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你们找到了我……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我又找到了你们，此乃德国之幸！” 1936年9月13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代会上如是描述“元首”与“追随者”之间“神秘的统一”。两天之前，在国社党政治干部面前发表演讲时，他又以伪宗教的口吻说道：“你们曾经听见过一个男人的声音，它在你们的心头震响，它唤醒了你们，你们追随着这个声音……当我们在此地相会，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相遇的神奇。并非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看见我，我也无法看见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但是我能感受到你们，我能感受到我自己。”
希特勒以这套弥赛亚式的说辞迎合那些无比虔诚地仰慕着他这个所谓救世主的追随者们。但某些迹象表明，这个独裁者内心也把自己定位成民族的“救星”，他把试图影响观众们的心理暗示当作了事实。此时他日渐忽略了自己的崛起并非什么“奇迹”，而是时势造成的。当初他的夺权行动差点失败，最后靠着幕后的阴谋诡计才住进了总理府。
不仅希特勒的追随者们，连被希特勒政权迫害的人也同样受到了“元首”与“人民”一体化的心理暗示。人们对这种关系的改变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在1937年3月写道，希特勒是“他的民族所选择的人”：“我确实逐渐相信了，他的政权将会维持几十年之久。”另一方面，反对者的圈子里也有人提出警告，不要被政府的宣传所蛊惑：由于“无法自由表达意见”以及害怕被告发，“普通的观察者高估了希特勒政权拥护者的人数，尤其高估了他们的团结程度”。希特勒到底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支持？政府与民众之间到底达成了多大程度的共识？“第三帝国”的最初几年是否真的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所言，是史上罕见的“领袖统治完全顺应民意”的历史时刻？
早在他迅速崛起的年代，希特勒已经沉迷于他的忠诚信徒们尤其鲁道夫·赫斯和约瑟夫·戈培尔之流为他量身定制的魅力“领袖”形象。他发誓将消除危机——其实社会危机正是他平步青云的原因，他发誓将在多年内乱之后重建国内的秩序，超越党派之争和阶级矛盾建立“民族共同体”，让德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因此他成为数以百万对魏玛共和国感到失望的、为《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感到痛苦的德国人的救星。希特勒深知，他不能辜负人们寄予他的希望，他不能失去救世主的光环。于是，他竭尽全力让人们相信，新内阁不同于它的前任，它能够坚定地着手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民族觉醒”的口号激起了人们的干劲，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以至于让老百姓感觉到“在现政府的统治下德国正在欣欣向荣”。
1933年春季出现的经济复苏迹象似乎验证了人们的判断。它们被归功于希特勒在“劳动战役”中不知疲倦的活力，同时他严厉镇压左派也赢得了资产阶级的认可。“大多数德国人的思想感情被希特勒主宰，他的名气恍若明星，在邪恶而悲伤的德国人的世界里他就是救世主”，3月5日，国会选举前的几天，路易斯·佐尔米茨写道。当她问应该选择哪个政党时，一个向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熟人回答道：“当然是希特勒了！…… 现在我们应该用各种方式支持他的事业！”希特勒在一场差不多还算合法的选举中大获成功，虽然没有获得预期的绝对多数支持，其后他的声望显著提高。不伦瑞克人伊丽莎白·格本斯雷本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德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几乎没有哪个帝王享受到像希特勒一样的热爱、尊重和钦佩。”1933年5月1日，被定为首个全国性节日的“五一节”群众大会之后，她扪心自问，到底希特勒是怎么做到的，“将一个四分五裂的悲惨民族重新凝聚成一个整体”。仅仅数日之后她欢欣鼓舞地写道：“哪个民族能找到与他相提并论的人！”1933年11月，瑞士驻柏林大使蒂尼歇特认为：“在过去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民众无疑已对‘元首’产生了无限的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到处可以遇到对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无比崇拜他的人。”
希特勒崇拜在他当政后的半年里发展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许多城市和城镇把他认作荣誉市民。街道和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例如1933年4月汉堡的市政厅广场更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其目的是，从象征意义上占据公共空间，从德国人的记忆中抹去民主传统的代表人物。每天总理府都能收到几麻袋支持者们写来的信，因此马丁·鲍曼之弟阿尔伯特·鲍曼（Albert Bormann）领导的元首私人办公室专门雇用了四个办事员。普通老百姓写下了无数的诗篇，表达他们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元首啊！在上帝的手中，/逆转我们命运的工具。/勇敢向前！/在你的身后结成了阵线，/坚如铁石，/男子汉的友情！”1933年3月，住在伯布林根附近的舍恩耐希特的一个男人在诗中写道。同时他为“阅读《我的奋斗》时的巨大享受”向“尊敬的总理先生”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总理府接到无数人的询问：希特勒是否能成为他们刚出生的孩子的教父？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不得不于1933年11月出面对公众解释：“大家通过让他做教父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崇敬和热爱令元首深感高兴，”他满足了一位申请者，“鉴于申请人数众多，他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因此他决定以后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答应做教父的请求，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家庭里的第七个孩子或者第九个孩子。”
迅速滋长的元首崇拜催生出奇异的现象：诸如东普鲁士的苏茨肯镇更名为“希特勒高地”；诸如杜塞尔多夫的某党员想把女儿取名为“希特勒琳”（户籍登记处建议他换成“阿道芬娜”）；还有种植“希特勒橡树”，烘焙“希特勒蛋糕”，栽培出“希特勒玫瑰”；德国犬类协会委托造币厂铸造一种纪念币，币面上印着“我们可敬的元首，本土犬类饲养者和爱好者”字样；埃伯斯瓦尔德林业大学的大学理事会决定授予希特勒“林业学博士的头衔”，以表彰其“对乡土文化、提高德国农民的地位以及促进林木培育和木材加工业”等方面的贡献——当然希特勒“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拒绝了这一荣誉。元首半身像的买卖兴隆起来，希特勒的肖像装饰着啤酒杯、瓷砖、烟灰缸、扑克牌、 自来水笔和其他的日用品。香烟盒里的希特勒画片特别受欢迎。贩卖庸俗艺术品和纪念品以谋利的生意经很快占据上风，政府不得不于1933年4月宣布禁止将希特勒的画像用于商业用途。
以今人的眼光看，这种过分的个人崇拜显得非常可笑，但它实际上体现了大部分德国百姓对希特勒的强烈爱恋，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看待。元首崇拜绝非仅仅是狡猾的政治操控的产物，而是“德国民众”自觉自愿地共同抬高希特勒的形象（同时伴随着“去现实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希望和渴求投射到“元首”身上。“希特勒神话”的宣传包装与大众的“认可态度”和“服从态度”互相依存、相得益彰。
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狂热在其44岁生日之际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民众以短短几个星期之前还无法想象的一致态度奉阿道夫·希特勒为新德国的元首”，《慕尼黑最新消息报》报道。当我们看到元首私人办公室保存下来的不计其数的生日贺卡时，我们不由得感觉到报纸所言非虚。戈培尔在庆祝希特勒生日的文章中称其为“伟大的人物”，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神秘的魅力”——在此戈培尔说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想法。不管处于事业的巅峰还是低谷，他始终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人们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对他的评价就越高，也越加爱他，愿意无保留地为他的伟大事业献身。”从这样的颂词中反映出希特勒公众形象的变迁：他不仅是一位政党领袖，一个极端主义者，同时也是象征民族统一的整合人物，凌驾于所有争端之上的“人民总理”。致力于研究“第三帝国”语言的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写道：“我在词典的‘保护性拘留’旁边添加了‘人民总理’。”
在总理府的大厅里，1878年俾斯麦曾经召开过柏林会议的地方，堆积着人们送给希特勒的生日礼物。副官弗里茨·维德曼觉得像个“大型的百货商店”：“应有尽有，从某位工业家赠送的昂贵油画到某位老妈妈送的羊毛袜子…… 整体而言真正的好东西并不多，有不少非常庸俗的玩意，但不管值钱与否，它们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于元首的令人感动的尊敬和爱戴。”
民间的希特勒崇拜也体现在“第三帝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933年春季，波兰记者安东·格拉夫·索伯斯基惊奇地注意到，当电影院放映的新闻周报加映片里出现希特勒的形象时，整个影院掌声雷动。“希特勒万岁！”的致意礼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礼节，绝不是因为什么人的强迫，而是人们内心信念的流露。来自皮尔纳的女医生安娜玛丽·科勒（Annemarie Köhler）是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一位熟人，克伦佩雷尔敢于把自己的日记给她看，据她说“医院的护士们和看护们表现得非常疯狂”：“他们围坐在扩音喇叭旁边。当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响起时，他们站立起来，抬起胳膊行纳粹礼。”在许多国社党员的家庭里，抬右臂行纳粹礼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日常礼节。例如1933年3月来自曼海姆的一封致“可敬的元首”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小女儿丽塔很喜欢对元首行礼！因此请允许我们给您寄一张她的照片，照片里她举起小手行德意志礼。她只有10个月大，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每当别人给她看希特勒叔叔的照片时，她立刻行礼。”
希特勒的照片不仅悬挂在家中和办公室里，也同样醒目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在政府举行全民公投的阶段，希特勒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希特勒出现在随处可见的海报栏和橱窗里。每一辆有轨电车、每一辆火车以及轿车的车窗——希特勒从所有的窗口向外张望”，1934年8月19日有关全民公决的一篇报道如此描述。许多德国人想向帝国总理府讨要一张有“亲爱的元首”亲笔签名的照片。1934年8月，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他的父母弄到一张有希特勒亲笔题词的照片，住在慕尼黑的希姆莱家人们为此欢呼不已。“亲爱的母亲欣喜若狂”，高级文理中学教师格布哈德·希姆莱（Gebhard Himmler）告诉他的儿子。
上萨尔茨贝格成为朝圣之地，数千名朝圣者涌向希特勒的住所，只为了亲自看一眼那个了不起的男人。“豪斯瓦亨费尔德地区整日被崇拜者们包围着”，1934年8月上巴伐利亚行政专区主席报道称，“甚至连总理在僻静地方散步时，一群崇拜者和好奇者都紧追着不放。”副官维德曼认为，追随他的人群显示出某种“宗教”般的虔诚：“他们沉默地列队走过，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刻。”
希特勒早年当政时，无论他到哪里无不受到超级明星般的追捧。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他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伟大的民族觉醒！”例如1933年4月18日，他和希特勒一起从贝希特斯加登驱车前往慕尼黑之后写道。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极其相似的印象：“希特勒的车子以接近步行的慢速在拥挤的人群中缓慢前行，两个元首护卫队队员在车前开道，车的两侧还各有三人相随。我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坐在紧挨着元首的临时加座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和许多人脸上心醉神迷的表情。”毫无疑问这些欢呼的场面并非有人有意组织的，而是表达出人们对一个类似于信仰治疗师的人物自然而然的虔诚信仰。
弗里茨·维德曼说的一件事也能充分反映出希特勒崇拜的类宗教性质：希特勒访问汉堡时，元首护卫队被人群挤散了，一个男人冲出来握住了希特勒的手。“然后他发疯一样地舞蹈雀跃，不断地喊着：‘我和他握了手！我和他握了手！’即使这个人宣布，以前他是个瘫子，现在他刚能走路，我也不会感到惊奇，周围的人们肯定也会相信的。”威廉·夏伊勒在1934年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期间也见到类似的狂热场面，希特勒在旅馆阳台上出现了一小会儿，出现在楼下的几千人——大部分是妇女——的面前，“他们仰望着他，仿佛他是弥赛亚，他们脸上的表情似乎已经超脱了凡尘。”
图47：希特勒在上萨尔茨贝格山间的贝格霍夫府邸成为数十万拥护者们朝圣的场所
过分的个人崇拜和没完没了的颂扬肯定影响到了希特勒的自我评价。1934年秋季，从魏玛前往纽伦堡的路上，他的车队在热情的人群簇拥下只能缓缓前行，“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德国人受到如此赞美——马丁·路德！” 他得意地对随从们喊道。这个独裁者无疑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民众追捧。他刚当上总理时在公众场合的笨拙举止逐渐被自信的仪态所取代。他的使命感随着自身所亲历的民众热烈支持的狂潮而日益增长。他像瘾君子离不开毒品一样再也离不开群众的赞美之声，它让他确信自己是“天意”择定的人，他必须完成历史使命。
希特勒狂热并不局限于资产阶级的圈子，它在工人阶级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成功地解决了失业问题。1933年之后几年取得的成就后来被称为“经济奇迹”，德国的失业人数确实下降得比其他工业国家快得多。1936年德国实现了事实上的全部就业，主要靠大力发展军工业。但是迅速的经济复苏是以沉重的国家债务为代价的，不久之后就暴露出后果。而对工人们来说最要紧的是，经过经济萧条的苦难之后，他们终于又重新有了社会安定感。根据1935年3月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社会民主党线人提供的消息，“很多从前支持我们的人甚至共产党员们在军工企业工作之后，他们也开始维护这个体系了，他们说：‘我得到了工作，我不在乎怎么得到的、干的是什么，其他人可没能做到。’”1936年社会民主党流亡党组织的另一篇报道称，很多工人（包括从前的社会民主党员和国旗队的人）说：“你们总是做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而纳粹给了我们工作……我无所谓拧手榴弹还是建高速公路，我只想要工作。为什么你们不认真对待就业问题呢？”
工人们对希特勒产生好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反对社会上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尊重劳动，尊敬工人！”，1933年五一节大会他在滕珀尔霍夫费尔德中心会场上呼吁。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应该彼此对立。“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内心容易产生的鄙视那些使用老虎钳、操作机器和扶犁深耕的劳动者的自大感。”他发出了这样的信息：随着体力劳动的升值，工人的社会地位也应该得到提高，顽固的社会偏见应当得以消除。希特勒喜欢代入“工人”的角色，以此争取工人们对政府的好感和支持。
社会民主党流亡党组织的线人无法否认此举的成功之处。连“大部分工人也不加批判地把希特勒捧上了天”，1934年6月至7月的一份报告称。1935年2月的一份清醒的调查报告说，可惜工人“还沉迷于希特勒主义中”，三个月之后报告中又提到，“昔日一些对政治冷漠的工人如今仍是现存体系最软弱的追随者和最忠实的希特勒崇拜者”。这个观察结论来自于政府的反对者，而非其坚定的支持者，因此更具可信性。因而当我们看到戈培尔在日记中一再重复说，工人是“最忠诚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他的“妄想”。1934年6月底对冲锋队的血腥斩首行动并未减损工人们对希特勒的热爱，相反许多人赞成他行使的“霹雳手段”。他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可是希特勒享有的人望并没有惠及他的政党。由于“元首”的形象越来越超凡入圣，当人们对政府的某些弊端感到不满时，他们只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他的手下们。例如1934年上半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在滋长，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通常认为”，社会民主党国外流亡党组织的线人从柏林传出的消息称，“阿道夫·希特勒不应该受到指责，人们真诚地信任他，他们认为他对手下人的管理不善无能为力”。“希特勒是好的，但褐衣官僚们一千个不行！”很多地方都能听到这样的话。与众多自命不凡地炫耀手中权力、容易贪污腐化的国社党新贵们相比，希特勒显得鹤立鸡群。“元首”把自己塑造成“来自民间的普通人”，没有个人欲望，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他“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银行账户的政治家”，1936年3月底他在埃森对克虏伯工厂的工人们说：“我没有股票，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我不领股息。”希特勒对公众吹嘘的简朴生活方式完全不符合实际，但只有极少数人能看穿这一点。因而元首神话也具有重要的补偿功能。它缓解了“第三帝国”老百姓对于各种问题和弊端的不满，他们把一切归罪于“希特勒手下人”的胡作非为。人们普遍相信，如果希特勒本人了解实情，他肯定会想办法纠正错误。“如果元首知道的话”——在希特勒政权统治的早期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希特勒本人也深知，他的崇高声望与国社党干部的负面形象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裂痕。1935年纽伦堡党代会上，他在政治干部面前发表的讲话中抨击那些“想在元首和他的追随者之间制造分裂的人……他们喜欢说：元首，好样的！但是这个政党，有必要存在吗？”对此他的回答是：“对于我而言，你们这些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官员与我完全休戚与共。”但是他的保证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希特勒的个人声望明显高于国社党的声望，甚至可以说，他的声望是以牺牲其政党的声望为代价换来的。因为政府的德政被归功于希特勒，而所有的怨愤都归咎于“小希特勒”们，即国社党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人物。
除了意想不到的迅速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之外，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奠定希特勒威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35年1月的萨尔全民公决和两个月之后的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使得万民欢腾，影响力远远超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圈子。“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人，他敢于做他认为有必要做的正确的事情”，许多工人认为。国社党的宣传采纳了这一论调并且发扬光大。1935年4月20日，值希特勒46岁生日之际，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称赞希特勒是以“无与伦比的决断力”保卫德国军事主权的“民族最高领袖”。戈培尔补充道：“整个民族热爱他，因为他给予人们安全感，如同母亲呵护怀中的孩子。无论是我们这些离他最近的人，还是离他最远的偏远地区的村民，此刻想同声赞美：过去他什么样，现在依旧不改本色；现在他什么样，将来依旧不改本色。我们的希特勒！”
但是1935年秋季老百姓对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再次产生了不满，这一次连希特勒的个人声誉也受到了影响。至少据来自萨克森州的消息称：“希特勒崇拜不再是坚不可摧的了。人们对希特勒神话产生了怀疑。”而从威斯特法伦发往布拉格的消息也宣称：“他的光环开始褪色。”维德曼提醒他注意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却听到刺耳的回答：“老百姓的情绪安稳，并没有什么不正常。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以后我不许你再说三道四！”可实际上这个独裁者对民意的波动有着敏锐感觉，他本人也感到不安了。如上面提到的，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区也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使出的一招。最初德国老百姓担心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当忧虑消失之后，这一大胆的周末行动又在国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希特勒热潮，从1936年3月29日全民公决中压倒多数的赞成票就能看出来了。“希特勒一再证明他是个人物，他不断激起人们的钦佩，人们把国家社会主义权力机构的伟大功绩归功于他”，社会民主党的线人在报告中说。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偶像”，1936年10月初，希特勒在比克贝格的感恩节庆祝仪式上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受到民众的欢迎，过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神话已经深入人心。它是政府与人民之间最强大的纽带。而希特勒崇拜的创始者们竭尽全力地不断神话他的光辉形象。模仿基督教节日日历制作的国家社会主义节庆日历提供了丰富的个人崇拜的机会。一开始是1月30日的“夺权纪念日”。2月24日，“元首”和老战友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聚会庆祝1920年颁布党章的纪念日。接下去3月16日的“英雄纪念日”（从前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在克罗尔歌剧院举办纪念大会，然后举行阅兵式。4月20日是“元首的生日”。5月1日“国际劳动节”被看作“民族共同体”的节日。接下去是5月份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6月21日的“仲夏节”；作为“农民节庆日”的感恩节每年10月初在哈默尔恩附近的比克贝格山区举行庆祝仪式。每年的节庆结束于11月9日，这一天“老战士们”从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徒步走到统帅堂，作为纪念“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们”的固定仪式。
国社党节庆日历的高潮还是9月初的纽伦堡党代会。数十万国社党干部、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劳工团、希特勒青年团员、德国少女联盟（BDM）成员每年响应党的“集合令”，汇集在这座佩格尼茨河畔的古老帝国城市。规模盛大的聚会自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党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开会的目的不是讨论有争议的话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元首”领导下的政党里也不可能再允许此类讨论！——而是为政府尤其政府第一号人物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当时的人已经把纽伦堡大会的排场看作“第三帝国荣光与力量的体现”。有关人士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展示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员能力、活力与团结。
早在1927年到1929年，国社党已经把党代会的会址转移到了纽伦堡，当地官员对国社党的事业持开放的态度。对于希特勒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当他以帝国神话的复兴者身份登场时，纽伦堡为他提供了浪漫的中世纪背景。1930年到1932年夺权期间党代会暂时停止。“夺权”之后又过了较长的一段日子，他们才决定恢复中断的老传统。“（我们）决定召开纽伦堡党代会，它将是规模盛大的”，1933年7月底戈培尔写道。由于准备时间仓促，为期四天的大会上某些活动是临时安排的。冲锋队参谋长坐在希特勒旁边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在路易特波尔德海因举办的悼念牺牲者仪式上，他也不离希特勒的左右。一年之后，当罗姆及其追随者们被清洗之后，情况有了改变。冲锋队失去了主导地位，除了劳工团之外，现在国防军也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希特勒向他们保证过的“全国唯一武装力量”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1934年的党代会之后，开会程序作为固定模式保留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又经过了少许改动。开会天数从4天增加到7天，每天都有具体的日程安排。现在大会“逐渐变得像按照动员计划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鲁道夫·赫斯描述1937年大会盛况时说。希特勒来到纽伦堡（他一般乘坐专列或者专机）并驱车前往他下榻的德国皇宫宾馆，大会的序幕就此拉开。威廉·夏伊勒曾经亲眼目睹1934年召开的党代会，起初希特勒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站在敞篷车上，软弱无力地举起右臂，向如痴如狂的欢呼人群致意，左手还笨拙地紧紧捏着帽子。”下午，市长威利·利柏尔（Willy Liebel）在市政大厅举行传统的欢迎仪式。1938年的欢迎仪式别具特色，其间展示了“奥地利”被兼并之后从维也纳运到纽伦堡的奥地利皇室徽章、权杖、皇冠等物，它们被存放在一个陈列柜里。第一天晚上演出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通常情况下乐队指挥是威廉·福特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了不起的演员阵容，出色的演出”，戈培尔评价1938年9月的歌剧表演，“福特万格勒是个音乐天才。我正好坐在他的身后，可以仔细地观察他。了不起的人物。元首也兴奋无比。”
第二天上午，希特勒站在始终被爱看热闹的群众围观的德国皇宫宾馆的阳台上，检阅希特勒青年团的执旗游行队伍。然后在路易特波尔德大厅召开国社党代表大会，在巴登威勒进行曲的伴奏下，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步入大厅。“大厅里装饰着白色丝质幕布，贵宾席、外交人员专座以及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的坐席都是深红色的，黑色背景上金色橡树叶环绕的巨大卐字标志显出夺人的气势。”在瓦格纳音乐的伴奏声中，几百面旗帜，“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部队标志”——首先是从失败的11月政变传承下来的“血旗”——被抬入了大厅。威廉·夏伊勒回忆说，整个仪式让人联想起“哥特大教堂里复活节或圣诞节弥撒上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狂热”。鲁道夫·赫斯致开幕词，年复一年，他试图在赞美希特勒的专业领域超越自我推陈出新，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党区主席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在接下去的 “‘运动烈士’纪念仪式”上宣读“元首宣言”。“他的声音和说话方式与希特勒很像，留在旅馆里听收音机广播的一些记者们还以为希特勒本人在发言呢。”晚上在歌剧院举行“文化讨论会”，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致开幕词，希特勒发表闭幕演讲。从1937年之后，大会每年颁发“德国国家艺术和科学奖”，在埃斯特韦根集中营中被关押了三年的卡尔·冯·奥西茨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事令纳粹领导人如坐针毡，他们以设立“德国国家艺术和科学奖”作为回击。
第三天上午，劳工团的游行队伍聚集在齐柏林集会场。“他们共有五万人，几千个光着脊梁的汉子站在队伍的前列，手中的铁锹在晨晖的映照下闪闪发亮，他们开步走，出人意料地走出了完美的正步，旁观的德国民众们顿时激动不已”，威廉·夏伊勒看到这一幕，接着他想到，“以前我一直认为，走正步看上去既毫无尊严又愚蠢，它是人类的一种奇异的表达方式。可是在这个早晨，我头一次体会到，它能在德意志民族奇异的灵魂中激发出何等强烈的内在共鸣。”活动的高潮是团体对口诗歌朗诵，它以誓言为结尾：“我们手中的工作，将会成功，/因为我们铲下的每一锹，/都是对德国的祝福。”帝国劳工团领袖康斯坦丁·希尔（Konstantin Hierl）和希特勒发表演讲之后，游行队伍穿越市区，经过德国皇宫宾馆。不光希特勒，连他的随从们都感到对耐力的要求达到了极限，“四个小时的游行检阅，直射的火辣辣的阳光，简直无法忍受”，戈培尔曾经抱怨过。
1937年设立了“民族共同体”日，每月游行和集会的节奏从此被打断了。齐柏林集会场上，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以舞蹈和体育表演娱乐观众们。晚上，政治干部们的火炬游行队伍经过德国皇宫宾馆。“从元首的阳台望出去，五彩缤纷的壮观场景。各党区的游行队伍，老党区主席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宣传部部长欣喜地写道。
第五天召开党员大会的特别会议。主要看点是齐柏林集会场上的政治干部游行，从1936年之后游行被安排在了晚上。根据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创意，活动场面被编排得独具匠心：当宣布元首到场时，齐柏林集会场周围的130只探照灯齐刷刷将光柱指向夜空。“骤然间高墙后的探照灯撕碎了漆黑的夜幕，蓝色的光束射向高空。它们汇聚在一起，流动的光线在人们的头顶交织成教堂的穹顶。”党代会的官方报道如此描绘当时的壮观场面。
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把“光影教堂”称为他最美丽的“空间创作”，其精致的创意确实让人们久久难以忘怀，连在场的外国人也不例外。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en）觉得犹如“置身于冰雕大教堂之内”。号角声中，希特勒从宽阔的中门走进会场，走向“元首看台”，帝国组织部长罗伯特·雷紧随其后。魔幻的灯光效果让“元首看台”看上去像个超大的祭坛，运动的教皇就站在祭坛之上主持弥撒。希特勒被神化为一个超凡入圣的拯救者、一个悟道了的弥撒亚——在这个夜晚，从这个“庄严时刻”的礼仪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信仰天上的上帝，他创造了我们，指引和保护我们，他将元首您送给了我们，您将解放德国！我们深信不疑，我的元首！”1936年罗伯特·雷赞美希特勒。
第六天的主角是希特勒和青年们。上午，五万多个小伙子和姑娘们聚集在老体育馆的主场馆，向“元首”欢呼致意。“有人发出‘稍息’的口令，几万个声音汇聚成山呼海啸声。现在他们可以尽情地用欢呼表达自己的心情了。空气仿佛在震颤。”1938年的官方报道描述。三年之前，希特勒在同一个地点宣布了他心目中理想德国青年的形象：“如灰狗般伶俐，如皮革般坚韧，如克虏伯钢铁般坚强。”帝国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代表大家向“元首”宣誓效忠，希特勒发表简短讲话之后，鲁道夫·赫斯宣读预备党员誓词。到了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希特勒带领席拉赫和赫斯巡视队列，然后乘坐敞篷车穿过运动场，接受观众的欢呼喝彩。
图48：1936年9月帝国党代会，阿尔伯特·施佩尔第一次在齐柏林集会场上展示“光影教堂”
第七天上午，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队伍在宽敞的路易特波尔德竞技场列队集合。“万岁，我的男子汉们！”希特勒对在场的人致意。“万岁，我的元首！”十万多人发出回应。1934年的集会有了一定的危险性，因为“罗姆事件”刚过去几个月。“体育馆中有明显的异动，我注意到，希特勒的党卫队保镖贴身而立，将他与褐衣冲锋队员们分隔开来”，夏伊勒在日记中写道。其后几年局势缓和下来，路易特波尔德竞技场的仪式也像其他活动一样按照固定模式进行。哀乐声中，希特勒沿着“元首之路”走向阵亡战士纪念碑，冲锋队参谋长卢策和党卫队帝国领袖希姆莱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跟在他的身后，他站在纪念碑前久久凝视着“血旗”——没有哪个画面比它更富有象征意义：超凡入圣的领导人站在整齐列队的“追随者”中间，凸显其孤独的特殊地位。然后希特勒顺着原路走回到主席台，扛着“血旗”的人跟在后面。希特勒发表讲话，在讲话中赞美冲锋队和党卫队是“德意志民族最好的政治武装”，全场齐声高唱国歌，接下去希特勒授予党组织各编队新的队旗，他用新旗帜触碰“血旗”以完成仪式。“一个按照固定不变的传统进行的宗教般的仪式”，戈培尔评论说。最后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进行几个小时的游行，希特勒乘车检阅游行队伍。
第八天即最后一天，主要活动是国防军的阅兵式。首先在纽伦堡的三个大广场上表演“伟大的觉醒”和露天音乐会。下午，军队在齐柏林集会场上，面对站满了人的看台，在外国外交官和武官们的目光注视下，展示当前的德国军备水平。“我们国防军展现的宏伟场面。所有兵种都得到了演示。了不起的飞行中队……坦克，火炮，骑兵…… 看上去既精彩又赏心悦目”，戈培尔非常满意地评论1936年的阅兵式。后来他们计划将阅兵式转移到专门为此目的建造的三月集会场，它位于党代会会场区域的末端，占地面积很大；与纽伦堡其他纪念性建筑项目——如新会议厅和德国体育场——一样，“二战”爆发之前还没有完工。当天晚上，希特勒发表一篇主题演讲，就此宣布党代会结束。午夜，国防军的军乐团和仪仗队表演了“军乐队分列式”（译者注：groβer Zapfenstreich，德国和奥地利军队的军事仪式表演，相当于英美国家的military tattoo），为整个活动画上了句号。
纽伦堡帝国党代会的中心始终是希特勒。他是主要演员——集司仪和教皇的角色于一身。精致的编排是为了突出他。希特勒在这七八天的时间活得如鱼得水；他总共发言十五次到二十次，有时一天发表四次演讲。他的发言癖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满足。开党代会的一周里，他整天神采飞扬，简直如痴如醉，而过后则产生一种奇怪的空虚感。会议结束后的第一天他总是“黯然神伤，仿佛圣诞节过后看到圣诞树上的饰物被拿下来的感觉”，1941年1月他还坦白地承认，那时距离召开最后一次党代会已经有三年之久了。由于进攻波兰在即，原定于1939年9月召开以“和平党代会”为主题的大会于8月底取消。
另一方面，纽伦堡党代会也意味着巨大的体力消耗。“累到了极点”，他回忆说，“站立四个小时看游行”——膝盖僵直，平举右臂。“有几次我已经头晕目眩了。”戈培尔发现，每次活动到了最后，他总是“筋疲力尽”地倒在旅馆沙发上。“他已经耗尽了体力，现在需要休息。”1936年，由于7月份在魏玛举行小型的“纪念党代会”，8月份举办夏季奥运会，希特勒的身体负担格外重，他的随从们建议取消当年的党代会，但是遭到了希特勒的坚决反对。
每次党代会之后，希特勒都把亲信们召集到身边，当众做一个工作总结报告。其中既有表扬又有批评，他还针对其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议。但是他坚决不肯改动精心编排的大会流程。在1938年党代会之后的工作总结会上，他对阿尔伯特·施佩尔表示，在他的有生之年，“党代会模式” 将成为“不可改变的仪式”：“这样一来以后再没有人能改动它。我很担心，我的继任者们将有改动它的欲望。也许日后的帝国元首没有我的影响力，但是这一模式将会给予他支持、赋予他权威。”这段话也表现出希特勒对其本人早逝的担忧，他担心自己死后，他的事业将后继无人。他希望未来的接班人能借神圣化的仪式获得超凡的魅力，以此让“第三帝国”获得长治久安。
纽伦堡群众场面的策划不仅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外国来访者也同样如此。法国大使弗兰索瓦·庞塞特曾经亲历了1937年的表演，他回忆说：“古老城市沉浸在万众狂欢的气氛中，数十万男男女女陷入神魂颠倒的奇特状态，浪漫的激情，神秘的狂喜，沉醉于某种神圣的疯狂之中，显得不可思议，难以描述。八天之内，纽伦堡是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城市，一座近乎如痴如醉的城市。”连英国大使亨德森回忆往事时也说过，没有亲历过纽伦堡党代会、没有体会过当时气氛的人，“没有资格妄言他彻底了解德国纳粹运动”。
即使像威廉·夏伊勒这样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家，在1934年党代会闭幕时也总结道：“我们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理解希特勒对德国民众产生的魅力，感受到在这场运动中释放出来的活力，以及德国人所拥有的直率而有纪律性的优点。”纽伦堡的盛况对那些原本应该保持理性距离的外国记者们产生了多大的魔力，从1937年党代会最后一天《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能看得一清二楚：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在旅馆里收听希特勒演讲，当电台转播的演讲结束时，“门厅里的所有人如同听到命令一般同时举起右臂行希特勒礼，随后兴奋地跟着唱起德国国歌和《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不仅德国人，连许多外国人也被“第三帝国”的光鲜面吸引住了，而忽略了独裁统治的阴暗面。
从一开始国社党领导人就意图让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到纽伦堡的盛事中。首先他们利用了电台广播。但是电台广播有一个短处，一般来说它只能转播演讲，而无法传递现场的气氛。因此早在1935年听众们已经对演讲有些厌倦了。“在党代会召开的一周里，广播和报纸的详尽报道无法真正地吸引广大民众。老百姓显得无动于衷”，来自莱茵地区的一份报道称。于是他们想到了用电影作为传播媒介。
国社党拍摄了有关1927年和1929年党代会的电影。但这些片子只是没有什么艺术水准的无声电影，他们只为了拍给自己人看，没有想过公映。此外希特勒还没有在其中扮演绝对的主角。“夺权之后”情况改变了。为了宣传“胜利的帝国党代会”——1933年党代会的主题，他们打算把电影变成宣传工具，新拍摄的电影应该有截然不同的艺术质量，让电影院里的广大观众能有机会“一睹盛况”。现在莱妮·里芬斯塔尔的机会到了。
早在1932年春季，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已经和希特勒有了第一次接触，她在电影《蓝光》中扮演的主要角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同年秋季开始，她成为戈培尔家受欢迎的座上宾，在那里她时常与希特勒相遇。她可以预想到，一旦国社党当权，她将会获得事业发展的良机。戈培尔确实在1933年5月中旬向她提出合作的建议：“下午，莱妮·里芬斯塔尔谈着自己的计划。我建议她为希特勒拍摄电影。她听了以后非常兴奋。”6月间双方进一步讨论了合作的细节问题。“她是所有明星中唯一理解我们的人”，后来宣传部部长写道。8月份事情已经谈妥了：莱妮·里芬斯塔尔出现在总理府的午餐桌上——希特勒以此表示对她特殊的厚爱。“她为我们拍摄党代会的纪录电影”，戈培尔高兴地说。8月底，即纽伦堡大会的前几天，官方正式宣布了消息。“依照元首的特别要求”，《电影通讯》报道，莱妮·里芬斯塔尔小姐将成为党代会纪录片的导演。
一个半途改行的新人、一个非党员被委以重任，宣传部电影部门的老资格国社党员们尤其该部门的领导人阿诺尔德·雷特尔（Arnold Raether）把她视作眼中钉。他们使出各种阴谋手段，煽动敌意，质疑她的资质。但是只要希特勒还赏识莱妮·里芬斯塔尔，她就无须畏惧对手们的攻击。第一部名为《信仰的胜利》的党代会纪录片拍摄完成之后，连希特勒下属中对她有怀疑的人也完全被女导演的才华折服了。
里芬斯塔尔亲自聘请了三个有才华的摄影师：塞普·奥尔盖耶（Sepp Allgeier），弗朗茨·魏迈尔（Franz Weihmayr ）和瓦尔特·弗伦茨（Walter Frentz）——最后一位是希特勒最欣赏的摄影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扮演过特殊的角色。一位年轻的女性，在四天的拍摄工作中极其自信地执掌导演大权，自然在纽伦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党代会之后，她回去做电影剪辑的工作。曾经和她进行过讨论的戈培尔自信地说：“她必将完成重任。”
里芬斯塔尔创新性的贡献首先在于，通过流畅而富有韵律的艺术形式把呆板而容易显得单调的演讲和游行过程变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她打乱了时间的顺序，将党代会的全部画面剪辑成富有心理暗示意味的流动图像。她没有采用纪录片常见的画外音，而是保留了演讲者本人的声音和群众的欢呼声，并用赫伯特·温特（Herbert Windt）所作的混合了瓦格纳作品、民间音乐和铿锵有力的进行曲的电影音乐加以烘托。
但《信仰的胜利》还不是完美无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位女导演在电影剪辑方面还是个新手，另一方面在于，她也不得不选用一部分普通的新闻周报纪录片资料。有些场景无意之间产生出滑稽的效果，例如当希特勒想和戈林握手时，戈林却昂首阔步从希特勒的车边走过，或者希特勒的帽子被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屁股不小心从台上扫到了台下。可是当这部电影1933年11月底在小圈子里预映时，希特勒没有提出任何批评意见。“绝妙的冲锋队交响曲”，戈培尔评论，“里芬斯塔尔干得出色，电影将取得巨大的成功。”电影的首映式被安排在12月1日柏林动物园乌发电影宫。首映式隆重得如同国家庆典，除了希特勒、戈培尔、罗姆和赫斯之外，副总理冯·巴本、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国防部部长布伦堡等政府要人也出席了仪式。“当最后一个音符袅袅消散”，《电影舞台》报道，“明显深受感染的观众们全体自动起立，同声高唱国家社会主义的《保护与防御之歌》，借以表达他们与元首和运动团结一心的感情。接着他们也没有立即鼓掌，而是陷入到虔诚的沉默中，然后才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接下去的一段日子里，希特勒的手下们必须反复看这部电影，戈培尔逐渐变得厌烦了：“晚上待在家里。元首（看）党代会电影。我快要受不了了。”
报纸上也热情地赞美《信仰的胜利》是“无比宝贵的时代记录”，一部“宗教清唱剧般的电影”，一曲“帝国党代会的《英雄交响曲》”。“元首已经变成了德国……现在整个德国都能以电影为媒介聆听他的声音”，他们为电影大肆做着宣传。国社党的地方党组织接到命令，在“电影巨作上映的当天”取消所有其他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有机会观看电影。通过电影流动放映车，在没有电影院的农村地区也能放映这部电影。多达两千万的德国人观看过这部电影。
但是半年多之后，这部电影被取消了放映。因为从很多角度能看到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站在希特勒身边。1934年6月30日之后，当局不希望他的形象再出现在银幕上。可能希特勒下令销毁了电影的胶片。1945年之后这部电影被认为已经丢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东德的国家电影档案馆里重新发现完整版。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拍摄第二部党代会电影，这次又由莱妮·里芬斯塔尔担纲导演。1934年8月底，她以“国社党国家领导特别全权代理人”的身份与乌发电影宫签订了租赁合同。以“团结与力量”为大会主题的党代会召开前的一周，她前往纽伦堡着手进行拍摄《意志的胜利》（希特勒为电影定下的名字）的准备工作。
这一次资金、人力和技术方面的投入非往日可比。电影总预算高达30万马克，女导演手下的摄制组共有170名工作人员，仅摄影师就有18位。人们在党代会会场区域建造了一座毫无遮蔽的摄制点“电影塔”，摄影机 、音响设备和探照灯一应俱全。路易特波尔德竞技场28米高的柱杆上安装了升降电梯，站在电梯上，人们可以用手持摄影机从全新的视角将巨大的游行场地摄入镜头。在讲台的周围安装了摄影机滑动轨道，以便于从前所未有的近距离和不同的角度拍摄希特勒。最终总共曝光了130 000米胶片，莱妮·里芬斯塔尔在柏林新克尔恩的盖耶尔制片厂花了5个月的时间将其缩减为3000米——制作出114分钟长的电影。
如同《信仰的胜利》一样，女导演取消了旁白，她也没有按照党代会开会的时间顺序拍，而是把七天的活动压缩到了三天半。不同于她的第一部党代会电影，这次希特勒是压倒一切的主角。整个剧本围绕着观众们的期待展开：“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片头字幕已经为他的出场做了铺垫：“1934年9月5日/世界大战爆发20周年之后/德国人痛苦开端的16年之后/德国获得新生的19个月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乘飞机抵达纽伦堡，检阅其追随者们组成的游行队伍。”电影一开始，“元首”乘坐的飞机盘旋降落在纽伦堡机场，犹如自天而降的救世主。元首从机场到宾馆的旅程被里芬斯塔尔描绘得像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世俗版：希特勒站在敞篷的奔驰车上，接受民众的欢呼致意。固定在车上的一个摄影机利用阳光照射造成的逆光自下而上地仰拍他，使得希特勒的头部犹如笼罩在光环中。党代会的仪式围绕着突出希特勒的目的，而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如戏中戏一样加倍突出了希特勒，有意识地神化这位领袖。她通过巧妙的正反打镜头剪辑组合画面，希特勒多半处于被仰视的角度，而欢呼的拥护者们被从上往下俯拍。“元首”和“追随者们”——伟大的、神一样的超凡入圣之人和虔诚仰望他的大众——形成神秘的统一。
图49：1934年9月，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在拍摄有关帝国党代会的电影《意志的胜利》
1934年11月，戈培尔观看了电影的试映版本，“下午，在莱妮·里芬斯塔尔处，党代会纪录片拍摄得好极了。莱妮很有才。假如她是个男人！”五个月之后，当电影制作完成之后，戈培尔对它的喜爱之情丝毫不减：“了不起的电影。只是最后一部分有些冗长。表现手法震撼人心。莱妮的杰作。”《意志的胜利》于1935年3月28日首映，即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之后两个星期左右。为了迎接“本年度的电影盛事”，施佩尔将乌发电影宫门面修葺一新，用巨大的卐字旗做装饰；电影宫的大门上方安装了八米高的青铜帝国之鹰标志，晚上电影首映式上它被聚光灯照得周身通明。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又一次莅临影院，当电影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之后，希特勒向女导演献上了一大束紫丁香。与官方统一口径的媒体上也好评如潮，《民族观察家报》——的标题是“我们看过的最伟大的电影作品”。仅在头几周内，观影人数已经创造了纪录，《意志的胜利》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电影。1935年6月25日，莱妮·里芬斯塔尔从戈培尔手中接过国家电影奖，宣传部部长在授奖词中称这部作品是“元首最伟大的电影形象版本，他的形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展示”。
对于政府来说，《意志的胜利》的宣传价值在于它完全是一部关于希特勒的电影，“他在电影中充分地展示出他应有的形象”。他们还通过其他视觉媒体培养元首崇拜 ，比如广为流传的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希特勒在青年们中间》（1935年）、《希特勒在山区》（1935年）、《摆脱日常生活的希特勒》（1937年），这个独裁者被塑造成大自然的爱好者、体贴的国家之父和儿童之友，以此拉近他与民众的关系。不过莱妮·里芬斯塔尔的两部电影对塑造希特勒个人形象和表现希特勒与德国民众关系具有最为深远的影响。不仅德国人如此看待，外国人也持同样的看法，《意志的胜利》在国外也上映了，并且获得了电影奖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部电影的某些片段在英美等国被编辑成反法西斯的政府宣传片。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里芬斯塔尔作品让人不禁产生一个印象，上面这句话并非空洞的宣传口号，而是“第三帝国”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常常提到的“民族共同体”是否符合社会现实？抑或只是一个假象，一个远离现实的构想？1933年之前，克服政党与阶级之争的承诺曾经是最具吸引力的竞选口号，显著增强了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吸引力。它反映出人们对于稳定的、尽可能没有冲突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渴望，这些是理想中的德国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夺权”之后，希特勒在演讲中将之与其宣传的指导方针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1933年2月1日，作为国家总理他发表了第一次电台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新政府想“超越等级和阶级重新唤醒本民族的政治民族的统一意识并履行由此产生的义务意识”。2月底，他在接受美联社驻柏林代表路易斯·P.洛赫纳采访时强调，建立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有助于实现“弥合阶级矛盾”的目的。“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必须重新融合为一个德意志民族”，3月21日他在波茨坦驻军教堂提出要求。两天之后，授权法颁布之际，他号召“建立凌驾于等级和阶级利益之上的真正的民族共同体”，这是德国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被职业分割成不同群体、被人为划分为不同阶级的数百万人，深受等级观念和阶级意识的影响，互相之间无法理解，他们必须重新找到彼此沟通的渠道！”他在滕珀尔霍夫费尔德发出呼吁。
像希特勒奋斗纲领中的许多内容一样，“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也被有意识地模糊化了，以便于人们做出不同的诠释。1934年1月底，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与希特勒谈话时想知道它的具体含义，希特勒却给出了一个颇为模糊的答复：“民族共同体：即所有有效工作的共同体，所有切身利益的统一体，它意味着消除私有经济的资产阶级和被工会—机械生产组织起来的大众之间的区分，意味着个人命运与民族的一致、个人与人民之间的一致。”这个理想社会无疑必须按照种族主义的标准建立，只有德意志血统的“民族同胞”才属于“民族共同体”，1920年国社党党纲的第一条已经做出了规定。德国犹太人和其他被蔑称为“劣等民族”的群体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中没有容身之地。同时很明显，取消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否认经济利益矛盾的存在及其代理人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它们应该为他的政治让路。
国社党从一开始就特别想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是人数最多的从业者群体，同时在1933年之前，接受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也是对国社党宣传最无动于衷的群体。希特勒明白，如果排斥工人或者反对工人，“民族共同体”就无法变成现实。1933年2月10日，他在柏林体育馆重申，未来“德国工人”不应再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异类”；人们应该对他们“敞开大门”，让他们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支撑者进入德国的民族共同体”。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诱惑和暴力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打击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另一方面开出收买人心的诱人条件。1933年5月10日，德国劳动阵线（DAF）成立，取代之前被解散的德国工会，希特勒在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称这个组织为“沟通各方”的“诚实的中介人”，换句话说，它致力于协调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但是1934年1月颁布的《国家工作秩序法》明显地赋予雇主方特权：在企业内也同样推行领袖原则。从今往后“企业领导人”居于“企业共同体”的最高层，而工人们是他的“追随者”。他们可以获得一些补偿性的待遇，以弥补失去企业参与决定权和劳资协定自主权的损失。DAF “工作之美丽”办公室努力改善工作环境：建造了工厂食堂、体育场馆和室外游泳池，采取措施减少噪声、净化空气和改善卫生条件，在工厂周围营造绿地——一切都为了让工人们获得“工作的尊严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并没有改变”，彼得·赖歇尔（Peter Reichel）准确地总结说，“它只是换了一种诠释和策划的方式，给人的观感不同了，蒙上了美丽的面纱”。不像马克思主义说的“存在决定意识”，而是相反，“意识决定存在”。
DAF另一个下属机构，一个名为“力量来自乐趣”的NS组织更为重要，用长远的眼光看更具吸引力，它模仿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国民休闲俱乐部”模式。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掌控工人们的业余休闲活动，增强他们努力工作和一体化的意愿。短时间内它发展成为一个有7000个正式会员和135 000非正式会员的大型组织。1938年6月，DAF领导人罗伯特·雷解释说：“KdF（即‘力量来自乐趣’的简称）是国家社会主义服务大众的最简便的方式。”它提供的活动项目从看戏、听音乐会、参观展览会和博物馆、网球和骑术兴趣班、继续培训课程直到度假旅游。最后一个项目无疑最有吸引力。“很多人根本就把‘力量来自乐趣’组织仅仅看作一个好处多多的旅游组织”，1938年2月的一份报告声称。要想外出旅游，必须先有假期，而1933年之后德国工人们每年确实能享受6到12天的假期。1934年—1938年德国每年平均有一百万多人参加了KdF组织的包价旅游；此外还有五百多万人参加了一到两天的周末游和短途游。
人们尤其向往游轮出国游，KdF有自己的邮轮船队，其中包括新造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和“罗伯特·雷号”。不同于迄今为止的其他客轮，旅客们不再被分配到不同等级的船舱中。这是“可怕的”和“不可理解的”，希特勒在元首总部发表独白时说，从前“在我们的大型邮轮上旅客被划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显现出生活条件的差异：“KdF在此可以大显身手了。”在船上没有阶级之分的小社会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和谐共处，提供了工人融入“民族共同体”的成功范例。“迎着阳光，德国工人们前往马德拉”，一本畅销的游记中写道。戈培尔振奋地说：“那本身也是颇为精彩的事情。工人们离开家乡，越洋跨海，去国外旅游，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德国。”
当然理想和现实之间依旧有着不小的差距。KdF邮轮上的度假者根本无法代表德国社会的普遍状况，他们之中更多的是中产阶级、职员、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国社党干部的人数超出了应有的比例，而工人明显只占少数。因为乘邮轮去马德拉度假的费用超出了大多数工人家庭的经济状况所能允许的范围。社会民主党线人在从国内发出的报告中也一再提出批评，海外旅游主要是为“官僚们”准备的，普通工薪阶层只能望而却步。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业余休闲活动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尤其德国境内的度假游和周末游。“既然价格这么便宜，当然要举手报名啦！”有些工人说道，于是他们参加了活动。1938年2月从柏林发出的消息称，KdF正变得“非常受欢迎”。“这些活动迎合了小人物走出家门、像‘大人物’一样享乐的渴望，并能聪明地揣测出不关心政治的工人们的小市民倾向。”连社会民主党国外流亡组织的线人们也在报告中提到，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但是他们对其社会影响并没有抱什么幻想：“KdF至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蒙蔽了人们的思想，有助于政权的宣传。”
KdF策划者们也知道，与预先的宣传相反，很多外出旅游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为了进行弥补，他们想到了建立大型旅游度假区和疗养院。最负盛名的度假设施是吕根岛上的“普罗拉KdF海滨浴场”，它于1936年5月开始动工。六层楼的住宅楼群绵延四五公里长，能同时供20 000个度假者入住。在此度假一个星期只需20个马克，连收入菲薄的工人也能承担。希特勒热情洋溢地说它是“世上最大的海滨浴场”。1939年4月社会民主党国外流亡组织的报告中写道：“它是第三帝国最有效的广告建筑。”但是这一设施没有完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建设工程停工了。
开展有组织的大众旅游是“第三帝国”一个更大的项目的一部分。它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式的休闲和消费社会的目标远景。根据希特勒的意愿，同一种族的“民族共同体”应该以高消费水平为特征。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在他当政的头几年里，扩充军备明显占据首位，私人消费必须退居次要位置。这一政策也符合工资收入始终在很低的水平上下浮动的发展状况。因此德国工人在1933年至1939年之间实际工资的增幅很小，而且主要通过加班的方式增加工资。在这一背景下，谈不到首先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所谓“恩惠独裁”——格茨·阿利在其著作《希特勒的民族国家》中提出的概念。
大众消费社会目前只是一个承诺，对未来可能性的前瞻。在此期间，一系列“大众产品”作为大众买得起的现代科技消费品推出，让人们预先尝到了未来的滋味。这里首先要提到“国民收音机”，这一款型号为VE301的收音机在1933年8月的收音机展览会上首次亮相，希特勒当时也在场。标准化和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使得它的价格降到了轰动一时的76马克低价，即使低收入家庭也能通过分期购买的方式购置它。1939年又出现了一个新型号，“德国小收音机”（DKE），每只收音机售价只有35马克。虽然没有达到政府宣传的目标“每个德国家庭都有收音机！”，但是收音机听众从1933年的四百五十万上升到了1939年的一千一百万，57%的德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国社党把收音机当作了最重要的大众宣传工具。戈培尔知道，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如政府开始阶段的宣传方式——长年累月会让听众们敬而远之。因此早在1933年9月，他就提出了要有更多的娱乐节目：“节目内容必须更加轻松。党的政治宣传必须压缩到最低限度。”
希特勒本人没有提到，他怎么看待1933年之后得到大力发展的电视。但他是技术革新的拥护者，必然也对此产生过兴趣。“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说，我痴迷于科技”，他在1942年2月表示，“我属于那种总是最先尝试惊人的技术创新成果的人。”由于戈培尔的关系，希特勒始终关注着电视的发展，戈培尔早就意识到这种新媒体可能带来的良机。电视“大有前途”，人类面临着革命性的创新，他曾多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935年在柏林建立了第一个“集体电视室”（Fernsehstuben）。但是由于技术尚不成熟，观赏乐趣有限。电视机还远远称不上像“国民收音机”那样的大众产品，虽然《西德观察家报》在有关1938年收音机展览会的前瞻报道中预言，电视“很快将变得像普通的广播收音机那样普及和常见”。
另外一种“大众产品”——“大众汽车”不像国社党推出的收音机那么成功。汽车发烧友希特勒始终惦记着全民普及汽车。就像收音机工业成功地生产出价廉物美的国民收音机，1934年3月初他在国际汽车展上说，汽车工业必须尽自己的努力“设计出能在数百万普通民众中打开销路的汽车”。希特勒没有使用“大众汽车”一词，但是《莱比锡最新消息报》正确地领会了他的意思，推出了大字标题：“创造德国的大众汽车！”新产品的购买价格不应高于1000马克——大多数汽车生产商认为定价太低，根本不可能实现。设计汽车的任务被交给了希特勒欣赏的汽车制造商费迪南德·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希特勒一再为他打气撑腰，对抗汽车业的阻力。1936年2月，他在国际汽车展上告诫代理人们，“汽车应当从少数人的个人奢侈品变成所有人的消费品”。他将“坚定不移”地将“大众汽车”项目进行到底，他毫不怀疑，波尔舍的“天才”能够“让汽车的购置成本、运营成本和维护成本与我国广大人民的收入保持一个可以承受的比例关系”。
由于德国汽车协会坚持保守的态度，希特勒同意把这个项目转交给雷的DAF组织。德国大众汽车筹建公司（简称Gezuvor）于1937年5月底建立。同年夏天做出决定，在法勒斯雷本附近建立一个大众汽车生产厂。1938年5月26日的奠基仪式上，希特勒再次批评那些坚持认为汽车不可能降到广大民众能够承受的低价的人，“我恨‘不可能’这个词，在任何时候它都是不敢实现重大决策的懦夫们的标志。”希特勒宣布新汽车将被命名为“KdF汽车”，他预言，不仅将出现“一个最强大的德国汽车制造厂”，还将出现“一个样版式的德国工人城”。
民间的反响极大。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大众汽车的预告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惊喜”，1939年4月社会民主党国外党组织的报告称：“出现了真正的KdF心理骚动。很久以来KdF汽车成为德国社会各阶层的主要话题。”由此人们忽视了一切令人压抑的国内和国外问题。“一个许诺给每个人一辆轿车的政治家——如果老百姓相信他的承诺——是人民的政治家。德国人民相信希特勒有关KdF轿车的预言。”KdF制订了一个购买轿车的储蓄计划——每周最低利率为5马克（轿车最终价格为990马克）。到1939年底共有270 000储户、到战争结束前共有340 000储户参加了这一储蓄计划。而其中工人阶层只占了5%多一点，明显比例偏小。他们没有得到自己的轿车，因为大众汽车厂在战争中主要生产国防军需要的军用吉普车。
在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宣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如被国社党视为正常运作的“民族共同体”范例的冬季援助计划。1933年夏季，希特勒宣布将推出一个针对穷人的援助计划。这个想法本身并不新鲜。早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志愿福利组织已经启动了帮助穷困者的“冬季援助”计划，但是成效不大。纳粹政府以完全不同的干劲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它提出“对抗饥饿和寒冷”的口号，想证明自己认真地看待“共同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理念。DAF以外第二大群众组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机构”（NSV）的“全国监管人”埃里希·希尔根费尔特（Erich Hilgenfeldt）负责冬季援助计划的组织工作。1933年9月13日，希特勒和戈培尔从容不迫地启动了第一个冬季援助计划。国家总理解释说，他们想通过这一行动证明，“国家共同体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事物”。他们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团结”，代之以“德国人民的民族团结”。
“我们反对饥饿和寒冷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戈培尔高兴地说。通过呼吁立竿见影地募集到了3.58亿马克，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1939年至1940年冬季上升到了6.8亿。宣传极尽夸张之词。1938年希特勒在有关冬季援助计划的演讲中称其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慈善事业”。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都成为正式的志愿者，拿着募捐箱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推销徽章和胸针。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即“全国团结日”，政府要员们也亲自参加活动。当戈培尔站在阿德龙大酒店前搞募捐时，每次看上去都像是欢庆“民族节日”的场面。“难以置信：几万人，沸腾喧嚣的场面。我几乎快被挤死了。两次逃进大酒店。可爱的柏林人！他们募捐，最穷苦的人最真心。我常常感动得落泪……晚上向元首汇报……伟大的胜利！我收到的捐款装满了42个募捐箱。”
10月到3月之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德国人被劝说不要吃“大锅炖菜”（译者注：Eintopfgericht，德国大锅炖菜）。省下来的钱捐给冬季援助计划。希特勒竭力想让“同胞们”乐于放弃口福：“如果别人又说了：你知道吧，今天是该吃大锅炖菜的星期日，我很想放弃它，可是我的胃始终在抗议呢，我不理解，我也捐出去10芬尼了。我们是有意这么安排的。正是因为你不理解，所以你才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民族中来，体会一下数百万同胞的生活，他们整个冬天吃上一次大锅炖菜已经很高兴了，而你也许每个月都能吃一次。”每个星期天国家总理的午餐桌上也只有一碗汤，坐在餐桌边的人每次都被要求额外捐款。“后来客人的人数缩减到了两三个，”施佩尔回忆说，“于是希特勒嘲讽起了下属们的自我牺牲精神。”
虽然冬季援助计划名义上是“自愿”性质的，但实际远非如此。工人们必须容忍从工资中直接扣除捐款——从1935年之后捐款一直占工资所得税的10%。不肯响应捐款号召的人将面临着制裁。弗拉肯地区的一个世袭农庄农民解释说，他已经家无长物，无法为冬季援助计划捐款，国社党专区领导人在1935年11月的一封信中措辞极其严厉地斥责了他，因为他“没有作为德国民族共同体一员的自觉”。他们公然威胁他，假如他不改变态度，他将会被送到“国家公敌和民族败类待的地方”。天长日久，不断的呼吁牺牲和收集募捐者的骚扰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恼怒。社会民主党国外流亡组织1935年12月的报道已经提到了，街头募捐和上门募捐“完全变成了拦路抢劫的性质”，1938年1月的报道说，捐款“实际上变成了强索”，“没有人能够幸免”。有流言称捐款不一定能到达接受援助的穷人们手里。冬季援助计划的简写WHW在老百姓嘴里变成了“我们继续挨饿”或者“武器援助计划”（译者注：这两个词组的简写也都是WHW）。有人怀疑冬季援助计划的捐款被用来资助希特勒的战争计划，事实上他们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样一来纳粹政府可以缩减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转而将钱用于军备扩充。希特勒和他的盲从者们称冬季援助计划为“事实上的社会主义”，但我们切不可当真。
这也同样适用于希特勒的另一个承诺，即在“民族共同体”内部，每个德国人不论其出身都拥有平等的升迁机会，让最优秀和最有才能的人最终能走上领导岗位。他在1934年党代会的闭幕词中宣布，国家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条件”，“不计其出身、头衔、地位和财富，让最有才干的人获得合理的优先提拔”。按照希特勒的想法，“机会均等”——希特勒本人从没用过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 他在接受路易斯·P.洛赫纳的采访时说过，他认同美国人的做法，他们并没有“对所有人搞平均化”，而是奉行“等级制的原则”：“只是必须为每个人提供攀登阶梯的机会。”1937年1月初，他在上萨尔茨贝格和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一起午后散步时，他描述了一番自己心目中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上升的通道对每个人打开。不是取决于考试成绩，而是取决于实际业绩…… 彻底取消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建立起一个在业绩基础上的等级制，它必须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财富也将据此集中在某些人的手中。社会主义意味着：让能者尽展其能。”
“让能者尽展其能”，“二战”期间希特勒在元首总部发表独白时也一再提到这个主张。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的大门对有才华的人敞开”。因此必须消除所有的障碍，“我们太重视学习成绩，太重视书本知识了”：“作为最高领导者我本人在运动中积累了伟大的经验。我手下有些高官们曾经是农场工人，今天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公务员。”升迁唯一的标准是“能力”，军队里也是一样。“我评判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是否出类拔萃，不是看他是否出身于无产者阶层，同样我也不会阻止我的老战友们的后代子孙施展自身的才华。”
希特勒宣扬平等的夸夸其谈是一回事，“第三帝国”的社会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诚然出身社会弱势阶层的人有了更多的出人头地的机会，光是国社党及其下属组织与他们庞大的组织结构以及随着恢复普遍兵役制度迅速壮大的国防军已经提供了许多薪酬优厚的新工作岗位。对于1933年之前职业前景黯淡的新一代年轻人来说，未来能力将重于出身和等级的承诺极具吸引力。大学毕业生们获得了事业飞速发展乃至平步青云的机会，因此他们的干劲大增，整个社会显得生气勃勃。尤其是向上的流动性又赋予了国家社会主义“现代魅力”。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希特勒并非莱纳·齐特尔曼（Rainer Zitelmann）所说的社会革命家。阶级界限和阶层壁垒逐渐变得可以穿透了——但是并没有被打破。种族主义的纳粹国家根本谈不到机会均等；这方面的社会现实也远远落后于高调的宣言。但是宣传值得注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给人一种社会平等的感觉”，仅这一效果已足以巩固希特勒的救世主地位，并且增强了人们对希特勒政权的感情。
简单地说，希特勒的“民族共同体”并非纯粹的臆想，也不是骗人的假象，但从现有的产权关系和资产状况未受任何打击的角度上来说，它也并没有变成社会现实。其激励人心的力量源自于“对未来的承诺……而非对社会现实状况的肯定”。它描绘出一个成型后的未来社会的图像，这个社会并不追求所有人的平等，恰恰相反它建立在源自种族生物学理论的不平等之上。随着“民族同胞”的一体化整合同时还产生了对所谓“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的排斥。
后者不仅包括政府的反对者和德国犹太人，从根本上说还包括那些不符合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理想的人：肢体残疾者和弱智者，“反社会者”，“酗酒者”，同性恋和吉普赛人。只要事实证明这些人没有“好转的可能”，他们将被按照种族卫生的《特殊治疗法》加以处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卷中已经提出，必须将注意“保持种族血统的纯粹性”作为未来种族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更确切地说：“只有健康的男女才可生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将使用“最先进的医疗手段”，“宣布某些明显有病的或者有遗传性疾病的人”不具备“生育能力并且在现实中实施强制绝育”。与此同时，“有意识有计划地促使更健康的种族血脉传人生儿育女”。希特勒在1933年之前的演讲中一再提出这些要求。譬如说在1929年的党代会上他拿历史上的斯巴达举例，称其为“有史以来最清醒的民族国家”，斯巴达人“有计划地执行了种族法”，而魏玛共和国在卫生和社会政策方面却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例子，受“现代人道主义的愚蠢思想”引导，“以牺牲健康者的利益为代价保护体弱者”：“我们慢慢把体弱者抚养长大，而杀死了那些强健的人。”“民族体的重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
这个计划其实并不新鲜。希特勒无非吸取了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优生学研究的发展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一些思想。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失血之后，它们在医生、精神病医师、科学家还有政治家乃至社会主义者当中再次有了很大的市场。“最优秀的人牺牲了”，“劣等人存活下来”并且被战后的“福利国家”宠坏了，魏玛共和国有关优生学的讨论中充斥着诸如此类的论调。1920年刑法专家卡尔·宾丁（Karl Binding）和精神病医生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出版了一本名为《授权毁灭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的书，他们在书中要求德国人效法杀死病弱婴儿和老人的斯巴达人：“同情只适用于对待生活中的精神死亡者或者与人临终告别时的情感；没有痛苦的地方，也就没有同情。”
1932年7月，普鲁士州卫生局讨论了一项法律草案，它将为所谓有遗传疾病的人的自愿绝育开辟道路。同年，医生代表也敦促实行优生绝育，一方面为了应对“德国人遗传基因日益劣化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了减轻“社会公共福利的负担”。国社党上台之后为鼓吹种族优生政策的人开了绿灯。1933年7月14日，内阁通过了首次宣布允许因优生学原因实施强制绝育的《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虽然副总理巴本主张不要强制执行，应该以本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但是希特勒冷冰冰地驳回了他的异议：法律所规定的医学手术“只是一个小手术，当我们考虑到，有遗传性疾病的人在大量地生儿育女，而几百万健康的儿童却无法出生，那么它从道义上来说也是无可指责的”。鉴于德国正在与梵蒂冈进行契约谈判，这部法律11天之后才对外宣布；193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夺权”一周年的纪念日，希特勒在对国会的演讲中提到了对“由于遗传基因从出生伊始注定对种族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人群”采取的“真正革命性的措施”。
根据1933年7月14日的法律，凡是依据医学经验其后代很有可能患有严重的身体和精神遗传性疾病的人，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使其失去生育能力（进行绝育）”。法律规定的遗传性疾病包括先天性低能，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癫痫，舞蹈病，遗传性失明和失聪，严重的身体畸形和酗酒。绝育申请既可以由本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提出，也可由官方医生或医院、疗养院和养老院的院长提出。新成立的由一名法官和两名医生组成的遗传健康法院负责每一起案例的审判工作。随着新法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将强制绝育吹捧为慈善和爱心行动”的宣传运动。在90%的案例中，法院同意绝育申请。截至“二战”爆发之前，共对290 000到300 000人进行了绝育，其中一半是被诊断为“先天性白痴”——一个很有弹性的医学术语——的受害者。通过强制绝育，纳粹政府掌握了将该优生计划扩展至各种边缘群体和用五花八门的方式制裁社会越轨行为的工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很有道理地将由此开始的过程称为1939年之后“安乐死行动的测试阶段”，“民族体疗法”因“其致命的灭绝手段”带来了最极端的后果。
首先犹太裔少数民族不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1933年3月底，希特勒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抵制犹太人商店，随后4月份公布了歧视性的法律，它们对从法律上和在社会上隔离犹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此后一段时间纳粹政府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克制。希特勒在1933年9月底的国家督察员会议上解释了原因：“作为总理，我宁愿循序渐进地处理德国犹太人的问题，首先创建公民法，在此基础上日渐严厉地处置犹太人。我们必须迅速采取严厉的措施镇压犹太人煽动的抵制活动（原文如此）。外国人主要议论犹太人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由于犹太人在某些国家影响力很大，最好不要给他们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希特勒没有进一步推行反犹的法律，并不仅仅出于外交上的顾虑。1933年7月他宣布夺权的革命阶段结束之后，他希望遏制冲锋队肆无忌惮的暴力活动。“第三帝国”第一轮反犹浪潮在1933年下半年平息下来。
当然犹太人继续在经济界、社交界和文化界暗中受到排挤。在外省、小城镇和农村，对犹太人商店的抵制和针对犹太人的日常暴力并没有停止，反而有增无减。很多地方和旅馆的大门外可以看到“此处不欢迎犹太人”和“犹太人不许入内”的横幅和标牌。袭击犹太人教堂、亵渎犹太人墓地、打碎犹太人商店和住宅的窗玻璃等行为变成了家常便饭。犹太人在街上遭到辱骂、侮辱和殴打。“除了逃走了的，所有的犹太人都生活在无限的恐慌中”，一份来自法兰克贡岑豪森的报道说。1934年3月此地发生了名副其实的反犹暴乱。
正如米夏埃尔·维尔特强调过的，反犹行动为外省过激的国社党积极分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活动舞台，让他们能在当地社会里严格地划出种族主义界限，孤立犹太邻居，同时羞辱那些继续在犹太人商店购物和继续与犹太人来往的“民族同胞”。地方上的警察一再陷入到窘境，一方面他们必须行使国家公权力，另一方面又怕得罪他们熟悉的当地反犹主义闹事头目。如果警察不得不到场的话，他们经常迟到很长时间，他们基本上不逮捕闹事者，反而逮捕受害者。“由于害怕国社党，地方警察局不敢全力以赴地对付圣诞节前夕尤为严重的袭击行动”，1934年12月卡塞尔地区国家警察局的报道中说。
1935年春季，反犹骚乱进一步升级了。除了抵制犹太人之外，地方上的纳粹团体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展开了反对所谓“亵渎种族者”的运动。被怀疑有恋情的犹太男人和非犹太女人被拉去“游街”并当众受到侮辱。“第三帝国”全国各地都可见到张贴着最新一期反犹煽动刊物的“先锋报栏”，其中充斥着以所谓“亵渎种族”轰动事件为卖点的报道。此类刊物还经常公布一直光顾犹太商店的“民族同胞”的姓名和地址。“‘先锋报栏’周围总是挤满了人”，一份从东普鲁士发到犹太教公民总协会的报告称。“这份刊物和其中的照片对公众有着莫大的影响力，因此老顾客们完全被吓坏了，他们再也不敢去犹太商店买东西了。”要求人们断绝与犹太邻居的商业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大，只有少数德国人能鼓起对抗的勇气。许多犹太人试图尽量保持低调，避免抛头露面。“上街也不是什么享受了”，被迫退休的布雷斯劳高级文理中学公职教师威利·科恩写道。“到处都能看到先锋报栏登载的令人作呕的文章。我感到奇怪，当这个民族被如此煽动时，居然还没有进一步发生比目前更严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