频频使出的双管齐下的花招：一方面无视国际外交惯例制造既成事实，另一方面用混淆视听的言辞、和解的姿态和诱人的交易缓解其风险性。“终有一天”，他喊道，“胜利者和失败者必须重新回到彼此信任和理解的联合体中。”这一呼吁主要针对法国，希特勒称之为“我们古老而光荣的对手”，“如果两个民族在共处中永远地摒弃武力，对于全人类来说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戈培尔特别欣赏讲话中的这一段：“向法国伸出手。很厉害。嗯，除他之外没人能做到。”确实，论撒谎和伪装的才能，没有一个欧洲政治家能与希特勒媲美。
10月17日希特勒已经在内阁中宣布警报解除。“对德国的威胁行动没有发生，预计也不会发生……危机时刻已经过去了。估计短时间内将风平浪静。”戈培尔也松了一口气：“世界上的反响非常妙。比预想中的好。对方也在寻找出路。我们又抢占了先手。希特勒行动大胆，但是很正确。”10月18日，德国总理接受了《每日邮报》记者乔治·沃德·普莱斯（George Ward Price）的采访，在这篇详尽的报道中他试图消除英国政府和民众对德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疑虑。他强调，如果“两个有亲缘关系的民族”德国和英国能够“重温旧日友谊”，他将感到非常高兴，他还重申了与法国取得“真诚谅解”的愿望，并断然否定了“因波兰走廊（译者注：波兰走廊是德国在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割让给波兰的一块狭长领土）对波兰开战”的想法。他也不排除重返国联的可能性，但是必须在德国“被视为完全平等的成员”的前提下。此外他还保证，他的政府将遵守条约：“我们将竭尽所能地履行所有签署的内容。”
10月24日希特勒展开了国会新公投的宣传活动，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讲，由此揭开了外交政策全民公投的序幕。他慷慨激昂地宣布，根据他的“神圣信条”无论何时他宁可死去，也不愿意签订任何损害德国人民利益的东西。“一旦我犯了错误或者德国人民无法容忍我的行为，我可以自我了断：我将安静地承受！”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汉诺威、科隆、斯图加特、法兰克福、魏玛、布雷斯劳和基尔，如同在1932年激烈的竞选活动中。11月6日，在飞往波罗的海城市特拉弗明德的途中，机长汉斯·鲍尔驾驶的飞机再次迷失了方向，好不容易才到达特拉弗明德机场。
11月8日至9日，为了参加在慕尼黑举办的纪念1923年11月政变的10周年庆祝活动，希特勒暂时中止了宣传之旅。11月8日晚上，他在10年前他宣布“民族革命”的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发表了讲话。他宣称，当年他们的行动并非“轻率的”，而是“受命于更高的力量”。感谢“天意的智慧”，行动没有成功，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但从那一刻起“英雄主义注入了尚在襁褓中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体内”，并“导致了1932年成功的崛起”。对1923年的事件做了一番神化之后，11月9日中午，“老战士们”从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向统帅堂进发——它已经成为年复一年重复的仪式，国社党节日庆祝的固定组成部分。
“希特勒看上去脸色苍白”，戈培尔在统帅堂前的国家庆典上注意到。帝国总理在投票前的几周里奔波辛劳，即使身体素质再好的人也受不了。慕尼黑庆祝活动一天之后，11月10日中午，他出现在柏林西门子城西门子工厂的工人们面前，戈培尔像在3月份时一样做了介绍性质的电台报道。希特勒巧妙地投观众们所好，按照编造的履历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出身和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年轻时我是像你们一样的工人，通过努力，通过学习，我也可以说通过忍饥挨饿逐渐奋斗到了高位。”他指出解决失业问题的初步成功，并再次强调了他的和平意愿：“你们不要认为，我如此疯狂，竟然想发动战争。”
显然希特勒热爱和平的工人领袖形象赢得了西门子员工的好感。至少宣传部部长谈到现场反应时说：“疯狂的欢呼声！都是工人。一年前他们还想打死我们。领导状态极佳。巨大的成功。我们简直无法走出大厅。”而收听了电台讲话的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评价则完全不同：“多数时候沙哑的、声嘶力竭的、亢奋的声音，布道的神棍用哭腔说着长篇大论的话……无条理、充满激情，每句话都在骗人，但我几乎相信：他在无意识地骗人。这个人是个真正的空想家，他毫无长进。”这种印象也非常贴切——希特勒是个辍学者的事实误导了聪明如这位德累斯顿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和学者的同时代人，他低估了这个暴发户。哈利·凯斯勒伯爵错得更厉害，1933年10月中旬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最终只不过是个歇斯底里的、没受过良好教育的画匠”，“凭着一张利嘴占据了与其智力不相符的高位”。
11月12日，四千五百万德国人对下述问题表明了立场：“德国男人、德国妇女，你赞同德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吗？你是否愿意把它看作自己的意见表述和意愿并郑重地拥护它？”40 500 000（95.1%）人回答“是”，2 100 000（4.9%）人回答“否”，其他人弃权（0.75%）。在国社党的统一名单上共有39 600 000（92.2%）张有效票和3 400 000张无效票。国社党领导人将投票结果视为伟大的胜利。“希特勒感动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戈培尔写道，他也认为成功大部分应该归功于自己。“目的达到了。德国人民团结一致了。现在我们可以面对整个世界了。”虽然赞同的声音比预想的要高，但是“团结的民族”无疑只存在于国社党的宣传中。两次投了反对票的维克多·克伦佩雷尔（他非犹太裔的妻子交了两张空白票）后来认为：“这几乎是勇敢的行为，因为大家都预料到投票无法保密。”
确实投票时发生了许多违规的事情，因此它只是有限地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民意。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人自觉自愿地支持了希特勒政府。根据驻柏林的瑞士大使保罗·蒂尼歇特的印象，广大德国民众对这个提出的问题“自觉地回答是，因为他们确实认为它维护了‘德国人的尊严’，他们认为不平等裁军是难以忍受的，国联根本无法被取悦……同时也因为很大一部分人将希望寄托于更加美好的希特勒时代，希特勒被他们视为拯救政治、社会和经济困境的大救星”。连社会民主党流亡党委的通讯员也不讳言，“工人中爱国主义情绪占了上风”。希特勒在1933年之前对其抱着强烈抵触态度的群体中——如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也赢得了声誉。
巴本在内阁中代表保守派诸位部长们向希特勒致了一篇拜占庭风格的感谢词：我们“完全沉浸在一个民族对于元首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叹的认同中”。仅仅数月，希特勒“天才”地把一个内部四分五裂的民族凝聚成一个对未来有希望和信心的统一帝国。副总理在此闭口不谈，他自己在这一段日子里戏剧性地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已经无法再对国社党领导人的权力要求产生制衡作用。巴本说完恭维话之后，部长们纷纷从座位上起身，向国家总理表示敬意，这比语言更能说明希特勒在内阁的权倾一时。他在外交领域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34年1月26日发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德国和波兰宣布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条约为期十年，双方都有义务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筹划这一举措的不是外交部，恰恰是希特勒本人。1933年5月初，他对波兰大使阿尔弗雷德·威索基（Alfred Wysocki）表达了“两国应该冷静地审视和对待共同利益”的愿望。1933年秋季双方加强了意见交流。9月底戈培尔在日内瓦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Jozef Beck），“（他们）想疏远法国和接近德国……事情还在进行中”，外交部长总结他的印象。11月中旬，戈培尔接见波兰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Jozef Lipski），双方进行了长谈。由此开始了波兰和德国之间的正式会谈，最终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一惊人之举自然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意味着德国背离了一贯的外交方针，即不甘心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被迫割让给波兰的领土，尤其不愿承认将德国和东普鲁士分割开的波兰走廊。1933年春季外交部长诺伊拉特还不想和东方的邻居取得和解，而现在希特勒却完成了这桩事情。“一个外交奇迹发生了！德国和波兰取得了和解！”埃里希·埃伯迈尔在日记中写道。
促使德国总理改变外交政策的原因并不是他忽然对马绍尔斯·毕苏斯基（Marschalls Pilsudski）的波兰专制政府产生了任何好感，而是因为他清醒地计算出和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能得到多少好处。一方面它能防止波兰和法国发起共同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德国政府目前非常重视的一个危险。“10年的安定，即使要付出代价”，1933年11月希特勒如此概述他的外交路线。另一方面和波兰签订协议也是强烈证明他一再宣称的热爱和平的好方法。由此他也给外国的外交人员留下了好印象，尤其是英国大使菲利普做出的反应，他称颂希行勒的“政治家的功绩”。但是明确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承认波兰占有的领土，即某种形式的“东方洛迦诺条约”。希特勒起初主要想在东部国界线获得周旋余地，但是也不排除以后改变现有国界线的可能，当然他不会在公开场合里说出来。相反——1934年1月30日，在纪念“夺权”一周年的国会讲话中，希特勒赞美与波兰的协议掀开了两国历史的新篇章：“德国人和波兰人将满足于共存的事实。此前千年无法解决的、今后也难以解决的问题今天如此处理，非常合适，两个民族都能尽可能多地从中获益。”
通过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不仅成功地搬开了法国安全体系即所谓“隔离线”在东欧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而且毅然逆转了“德国对东欧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不再像从前那样与苏联联手反对波兰，而是与波兰一起反对苏联。”虽然1933年5月5日德国延续了1926年与苏联签订的《柏林条约》，但希特勒明确表示，接近波兰的同时要疏远苏联，这意味着：与莫斯科当权者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会影响到未来的外交行为。“对苏联关系令人心烦的时刻总是多于受益的时刻”，1933年9月底他在内阁宣布。虽然他反对彻底断绝与苏联的关系，但是“从长远看不想保持实际的外交关系”。1933年到1934年两国关系确实明显恶化。魏玛共和国时代保持的国防军与苏联红军的合作突然中断。苏联的外交政策现在越来越偏向于西方，尤其是法国。1933年11月美国在外交上承认苏联之后，苏联于1934年9月加入国联。
掌权一年之后，希特勒确定了外交政策的方向和进度。虽然外交部的外交官们对既定的策略有一些疑虑，但是他们还是忠实地为新政府效力。“我们这些人必须支持新时代。因为如果它失败的话，谁知道以后将会怎样！”雄心勃勃的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这样表达他的信念。现在职业外交家的“专业知识”也应该焕发出“民族革命”“理想主义的活力”，以避免可能的方向性错误。希特勒则对威廉大街的外交精英们怀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其中包含着暴发户对长期供职、见多识广的官员们的自卑感，虽然他们都愿意听从他的调遣。他认为他们不太机敏，顾虑太多，受官僚主义程式的束缚。因此他很早就开始着手建立一系列能替代外交部的机构，它们完全听命于他，进行外交工作时无视传统的外交艺术。其中包括1933年4月1日建立的、由1933年之前纳粹首席思想家和外交顾问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的国社党外交部门，还有恩斯特·威廉·伯赫（Ernst Wilhelm Bohle）领导的国社党外国组织，1934年建立的里宾特洛甫办公室，他们是希特勒在外交事务中的左膀右臂。
虽然希特勒不喜欢读大使们的报告，仔细批阅文件一向不是他的专长，但惊人的记忆力有助于他熟悉了解外交事务，他能在外交官们面前显示他掌握的细节知识。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第一次在总理府见到新总理时对他产生了好感：“希特勒严肃而内向，无疑远比其他人高明。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获得先机。”希特勒也懂得怎么给外国大使和政治家留下好印象。1933年4月初，希特勒首次接见法国大使弗兰索瓦·庞塞特，他表现得“非常有礼貌，丝毫也不尴尬，自然随意，虽然有些矜持，差不多算冷漠了”。希特勒能“清晰准确”地自我表达，从外表上看“诚挚至极”。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英国政府的裁军特使和后来的外交大臣，1934年2月初次访问柏林时也惊奇地发现，希特勒是个和蔼可亲的谈话对象，“有自控力而又友好”，处理事务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愿意接受批评意见。他身上完全没有普鲁士人的气息，反而更像个“典型的奥地利人”。在艾登面前这位德国总理也重申，德国政府没有侵略的意图，它愿意承认能够维护和平的“任何一种欧洲组合形式”。
1933年至1934年已有人严重怀疑此类保证的诚意。因为在对奥地利的关系中纳粹政权从一开始采取的方针就完全无法令人信服其和解诚意和温和的外交政策。出生于奥地利的希特勒从维也纳时代起就怀着大德意志的梦想，他在《我的奋斗》第一页上呼吁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部分回归“祖国”，因为“共同的血脉属于同一个帝国”。1933年1月30日之后，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机会到了。他们越来越不耐烦地催促“合并”，并且得到其姐妹党派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挫败，1933年3月基督教社会党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ß）治下的奥地利政府解散了议会，建立起专制的、不久后被称为“奥地利式的法西斯主义”等级制国家，为了保持奥地利的独立，它转而寻求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支持，而非纳粹德国的支持。
鉴于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颠覆活动日益猖獗，1933年5月初，陶尔斐斯政府下了禁止穿褐色制服的禁令，6月19日又下了党禁令。希特勒以事实上的旅游禁令作为答复，未来去邻国奥地利的德国人必须缴纳1000马克。这对奥地利的旅游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这项措施将会导致陶尔斐斯政府的下台和新的大选”，德国总理在内阁表示，“即便没有外来的合并，新的大选也将带来奥地利内部的一体化”。但希特勒错了。奥地利政府报之以边境地区居民往来德奥边境必须有签证的制度——这个措施主要影响到在两国之间往返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于是纳粹国家督察员特奥多尔·哈比希特（Theodor Habicht）领导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奥地利分部进行了组织动员，对阿尔卑斯地区发动了一轮攻击。
现在墨索里尼出场了，他抱着极大的怀疑关注德国的合并政策，并自诩为陶尔斐斯政府的保护人。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1934年2月17日的共同声明中承担保障奥地利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责任。一个月之后，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签署了《罗马议定书》，它主要涉及经济领域的密切合作。纳粹德国对邻国的干涉似乎被击退了，柏林与其理想伙伴罗马之间产生了隔阂。
因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1933年6月14日到15日在威尼斯的首次会晤——德国国家元首的首次出国访问——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不祥的阴影中。听取诺伊拉特的意见，“元首”换上了便装，站在制服笔挺的意大利领袖身边他显得身材欠佳，明显拘谨和不安，“看上去更像跟班而非对话伙伴”，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回忆说。也许他脑子里还在想着国内针对罗姆和冲锋队的“解放打击”。谈话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墨索里尼德语说得不错，他拒绝让翻译介入。在有关奥地利的争议问题上他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后来墨索里尼在他妻子面前不甚恭敬地评价希特勒：希特勒“性情粗暴”，“没有自控能力”，“他顽固，不怎么聪明，我们的谈话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图45：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的初次会面，1934年6月14日
威尼斯会晤六周之后，局势急剧地尖锐化了：7月25日，奥地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发动叛乱。维也纳冲锋队冲进了巴尔豪斯广场的联邦总理府，开枪打死陶尔斐斯，占领了奥地利广播电台的广播大厦。但是整个行动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叛乱很快被奥地利军队镇压，超过200人死于叛乱。司法部部长库尔特·冯·舒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组建了新政府，并下令逮捕叛乱者。
叛乱发生时，希特勒正在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毫无疑问，他不仅是叛乱的知情人，而且还批准了这次行动。7月22日，星期天，政变三天之前，他下令让国家督察员特奥多尔·哈比希特、奥地利冲锋队领导人赫尔曼·雷施尼（Hermann Reschny）和前冲锋队长、目前在柏林联络参谋部任职的弗兰茨·普费弗·冯·所罗门前来拜罗伊特，与之商讨即将到来的行动的细节问题。此前他接见了国防部国防军办公室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由此可以判断，国防部领导人也得到了消息。戈培尔随后在日记中写道：“星期天：在元首处……赖歇瑙来了，随后是普费弗、哈比希特、雷施尼。奥地利问题，能否成功？我非常怀疑。”
7月25日，希特勒和身边的人骤然间紧张不安起来。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一时刻：“奥地利传来警报。联邦总理府和拉瓦格（广播公司）被占领了。巨大的骚乱。极其紧张。可怕的等待。我保持怀疑的态度。普费弗非常乐观，哈比希特也一样。等着看吧！”晚上，当节庆大剧院正在上演《莱茵河的黄金》时，希特勒接到了政变失败的第一批消息。弗里德林德·瓦格纳（Friedelind Wagner）观察到：“绍布和布吕克纳交替着在希特勒的包厢和我们所在的有一台电话的前厅之间跑来跑去，一个人在电话边听消息，另一个人快速跑到希特勒身边，在他耳畔轻声细语。”演出结束之后，希特勒与瓦格纳一家来到节庆餐厅吃晚饭，他在这里吃了一碗肝泥丸子汤：“我必须在这里待上一个小时，让大家都看到我……否则别人会认为我与这件事情有关。” 现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竭力想撇清和掩盖与反叛者有任何干系。戈培尔的日记透露，他们的工作有多么忙碌：“消息接二连三地到来：宣传部干得出色，而外交部还在睡大觉；（我们）召回了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做了一件少有的蠢事；牵涉到奥地利的内部事务中。边境被关闭了；越境者将被逮捕。只能这么做了。”
大约半夜两点，希特勒把身在柏林一头雾水的副总理巴本从睡梦中叫醒，“用无比激动的声音”告诉他，他将作为新大使被派往维也纳。局势“极其严重”，巴本回忆希特勒甚至宣称：“我们面临着第二次萨拉热窝事件。”副总理起初不想从命，他指出在6月30日事件之后人们不要再指望他能接受为政府效力的新任务，但是希特勒又是请求又是奉承，他说巴本是唯一一个能让目前混乱危险的局势恢复正常的人，他至少应该帮个忙，亲自到拜罗伊特和希特勒面谈。他将派专机接巴本前来。
也许巴本在回忆录中把夜半电话描述得戏剧化了，但是可以肯定，7月26日凌晨他已经来到拜罗伊特，并且立刻被任命为去维也纳的特使。现任大使被召回，国家督察员哈比希特同样也被传唤到拜罗伊特，在那里挨了一通最严厉的叱骂。几天之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奥地利地区组织被解散。根据巴本的回忆，希特勒在7月26日还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他有理由如此反应。墨索里尼得知陶尔斐斯被杀之后，向布伦纳前线增派了两个师——威胁的姿态，它在“元首”的亲信中引起了恐慌。戈培尔甚至一度认为“有大国干预的危险”。
7月26日德国政府发表声明，“没有一个德国机构与此事件有任何关联”，罗马方面当然并不相信。意大利媒体对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攻击，戈培尔也下令让德国报纸猛烈地还击。两国之间的新闻战打响了，几个月之后方才鸣金收兵。墨索里尼表现出反德主义情绪，9月6日他在巴里国际博览会宣称：“三千年的历史让我们怀着居高临下的同情看待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民族所持的某些理论，在罗马拥有恺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的时代，他们的祖先还没学会将本民族历史传承于世的文字。”
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陷入低谷。“与意大利的关系完了”，7月30日戈培尔断言，“常见的不可信任。元首内心已经做了了断……他和罗马彻底决裂了”。同一天国务秘书比洛在同总参谋长贝克上将的谈话中指出，没有人相信希特勒与7月25日的事件无涉。政变的策划“令人难以置信的草率”。比洛称“国际形势前景黯淡”：“现在一切都岌岌可危，尤其是整体的扩充军备……所有重要的强国都在反对我们。法国一如既往在幕后对我们造成威胁，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创造出对其有利的局势。”
失败的政变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对于希特勒来说是奇耻大辱，这是他力图彻底改变战后秩序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挫折。他从中汲取的教训是，他应该——至少在合并问题上——小心从事，等待良机。在此期间他继续通过表达和平意愿麻痹欧洲列强的警惕性，暗地里大力推动扩充军备。“也就是说闭嘴不言继续扩军”和“我们现在不能招惹别人，必须态度和缓”——戈培尔用这句话概括他的主子在1934年下半年采取的有策略的克制态度。在11月初的国家督察员大会上，希特勒表示：“德国政府决不能表现出任何军事介入的兴趣。如果我们能获得10～12年的和平时间，我们就能彻底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然后对于对手来说，对德战争将意味着重大的危险。”他对外政策的长期目标绝不仅限于修订《凡尔赛和约》，1934年7月26日晚上，激动了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重新恢复自控能力，紧张焦虑化作了兴奋的心理状态，他在和戈培尔的私密谈话中透露出讯息：“希特勒谈到了未来。他说话像个先知。德国将成为世界的主人，一个世纪的任务。”
戈培尔的这段话无意之中揭示出希特勒作为一个政治家最引人注目的矛盾。当涉及政府早年间外交行动方案时，他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他又倾向于无视俾斯麦的原则：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驻罗马的德国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与“元首”见面时屡次惊讶于其“明澈真实的思想与奇幻混乱的念头谜一样的同时并存”。根据观察，希特勒既是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个空想家，这一不同寻常的组合使得他的崇拜者和对手同样难以捉摸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935年1月萨尔地区的全民公决让希特勒有机会弥补1934年7月犯下的错误。根据《凡尔赛和平条约》，萨尔地区被置于国联的监管之下，当地人民15年后自行决定他们将归属哪个国家——德国还是法国，以及国联授权托管的现状是否继续保持下去。就“返回帝国”的问题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反对者，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聚集在萨尔河畔“打击希特勒！”的口号下面，赞成回归德国的人组成了统一的同盟——德意志阵线，除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外，资产阶级政党的剩余力量也加入了同盟。他们寄希望于民族主义口号的吸引力——寄希望于一个事实，即经济恢复让德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法国此时方才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德意志阵线的成功毋庸置疑，但胜利的程度依然令人惊讶。1月13日，90.8%的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统一，8.8%赞成维持现状，0.4%赞成被法国兼并。这意味着，连大多数左翼选民都投入了“回归帝国”的阵营——这对于SPD流亡党组织来说意味着苦涩的失望。连对萨尔全民公决抱着很大希望的克劳斯·曼也清醒地表示：“这是1933年1月以来我们最大的政治失败。它证明了，左派的套话已失去了吸引力。所有的希望都被拖延到一个不可预见的将来。”
纳粹宣传将此次事件诠释成希特勒个人的胜利。“90.5 %的人赞成希特勒。（我们）深受感动……”戈培尔写道，“我和元首通了电话。他兴高采烈…… 我们逐渐走出了困境，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希特勒在内阁表示高度赞赏萨尔人民的爱国热情：“现在还无法大致预料这个事件在外交上的意义。”3月1日，萨尔地区正式回归德国的日子，希特勒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萨尔布吕肯，在市政厅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他把刚完成的重新统一称为“正义得到伸张的一幕”，它将带来“德法关系的彻底好转”：“就像我们想要和平一样，我们希望，伟大的邻邦也愿意并准备与我们一起去寻找和平。两个伟大的民族必须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即将埋葬欧洲的危难。”戈培尔笔下民众的热情明显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实的：“下面广场上的人陷于狂喜之中，就像发了狂。万岁呼声如祈祷般响起，一个省份回归了。”
此刻希特勒在为他的下一步棋做准备。“他脑子里事情很多”，1935年1月22日戈培尔和“元首”一番长谈后指出，“现在他忙于外交事务，还有军备。这些都是现在的主要问题。（德国）将要成为强国。其他事情将水到渠成。”成为总理之后希特勒一直把大力扩充陆军、海军和空军视为首要任务，自从1933年秋季退出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希特勒加快了在这个领域的努力。1935年春季，德国非法的重整军备已经达到了无法再对外隐瞒的程度。现在问题是，他们怎么才能公布于众并且将其合法化而不至于过分得罪西方列强。
2月3日，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在《伦敦公报》中谴责了德国单方面的扩军措施，同时也表示希望重新回到关于军备协议的谈判桌前。除此之外他们还建议签订《东方洛迦诺公约》和反对空袭的国际公约。2月15日德国政府给出了一个推诿的答复：它不想和两个西方大国进行谈判，而只想和英国政府进行双边的意见交流，并邀请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和已经晋升为掌玺大臣的艾登3月7日来柏林会谈。3月4日，预定来访日期的前三天，英国政府公布了一份白皮书，它在指出德国暗中扩充军备的同时宣布将在5年内扩充50%的皇家空军。这一举措惹得柏林方面勃然大怒，希特勒因此取消了对英国政治家的邀请，假托因声带受损而身体有恙。戈培尔的日记如此描写这出作假的滑稽戏：“伦敦发表了一份关于德国军备的卑鄙的白皮书，从中推论出英国应该扩军。然后元首嗓子哑了，拒绝了英国人的访问。”
3月10日，戈林接受记者乔治·沃德·普莱斯的采访，在采访中他第一次承认了德国空军的存在。“我们的行动方针不是制造威胁其他民族的进攻性武器”，他宣称，“而是建立起一支足以在任何时候保证德国不受攻击的空军力量”。面对英国的航空随行专员唐上校，他夸口说德国有1500架战斗机。实际上1935年春季戈林的空军只有800架飞机。几天之后，3月15日，法国政府向议院提交了拟将服兵役的时间延长到两年的法律草案。这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他想要的借口，他借机将他在上萨尔茨贝格做出的决定付诸实施：重新恢复普遍兵役制度。3月16日下午，他把这个决定告知了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波兰大使。“他的声音听上去毫不沙哑”，弗兰索瓦·庞塞特回忆说，“他看上去举止自如而又专注，态度庄严，似乎深深感到这一时刻的严肃性。”
起初政府和国防军还无法确定未来军队的规模。在1935年3月6日的备忘录中，军队局负责人路德维希·贝克将和平军的规模定为23个师，三四年之后增加到36个师。威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则主张加快扩充陆军的速度。3月13日，希特勒下令让国防军元首副官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Friedrich Hoßbach）来慕尼黑，并且告之“未来几天将宣布重新恢复普遍兵役制度和在法律上确定未来陆军框架”的意图。当希特勒询问时，霍斯巴赫提出36个师是“陆军领导人未来期望的最终陆军规模”。这意味着和平陆军的人数将达到550 000人，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国陆军人数多了五倍半。希特勒立刻接受了这个数字，没有征求国防部部长布伦堡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的意见。当布伦堡3月15日得知希特勒做出的决定时，大为震惊。他担心西方列强无法接受单方面终止《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政治承诺，尤其如此大规模的扩充陆军，他在3月15日晚上小型部长级会议上“尖锐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他的忧虑。
但是希特勒不为所动。当天夜里他还亲笔起草了《告德国人民书》，于3月16日星期六发表。公告无视事实地宣布，德国忠实地履行了裁军义务，但战胜国却继续扩军并且抵制所有达成国际军备协议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觉得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结束一个伟大民族和国家毫无尊严的、最终受到威胁的虚弱无抵抗力的状态。”《建设国防军法》不仅恢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还宣布把国防军扩充到36个师。
当天早上布伦堡还徒劳地试图阻止希特勒确定36个师的决定，后来他放弃了努力。在3月16日午后的内阁会议上，部长们基本都表示同意。戈培尔写道：“元首阐明了形势非常严峻。然后他宣读了呼吁书和法律。大家都深受感动。布伦堡站起身向元首表示感谢。这间屋子里第一次有人对他呼喊万岁。《凡尔赛和约》通过法律被解除了。历史性的时刻……我们重新成为强国。”
希特勒的周末行动在民众中没有引起多少忧虑，反而获得了诸多赞许。“柏林人争相购买报纸的周末特刊”，弗兰索瓦·庞塞特观察到，“他们三五成群地围拢在一起。人们欢呼喝彩！终究盼到了！人群聚集在总理府门前，向希特勒欢呼致敬。”民众普遍认为，终于有一个德国政治家敢于向西方列强说不了。对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来说，1935年3月16日是“我们自经历了1918年的耻辱以来期盼的日子”，路易斯·佐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好似我们从未经历过《凡尔赛和约》，而是始终如此行动，做出如此回答。”在工人阶级中希特勒的声望也在增长。“整个慕尼黑倾城而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党委的通讯员报道说，“老百姓可以被强迫着唱歌，可没人能强迫他们唱得如此兴高采烈。”希特勒“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很多人的爱戴”。3月17日，英雄纪念日，也就是更名后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政府在柏林国家歌剧院为公开解除《凡尔赛和约》举行庆典。最后一位在世的帝国军队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 Mackensen）站在希特勒的身边，将军们跟随在他的身后，希特勒沿着菩提树大街向皇宫走去，并在那里检阅了部队。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列强对希特勒的挑衅行为将做出什么反应？对德国元首持批判性态度的观察家们心里明白：如果他们现在不坚决地制止希特勒，希特勒就会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并为欧洲立法。他们已“对他过于迁就了”。独裁者身边的人认为行动的风险性有限，“大胆的游戏”，戈培尔评论说，但另一方面他又可以肯定：“我们必须造成既成的事实。那些人不敢宣战。而咒骂，我们可以充耳不闻。”3月18日他已认为，“危险的时刻”过去了：“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元首有理由感到骄傲，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威廉·L.夏伊勒也对局势有同样的判断：“希特勒闪电般的行动……明显他感觉到现在正是采取行动和获得成功的好时机，一切看起来像他已经取得成功了。”确实他让两个西方强国只能不软不硬地抗议几声。4月11日到14日，它们在意大利马焦雷湖畔的斯切萨再次举行会议，谴责德国“单方面的取消条约”并提交了维持欧洲现状的保证书。那段日子墨索里尼赤裸裸地威胁道：“现在和德国的一切沟通都中断了。如果德国想为欧洲和平做出努力，那是最好了，不然的话我们将击溃它，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站在了西方国家的立场。”尽管言辞激烈，但是斯切萨阵线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针对希特勒继续违反条约的行动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三个大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它们也根本没有产生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共同愿望。因此戈培尔可以在日记中安心地确认：“斯切萨公报老调重弹，谴责德国破坏条约。只要他们不攻击我们，随便他们怎么折腾。此外继续扩充军备。”
图46：柏林纪念英雄的活动，1935年3月17日，花圈之后从左到右：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威尔纳·冯·弗里奇上将、赫尔曼·戈林、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阿道夫·希特勒、国防部部长维尔纳·冯·布伦堡
实际上英国已经退出了共同防御阵线。因为英国政府在3月18日的抗议照会中询问，是否能重新安排西蒙和艾登访德，令柏林方面惊讶无比。德国政府感激地抓住了这一暗示，3月25日，就在德国公然取消《凡尔赛和约》的第九天，两位英国政治家出现在柏林。保罗·施密特（Paul Schmidt）在总理府的会谈中首次充当希特勒的翻译，他根据自己的回忆对谈判进展和德国总理的行为举止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描述。
希特勒接待客人时着意显得彬彬有礼，他明显想创造出轻松的谈话气氛。保罗·施密特惊讶地发现，希特勒扮演的外交谈判者角色与他在许多公众场合展示的“咆哮的煽动者”形象截然不同。“他表达清晰而老练，显然对自己的观点胸有成竹，说话明白易懂，很容易翻译成英语。他想说的话明显都储存在他的脑子里。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本空的记事本，整个谈判过程中从未被使用过。他从来不做笔记。当他稍作停顿寻找新的措辞时，我可以仔细地观察他，因此我无须做笔记。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说话时定定地、富有穿透力地盯着谈话对象……当他谈到某个重要的问题时，脸部表情生动。当他描述布尔什维克给欧洲带来的危险时，激动之下他的鼻翼微微翕动着。为了加重语气，他的右手做出急促有力的动作。有时他握紧了拳头……那天早晨以及整个与英国人的谈判过程中，我感觉，他能通过智慧和技巧维护自身的观点并且遵守我在此类外交谈判中熟悉的外交礼仪，就像他多年来专门从事此类活动一样。”
施密特注意到，希特勒唯一不同寻常之处是他发言的长度。这一次他也无法克服喜欢长篇大论独白的习惯，因此上午的会议实际上希特勒总是不断地谈起所谓苏联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的威胁。当艾登插话指出目前他真正的忧虑所在时，希特勒回避了话头，提起“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发起第一轮攻击的时刻”。下午的会谈更有实质内容。英国人建议签订《东方条约》，除了德国之外，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将参加。提到立陶宛时希特勒做出了意想不到的反应：“他好像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意外的暴躁起来”，译员描述道，“后来我经常看到他这样，几乎毫无过渡地发火了。他的声音变得嘶哑了，喉音变重，手握成了拳头，眼睛射出锋利的光芒。‘我们绝对不和一个在麦尔（译者注：旧地名，即今立陶宛的克莱佩达）践踏德裔少数民族的国家签订协约。’他的暴怒如风暴般来得快去得也快。瞬时间希特勒又恢复为立陶宛插曲之前那个平静的礼数周到的谈判者。”他的描述深刻表明，希特勒在外交谈判中也懂得怎么发挥表演才能。事实上他可以像按下按钮一样从一个角色转换为另一个角色。
希特勒明明白白地告诉英国人，比起多边协议他更倾向于双边协议。出于这个原因，他对他们提出的防止德国兼并奥地利的《多瑙协议》也持保留态度。他依旧没有从根本上拒绝德国重返国联，但把归还德国殖民地作为先决条件——西蒙和艾登难以接受的要求。外交部长诺伊拉特沉默不语地列席了当天谈判，晚上，他在帝国总统府设宴款待伦敦来的贵宾，希特勒与其他所有部长、许多国务秘书以及各政党要人参加了晚宴。
两天的谈判以讨论军备问题为主。英国人批评德国单方面取消《凡尔赛和约》，希特勒举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例子加以反驳：“当布吕歇尔前来增援时，惠灵顿有没有先在外交部询问过，普鲁士军队人数是否与当时签订的条约相符？” 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历史类比，但它竟然让西蒙和艾登有些无言以对了。被问及德国空军的实力时，希特勒犹豫片刻后回答说：“我们已经与英国实力相当了。”保罗·施密特描述这句话引起的反应：“在两个英国人脸上，我看到了惶然失措的惊讶和对希特勒数据准确性的怀疑。”
谈判即将结束时，希特勒提出签订《英德海军协定》的想法。具体的建议有：让德国海军实力保持在英国舰队实力的35%左右。英国人对此没有发表意见，但是也没有提出反对。看到双方外交人员始终保持友好从容的态度，这名译员不由得问自己：“希特勒造成既成事实的手法是否比从前外交部的谈判手法能取得更多的成果呢？”3月26日总理府的晚宴标志着此次访问的结束。“有时希特勒有些腼腆”，保罗·施密特注意到，“但是并不显得笨拙。白天谈判时他穿着褐色制服，左臂佩戴卐字袖章，而现在他穿着燕尾服，看上去与他不太相衬的服装。”虽然这个暴发户的自信心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在社交场合他还是有些不自在。
虽然没有取得切实的成果，但希特勒对会谈的过程表示满意。“他很愉快……”3月27日中午戈培尔评论道，“英国人的来访让他变得更加强硬了。”但是国社党领导层在以后的几个星期还无法确定，是否完全脱离了险境。4月初，宣传部部长发现德国总理看上去“非常严肃和若有所思”：“外交让他感到苦恼。”4月5日，他和希特勒在总理府花园散步时一番长谈之后，戈培尔确定：“他不相信能打赢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了，结果将会是可怕的。我们没有原材料。必须尽一切努力摆脱危机。为此需要大力扩充军备。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保持冷静…… 元首说，只要他们不来进攻我们就行。墨索里尼可能会做不经考虑的事情。必须小心从事，不要激怒他。”4月底，斯切萨阵线的威胁不了了之，希特勒的情绪也有了逆转：“现在满天乌云散了”，5月5日戈培尔高兴地写道，“元首可以放手大干了。种下的种子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
此时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再做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和平演讲”。他从5月中旬就在努力准备中，期间不断和戈培尔讨论演讲的细节，戈培尔确信：“讲话将会大获成功。”5月21日晚上，希特勒精神抖擞地在国会登场，他的讲话不断被600多名国社党议员狂热的掌声打断。“此人确实是个极好的演说家”，与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旁听了这次演讲的威廉·夏伊勒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做出的保证听上去非常真诚：“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从内心最深刻的思想理念出发想要追求和平。”他再三保证，德国绝对无意“吞并和兼并奥地利”，萨尔问题解决之后“德国对法国再无领土要求”，德国将履行《洛迦诺公约》做出的承诺，时间绝对不短于其他缔约方履行条约的期限。此外希特勒还宣布，他原则上愿意“加入保障欧洲和平的集体合作体系”，与其他欧洲邻国签署类似德波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最后他重申了他在西蒙和艾登面前提过的建议——即缔结双边海军协议，使德国海军军力保持在英国舰队实力的35%：“德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尽一切努力与英国政府和人民建立和保持关系，以防止两国之间唯一的一场战争再次重演。”
克劳斯·希尔德布朗德称1935年5月21日的登台演讲为“臭名昭著的欺骗和谎言教材”。确实，没有哪篇演讲像希特勒的这篇演讲一样成功地蒙蔽了国内外的观众，使人们看不清他的真实意图。民意调查一致称这篇演讲“在民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甚至连坚决反对希特勒的人，如哈利·凯斯勒伯爵，当他在马略卡岛的帕尔马读到演讲全文时，他也头一次被深深触动了：“不管人们怎么看待他，但这篇演讲确实是伟大政治家的杰作，也许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政治家做的最伟大最重要的演讲。”
这篇演讲在伦敦也产生了影响。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就海军协定进行谈判。6月1日，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被希特勒任命为负责谈判的特使。最主要的原因不仅是里宾特洛甫的海外经历，也由于他像狗一样对希特勒卑躬屈膝，愿意做任何事情讨好他的偶像。“他带着虔诚的表情专心聆听希特勒的每一句话，总是不断地说‘我的元首’，用最厚颜无耻的方式说出希特勒爱听的话，而希特勒似乎根本毫无察觉”，驻罗马的德国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观察到。对每个获得希特勒青睐的竞争者都抱着嫉妒之情的戈培尔也毫不掩饰他对里宾特洛甫的反感：“一个虚荣的牛皮大王。我不理解，希特勒怎么会欣赏他。”
谈判从6月4日开始。谈判刚一开始里宾特洛甫差点闹出轩然大波，他斩钉截铁地要求对方同意德国的立场——德国海军实力保持在英国舰队实力的35%。“如果英国政府不立即接受这个条件”，他宣布，“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谈判了”。明显被激怒的英国外交大臣向德国人指出，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进逼违反一切外交惯例，他“冷冰冰地问候”对方之后离开了会场。但是英国人并没有终止谈判，反而经过几天思考之后接受了里宾特洛甫的条件，并将其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现在谈判不仅在外交部举行，也在历史悠久的英国海军会议室里举行。6月18日双方签署了海军协定。接到里宾特洛甫电话通知的希特勒称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希特勒的眼里这位特使通过了外交专业的满师考试，证明他有资格承担高级别的外交事务。这个德国独裁者认为，海军协定的签订意味着向他在20年代拟定的外交目标——在国际政治协议的基础上与英国结盟——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德意志帝国能得到称霸欧洲大陆的自由，那么作为回报它将承认英国的海上优势。“元首政策的巨大成功”，戈培尔评价海军协定的签署，“与英国良好关系的开端——最终必然结成同盟。大约在5年左右。”
但是英国政府根本没想与德国建立同盟。它首先考虑的是避免如1914年之前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具有经济毁灭性的海上军备竞赛。英国政府把《海军协议》看作通过合约把“第三帝国”纳入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一个步骤，而非建立两国同盟的预备阶段。但是它准备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本已脆弱的斯切萨阵线彻底破裂。希特勒成功地避免了外交上的孤立，他决心利用新得到的回旋余地。1935年8月18日，他对手下的亲信们描述了其外交计划的概要：“与英国建立永久同盟；与波兰保持良好关系；有限范围的殖民地。与之相反，向东欧扩张：波罗的海国家是属于我们的；控制波罗的海。意大利—阿比西尼亚—英国之间的冲突，然后轮到日本—苏联的冲突，也许就在最近几年。接下去我们的伟大历史时刻来临了。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宏伟的前景。”
即将到来的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译者注：埃塞俄比亚的旧称）战争恰好符合希特勒的外交前景概述，它给德国政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机会。很久以来墨索里尼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非洲东北部的帝国，阿比西尼亚于1927年加入国联，处于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统治之下。意大利想通过占领这个国家报1896年在阿杜瓦被阿比西尼亚军队击败的一箭之仇，另一方面这也是帝国伟业的一部分，意大利想成为与英法并肩的殖民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重振古罗马帝国的雄风。1935年1月，墨索里尼向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法尔（Pierre Laval）提出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事的要求，法国默许了他的军事行动。而伦敦方面多次警告墨索里尼：对国联成员国发动战争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但是也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意大利跨越地中海运输军队的行动。10月3日，意大利不宣而战，对阿比西尼亚发动攻击。这次行动很快扩展为现代历史上一次残酷的殖民战争。意大利空军对平民展开大规模的空袭，投掷了大量的集束弹、燃烧弹和毒气弹。10月3日，国联谴责了意大利的侵略，但是也没有采取任何军事制裁，只是进行了经济制裁。
希特勒立刻意识到，他从墨索里尼的非洲战争中能捞取什么好处——在意大利与西方国家之间造成嫌隙，并彻底摧毁斯切萨阵线。他公开宣布德国在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是暗地里玩弄狡猾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1935年夏季他应海尔·塞拉西的要求向其提供武器，另一方面他帮助墨索里尼破坏国联的经济制裁，他允许重要的战略原材料和商品出口到意大利。他的意图是“让阿比西尼亚战争进一步深化”，使得墨索里尼陷入困境，从而不得不在外交上改弦易张。“欧洲又处于变动中。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将会成为赢家”，戈培尔10月中旬写道。
5月份墨索里尼就向柏林方面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欧洲列强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的态度将决定他们是意大利的朋友还是敌人。”柏林方面极为关注和解的迹象。“看来墨索里尼陷入了阿比西尼亚战争。他友好地接见了哈塞尔。重新寻求我们的友谊。”戈培尔评论说。1935年7月，对希特勒持批评态度的意大利大使维托里奥·切瑞蒂（Vittorio cerrutti）被召回，代之以对德友好的贝尔纳多·阿托利科（Bernardo Attolico）。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墨索里尼与西方各国离心离德的趋势就越明显，他也就越发强烈地表现出对希特勒的好感：“早在他上台之前，我一直是他的朋友。”而德国也日益公开地支持法西斯意大利。“有关阿比西尼亚/意大利的谈话。对墨索里尼的同情越来越多。”戈培尔总结1935年12月5日午餐时的谈话内容。
1936年1月，墨索里尼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友好表示：在与德国大使哈塞尔的谈话中他建议，“从根本上改善德意关系，彻底摒弃唯一的争端即奥地利问题”。虽然奥地利形式上保持独立，但是意大利政府不反对“它事实上变成德国的卫星国”。同时墨索里尼宣布，他认为“斯切萨公约彻底死亡了”，这意味着，未来当德国破坏合约时，意大利认为自己不再有声援英国和法国的义务，也不会对德采取惩罚性措施。这些宣言不啻为对希特勒的直接支持，鼓励他采取下一个外交惊人之举：占领莱茵河左岸。《凡尔赛和约》将其确定为非军事区，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又再次加以确认。
这个独裁者早就想采取类似突然袭击的行动。1936年1月20日，他在总理府的午餐桌边对身边的人说，他准备“一次性地突然解决莱茵地区的问题”，当然不是“现在，因为这样会给其他人造成从阿比西尼亚冲突中脱身的机会”。但一个月之后，希特勒已经准备做出决定了。2月1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私人宅邸接见了哈塞尔，他表示确信“武力占领莱茵地区的最佳时机现在已经到了”。本来他计划安排在1937年春季，但是有利的国际形势迫使他提早采取行动。目前“苏联一心一意渴望在西方拥有和平，英国的军事状态不佳而且受到其他问题的严重困扰。法国内部人心涣散”。他做出保证，他不相信“它们会以军事手段回应德国的行动”——也许会有经济制裁；但是那些被当作替罪羊的列强的跟班们早就不欢迎所谓经济制裁。哈塞尔感觉到，希特勒已经“下了50%以上的决心”。可是这位大使在日记中透露，他本人抱着“强烈的怀疑，这个成果——即加速完成1至2年内迟早有机会完成的任务——是否值得我们去冒险”。
诺伊拉特的办事处主任以及军队领导人也怀着同样的疑虑。虽然军队统帅部早就把撤销非军事区当作必须达到的目标，但是正如弗里奇在2月12日对希特勒表明的，“决不能因此而有引发战争的风险”。然而2月19日中午，希特勒却在总理府中与哈塞尔、诺伊拉特和里宾特洛甫的另一次谈话中强调，“长期的被动将导致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是更好的策略”，里宾特洛甫急切地赞同希特勒的观点，哈塞尔和诺伊拉特则谨慎地公开阐明自己的担忧。希特勒借此机会挑明了为何他认为立刻行动更好：法国政府已在2月11日把年前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提交议会批准。这个条约在法国民众中也引起激烈的争议，它为希特勒采取计划中的行为提供了理想的借口。哈塞尔在记录中总结道，他认为“现在可以把苏联条约作为契机”。为了不让对方有机会“把我们的行动说成是攻击”，他准备在占领莱茵地区的同时提供看似意义深远的好处：在国界的两边建立非军事区，保证荷兰和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再加上三国空军条约和德法互不侵犯条约。
按照希特勒的观点，不仅当时的国际形势，连国内形势也促使他提早采取行动。据帝国保安部的情况汇报，1935年秋季德国人的情绪明显低落。国社党不断地攻击教会，尤其以牺牲个人消费为代价片面地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令民众滋生不满。为了保证原材料的进口，食品进口被强行抑制，结果造成了食物短缺。希特勒需要一次外交上的重大成功，以便转移人们对国内困难的关注。诺伊拉特在和哈塞尔的谈话中猜测，希特勒感觉到“人民对政权的好感度下降”，他需要一个重新激发群众激情的全民性口号，完成包括全民公投在内的普通选举或者完成二者之一，然后在国内借一笔数额巨大的贷款。
但是像以往面临艰难抉择时一样，希特勒依旧犹豫不决。“他在苦思冥想”，2月21日戈培尔写道，“他应该让莱茵地区重新军事化吗？难以回答的问题…… 元首又准备行动了。他反复斟酌，然后突然采取行动。”2月28日，法国下议院批准法苏互助条约的第二天，希特勒还“没打定主意”。2月28日到2月29日的夜里，在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戈培尔建议希特勒再等等，等到上议院也同意条约、这个条约最终被批准的时候。“然后就要趁势抓住机会…… 我们即将做出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
3月1日，希特勒终于做出了决定。中午他去戈培尔下榻的宾馆找他，再次在他面前详细地阐述了做出决定的理由。然后宣传部部长发现，“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的表情显得平静而坚定”，“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现在应该行动了。世界属于有勇气的人！什么都不敢尝试的人将一无所获。”
次日，希特勒告诉国防军领导人他做出的决定。如同1935年3月一样，这次突然行动也应该安排在周末。3月7日，星期六，德国国会将被召集起来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莱茵区将被重新军事化。然后国会将被解散，新选举定于3月29日。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以保证现场的效果。为了不引起怀疑，议员们被邀请来柏林参加星期五晚上的“啤酒之夜”。军队的调动被伪装成冲锋队和德国劳动阵线的游行。“一切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戈培尔表达与会者们的想法。
3月4日，当希特勒开始口授他的国会演讲稿时，威廉大街传来了警告的声音，令戈培尔感到气恼：“从四面八方涌来了披着警告者外衣的胆小鬼……尤其外交部的一帮人畏手畏脚，他们不敢做出任何大胆的决定。”希特勒一旦做出决定之后，他就不再为任何反对意见所动。3月6日晚上，他第一次通知内阁：他认为法国和苏联的互助条约明显违反《洛迦诺公约》，“因此他做出决定，重新在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部署德国军队。所有相关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一部分德国军队已经出发了”。戈培尔记录部长们的反应：“起初所有人都惊讶无比。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3月7日上午，德国军队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十点钟，诺伊拉特向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外交代表递交了备忘录，一方面以苏法互助条约为理由宣布废除《洛迦诺公约》，另一方面建议就德国西部边境两侧建立非军事区的问题举行谈判，与法国和比利时签订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签订空军协议。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表示愿意重返国联。弗兰索瓦·庞塞特回忆往事时恰如其分地将希特勒的手法描述为：“他打了对手的脸，并对其说‘我建议我们和平相处。’”
中午12点，当希特勒坐到柏林克罗尔歌剧院舞台上的麦克风后，整个大厅笼罩着狂热的紧张气氛。“国防部部长冯·布伦堡和内阁成员坐在舞台的左侧，他脸色苍白，手指神经质地敲着椅子的扶手”，威廉·夏伊勒注意到。会议唯一的议题是“接受德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希特勒先是长篇大论地大谈《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以及德国的平等地位被卑鄙地剥夺，快结尾时他才谈到了核心问题：法国签订互助条约违反了《洛迦诺公约》的精神，因此德国认为它不再受《洛迦诺公约》的约束。他宣读了诺伊拉特刚刚递交给签约国的备忘录，并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宣布：“为了维护一个民族保卫边境安全和保持自卫能力的基本权利，德国政府宣布即日起在莱茵非军事区恢复行使完整的不受限制的主权。”
进入莱茵区的德国人不超过20 000，其中只有3000人深入了莱茵河左岸。他们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一旦与法国军队发生冲突要保持克制。而法国总参谋部也同样害怕发生这类事。他们认为，法国无力与德国国防军进行军事对抗。其实只消一个法国师就足以粉碎希特勒的冒险。“元首”深知其中的风险，因此他紧张不安地等待着法国的第一反应。据可靠的消息称，后来希特勒把“进驻莱茵区之后的48个小时”形容成“他一生中最激动不安的一段时间”：“假如法国军队进入莱茵区，我们将背负着唾骂和耻辱撤回军队，因为我们仅有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做像样的抵抗。”
住在苏黎世附近金斯纳赫特的流亡作家托马斯·曼此时“祈祷上苍”，“人们能给这个魔鬼一个教训，最终压制住这个德意志信徒无耻之尤的对外政策”。但是希特勒再次使出了同样的策略——造成既成事实的同时摆出愿意和解的姿态。3月7日晚上，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西方列强这次也仅仅口头抗议而已。“法国想找国联理事会。很好！也就是说它不会采取行动。这是主要问题。其他无所谓…… 我们所有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多好的一天！元首喜形于色。我们再次拥有了自己国家的主权”，戈培尔欣喜地写道。次日，政府像去年一样庆祝了“英雄纪念日”。威廉·夏伊勒注意到，当“希特勒、戈林、布伦堡和弗里奇”在国家歌剧院广场的主宾席落座时，他们的脸上都挂着“独特的笑容”。
3月19日，在伦敦开会的国联理事会谴责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但是谴责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尤其艾登在理事会发表的讲话中表示，此次违反条约“并没有构成对和平的威胁”，“无须做出反击”，因为它没有损害法国的安全。戈培尔只是言简意赅地评论道：“可以说我们在伦敦遭到了一致的谴责。这是可以预料的。至关重要的是，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接下去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如果抛开“外交上的打嘴仗”不论，那么既成事实没有任何改变。希特勒再次愚弄了西方列强并且逃脱了惩罚。英国和法国没有制裁公然违反条约的行为，削弱了人们相信他们将在德国入侵时保护周边弱小邻国的信心，同时也意味着国联大丢脸面。
起初占领莱茵区引起了德国民众对军事对抗升级的恐慌。但是不久后事态明朗了，西方国家仅仅对德国口头抗议而已，全国掀起了民族主义的热潮，一方面人们钦佩希特勒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因这次行动的完美结局而松了口气。“他们说，希特勒能轻易做成任何事情，国外抱有的希特勒政府被推翻的希望再次落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党委的通讯员清醒地做出评论。3月下半月的投票宣传活动中，“元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3月28日在科隆召开的闭幕大会尤为狂热。据次日的官方“投票”结果统计，98.8%的选民支持“元首”。即使考虑到投票过程中有操纵选票的成分，我们还是无法忽视，压倒多数的民众支持希特勒和他的外交政策。“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戈培尔欢呼道，“即使在最疯狂的梦中我们也不敢抱有这样的希望。我们都高兴得精神恍惚了。元首显得安静而沉默。他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的眼睛湿润了。”
希特勒手法高明，他又一次在游戏中胜出了。那些提出警告的外交官和军官们则被看成懦弱的怀疑者，当众丢了丑。在这段时间里，希特勒身边的人发现他的态度举止起了变化。奥托·迪特里希回忆说，与以往相比，他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永远正确的，而且开始把反对和怀疑看作是对他“个人意志”的冒犯。玛莎·多德（Martha Dodd），美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一变化：“在社交场合谦逊的举止和害羞的沉默”现在被“趾高气扬、飞扬跋扈的态度”取代，“他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仿佛是他创造了脚下的地球和围在他身边的人们”。随着希特勒对自己的评价越来越高，他实现外交计划时也显得越来越不耐烦。1933年至1934年他还认为至少应有10年的和平时期，这样才能保证扩充一支能够应对军事冲突的国防军，而现在他却打算缩短时间。受到莱茵行动成功的刺激，希特勒更加喜欢富有冒险性的赌博，他依旧相信自己的“天命所归”，1936年3月14日，他在慕尼黑宣布：“不论威胁还是警告都无法让我放弃自己的道路，我凭着梦游般的确定性走着自己的路，天意让我走的路。”希特勒现在已经深孚众望，大多数德国人不再把这类傲慢的自我表白当作怪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