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突然袭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党代会上发表纪念“纳粹夺权”四周年讲话时宣称，“作为一个拥有平等国际地位的国家，德国意识到了它在欧洲的使命，从现在开始它将忠诚地协同各国解决困扰我们和其他欧洲民族的问题。”这个独裁者有充分的理由在外交领域暂时偃旗息鼓。因为前几年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他让德国逐步地摆脱了凡尔赛体系的束缚，让德国恢复了外交上的行动自由。他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和平政治家，一方面又不断制造既成事实，以这种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愚弄西方列强，搞得他们措手不及。利用对德国极其有利的国际形势，他大力扩充军备，却没有招致德国所担心的《凡尔赛和约》签约国的干涉。于是德国安然度过了有风险的阶段；它又重新拥有了欧洲大陆上装备最先进、战斗力最强的军队。“现在我们又一次成为世界强国”，1937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宫廷啤酒屋举行的建党传统纪念活动中宣布。
但这位独裁者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虽然与前两年不同，他在1937年春季放弃了出其不意的周末外交行动——“从4月到现在希特勒不再搞突然袭击了”，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有些诧异地评论。但是在所谓克制的烟幕弹后面他正在为根本性的转变做铺垫：从修正政策到扩张政策。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对圈内人明确地表示，废除《凡尔赛和约》对于他来说只是阶段性的目标。他所有计划的终极目标依旧坚定不移的是“占据东方的生存空间”。1936年6月初，经过与希特勒的一番长谈之后，戈培尔在日记中描述未来的德国外交政策：“元首预见到远东即将发生冲突，日本将要痛殴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将会摇摇欲坠。然后属于我们的伟大时刻到来了。为了百年大计，我们必须占领新的土地，希望我们能够完成伟业，希望到那时元首还健在。”
当然他的这些想法不宜外泄。此时希特勒还处于韬光养晦阶段，暗中窥伺着实现他的长远目标的机会，在德国公众和世界人民面前，他还戴着和平政治家的假面具。1936年7月11日，德国和奥地利签订的协定具有代表性。在协议的公开部分，德国政府表示承认奥地利联邦共和国的完整主权，并且遵守不干涉奥地利内政的原则。作为回报，奥地利承诺将依照“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国家”的事实制定国策。而在协议的秘密部分，这个阿尔卑斯共和国必须答应慷慨大度地特赦被捕的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者，并允许“所谓‘奥地利全国反对党’的代表人物参与政治事务”。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士尼格以为通过让步能够获得国家独立的保障，希特勒却只是把协议看作推动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国内夺权的工具。目前他不能让自己的外交行动受到“奥地利问题的拖累”，他对奥地利的党徒们做出指示，“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制定政策。在此期间奥地利的国社党员必须规规矩矩。”
德奥协定签订两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做出了一个公然违背他平时的和平言论的决定。1936年2月，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在西班牙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获胜。7月17日，驻扎在西属摩洛哥的军官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的率领下发动反对民主政府的叛乱。但是叛乱者缺少将军队运送到欧洲大陆的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佛朗哥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助。国社党海外组织的两个成员阿道夫·朗根海姆（Adolf Langenheim）和约翰内斯·伯恩哈特（Johannes Bernhardt）充当了他们的信使。7月24日晚上，他俩在一名西班牙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柏林。外交部冷淡地拒绝了信使的要求，元首副手鲁道夫·赫斯却把消息通报给了正像往常一样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希特勒。
西班牙军事政变的消息7月19日已经传到了拜罗伊特。“希望他们能狠狠地和赤色分子干一场”，是戈培尔听到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接下来的日子，他们试图得到有关战争全局的讯息。希特勒请求16岁的沃尔夫冈·瓦格纳（Wolfgang Wagner）把他在学校里用的地图拿来，这样他可以了解西属摩洛哥的首都德土安（Tetuan）究竟在哪里。不断传来的消息表明，叛军的处境不太妙，共和政府控制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德国驻马德里的大使于7月25日发出警告，西班牙即将爆发内战，共和军将会获得内战的胜利：它将“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内长期的统治地位，并有诞生西班牙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在外交方面，西班牙将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与法兰西-俄罗斯阵营建立牢固的关系”。7月 25日晚上，看完瓦格纳的歌剧《齐格弗里德》的演出之后，希特勒接见了佛朗哥的特使，经过几个小时的会谈，他同意向他们提供帮助。作为第一项措施，他派出20架Ju 52型运输机，同时派出6架歼击机护航并提供高射炮保护。通过德土安-塞维利亚的空中通道，佛朗哥将其麾下的西班牙驻非洲军团约13 500名士兵运送到了安达卢西亚地区。
希特勒做出决定之前没有和外交部通气，他也无视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最初对引起国际纠纷的担忧。关于他的动机有诸多猜测，看起来战略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兼而有之。1936年6月，社会党人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领导下的法国人民阵线上台，希特勒认为他对“布尔什维克的世界威胁”不断发出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假如真的出现了西班牙共产主义政权，在法国目前的局势下，法国将在短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化，然后德国将被‘包围’。”他向里宾特洛甫解释他做出决定的原因。“德国被夹在东方强大的苏维埃阵营和西方强有力的法兰西-西班牙共产主义阵营之间，一旦莫斯科对德国有所图谋，我们只能束手待毙。”反过来，如果他们帮助佛朗哥取得胜利，西班牙很有可能变成“第三帝国”的盟友，从而对法国形成两面包抄的合围之势。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共同干涉西班牙内战拉近与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此外戈林还有两个想法：一是西班牙可以成为检验他建立的年轻德国空军的理想试验场；二是作为四年计划专员，他想从西班牙获得铁矿石和黄铁矿等重要的战略物资。
为了将外交上的麻烦降到最低限度，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直装出事不关己的假象。起初德方似乎想让干涉行动局限在一定时间和物资帮助的范围内。至少戈培尔在希特勒做出决定后的第二天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限地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为佛朗哥）提供了飞机等等。不会引人注目。谁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呢。”但是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军事行动逐渐升级。德国人不仅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其他战略物资，1936年10月底，在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少将的率领下，后来被称为秃鹰军团（Legion Condor）的空军特遣队共6500人被派遣到西班牙。1937年4月26日，他们对巴斯克城市格尔尼卡（Guernica）发动空袭，造成1600名平民死亡，900人受伤。德国政府立即否认参与了空袭，但是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格尔尼卡成为现代空袭战的恐怖象征，1937年，首次在巴黎世博会西班牙馆中展出的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名画让世人永远地记住了它。
几个星期之后，又发生了一起更加严重的事件。5月29日，西班牙共和国军的飞机轰炸了停泊在伊维萨岛锚地的“德国号”装甲战舰。23名水手死亡，70人受伤。次日晚上，希特勒把布伦堡、诺伊拉特、雷德尔、戈林和戈培尔召集到总理府。“在元首那里待到半夜3点”，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他在房间里大踏步地来回踱步，气得咬牙切齿”。最初希特勒在盛怒之下想轰炸瓦伦西亚港作为报复，后来他改了主意，让同样被派遣到地中海执行任务的“舍尔上将号”炮轰阿尔梅利亚海港。此次袭击造成21人死亡、多人受伤，许多房屋被摧毁。“元首对结果非常满意”，戈培尔6月1日记录，两天之后他再次强调，“元首依旧满脑子装着阿尔梅利亚港……新帝国第一次展示力量。它对帝国所有的敌人发出了警告。”德国政府以“德国号”遭到袭击为借口，退出了在伦敦成立的不干涉委员会，反正它已经没法再拿参加委员会当作骗人的幌子了。6月17日，阵亡的德国号水手在威廉港隆重落葬，希特勒参加了葬礼。
西班牙内战拖延的时间比纳粹领导人预想的时间更长。虽然到1936年底西班牙国民军几乎占领了一半国土，但是在欧洲各国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支援下，共和国军进行着激烈的抵抗，一再击退敌军的进攻。“西班牙战事没有取得进展。元首已经不再相信法西斯西班牙了。因为佛朗哥只是一个将军，他没有支持他的运动撑腰。他顶多做一个泽克特（译者注：汉斯·冯·泽克特，德国军事家，纳粹国防军奠基人）。”戈培尔在1937年7月写道。也许希特勒对佛朗哥的军事才能感到失望，但西班牙旷日持久的内战也正中他的下怀，正是因为它吸引了列强的注意力，德国才在中欧有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
德国对西班牙的干涉行动拉近了它与意大利的关系，希特勒曾经支持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用兵，从那时起两国已经开始接近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关系继续升温；我有了不祥的预感。”1936年7月底，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注意到。两个大国在秘密会议中商定对佛朗哥提供军事帮助。意大利多派了80 000人的军队，干涉力度远远超过德国。哈塞尔还断言：“两个隐秘盟国之间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虽然正是由于其隐秘性而并不简单。”双方也加强了外交接触。墨索里尼对德奥协议表示非常满意，9月份，帝国部长汉斯·弗兰克向意大利“领袖”和他的女婿——新任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Graf Ciano）传达了希特勒邀请他们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诚意。
1936年10月21日，齐亚诺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来到柏林。访问的第二天，他在外交人员事先议定的协议上签了字，按照协议双方有如下义务：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进行合作，尽快承认佛朗哥政府，协调两国在多瑙河流域的利益。10月24日，希特勒在贝格霍夫接见了意大利外交部长。“领袖一直对希特勒怀着由衷的好感”，齐亚诺告诉希特勒，希特勒显然受宠若惊，他回答说，墨索里尼乃是“世界政治家之翘楚，其他人远远比不上他”。他们在贝格霍夫一楼办公室里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希特勒积极推动德意联盟，目的是逼迫英国做出妥协或者共同压制它。在三四年内，最迟在五年之内，德国将做好战争的准备。德意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意大利的未来在地中海地区，而德国将放手向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拓展。会谈结束之后，希特勒把他的意大利客人领到大客厅的大窗户前，从那里望出去能看到奥地利山区的壮观景色。他解释说：“我从这里能通过望远镜看到我的德意志祖国的一部分领土，萨尔茨贝格！”
希特勒向意大利人婉转地暗示，他决不会放弃对自己的“故乡”奥地利的野心。但墨索里尼依旧对此次访问非常满意，自从陶尔斐斯被害以来这是意大利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1936年11月1日，他在米兰大教堂广场发表讲话，盛赞德国和意大利取得的谅解。他宣布，“柏林罗马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所有有着合作与和平意愿的欧洲国家都能以其为轴心进行活动。”从此，“轴心”一词进入政治词汇表。但和平意愿是这对新的合作伙伴最不关心的事，它们倒是想联合起来彻底改变欧洲的现状。当然，随着阵营的固化——这边是西方民主国家，那边是独裁的轴心国——墨索里尼越来越依赖于经济和军事比本国更强大的德国。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1928年撰写的第二本书中已经把与意大利结盟看作外交上的目标。他心目中另外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是英国。但自从1935年6月签订海军协议以来，德国和英国的关系却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希特勒对冷漠的大不列颠频送秋波。例如1936年2月初，希特勒在总理府中接见了英国前航空大臣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他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坦率地告诉勋爵，他“想和英国建立亲密的友好关系”。“在世界大战中，当我作为普通士兵与英军作战时，我时常想到，这实在太疯狂了，我们居然拿起武器与本来是我们的民族同胞的人打仗。”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再次重演，不管两国有什么分歧，诸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等问题。陪同丈夫访问德国的伦敦德里夫人后来在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对希特勒的热情款待表达感谢：“印象深刻一词无法形容我的感觉，我是感到惊讶。您和德国让我联想到《圣经》中的创世纪历史。”
但是英国贵族圈里某些人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与英国的官方政策不能混为一谈，英国政府始终坚持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原则，并不愿意按照德国的愿望签订双边协议，它感兴趣的是把“第三帝国”纳入集体协议的体系。1936年5月，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弗里茨·黑塞（Fritz Hesse）报告说，“欧洲大陆的人认为英国会放弃集体安全和国联”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希特勒依旧死抱着他既定的理想外交格局不放。1936年8月，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接替去世的利奥波德·冯·赫施（Leopold von Hoesch）成为新任德国驻伦敦大使，希特勒在送他启程的路上说：“里宾特洛甫，给我带来和英国的同盟！”当然，没有人比这个虚荣的业余外交家更不适合完成“元首”的重托了，里宾特洛甫到任后不久，英国人就送了他一个“惹祸精”的绰号。1936年10月底，他初来乍到后发表了一通演说，毫无外交策略地亮出底牌：“让德国在东欧放手大干怎么样？反正布尔什维克是必须铲除的世界瘟疫，德国的目标是苏联。为了保证在东欧的行动自由，希特勒愿意和英国缔结任何形式的盟约。”让希特勒在东欧为所欲为，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必将建立起无可争议的霸权，这是英国政府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早在1936年11月，希特勒已经对英国的态度感到失望了。“元首对英国有诸多抱怨。它执意拒绝我们。英国领导人缺乏直觉。”戈培尔在日记中评论。在这一点上希特勒受到了里宾特洛甫报告的影响，里宾特洛甫毫不掩饰他对英国人日益增长的厌恶感。英国的王位风波更强化了他们对英国的恶感，爱德华八世因想娶离婚两次的美国女人华里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而招致反对，最后风波以1936年12月爱德华八世退位告终。正如希特勒一再强调的，这位亲德君主的退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可以肯定，德国通过他能与英国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有他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对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说过。1937年10月，他在上萨尔茨贝格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盛情款待是他看重对方的自然流露。但这个独裁者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对国王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缺乏正确的认识，他错认为爱德华八世真的能改变英国的外交路线。
虽然希特勒还没有彻底放弃与英国结盟的想法，但是他现在开始寻找替代者了。此时远东强国日本进入了德国政界的视野。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协议的公开部分，双方承诺“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就必要的防御措施进行磋商并通过紧密的合作贯彻实施”。可以共同邀请第三国“本着此协议的精神采取防御措施或者参加本协议”。在“秘密的补充协议部分”，德国和日本保证“在任何一方受到苏联无端攻击或者无端的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另一方采取善意的中立立场。此外“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可与莫斯科单独缔结“与本协议精神不符”的政治条约。里宾特洛甫极力怂恿希特勒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并且有意越过了传统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德国外交部。1936年10月底，他在上萨尔茨贝格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当时恰好在上萨尔茨贝格做客的戈培尔写道：“他刚与日本签署了一个条约——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盟约。它将在三个星期之后发表，到时候整个局势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麦子开始成熟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宣传部部长所预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和东京并没有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新的联合只是一次“犹疑的结盟——两个迥然不同的兄弟之间的外交吻颊礼，让他们觉得有在小范围团结合作的必要”。
1937年，中欧笼罩在虚假的平静中。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思考下一步的外交行动。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记录揭示了——在国内推行“犹太政策”的同时——他怎样逐渐走向激进的对外政策。1937年1月底，他在总理府的午餐桌边纵论天下大势，他说他希望“到发动决战还能有6年的时间”。然后他立刻又补充说，“如果天赐良机，他也不愿意白白错过”。一个月之后他再次强调，他期待着“5～6年之后爆发大规模的世界冲突”，这句话意指彻底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远景，就如同目前的欧洲格局诞生于1648年德国三十年战争一样。“他将在十五年之内取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辟宏伟的前景。在未来的斗争中，德国或者将取得胜利，或者将不复存在。”胜利或者灭亡——威廉帝国精英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座右铭，其荒谬的行为逻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前二等兵和目前欧洲最有权势的男人。他的盲目崇拜者戈培尔又一次感到欢欣鼓舞：“他的前景规划一如既往的伟大而富有独创性。他以先知的洞察力看待历史。”
如上文提到的，希特勒长远的外交计划与他宏伟的柏林建筑规划密不可分，1937年春季，阿尔伯特·施佩尔被任命为帝国首都建筑总监之后，柏林建筑计划已经开始启动。3月中旬，希特勒和戈培尔做中宵长谈，他陶醉地谈起自己对未来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的种种构想，同时他提到德国想侵略的头两个目标：“他谈到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应该把这两个国家整合为自己的国土，而且我们也能得到它们。”希特勒没有透露合并这两个国家的具体时间，但是他明确地表示，鉴于目前已经达到的军备水平，那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元首再次创造了扩充军备的奇迹”，4月10日戈培尔评论，“现在我们在西线也基本安全了……他通过绝妙的冒险行动创造了奇迹。那时军方根本就无法理解他，因此这一奇迹越发显得伟大！”1937年8月初，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希特勒明确地支持《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合作伙伴：“中国军事力量相当薄弱，日本将压着中国打。这样也好，日本对付莫斯科时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独裁者立刻又把话题转到他自己的侵略目标，“元首将要清算奥地利问题，然后干到底。这个国家本不是一个国家。它的人民属于我们，它也将回到我们中间……捷克也不是一个国家，它终有一天将会被占领。”
在1937年这一年里，希特勒愈来愈清晰地看到了纳粹德国首要的侵略目标，与此同时他逐渐放弃了与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理想模式。1937年5月初，劳合·乔治的前私人秘书和后来的英国驻美国大使菲利普·洛锡安勋爵（Philipp Lothian）访问柏林，他明显感觉到了气氛的改变。他汇报说，希特勒和戈林抱怨“最终是英国妨碍了德国获得在世界上应有的正当地位”。德国领导人扪心自问，为何英国不推行英国政策，反而实行反德国的政策？按照希特勒一厢情愿的看法，所谓推行英国政策显然意味着英国赞同德国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主张。1937年5月底，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接替同样是保守党政治家的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柏林政府对张伯伦的新政府也没有寄予多少希望。虽然与前任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相比，新任英国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更愿意倾听德国人的意见，但是英国的基本对德政策保持不变。张伯伦采取绥靖政策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于弥补英国和“第三帝国”在军备方面的差距。他希望尽可能地维持欧洲和平，通过让步安抚德国的独裁者，同时遏制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张伯伦也不愿意让纳粹德国在东欧肆意妄为，但是他对希特勒的决心估计不足，希特勒根本不想要合理的利益均衡，也不想遵守任何协议。
虽然希特勒在1937年7月初表示“在伦敦一切都还尘埃未定”，但实际上他此时已经放弃了他最心仪的英德结盟的想法。他在总理府的午餐桌边极其轻蔑地谈起“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它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大英帝国即使不算走下坡路，也已是停滞不前。”戈培尔总结希特勒的发言。从1937年夏季开始，希特勒更加重视柏林-罗马轴心。“现在他完全寄希望于意大利。也许有点过分了。不要忘记英国。”宣传部部长提醒说，他感觉路线改变得太突兀了。墨索里尼热情回应德国人的进一步示好。1937年6月初，在维尔纳·冯·布伦堡访问意大利期间，意大利“领袖”表示他想在秋季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4日，外交部新闻处公布了消息。“墨索里尼即将访问德国的消息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当然了！它是极为重要的事件。”宣传部部长评论，在接下去的两周里他忙着安排这次国事访问的接待工作。
9月25日，约10点左右，墨索里尼的专列抵达慕尼黑总火车站。希特勒和一大群穿着军装的随从人员已经在此迎候了，只有戈培尔“光秃秃”地站在人群里。德国总理用双手紧握客人的手表示欢迎，随后陪同他来到下榻的卡尔亲王宫。过了一会儿，他在附近的私人宅邸接待了墨索里尼，两人谈了约一个小时。翻译人员保罗·施密特根本无须翻译，因为墨索里尼又像上次在威尼斯一样用德语和希特勒交谈，因此他有时间观察两位独裁者并把他们进行了一番比较：“希特勒有些萎靡不振地坐在桌边。当他说话说到激动时，那缕漫画家们酷爱的发绺从高度适中的额头垂落下来，突然间给人某种不修边幅的波西米亚人的感觉……坐在他对面的墨索里尼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类型。他端正地坐着，身板挺直，说话时臀部扭来扭去。他恺撒式的头颅仿佛是古罗马人的翻版：宽广的额头，宽阔的嘴巴，坚实有力、有棱有角、向前突出的方下巴，仿佛是原汁原味的古罗马人……在慕尼黑，墨索里尼简洁清晰的思想表述方式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不说一个字的废话，他的发言可以当场打印下来。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笑也完全不同。希特勒的笑里始终含着嘲讽和挖苦的味道，从中透露出早年的失望和压抑的野心。而墨索里尼则是无忧无虑地放声大笑，那是一种纵情的笑，显示出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墨索里尼封希特勒为“法西斯民兵组织的名誉下士”，作为回报，下午希特勒回访时授予墨索里尼饰有国家鹰徽的大铁十字勋章和纳粹金质党徽。他还亲自陪同墨索里尼参观德国艺术之家的艺术展。德国独裁者最急于向意大利来访者展示的是德国现已达到的军备水平。晚上他们登上专列，去观看在梅克伦堡举行的军事演习。次日他们去参观克虏伯工厂。“穿越埃森地区的无与伦比的凯旋之旅”，戈培尔写道，“数十万人前来欢迎，墨索里尼深受感动。空前热烈的鼓掌和欢呼。”
9月27日下午，柏林欢迎国宾的盛大仪式令上述的一切黯然失色。进入帝国首都的场面被设计得独具匠心：当墨索里尼专列快行驶到施潘道地区时，希特勒的专列忽然出现它的旁边，两列火车齐头并进了几公里，即将开进黑尔街火车站时，希特勒的专列突然加速，于是德国独裁者第一个进入火车站，站在站台上向他的同事大力挥手致意。“就像童话里兔子和刺猬赛跑一样”。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巴黎广场和威廉大街被布景师巴诺·冯·阿伦特（Benno von Arent）变成了巨大的舞台，“有塔门、有象征罗马权威的束棒、有巨大的雄鹰形象、有卐字标志，还有打成皱褶、团成球和打成艺术结的意大利和德国国旗颜色的彩旗” 。
当晚希特勒在总理府举办盛大国宴款待墨索里尼。他在祝酒词中称赞“领袖”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天才缔造者和新帝国的创建者”。而墨索里尼则称希特勒为“让德意志民族重新意识到自身伟大的斗士”。9月28日，墨索里尼访问柏林军械库，拜谒了腓特烈大帝的墓地，还参观了波茨坦的驻军教堂。然后他去参加戈林在绍尔夫海德宫举办的宴会。访问活动的高潮是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和附近五月集会场举办的晚间集会，数十万柏林市民参加了集会。戈培尔致欢迎词之后，希特勒上台发言，他赞美了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墨索里尼用德语致答词，因为他的口音太重，观众们很难听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暴风雨已至，倾盆大雨落在奥地利匹克体育馆场地上，对于弗兰索瓦·庞塞特来说，它“预示着即将淹没欧洲的血雨”。当然这位法国大使时隔多年后才能有此体悟。柏林人的玩笑话少了几分戏剧性：“既然大家不断喊着‘泼水，泼水’，老天爷无可奈何，只好泼水啦！（译者注：德语中Deustsche“德国人”类似于Dusche “淋浴、泼水”的发音）。
图64：墨索里尼对柏林进行国事访问，1937年9月27日
9月29日上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再次和他一起检阅了国防军各军种方队。墨索里尼非常欣赏走正步，他回国之后在意大利军队中推广了正步，并取名罗马步（passo romano）。下午，希特勒在莱特车站送别意大利客人。“大家都很严肃和伤感”，戈培尔描述戏剧性的一幕，“两个男子汉走到了一起。火车驶离了车站大厅，墨索里尼还在频频挥手致意。”当晚希特勒告诉他的女友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国事访问的整个过程让他非常高兴”。深夜，送墨索里尼回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电话里告诉希特勒，“领袖”的专列已经在基弗斯费尔登穿越国境线，希特勒松了一口气，他一反常态地宣布要喝一杯香槟酒，“万事大吉，一切顺利”。墨索里尼也对此次出访的结果十分满意，他兴奋地对妻子说：“那是个了不起的组织。德意志民族是个非同凡响的民族。以此为后盾，希特勒敢于做任何事情。”
但这次访问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五天内几乎没有讨论严肃的话题。谈到奥地利问题时，意大利人有意避而不答。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只是做出了将来要紧密合作的承诺。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几个星期之后，它宣布退出国联。更重要的是，不同于1934年在威尼斯的会晤，这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私人关系变得亲密了 。“谢天谢地，他们这一回也建立起了私交”，戈培尔评论，虽然在后来的岁月里，希特勒对“领袖”有些失望，但是他始终对墨索里尼怀着异乎寻常的好感。他在元首总部发表独白时还称其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他在“意大利有何事做不成”！这个很少表露感情的人有一次承认：“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我很喜欢他本人！”
早在政治上崛起的阶段，希特勒就一直表现出对自己十有八九将会早逝的担忧。这也是他急不可待想实现目标的原因。1937年秋季，在修订政策转变为扩张政策的阶段，时不我待的感觉已经发展成了强迫症。因此10月底他在一次秘密讲话中对党内的宣传干部们宣布：“从个人角度说，我已经时日无多了。”因为“他的家族普遍短命”。在他的有生之年，有必要尽快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生存空间）。希特勒的话暗指受命于天的领袖人物具有独一无二性：只有他能解决生存空间问题，“以后的世世代代再也没有那个能力了”。
在时间紧迫感的驱策之下，他向军队高层和政府要人宣布了他前几个月里拟订的外交计划，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和戈培尔曾经不断地交流意见。1937年11月5日下午16:15，希特勒在总理府召开会议，与会者除了国防部部长布伦堡、陆海空三军司令弗里奇、雷德尔和戈林之外，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和国防军元首副官霍斯巴赫也参加了会议。后者留下了唯一一份关于这次绝密会议的记录，在纽伦堡审判中它成为证明主要战犯“阴谋反对和平”的关键罪证。这次会议的直接诱因是陆军、海军和空军有关稀缺原料分配额的争议。尤其海军上将雷德尔指责戈林无耻地利用四年计划专员的身份，以牺牲海军为代价推动空军的建设。布伦堡与海军总司令商议后决定，让希特勒对他们由来已久的争执做出裁决。
但是希特勒避免——如他通常对待各部门的竞争和亲信的职权之争时一样——做出决定。他反而借此机会发表了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向在座的先生们透露了有关德国外交形势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基本思路”。他特别指出，一旦他离世后，他的讲话“可以被看作政治遗嘱”。希特勒回顾了他在1933年2月3日对军方的讲话中谈到的“未来中心任务”：“有着紧密团结的民族核心”的8500万德国人有权利“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解决“生存空间危机”成为德国政治家的中心任务。在他否定了作为对外扩张的生存空间政策的几种替代性方案之后，希特勒总结说：为了保证德国人能养活自己，“必须在欧洲寻找必要的空间，而非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观念去剥削殖民地……原料产地也必须更加便利地紧挨着欧洲的帝国，而非到海外去寻找”。独裁者明确地告诉其听众，“只有突破阻力和敢冒风险才有可能拓展生存空间”。
对于军方高层领导人来说，关于“占领更大的生存空间”之必要性的一席讲话在实质上没有什么新鲜内容，虽然他们可能始终对实施的力度估计不足，可是，希特勒在讲话的第二部分谈到了他眼中1937年秋季的欧洲政局，这下子大家要注意侧耳倾听了。希特勒头一次指出，德国“把法国和英国看作可恨的敌人”，“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盘踞在欧洲的强大德国犹如眼中的芒刺”。希特勒是从他与英国和谈努力的失败中得出的结论。就像之前他对戈培尔表露过的，他对潜在的敌人表示不屑：大英帝国内部已经腐朽，“无法再长久维持强权政治”。法国由于“国内的问题”也被削弱了。但是他明确表示，他现在选择的“暴力路线”绝非是“没有风险”的。因此他援引腓特烈大帝的征战和俾斯麦的“统一战争”为先例，他们曾经同样冒着巨大的风险。
依照先贤事迹的昭示，希特勒也准备冒险一搏。在他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什么时候动手？”和“具体怎么做？”之后，他过渡到了讲话的最后一段。独裁者描绘了三种情况：他把1943—1945年定为动手的最后期限（“第一种情况”），因为“过后局势会变得对我们不利”，其他强国将会赶上德国在军备方面的领先地位。此外希特勒还认为“运动及其领导人将变得衰老”，这里他再次暗示自己有可能早逝。所以“他下定了决心，在他的有生之年，最迟在1943年至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如果法国的社会矛盾发展成“国内的危机”（“第二种情况”），或者法国卷入与他国的战争。因而“法国不敢对德国采取‘敌对行动’”（“第三种情况”），德国有必要提前动手。在以上三种情况下，战争的首要目标都是“打败奥地利和捷克，剪除未来西进行动中的侧翼威胁”。独裁者亮出了所有的底牌，指出了德国扩张战争的头两个目标，自从1937年春季以来他的心思一直围着它们打转。为了避免军方要员提出异议，他还指出，英国乃至法国“很有可能已经不声不响地放弃了捷克，并且能够容忍……德国有朝一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英国不参加对德的战争，法国也不敢对德宣战。
除了战略上的考虑之外，希特勒还从军事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旦爆发战争，捷克和奥地利的合并能让德国军队腾出手“做别的事情”，此外还能再建立12个师。谈到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希特勒宣称，他根本不希望佛朗哥迅速获胜，西班牙内战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并加剧地中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更符合德国的利益，它还可能造成以意大利为一方与以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的冲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希特勒称有可能发生在1938年——德国必须下决心趁机“解决捷克和奥地利问题”。独裁者准备像以往的周末行动那样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捷克的袭击必须“如闪电一样迅速”地完成。
接下去是两个小时的讨论，霍斯巴赫只作了非常粗略的记录，将军们纷纷提出质疑。虽然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兼并奥地利和吞并捷克。即使不认同希特勒基于种族主义思想的“生存空间”理念，但作为深受威廉帝国传统的强权思维熏陶的人，他们也把德国称霸中欧看作值得追求的目标。让他们不安的是，希特勒的急躁冒进可能在欧洲引起新的争端，进而不可避免地升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弗里奇和布伦堡一致认为，“不可把英国和法国看作我们的敌人”。弗里奇断言，即使法国与意大利发生冲突，它依旧有能力在德国的西线纠集重兵。布伦堡不仅指出，德国的“西部防线”未经充分的扩建，还强调指出“捷克防御工事的牢固”，它将会给德国的进攻带来“极大的”麻烦。最后外交部长诺伊拉特还提出异议，意大利—英国—法国的争端并不像元首认为的那样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
霍斯巴赫的记录没有提到希特勒对异议的反驳。他只是再次重申，“他坚信英国不会干涉，因此法国也不敢采取战争行动”。军方高层人士的批评意见主要针对这一乐观的预测。布伦堡虽然疑虑重重，但并没有直接反对希特勒的想法。他在12月初公布的《1937年6月24日国防军统一备战令》的“增补部分”采纳了希特勒一个月之前表达的主要思想，文中说：“当德国在各领域做好战争准备之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并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军事条件即告成熟，德国有能力在其他国家发动进攻时取得战争的胜利。”布伦堡显然错认为兼并捷克即意味着解决了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对于希特勒来说，它只是在东欧发动生存空间战争的前奏。
虽然布伦堡顺从了，但是希特勒依旧能感觉到部分国防军领导人对他的冒险计划持保留意见。听到希特勒的发言之后，受到惊吓的冯·弗里奇立即宣布他将取消向往已久的埃及之行，希特勒曾经以“近期不会爆发冲突”为由劝说他去埃及玩几个星期。虽然我们不能说总理和陆军统帅在11月25日“终于产生了不可修复的裂痕”，但是双方的关系明显冷淡下来。诺伊拉特的态度也让希特勒感到失望，他提醒诺伊拉特，1936年3月进军莱茵非军事区时，外交官们也曾普遍表示担忧。后来诺伊拉特在纽伦堡法庭上说，1938年1月中旬他曾经警告过希特勒，“他的政策将导致世界大战”。“他的诸多计划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也许时间漫长一些”。但独裁者只是答道，“他没有时间了”。无论如何——希特勒已经预料到，他认为可以倚重的军方重要人物和外交部不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在希特勒看来，继经济部长沙赫特被撤职之后，除了裁撤剩余的保守派盟友之外，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利用一个偶然事件，他对国防军和外交部上层进行了大改组。
事情是由一桩结婚丑闻引起的。1937年9月，国防部部长冯·布伦堡在柏林动物园散步时结识了玛格丽特·格鲁（Margarethe Gruhn）。年过花甲、已经做了8年鳏夫的陆军元帅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小35岁的女人。但是她出身平凡，想要和她结婚，布伦堡首先要获得希特勒的许可。1937年12月22日，布伦堡去慕尼黑参加鲁登道夫的葬礼，在葬礼的空隙时间他向国防军最高统帅提出了请求。他称他的未婚妻是一个女速记员，“平民出身的女孩子”。希特勒和戈林都表示愿意做证婚人。他们还向他保证说，国社党正好提倡消除阶级歧视、打破社会偏见。1938年1月12日，两人举行了公证婚礼，只有极少数亲近的人参加了婚礼。除了希特勒和戈林之外，还有布伦堡前妻留下的五个孩子和新娘的母亲。陆海空三军的总司令弗里奇、雷德尔等人都没有被邀请。婚礼过后，新婚夫妻立刻出门度蜜月。报纸上只刊登了短短一行启示：“国防部部长冯·布伦堡于1月12日星期三与格鲁小姐举行了婚礼。元首和戈林上将是证婚人。”
婚礼过后不久，社会上出现了有关布伦堡新婚妻子以往历史的流言蜚语。风月场里的妓女们都在议论：“真是不赖，希望将来我们也能如此走运！”实际上，前几年玛格丽特·格鲁已经成为柏林风化警察关注的对象。1931年圣诞节她拍摄了一组色情照片，翌年成为官方登记的妓女。1934年12月，一名嫖客控告她偷了他的金表。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道夫自然了解她极其不光彩的历史。1月21日，他向国防部国防军局局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将军递交了可作为罪证的个人登记卡和警方档案中的玛格丽特·格鲁照片。因为凯特尔根本不认识布伦堡的新婚妻子，所以他让赫尔道夫去找戈林，作为证婚人戈林无疑能认出她。“这是一个灾难”，据说希特勒手下的第一干将曾经惊呼。
1月24日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住了三天之后返回柏林，戈林在总理府的门厅里截住了他。两人立即匆匆赶往希特勒的私人住所，戈林把“格鲁的全部档案”和色情照片交给希特勒过目。希特勒显然被震惊了，不光因为那些下流照片打击到了他道学家的一面，还因为他当即意识到，丑闻的揭露将对他的个人声誉造成严重的打击。他毕竟是婚礼的证婚人，他担心自己将成为国内外的嘲弄对象，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整整两天时间，独裁者闭门不出，所有的谈话都在他的私宅里进行，而且不像通常那样在餐桌边。“这些举动让总理府的气氛显得阴森森的”，副官比洛回忆说，“由于谁都不了解实情，所有人都感到压抑、担忧和害怕。”
那些天接触过希特勒的随从人员一致认为，这次他没有在演戏，他确实从内心深处被震撼了。除了担心个人名誉受损之外，他还感觉到——正如他对维德曼承认的——错信了他曾经非常敬重的国防部部长。“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个崩溃的人，双手背在身后，不停地摇着头喃喃自语：‘如果一个德国陆军元帅娶一个婊子，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1月25日中午，戈培尔来到总理府，他徒劳地试图让希特勒高兴起来：“紧张的气氛，因布伦堡而产生的难堪局面，目前还未得到解决。元首非常严肃，几乎称得上哀伤了。”上午希特勒和霍斯巴赫私下里谈了这件事：布伦堡让他陷入“最大的窘境”，他在妻子的历史问题上欺骗了他。他感到非常痛心，“不得不失去一位忠诚的同事”——布伦堡“无法再继续担任”国防部部长了。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戈林拿着“格鲁的档案”来国防部找布伦堡，他想劝说布伦堡宣布他的婚姻无效。有人提出建议，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避免公开的丑闻。但是出乎戈林和希特勒的意料，国防部部长不肯听从，他对凯特尔解释说，他对妻子的爱超越一切。戈林已经告诉他，不管他是否与妻子离婚，他都必须辞去原职，这样一来他更容易做出决定。1月27日上午，希特勒最后一次接见已经换上便服的陆军元帅。为了让布伦堡的离职尽量不引人注目，次日他和他的妻子必须离开柏林，以后长时间地住在国外。独裁者专门拨给他50 000马克的外汇。
事情至此还没有了结，因为它无意当中又引起了第二个更严重的事件，后来被作为“弗里奇危机”载入了史册。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49岁生日的晚上，他在与副官恩格尔的谈话中以令人吃惊的坦率披露了1月和2月事件的背景，独裁者保证说：“如果不是国防部部长对他玩了花招，弗里奇的事情绝对不会被翻出来。”因为他“对将军们的信任因布伦堡之事受到了沉重的挫伤”。这番话显然是符合事实的，它反驳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广泛流传的错误观点［经过卡尔-海因茨·扬森（Karl-Heinz Janßen）和弗里茨·托比亚斯（Fritz Tobias）的深入研究才得以纠正］：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上将是一起蓄谋已久的阴谋的牺牲品。希特勒没有料到布伦堡会和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结婚，他也不会有意识地立即铲除1937年11月5日对他提出异议的人。但他利用自己一贯的狡猾抓住了机会，从始料未及的局面中获取利益。正如弗兰索瓦·庞塞特所言，布伦堡-弗里奇双重事件为“那些想研究历史上不可预料因素之重要性的人”提供了丰富的佐料。
1月24日晚上，由于戈林带来的有关布伦堡妻子的消息，希特勒还陷于极度沮丧的情绪中，当他思考着该采取什么对策时，他回想起1936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希姆莱交给他一份警方的案卷，弗里奇被怀疑在1933年底有同性恋行为，还被一个叫奥托·施密特（Otto Schmidt）的男妓勒索。希特勒恼火地拒绝对此事进行调查，还下令毁掉卷宗。但是现在，当布伦堡的所作所为打击了他的信任感之后，他开始怀疑那件事也并非空穴来风。无论如何，在他可能任命陆军最高将领为布伦堡的继任之前，他必须有十足的把握。于是他下令让盖世太保重新建立调查卷宗。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海德里希并没有遵照希特勒的指令，他把一部分卷宗收藏在保险箱里。1月24日至25日的夜里，弗里奇的警方档案已经摆在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
1月25日上午，当希特勒向他的国防军副官霍斯巴赫透露布伦堡事件时，他也透露了对弗里奇的指控并要求对方严格保密：“（弗里奇）上将也必须离职，他受到同性恋的指控。我（指希特勒）手里掌握了案卷，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霍斯巴赫被吓坏了。他只能认为，希特勒想找个借口摆脱让他觉得不快的陆军司令。由于坚信弗里奇的无辜，霍斯巴赫请求亲自去问他本人，但是希特勒坚决反对。副官没有遵照命令，1月25日深夜，他驱车前往本德勒大街弗里奇的公务宅邸，把希特勒的指控告诉了他本人。“弥天大谎！”弗里奇喊道。第二天上午，霍斯巴赫把自己违规报信的事情告诉了希特勒。独裁者似乎“非常平静地”听取了他的汇报，在霍斯巴赫看来，当他描述了上将昨晚的反应之后，希特勒似乎还松了口气：“那么这件事就妥了，弗里奇可以成为部长。”
希特勒又一次证明了他的表演天分。事实上副官的抗命让他感到恼怒，他费了很大力气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独裁者根本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相反，1月26日，总理府笼罩在可怕的气氛里。“罗姆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府危机”，戈培尔评论，“我心烦意乱，希特勒看上去像一具尸体。我非常同情他。布伦堡的行为让我无法理解……现在又是弗里奇违反刑法第175条，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说，那些不是真的。可是谁又能相信呢？”
不管霍斯巴赫还是弗里奇都认为，整件事是针对国防军上层的险恶阴谋。他们怀疑，所谓的原告证人是否真的存在，因此他们要求当面对质。希特勒稍加犹豫之后同意了。晚上弗里奇来到总理府——为了避人耳目，他穿上了便服——霍斯巴赫迎接并告诉他，原告证人已经到了。此前一天，四个盖世太保官员驱车前往埃姆斯兰的博格摩尔刑事犯营，将被关押在那里的勒索犯奥托·施密特解往柏林。“我一定要亲眼看看这头猪！”弗里奇说着冲进了一楼的图书馆，希特勒将在那里主持对话，戈林也在场。
独裁者开门见山地说，他希望听到真相。如果弗里奇真的有同性恋关系，那么他必须和布伦堡一样长期外出旅行；否则就没事了。弗里奇再次声称他是被冤枉的，但是接着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自从弗里奇从霍斯巴赫那里听到对他的指控之后，他一直在思索，到底为何他授人以柄。他回想起，1933年至1934年在执行冬季援助计划时，他曾经为一个失业的希特勒青年团员提供无偿的午饭，那人定期来他的家里吃饭。在希特勒面前，弗里奇有些琐碎地回顾了这段单纯的关系，反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怀疑。现在上将可以查阅有关他的警方档案了，正当他在看档案时，奥托·施密特被带进来了。这个敲诈犯喊着：“啊，没错是他！” 他声称认出了弗里奇。弗里奇再三保证从没见过这个人，还向希特勒发了誓。但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元首宁愿相信一个小刑事犯的证词，也不愿意相信德国最高军事长官的保证！弗里奇被勒令第二天接受盖世太保的审讯。“这一处置”令弗里奇“怒气冲天”，他离开总理府，1月26日晚上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正式的病假单：“在我受损的名誉得到恢复之前，我决不会执行任何公务。”
1月27日上午，审讯在盖世太保总部进行，弗里奇再次与奥托·施密特当面对质。敲诈犯在严厉的盘问之下依然坚持自己的指控，而上将激烈地予以否认。最终双方各执一词。“天知道到底谁对谁错！”戈培尔评论，“但总之这个局面太不像话了。以后还要继续调查。无论如何弗里奇必须走人。”宣传部部长注意到，希特勒“变得沉闷阴郁”，他取消了1月30日例行的国会讲话和预定的内阁会议。1月28日，他粗暴地解除了霍斯巴赫的职务。希特勒不能原谅他违抗自己的命令。
由于盖世太保也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希特勒授命司法部部长做一个“弗里奇事件”的司法鉴定。“见鬼的情况”，戈培尔评价，因为无论专家们持什么意见——“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1月底，法律鉴定书完成了，它是由居特纳的个人助理、高级公务员汉斯·冯·多南伊（Hans von Dohnanyi）撰写的。这份鉴定书对弗里奇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其结论是“无法有力地反驳对他的指控”。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本身无足轻重的故事成为“证明罪行的关键”。“孰是孰非的评判”必须被当作“司法裁决的案件”，至少居特纳安排了一场正规的军事法庭审判。希特勒最终对上将的罪行深信不疑：“违法刑法第175条的同性恋者（译者注：当时德国刑法第175条针对同性恋者）弗里奇被揭穿了真面目”，他在1月31日宣布。“虽然事情过去3年了，但是元首坚信它是真的。弗里奇撒谎了，可是人们通常都会那么做。一切都无可挽回了。”2月3日，弗里奇被勒令立即提交辞呈。经历过前些日子希特勒对他做过的种种事情，陆军最高统帅很乐于从命：“我无法再与此人共事。”
但是谁能成为布伦堡和弗里奇的继任者？第一人选是贪得无厌的戈林，他已经包揽了不少官衔和职务，现在他的手又伸向国防部。可是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对空军一窍不通……”，他曾经对维德曼表示，“我在这方面懂得都比他多！”在1月27日上午布伦堡的告别觐见中，当他被问及谁能顶替他时，布伦堡立即建议希特勒本人领导国防军。当天中午戈林也向希特勒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比陆军元帅更进了一步，他提议取消国防部，除了空军部之外再成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这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希特勒立即采纳了建议，1月27日，他和凯特尔将军初步讨论了国防军未来的组织结构。
正如戈培尔所言，布伦堡—弗里奇事件涉及的最敏感的问题是：“怎么向人民交代？”虽然社会上有一些传闻，但是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连一贯耳聪目明的外国记者也对丑闻一无所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希特勒完全不像以往雷厉风行、善作抉择的“元首”。“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来看”，尼古拉斯·冯·比洛回忆说，“我认为希特勒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显得犹豫不决，他逐一听取参谋们的意见，与他们反复商讨。”——这再次清楚地表明，将军们的倒台并不是蓄谋已久的结果。戈培尔逐渐对希特勒的犹豫不决感到不耐烦了：“可是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总要做点什么。元首想在本周解决整个事件。也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被折磨得疲惫不堪。”
1月31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希特勒做出了决定：布伦堡和弗里奇的离职将同时带来国防军和外交部上层的大换血，由此可以打消人们对真正起因的诸多猜测。“为了掩盖整件事情，必须要有一次人事大洗牌。”戈培尔和希特勒在总理府办公室里讨论了两个小时，过后他评论说。对于独裁者来说，这个解决方案有两大好处：一方面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重新安排军队和外交部的职位；另一方面他可以在公众面前为两位军队高官的离职给出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我希望，人事大改组的真正原因能够秘而不宣”，宣传部部长评论。当必须做决定的压力消失之后，出乎戈培尔的意料，希特勒在午餐桌边“像换了一个人”：“他尽情说笑，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希特勒还需要一些时间思考怎么重新做出人事安排，与参谋们讨论具体细节。2月4日晚上，听众们被要求守在收音机边，因为收音机里将要播出重要新闻。午夜前的一个小时，电台宣读了德国政府宣布将要进行人事改组的长篇公告。大多数德国人从次日的报纸上才第一次得到消息，部分报纸发行了特刊，主要的宣传口径是：“所有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之手。”
如前文所述，希特勒亲掌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国防部被解散，凯特尔将军领导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取代了国防部，拥有部长头衔的凯特尔将军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炮兵部队的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er von Brauchitsch）将军成为弗里奇的继任者，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野心受挫的戈林不得不满足于陆军元帅的头衔。此外以年老者为主的十二名将军退役，大批指挥官得到提升。在外交部，诺伊拉特不得不把外交部长的职位交给驻伦敦的大使里宾特洛甫，戈培尔称里宾特洛甫为“饭桶”，“据说他当着元首的面也公开地直言不讳地这么说过” ，但希特勒不顾戈培尔的反对提拔了他。作为对诺伊拉特的安慰，他得到了“秘密内阁会议”议长的头衔，它是一个新成立的希特勒顾问委员会，但是从来没有召开过会议。一些重要的大使职位换了人，哈塞尔（罗马）、德克森（东京）和巴本（维也纳）等人被撤了职。几个星期之后，自1937年4月起担任政治部门领导人的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成为新任外交部国务秘书，取代了冯·诺伊拉特的女婿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Hans Georg von Mackensen），而后者去罗马当大使了。瓦尔特·芬克被正式任命为经济部长，取代1937年11月离职的亚尔马·沙赫特。
纳粹领导人的障眼法起了作用。“国外的报纸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他们大多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但愿一直如此。至少这一招奏效了。”戈培尔评论。2月5日早晨，希特勒召集将军们开会，他向他们解释了采取措施的原因。他简要叙述了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其间他详细描述了警方的文件，并宣读了灾难性的司法部鉴定书。听了他披露的事情，将军们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无人对最高统帅的话提出异议。当晚8点，帝国内阁召开会议——这是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了。希特勒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按照戈培尔的说法“有时他还带着哭腔”。我们难以揣测，到底这次他是真的情绪激动，还是如以往常见的那样在演戏。他详细地罗列并表彰了布伦堡和弗里奇在国防军建设事业中建立的功勋，诺伊拉特甚至觉得“极尽表扬和溢美之词”，他请求部长们对幕后的丑闻保持沉默：“谢天谢地，人民对此还一无所知，以后也不会相信它。因此请大家务必三缄其口。所有人都必须坚持政府公报的论调，不要让丑闻传扬出去。”当天晚上希特勒离开了柏林，经历了过去两周的情绪起伏之后，他去上萨尔茨堡休养身体了。
如同三年半之前的“罗姆叛乱”一样，希特勒不仅成功地一举摆脱了危局，还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这次甚至兵不血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把2月4日称为“不流血的6月30日”，并非没有道理。希特勒曾经联合国防军驯服心怀不满的党卫军冲锋队，这次他则以直接掌握军队最高指挥权的方式征服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人威廉·凯特尔盲目地服从希特勒。而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外交部长之举又让一个可靠的党徒占据了外交部最重要的职位。由此在人事政策的层面上，为外交政策转向富有侵略性的路线铺平了道路。
1938年3月10日，在赫尔曼·戈林的主持下，帝国军事法庭对弗里奇案件进行了审理。3月18日，案件以宣布被告完全无罪告终。他和一个叫弗里奇的退役骑兵上尉被人搞混了，后者也立即承认，他曾经被原告证人勒索过。在戈林的严厉盘问下，施密特最终坦白：“是的，我撒谎了！”希特勒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直到3月30日，他才让人给弗里奇带去了亲笔信。“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装模作样地说，似乎已经认可了判决，“加诸于您身上的指控有多么可怕，我内心因此而产生的痛苦就有多么深重”。当弗里奇要求恢复名誉时，希特勒却沉默了。直到三个月之后，在施特拉尔松附近的巴特举行的将军会议上，他才首次承认自己行为失当，但是鉴于最近苏台德局势趋于紧张，他拒绝为上将公开平反昭雪。作为某种程度的补偿，弗里奇被任命为他曾经指挥过的炮兵团的团长。1939年9月22日，弗里奇在华沙城下的波兰战役中战死。布伦堡没有再回到军队。“二战”期间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巴德维塞，战后被美军逮捕，他与他的前战友们被彼此隔绝地分开关押， 1946年3月，布伦堡死于纽伦堡监狱。
早在希特勒忙于解决布伦堡—弗里奇危机的阶段，他已经把视线投向了下一步的外交行动。“元首想转移人们对国防军的注意力，他想让欧洲疲于应付……” 凯特尔亲密的同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于1月31日说。“舒士尼格提不起勇气，他只会发抖。”1936年7月的德奥协议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让这个阿尔卑斯共和国与“第三帝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一再拖延让“国社党反对派”成员担任政府职务的承诺，因而为奥地利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制造了把柄，他们越来越不耐烦地要求分享权力并推动奥地利和德国的合并。赫尔曼·戈林是幕后有力的推手，希特勒的四年计划专员主要垂涎于奥地利丰富的铁矿。他谋划着，吞并这个邻国可以缓解帝国紧张的原材料和外汇状况，并为德国在东南欧的扩张搭建桥梁。
1937年1月戈林访问罗马时，他在和墨索里尼的会谈中提到了德奥合并的问题，如大使哈塞尔所言，墨索里尼表现得“极其冷淡”。4月份，他再次进行了试探，这一次他直截了当地说：“德奥将要合并而且必须合并。这一结果是不可阻挡的。”根据译员施密特的记录，“领袖”闻听此言“一个劲儿地摇头”。显然意大利政界还没做好把奥地利全盘交托给德国的思想准备。如我们所见，在1937年9月底的国事访问中，墨索里尼始终避而不谈这一点。虽然希特勒明确要求他的手下，必须谨慎得体地对待这位国宾，但是戈林还是利用9月28日墨索里尼造访绍尔夫海德宫的机会，将他引到一幅把奥地利划入了德国版图的欧洲地图前。墨索里尼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戈林错误地把它当作了默许。当奥地利外交国务秘书圭多·施密特 （Guido Schmidt）11月来访时，戈林在卡琳宫向他展示了同样的一幅地图。至少到了此时，维也纳方面对德国政界的意图没有任何怀疑了。对于舒士尼格和他的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通过巧妙的回避赢得时间。
从希特勒与戈林的谈话中可以得知， 自1937年春季起，他已经下决心尽快抓住机会解决“奥地利问题”。从1937年6月开始，总参谋部已经着手进行对奥军事干涉行动（代号“奥托行动”）的准备工作。11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未来继任者、掌玺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造访贝格霍夫，希特勒向他宣布，“无论如何，奥地利和德国必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关系”。哈利法克斯回答说，英国政府愿意就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前提是，不能使用武力。德国的独裁者明显被英国人不肯让他在欧洲大陆自由行事的固执态度惹恼了，“眼前暴躁愤怒的希特勒与两年前坐在西蒙和艾登面前的从容冷静、堪称政治家典范的帝国总理是多么不同啊。”译员保罗·施密特注意到，“一个立场中立的观察者能从他自吹自擂的说话方式得出势易时移的结论。1937年的希特勒不再像1935年的希特勒一样谨慎地朝前摸索，他显然对对手的实力和弱点了然于心。”次日希特勒在慕尼黑说，哈利法克斯是“一坨大冰块”，他“像皮革一样坚韧”。会谈持续了四个小时，可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至少希特勒感觉到，伦敦方面不会阻止奥地利问题的和平解决。
1938年初，奥地利国内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在搜查奥地利国社党人的住宅时，奥地利当局发现了一份声称要在来年春天用暴力手段解决德奥合并问题的计划书。该计划提出，通过挑衅和破坏活动将矛盾激化到沸点，为国防军的干涉制造借口。2月6日，两天前被解除了驻维也纳大使职务的弗兰茨·冯·巴本来贝格霍夫最后一次觐见希特勒。他发现希特勒“显得心不在焉，甚至疲惫不堪”。当巴本告诉他，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表达了想和“元首”面谈的愿望，希特勒的表情才变得生动起来。他当即意识到此中的机会。他请求巴本临时再担负起驻维也纳大使的职责，替他确定与舒士尼格会晤的具体日期：“我很高兴在此地见到他，与他坦率地讨论所有的问题。”
会晤的日期定在了2月12日。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无心于什么坦率的讨论，他只想进行一场阴险的敲诈勒索。为了产生震慑的效果，他特意把三名高级将领召到贝格霍夫，除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凯特尔之外，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和秃鹰军团的第一任指挥官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也来了。2月12日上午，巴本在德奥边界的萨尔茨贝格迎接只有国务秘书圭多·施密特和一名副官陪同的舒士尼格，他陪舒士尼格前往阿尔卑斯山里的希特勒别墅。独裁者站在楼梯口“非常有礼貌地”迎接客人，随即把他引入一楼的书房，两人私下里密谈。房门关上之后，希特勒立即发起了屡试不爽的咄咄逼人的语言攻势，将对方逼入死角。奥地利总理在1946年出版的回忆录《红白红安魂曲》中重述了主人愤怒的独白，其间他本人只能偶尔插几句嘴。
舒士尼格保证，他的政府“认真”看待1936年7月签订的协议，愿意“消除现存的困难和误解”，但希特勒嗤之以鼻。他抛出了一连串的指责：奥地利没有执行“德意志的政策”，它的整部历史就是“不间断的对民族的背叛”，“但是这个历史性的谬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事实上它早就该结束了。我告诉您，舒士尼格先生：我已经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切”。希特勒提到了“天意”冥冥中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他对此“坚定不移”。“我早就明白自身的使命；我已经走过了一个德国人必须走的最艰难的路程，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德国人注定要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独裁者公然以军事干预相威胁：“您不会以为您能抵御住我的进攻吧？哪怕顶住半个小时？天知道——也许我一夜之间就能像春季的风暴一样席卷维也纳！然后您会尝到厉害！”希特勒认为，他和意大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意见分歧”，而英国和法国绝对不会为了奥地利“动一根手指头”。两个小时的首次会谈以希特勒发出的最后通牒告终：“或者我们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让事态继续发展…… 我今天下午还有时间。我说什么，您最好不折不扣地照做。我不是吓唬您。”
在贝格霍夫餐厅的午餐桌边，希特勒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殷勤的主人。他告诉坐在对面的舒士尼格，他喜欢汽车，还谈到了他的建筑计划。他不仅下令在汉堡建造“世界第一桥梁”，还要造“巨大的新摩天办公楼”：“当美国人踏上德国的土地，他们将会看到，德国的建筑比美利坚合众国更大更好。”14点，希特勒回房休息；而客人们被要求耐心等待下面的会谈——希特勒待客时爱用的一招，用疲劳战术拖垮谈判对手。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新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巴本的陪同下出现，他展示了一份两页纸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草案，上面列出德方提出的要求：希特勒党徒们能在奥地利自由行事；任命国社党人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为内政部长；大赦所有被囚禁的国社党员并且取消对他们的惩处；最后，在外交、经济和军事政策等方面与德意志帝国紧密配合。舒士尼格和施密特都被吓到了，因为与巴本的承诺相反，现在他们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威胁。最令他们无法接受的一条是：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并让他借机掌握警方的大权。
在和希特勒的第二次谈判中，舒士尼格强调，根据奥地利宪法，只有总统才有任命部长和颁布特赦令的权力，因此他无法给出最终的承诺。闻听此言，希特勒猛然打开房门，大声地对外喊道：“凯特尔将军！……请他马上过来！”当舒士尼格立在外面等候时，凯特尔走过来问，“元首”有什么吩咐。“没事”，希特勒微笑着说，“我只想让您站在我身边。”希特勒玩弄这套卑鄙把戏是为了向舒士尼格证明，对奥地利的武力威胁并非说说而已，他是当真的。他的做法达到了目的。当巴本对草案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改动之后，舒士尼格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并且保证在三日之内落实。然后他婉拒了希特勒请他留下吃晚饭的邀请。在回萨尔茨贝格的路上，巴本打破了压抑的沉默：“瞧，元首就是这样；现在您自己也体会到了——不过下一次您来的时候，您会觉得和他说话容易多了。元首拥有非常迷人的风度呢。”吃晚饭时，希特勒把他怎么弄得奥地利总理“无计可施”的事儿当作趣闻说给客人们听。2月15日，当舒士尼格在规定的期限内满足了德国的要求并改组了政府之后，他又向戈培尔复述了三天前在贝格霍夫发生的事情，“他对舒士尼格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用大炮相威胁。巴黎和伦敦不会帮他。舒士尼格吓软了。一个小政客，三分之一的布吕宁。”
舒士尼格心里存着希望，至少还能维持剩余的国家独立。而对于希特勒来说，《贝希特斯加登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合并政策最后阶段的来临。2月16日，新上任的奥地利内政部长赛斯-英夸特被召到柏林，接受 “元首”的命令。“现在到了孤注一掷的时刻”，戈培尔写道，“万事皆备”。2月20日，希特勒在克罗尔歌剧院诸位国会议员面前发表了他本应在1月30日发表的讲话，奥地利电台也首次做了转播，希特勒将对奥地利问题说些什么？听众们尤其对此感到好奇。希特勒又一次使用了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控诉所谓超过1000万的德国人在奥地利和捷克受压迫的命运：“由于同情祖国或者由于他们与本民族血脉相连、休戚与共、观念相近，同胞们不断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强国无法长期坐视这一切”。另一方面，他对舒士尼格在共同解决奥地利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出的“通情达理”和“热心肠”表示感谢。2月12日，残酷的勒索行径被说成是1936年7月协议的自然发展和“对欧洲和平的贡献”，大概收音机边只有极少数听众意识到了“元首”对公众的无耻欺骗。
2月26日，希特勒在奥地利的国社党代表面前说出了他的本意。《贝希特斯加登条约》“涉及的内容广泛，只要彻底贯彻执行，奥地利问题就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决”，“只要有可能，目前他想尽量避免武力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外交风险正在逐年减少，而我们的军事实力逐年增加。”也就是说，独裁者并不想立即合并奥地利。但是事实的进展比预想中的更快。3月9日，舒士尼格在因斯布鲁克宣布，四天之后他准备举行一场全民公决，其口号是“为了自由的、德意志的、独立的、社会的、基督教的和统一的奥地利！”他走出这令人惊讶的一步是想用自己的方式与希特勒对抗， 早在2月12日，此人就宣称大多数奥地利人将在全民公决中明确支持他。但是奥地利总理犯了一个大错，他临时匆忙宣布公投的日期，很容易招致人们对暗箱操作的猜疑。舒士尼格宣布，只有24岁以上的选民才能参加公投，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因为国社党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最高，而那正是舒士尼格不想看到的，他下决心提前加以阻止。“全民公投的炸弹注定要在他本人手中爆炸”，齐亚诺伯爵评价。
维也纳传来的消息让柏林方面傻眼了。希特勒最初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让手下的奥地利专员威廉·开普勒飞往维也纳，打听更详细的消息。3月9日晚上，正在和德国的报社主编们座谈的戈培尔被希特勒召进了总理府，戈林已经先到了，前几个月他一直扮演着积极推动德奥合并的角色。“舒士尼格在玩弄卑鄙愚蠢的把戏，他想愚弄我们”，宣传部部长得到了消息。希特勒和他的两位幕僚还不清楚该怎么办。他们讨论了两个办法：号召奥地利的国社党员拒绝参加公投，让全民公投沦为一场滑稽戏；或者，提出富有宣传效果的口号，宣称舒士尼格破坏了《贝希特斯加登条约》，以此为借口对奥地利用兵。3月9日到10日的夜里，他们已经倾向于军事干涉的方案。戈培尔记录了做出决策的戏剧性过程：“（我）和元首单独谈到凌晨5点。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只需做出最后的决定。意大利和英国不会干涉的。也许法国会有动作，但也许不会。现在的风险不像占领莱茵区那样大。我们制订了详细的计划。一旦采取行动，它将是迅速而果决的。元首充满干劲，斗志激昂。”
1936年4月，哈利·凯斯勒伯爵在莱茵区被占领之后曾经分析过，希特勒的成功秘诀在于“凭借直觉快如闪电地掌握情况，并且令人措手不及地当即做出决定”。奥地利合并也遵循了同样的模式。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希特勒意识到舒士尼格又一次为他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他决不能轻易放过。3月10日，他发布了开始“奥托行动”的命令：在“其他手段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让武装部队进驻维也纳”。在行动过程中要注意，“采取受群众欢迎的和平进军方式，不要使用暴力”。当天上午，戈培尔发现希特勒在俯身查看地图：“他在苦思冥想……3月乃多事之秋，但对于元首来说依旧是幸运的一个月。”午夜时分，宣传部部长再次被召入总理府，“事情已经决定了：星期六（3月12日）进军。很快就能直抵维也纳……元首将亲临奥地利，戈林和我坐镇柏林。八天之内，奥地利将属于我们。”
3月11日早晨，帝国总理府熙来攘往热闹非常，“第三帝国”政界和军界要人以及他们的随从陆续前来。早晨8点，比平时早得多，希特勒已经和戈培尔坐在一起讨论工作，他们共同拟定了将在奥地利散发的传单，“绝妙的富有煽动性的语言，但是很有意思。”然后独裁者努力为即将开始的行动提供外交上的保证。他任命意大利国王的女婿菲利普·冯·黑森（Philipp von Hessen）为特使，请他给罗马的墨索里尼带去私人书信，信中将“对奥地利的干涉”说成是“国家的自卫行动”，“当阁下看到意大利人民危在旦夕时，您也会认为别无选择”。里宾特洛甫的同事莱茵哈特·施皮钦受命飞往伦敦，他将从正在伦敦的德国外交部长口中打听英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态度。大约10点钟，德国发出了对奥地利的第一份哀的美敦书，它提出了推迟全民公决、舒士尼格辞职和任命赛斯-英夸特为他的继任者等要求，给出的时间期限为到当天17点。下午14:45左右，舒士尼格虽然表示同意推迟全民公决，但是拒绝了让他本人辞职的要求。
在关键的时刻，戈林采取了主动。直到在纽伦堡法庭上他还不无道理地吹嘘，他比“元首起的作用更大”，“他甚至无视元首心中的疑虑，推动了事情的发展”。他不断地和赛斯-英夸特、奥地利专员开普勒和驻维也纳大使馆代表等人通电话，向他们发布命令。“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通电话时周围总有众多的听众。”事后副官比洛还惊讶地说。下午15:45赛斯-英夸特汇报，舒士尼格去见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他将向总统递交辞呈。随后德国对奥地利发出了第二份哀的美敦书：至19:30之前必须成立以赛斯-英夸特为首的新内阁，但是米克拉斯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即使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馆武官穆夫中将秉承戈林的旨意向他转达了信息：如果米克拉斯拒不让步，业已驻扎在德奥边境的德国军队将长驱直入进军奥地利，他依旧表示拒绝。
晚上20点左右，舒士尼格再次通过电台向奥地利人民发布了消息，他解释了自己辞职的原因：他向武力屈服了；当德国国防军进军奥地利时，奥地利军队将奉命不作任何抵抗。过了一会儿，赛斯-英夸特坐到麦克风前，他宣布他还将继续担任负责治安的内政部长。虽然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已经做好了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的准备，但是当晚20:45希特勒还是下令让国防军次日进军奥地利。片刻之后，戈林通过电话向开普勒口授了赛斯-英夸特将要发给柏林的电报内容：它包括“临时奥地利政府”向德国政府提出的在“重建奥地利和平和秩序”方面予以协助并“尽快”派遣军队的请求。因为赛斯-英夸特还在抗辩，开普勒亲自把伪造的求助信发了出去。“这样我们就有了合法的证明。”戈培尔评论。深夜，菲利普·冯·黑森亲王从罗马发来令人安心的好消息，墨索里尼“非常友好地接受了整件事”。“那么请您告诉墨索里尼，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恩德……铭记在心，永不遗忘，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显然松了口气的德国元首回答说。密使施皮钦从伦敦带来了里宾特洛甫方面的消息，它也清楚地表明，英国人将采取容忍的态度。午夜时分，米克拉斯放弃了抵抗，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总理，其实这已经无关大局了。
3月12日早晨5:30，德国军队开进了奥地利。德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相反——士兵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午12点，戈培尔在电台里宣读了“元首”的公告，公告称：贝希特斯加登条约遭到破坏是此次武力干涉行动的原因。“受到在维也纳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召唤”，国防军“将成为让奥地利人民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机会举行真正的全民公投并自行决定其未来及命运的保障者”。早晨希特勒飞往慕尼黑，奔驰车队已经等候在欧伯维森菲尔德机场。16点左右，车队经过德奥边境的布劳瑙——希特勒的出生地。到林茨120公里的路程他们花了将近4个小时，因为车队只能在热情欢迎的人群中艰难地开辟道路。希特勒到达林茨时，天已经黑了。有少数人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注视着希特勒的到来，其中包括66岁的医生爱德华·布洛赫。“我以前经常为他看病的体质虚弱的男孩，现在站在车子里，我已经有30年没见过他了……”流亡美国之后，1941年布洛赫医生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说，“他微笑着，挥着手，向挤在街道上向他行抬手礼的群众们致意，然后，有那么一瞬间，他抬头朝上看，看我家的窗户。我怀疑他是否看见了我，但是显然他思忖了一会儿。那个高尚的犹太人就住在这里，那个曾经诊断出他的母亲患有致命癌症的医生……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希特勒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其间不断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他提到“把他从这座小城引向帝国元首宝座的天意”，上天赋予的使命就是让他现在“把珍贵的故乡交还给德意志帝国”。当晚，他与随从们下榻于多瑙河畔的魏因青格宾馆。群众们站在宾馆窗前，直到深夜还不肯离去，希特勒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出来和大家见面，最后还是警卫人员敦促众人散去。起初希特勒并不想立即完成德奥的合并，但是受到沿途所见的影响，他于3月12日夜里做出决定，“不能半途而废”，而要一鼓作气做到底。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被召到了林茨，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当法学家们忙着起草文件时，希特勒去了累翁丁，在父母的墓碑前敬献了鲜花。晚上他在《奥地利和德国重新统一法》上签了字，这部法律的第一条直截了当地宣布：“奥地利是德意志帝国的国家”，第二条宣布将于4月10日举行“自由的、无记名投票的、20岁以上男女公民均可参与的全民公决”。
3月14日上午，希特勒启程前往维也纳——二十五年前，他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对自身和个人前程感到茫然的“画家”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这座城市以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他。中午，当他从申布伦进入奥地利的首都时，所有教堂的钟都鸣响了。据希特勒的副官说，住在维也纳期间他始终“容光焕发”，人们可以想象，希特勒是何等的志得意满。他下榻于环路边的帝国酒店，林茨城的疯狂场面又在维也纳重演了。次日上午，数十万群众在霍夫堡宫前面的英雄广场举行了“庆祝解放群众大会”。希特勒在霍夫堡宫的阳台上发表了他所谓的“生平最伟大的凯旋演说”：“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元首和总理，我谨向历史宣告我的故乡从此并入了德意志帝国。”在欢庆统一的全城狂欢中，针对维也纳犹太市民的排犹暴力活动也在四处蔓延，可是却被大背景吞没了。这是德奥合并的阴暗面，它已经为未来的一切笼上了阴影。
下午，希特勒站在“英雄广场”的烈士纪念碑前检阅了军队，在此之前，他先去了维也纳中央墓地，替于1931年9月自杀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扫墓。据尼古拉斯·冯·比洛说，希特勒独自一人前往墓地，在格莉的墓碑前伫立了很久。阅兵式结束之后，希特勒在帝国酒店接见维也纳红衣大主教特奥多尔·因尼策尔（Theodor Innitzer）。独裁者对红衣主教深鞠一躬——有意做出来的姿态，丝毫不能说明他的真实心态——红衣主教向希特勒行了抬手礼，并且向他保证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将大力协助“元首”的德意志建设事业。大约17日左右，希特勒飞回慕尼黑，次日，当他返回柏林时，迎接他的同样是盛大的欢迎仪式，正如向来不吝溢美之词的宣传部部长所言：“场面空前壮观”。“夹道欢迎的人群多得望不到头……欢呼声几乎震碎了耳膜，那声音连续几个小时萦绕在人们的耳边。这是一座歌唱和欢呼的城市！”
由于新近取得的外交胜利，希特勒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社会各个阶层都对他十分崇拜。尤其在瓦格纳的家中，全家人掀起了希特勒崇拜的狂潮。“元首的业绩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我们多么幸运，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维妮弗蕾德·瓦格纳的女助理莉泽洛特·施密特欢欣鼓舞地写道。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上天意志的执行者，一位最终让所有人折服的天才”。3月14日，已被任命为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恩斯特·冯·魏茨泽克与里宾特洛甫一起去了维也纳，对于他来说，这一天是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日子”。他尤其钦佩希特勒“迅速把握机会的能力”。始终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的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格尔哈德·里特尔也有同样的感受，“我无比崇拜幕后策划这一切的行动者的才华。老实说，这是我生平头一次无比地崇拜一个人！”他在1938年4月写给家兄的信中说。
图65：希特勒从维也纳霍夫堡宫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英雄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1938年3月15日
对于汉堡的女教师路易斯·佐尔米茨来说，德奥统一意味着她的一个“德意志旧梦”的实现，“它是由一个无所畏惧、不愿妥协、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男人完成的”，她在日记中写道，虽然由于她与一个犹太人结了婚，成了政府眼中的亵渎民族者。“当人们因被视为罪人和不体面的人而被民族共同体排斥时，他们应该自我反思。”作为犹太人平日里备受歧视的布雷斯劳中学教师威利·科恩也同样的心情矛盾， “人们无法对这个重大的事件无动于衷”，3月13日他写道，次日他又再次强调：“我必须表示钦佩，完成这一切需要何等的毅力！也许现在我们犹太人不应该分享德意志民族崛起的骄傲，可我确实感同身受。”而与他同病相怜的德累斯顿的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却属于少数没有感受到统一狂喜的人：“奥地利合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德国在内政外交方面实力猛增，英法无助地战栗着，如此等等。我们不会看到第三帝国的末日。”3月份在美国做巡回演讲的托马斯·曼也无法做到对民族的盛事无动于衷：“那个怪物今天在维也纳发表演说，他巧言令色地试图安抚大众。”但是这位作家误判了西方列强的反应：“至少欧洲不像表面上那样令人失望的麻木不仁。这个令人作呕的恶作剧引起的后果难以预测，声势浩大的行动必将带来深刻的教训。”但事实上英法政府只是做了口头上的抗议。
根据社会民主党海外流亡组织线人的报告，起初老百姓普遍担心将会再次爆发战争。因此3月12日上午在慕尼黑出现了恐慌的抢购风潮。“商店前面排起了长龙，面包店因为被抢购一空而被迫提前打烊。”事实证明西欧强国不准备进行干涉，电台里播出了希特勒在林茨和维也纳受到热烈欢迎的特别报道，群众的情绪彻底转变了。“现在到处可以看到这次成功带来的巨大热情与欢乐，欢呼声几乎没有停歇过。”一份来自萨克森的报道称。“连以往对希特勒持冷淡和否定态度的人现在也着迷地承认，希特勒是个伟大而聪明的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之下，德国走出了1918年的失败境地，重新成为有尊严的强国。”一向不接受纳粹宣传的信仰坚定的老社会民主党员则陷入了灰心丧气的失败情绪，“希特勒彻底成功了，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因为大家都支持他。国内政治中的欺诈在外交上同样行之有效，在这个领域希特勒也找到了他的胡根堡。”一位观察家如是描述当时普法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党内的情绪。
完成了这次生平最成功的政变之后，连续好几天，希特勒心情愉悦。3月18日晚上，他在克罗尔歌剧院做了一个回顾导致德奥合并的相关事件的报告。在报告结尾处，他宣布将解散国会，同时宣布将在4月10日举行公民投票，选举“德意志帝国的新代表”。几天之后，他来到拜罗伊特做私人拜访。“从2点到6点，我和他在惬意的气氛中单独相处——太美好了，因为在我面前他可以敞开心扉，谈及他在布劳瑙和林茨的切身体会。”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在给女友的信中陶醉地写道。瓦格纳家中的常客详详细细地描述了所有细节，“一切发生得快如闪电”，连他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希特勒看上去气色很好、容光焕发，维妮弗蕾德对此感到很高兴：“成功的喜悦令他身心舒畅。”
3月25日，希特勒在哥尼斯堡开始了竞选宣传活动。他大约不会预感到，这是他生平最后一次竞选。他再次安排了辛苦的竞选活动日程表。哥尼斯堡之后，他去了莱比锡、柏林、汉堡、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慕尼黑。4月3日到9日，他在奥地利的城市继续他的宣传之旅，从格拉茨、克拉根福、因斯布鲁克、萨尔茨贝格、林茨到最后一站维也纳。最后他精疲力竭，由于过度使用声带而变得声音沙哑，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不得不为他进行紧急治疗。希特勒估计会有80%的奥地利人投赞成票，因此4月10日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他本人也倍感惊讶：99.75%的人赞成德奥合并——支持率甚至高于“老帝国”（德国为99.08%）。“全民族的盛大节日。德国用选票征服了一个国家。”戈培尔评论。当然并非所有投赞成票的人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许多人仅仅出于乐观主义或者由于害怕而勾选了政府想要的选择项——“没有人相信投票真的能保密，大家都吓得瑟瑟发抖。”维克多·克伦佩雷尔评论。但是不可否认，希特勒的个人威望再次大大提高了。希特勒政权的民意支持率也许在1938年春季达到了最高点。
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进一步增强。现在奥地利的铁矿可以尽情地为德国的军工业所用。在林茨附近建立了一系列大型的炼钢厂——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德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高达14亿马克，奥地利的失业大军——其中包括许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显著缓解了德国劳动力紧缺的困境。奥地利军队加入之后，国防军一下子增添了1600名军官和60 000名士兵。同时德国的战略形势也得到了改善，如今德奥对捷克形成了合围之势。
仅仅两个月之前，希特勒还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不失体面地摆脱布伦堡—弗里奇丑闻，现在他却沉浸于民众的歌功颂德中。他再次成功地利用外交行动缓解了国内的危局，他本人貌似从不出错的直觉再次向他指明了采取行动的适当时机。进军奥地利之后，整整四个星期，希特勒所到之处，群众像欢迎神一样欢呼着迎接他，那些场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怪乎向来自视甚高的他从此飘飘然了。他在演讲中越来越频繁地提到选择他作为工具的“天意”，占领莱茵区的冒险行动成功之后，他的天命意识已有了显著增强，现在更增添了狂妄的色彩。尼古拉斯·冯·比洛在回忆录中承认，他在1938年春季也是“感到无比兴奋的人”之一，但是希特勒不断在小圈子里大谈特谈自己将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这也令他心里有了想法。“不管是现在还是不久的将来”，“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完成德意志民族既定的目标”。希特勒明确地指出了，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
“人们普遍认为，现在轮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情报员向驻布拉格的流亡党委报告。确实，兼并奥地利后不久，希特勒已经锁定了对外扩张的下一个目标。“首先轮到捷克……要当机立断地尽快抓住机会。”3月19日晚上他告诉戈培尔。3月28日，他在柏林接见了苏台德德意志党领导人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并且把自己“不久后将解决捷克问题”的决定告诉了他。他还制订了实现目标的战术路线：苏台德德意志党人必须“不断提出不会得到满足的要求”。
苏台德地区共有350万德意志族人，除斯洛文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之外，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立的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能在经历过艰难的战后时期和世界经济危机后依旧保持着民主体制。虽然苏台德德意志人享有充分的公民权，但他们依然感到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歧视。大萧条造成的失业潮对他们影响最大。抗议者聚集在康拉德·亨莱因于1933年建立的苏台德家乡阵线（1935年更名为苏台德德意志党）的旗下，提出了改善经济条件和地区自治的要求。在1935年5月的大选中，该党成为全国的最大党派。希望苏台德地区尽快与德国合并的政治势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亨莱因在1937年11月19日写给希特勒的信中说：“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无法取得谅解，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德国。”德奥合并之后，苏台德德意志人中间兴起了“回归帝国”的口号，希特勒把它当作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引爆器。此时，他在维也纳时期业已形成的对捷克人的旧恨又涌上心头，他在和戈培尔谈话时把他们形容成“性情粗鲁、爱撒谎、阿谀谄媚的人”。
4月21日，希特勒和凯特尔将军讨论了进军捷克行动（代号为“绿色方案”）的前期军事准备工作，他说不想“没有任何理由地贸然发动袭击”。军事行动之前应该“有一段时间的外交纠纷”，“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到战争”。至少在“发动闪电战之前，必须有作为导火索的某个事件”。怎么策划这个事件，4月24日，苏台德德意志党在卡尔斯巴德通过的计划书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计划书还提出承认苏台德德意志民族的“法人资格”和“彻底的自治权”的要求，要求赔偿1918年之后他们蒙受的经济损失，要求享有“认同德意志民族和皈依德意志民族信仰即国家社会主义的完全自由”。秉承希特勒的旨意，亨莱因狮子大开口地提出了捷克政府无法答应的种种要求。这一举措让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围绕着捷克命运的攻心战拉开了序幕。
在危机升级之前，希特勒先按照约定对意大利做了回访，会见了墨索里尼。5月2日下午，三列特别列车在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准备出发，车上载着代表团全体成员——约有500人，其中包括半个政府的官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外交官和记者们。随从人员中还有纳粹高官的夫人们。爱娃·布劳恩在慕尼黑悄然地登上专列，在途中她始终与贝格霍夫社交圈里的熟人们如勃兰特夫妇、莫雷尔夫妇以及戈德斯贝格酒店店主德雷森的夫人等待在一起，而与官方代表团保持着距离。她在七天的国事访问中有没有和希特勒说过话都是个问题。5月3日晚上，代表团的专列到达罗马。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Viktor Emanuel III）、墨索里尼和外交部长齐亚诺前来迎接。意大利人竭力想超越去年秋季墨索里尼访德时德国人摆出的排场。四匹大马车等候在火车站外，在数千名罗马市民的欢呼声中，它们载着客人穿过装饰得流光溢彩、灯火辉煌的都市，驶向客人们下榻的地方。
希特勒没有在墨索里尼的陪伴下进入永恒之城，他不得不登上国王的马车。因为作为意大利国家元首的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才是官方名义上的东道主。也正因为如此，德国独裁者和他贴身随从们住进了意大利国王居住的奎里纳尔宫，而代表团大部分人只能住进当地排名第一的大酒店。爱娃·布劳恩与其他人分开，单独住进了埃克塞斯尔酒店。按照外交礼仪，身材矮小的意大利国王而非墨索里尼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对此不太满意。僵化的宫廷礼仪也从第一天开始就让他难以忍受。他明显感觉到，宫廷贵族们只是把他看作一个暴发户，他们对待他的态度里流露出傲慢骄矜，刺伤了他最敏感的一面——内心的自卑感。“这帮宫廷佞臣们！该枪毙了他们！他们让人恶心。瞧，他们把我们当成暴发户一样看待！岂有此理，令人生气。”气恼的戈培尔替他的主子发出了声音。
当希特勒发现，自己手下的人遭到傲慢的对待，墨索里尼受到有失身份的冷落，他的火气越来越大。5月4日晚上，维克托·伊曼纽尔在奎里纳尔宫举办国宴，希特勒在宴会上勉强忍耐才没有当场发作。他被安排坐在王后的左边，副官维德曼注意到：“两个人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晚宴之后希特勒还是发火了：“太可怕了，王室居然如此对待领袖那样的伟人。你们看到吗？他坐在王室餐桌的下首，比最年轻的公主的位次还低。”意大利人自然也想向德国客人们展示他们在军备上的进步。5月5日，希特勒、墨索里尼、意大利国王和王储在那不勒斯登上了“加富尔号”战舰，观看海军的军事演习。100艘潜艇的军事演习尤其引人注目，它们同时潜下海底，过了一会儿，又像接到了秘密的指令一样同时浮出海面。
希特勒依旧憋着一肚子火，当晚终于对着里宾特洛甫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维柯·冯·比洛-施万特 （Vicco von Bülow-Schwante）发泄出来，起因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歌剧《阿依达》演出之后，希特勒应该和国王一起去检阅军队，看歌剧时希特勒穿着他不喜欢的燕尾服，阅兵式之前他当然要换上制服了。按照精细的日程表，换衣服的时间有20分钟。但是国王的副官突然出现了，他宣布时间紧迫，他们必须马上出发。于是希特勒被迫拖着飘飘摆摆的燕尾服下摆与制服笔挺、趾高气扬的意大利国王并肩而行，从阅兵队列前走过。“无比滑稽的场面”，弗里茨·维德曼形容，“德国元首兼帝国总理看上去像个疯狂的侍应生，当人们看出来他自己也感觉到场面的滑稽可笑时，喜剧效果就更强了。”希特勒心里气得要命，回罗马的途中他把里宾特洛甫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后者除了把礼宾司司长立即撤职之外也别无他法。
5月6日上午，在罗马举行的阅兵式上，意大利军队演示了模仿德军正步的罗马步（passo romano）。希特勒在阅兵式上再次看到了让他生气的事情：只有意大利王室成员和德国国宾在主席台上有座位，墨索里尼必须站着。“我气到差点当众闹出外交丑闻的程度”，后来希特勒对他的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说。下午罗马总督科隆纳亲王在卡皮托举办招待会，来了几百名客人，王室成员悉数到场。希特勒必须承担一项令他不快的义务：他必须挽着王后的手臂，从一排排客人面前走过，跳开场的波洛涅兹舞曲。一些人跪下了，还有一些人拉起王后的裙边亲吻。“当希特勒看到这些”，鲍尔注意到，“他的脸胀成了紫红色。他拽着王后往前走，以最快的速度走过长长的队列。看他的样子，我们觉得他受到了打击。”当晚，独裁者抱怨说人们就像“观赏珍稀动物一样”看他。他无法适应“宫廷礼仪”。
希特勒的激烈反应让人联想起20年代早期他在慕尼黑沙龙里的表现，慕尼黑的上流社会同样把这个野心勃勃的啤酒馆宣传家当作奇异的生物来看待，希特勒借怪异的举止掩饰自己在陌生环境中的不安全感。成为总理之后，他在社交方面有了长进，接待客人和与职业外交家交谈时最初的局促不安逐渐消失了，随着不断取得成功，他的自信心也在逐渐增长。希特勒在罗马的宫廷环境中感到不适，不仅因为他觉察到别人暗中对他抱着反感，也由于他不知道怎么在上流社会里应付自如，他缺少能让其以庄重优美的风度应付陌生环境的行为指南。他的声望在本国如日中天，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受到空前绝后的神化，可是他在意大利的表现证明他还生活在怕出丑的恐惧中。狂妄自大的外在形象只是内心深藏的自卑感刻意外化出的表象。
只有当身边没有国王和王室人员的干扰，墨索里尼能够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时，希特勒的恼怒情绪才会消失。他们一起去看罗马的大型奥古斯都展览，5月7日晚上，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举办晚宴款待客人。席间他们重申了两个民族之间惺惺相惜的感情和坚定不移的友谊。希特勒声明，他把“两国之间的阿尔卑斯自然屏障视为不可侵犯的”，也就是说，他决不会对南蒂罗尔有任何非分之想。5月9日，意大利之行即将结束的时候，两位独裁者前往佛罗伦萨，他们下榻于皮蒂宫，还参观了乌菲齐美术馆。在元首总部发表独白时希特勒还陶醉地提起罗马和佛罗伦萨的“魅力”以及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美景：“我只希望能以一个无名画家的身份在意大利漫游！”午夜时分，墨索里尼将希特勒送到火车站，他在分手时说：“现在再没有力量能将我们分开。”
里宾特洛甫在发往德国驻外大使馆的通告中声称，希特勒对意大利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柏林-罗马轴心被证明是“我国未来政策坚实可靠的支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虽然由于活动日程表排得太满，双方没有时间讨论严肃的政治话题，但是德国方面从意大利盟友的话中听出，意大利无意阻拦德国对捷克采取的行动。“墨索里尼不关心我们对捷克的图谋。他会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旁观我们在那里的行动。”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笃定地说。
希特勒心中留下了对罗马社交界和意大利贵族的深深鄙视：“他从未看到那么多不男不女的人、鹦鹉学舌者和古怪的老女人聚在一起……”他在总理府的小圈子里曾经说过，“他走过了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路，也就是说”，他和“蠢得要死”的王后，“那个来自黑山的女盗羊贼”（译者注：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妻子海伦娜是黑山公主），“一起跳着波洛涅兹舞穿过卡皮托的房间”。“女人们对他冲过来，差点用眼镜戳瞎了他的眼睛。他必须全力支持墨索里尼与腐败的上流社会做斗争。”希特勒一再表示，幸好他没听别人“劝说他在德国复辟帝制”的话，他还特别表扬了“正直的老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在1918年清理了那帮“帝国权贵”；他还建议提高他们的退休金。
从意大利回来之后，希特勒只在柏林待了一天。5月11日他飞往慕尼黑，接下去的两个星期他在上萨尔茨贝格休养。在此期间，外界的宣传助长了反捷克的情绪。苏台德德意志人居住区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德国在边境上集结军队的传闻让捷克政府感到不安，5月20日，捷克政府下令局部调动军队。随后法国政府重申自己的承诺，一旦德国入侵捷克，法国将支持捷克，英国政府也对德国发出严重警告，英国在此情况下不会袖手旁观。德国方面不得不做出安抚性的保证，他们绝没有入侵邻国的意图。
但5月20日至21日的“周末危机”无法真正地缓解矛盾。当伦敦和巴黎方面确认，德国并没有侵略的意图，捷克政府没有必要扩大事态，他们转而将矛头对准了布拉格。外国报纸渲染的所谓德国退缩了、德国在外交上失败了的论调也令希特勒十分气恼。5月危机不但没有促使他走谨慎的路线，反而坚定了他侵略的野心。5月26日，希特勒回到了柏林。5月28日上午戈培尔拜访了他，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在酝酿着新的决策。有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一旦等他做出决定，他就会贯彻执行。”下午之前，独裁者做出了决定。他在总理府的冬园对被召集在一起的军方高级将领和外交部领导人说：“将捷克从地图上抹去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虽然西欧列强做出了种种威胁的姿态，但他估计它们不会干涉。英国需要扩充军备的时间，没有英国人的参与，法国人不会单独行动，意大利不关心此事。他们有将冲突控制在局部的大好机会。
在5月30日做出的“绿色方案”新指示中，希特勒直接发号施令了：“在可预见的将来，通过军事行动彻底摧毁捷克，这是我不可改变的决定。等待并抓住政治和军事上的适当时机是政治家的任务。”国防军得到“立即”开始备战的命令；到10月1日战前准备工作必须完成。正如6月18日一个补充性指令所言，从这一刻起，希特勒“等着抓住实现目标的良机”。
将军们在5月28日的会议上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连在座的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也保持沉默。副官冯·比洛证实，贝克“在会议上一直板着脸”。但是5月和6月间，贝克在呈交陆军统帅布劳希奇将军的一系列备忘录中表达了自己的疑虑。虽然像大多数军队将领一样，他赞成对外扩张的大国政策。他支持德奥合并，从原则上说他也不反对灭亡捷克。让他忧虑的是，希特勒的做法可能招致西方列强的干预。他认为，德国还没有做好打一场由此引起的不可避免的长期战争的充分准备。
希特勒通过布劳希奇了解了贝克的疑虑，他对这位参谋长表达出十足的鄙视：他是一个“坚信国防军应该保持在10万人的军官，在他的眼里挂车转盘比战壕还重要”。他一点都不讨厌贝克本人，但是“当前他不能任用一个没有信念的人，因此贝克在台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贝克在军队高层和同事中也没有获得多少支持。6月下半月德军参谋部搞的模拟战争显示，德军只需数日即能占领捷克，把军队调往西线的速度比贝克预想的快得多。陆军参谋长逐渐变成了“无人肯听其警告的卡桑德拉”。
贝克在7月15日至16日的另外一份大备忘录中做着最后的绝望的努力，试图让布劳希奇支持自己。他言之凿凿地断言：“在可预见的将来，灭亡捷克的军事行动不可能不引起英法的介入。”这一冲突将“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一场欧洲大战乃至世界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不仅将给德国带来军事上的灾难，还将导致全面的灾难”。贝克请布劳希奇说服希特勒，“在军事上彻底做好准备之前，先搁置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方案”。7月16日向布劳希奇汇报工作时，贝克更进了一步：他鼓动将军们集体辞职，强迫希特勒放弃冒险的战争政策。“当你们的智慧、良知和责任感阻止你们执行命令时，所谓军人的服从应该是有限度的……非常时期须行非常之举。”但是这个对于普鲁士军官来说事实上非同寻常的做法既没有得到布劳希奇的认可，也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将军们的支持。8月4日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反映出了这一点，虽然大多数与会者对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持批评意见，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要共同反对它。
希特勒得到了军官们开会的风声，他下令让布劳希奇即刻到贝格霍夫来。他早就认定，军队高层里有太多心存疑虑的军官——“我们在柏林的将军们肯定又吓得尿裤子了。”7月底他在拜罗伊特咒骂道。他狠狠地训了陆军总司令一顿，声音如此之响，让聚集在希特勒办公室楼下的台阶上的人识趣地退回了室内。尼古拉斯·冯·比洛回忆说：在为希特勒服务期间，他只看到这一次“希特勒扯着如此大的嗓门和一位将军说话。”
8月10日，希特勒把此次军事调动所涉及的参谋部和军团领导人召集到贝格霍夫，他们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将军，很多人还是头一次亲眼看到最高统帅。在他们面前，希特勒的表现与面对布劳希奇时截然不同，他在吃饭之前不拘礼仪地和他们说话，“表达了温和而理智的看法，声音平静，听得进反对意见——一言以蔽之，他不像一个粗野的独裁者，而是一个人们可以与之交流的人。”下午，希特勒讲了几个小时的话，他试图说服军官们支持他的进攻计划，但是在接下去的讨论中，除了赞成的声音之外，他也听到了表示疑虑的声音。在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希特勒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抱怨“军队将领们的冷漠和软弱”，用以发泄心中的失望。
希特勒怀疑，反对意见的暗中支持者主要是陆军参谋长，当布劳希奇提请他注意贝克7月15日至16日提交的备忘录时，他认为自己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陆军副官恩格尔在日记中记录了希特勒的反应：“有人阻挠他的政策；参谋长非但不乐意运用其极其独特的军事思想，反而从根本上反对任何一场战争。现在到了陆军参谋长下台的时候了。他坐在毛奇的位置上是一大耻辱。当年俾斯麦必须约束毛奇，现在却反过来了。”8月15日，希特勒在于特博格对掌握实权的将领们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贝克的主张，过后，不等布劳希奇下决心保他，贝克于8月18日提交了辞呈。三天后，希特勒批准了辞呈，但是鉴于紧张的国际形势，他要求先暂时不要公布贝克辞职的消息。9月1日，参谋总部军需官兼炮兵部队的将军弗兰茨·哈德尔（Franz Halder）成为贝克的继任者。
1938年8月初，英国政府派遣瓦尔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勋爵前往布拉格，执行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德意志党之间斡旋的任务。“这个任务整个儿臭不可闻”，威廉·夏伊勒评论。因为亨莱因不可能自作主张，他“完全是受到希特勒的指使”。虽然布拉格方面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妥协，最后甚至准备接受卡尔斯巴德计划的全部条款，但是苏台德德意志党总是能找到加码的借口。希特勒并不想达成和平协议。早在6月初他已经要求戈培尔加大反捷克宣传的力度：“我们要不断地煽动再煽动，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整个夏季，德国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所谓捷克人对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暴行”，借此激化矛盾。
图66：在布雷斯劳德国体操和运动节上被群众用欢呼声包围的希特勒，1938年7月31日
7月中旬，副官弗里茨·维德曼前往伦敦执行非官方性质的使命。此前希特勒告诉他，他应该向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转达以下的内容：英国对德国的利益缺乏理解；最终它必须认清德国人的生存之需。作为德国元首，他对英国政府在“周末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感到恼火，伦敦报纸对他个人的批评报道令他感到“愤怒”。希特勒传递的核心信息毫无疑义是“苏台德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无论以哪种方式。如果捷克人不想做出让步，那么有朝一日人们必然用武力方式解决它。”7月18日，哈利法克斯在私人宅邸接待了维德曼。当哈利法克斯问“德国是否有可能做出不会对捷克动武的声明”时，维德曼按照希特勒的指令回答说：“您不会得到这样的声明。”因此，维德曼的伦敦之行根本无助于缓和矛盾，虽然英国外交大臣最后表示，未来他愿意和英国国王一起在白金汉宫欢迎元首。
7月底，希特勒像往年一样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但是，这一次他脑子里还牵挂着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因此，他让人展示了西线的掩体模型，并且亲自描绘出他所期望的工事结构草图。他在齐格弗里德之家的午餐桌上宣布：“我希望能安心地睡觉，因此我下令建造防御工事，现在它终于能让敌人无法从西线进攻了。德国人民也能好好地睡觉了。” 国家宗教事务部长汉斯·克尔恬不知耻地答道：“我的元首，只要您活着，德国人民就能放心地睡觉。”7月31日这一天，希特勒暂时离开了拜罗伊特，前往布雷斯劳参加德国体操和运动节。苏台德德意志人呼喊着“回归帝国！”的口号走过主席台。戈培尔评论：“人们呼喊着、欢呼着、哭泣着。元首深受感动。一旦时机成熟了，狂飙就将来临。”
希特勒还没有确定进攻的日期。“元首一直在思考布拉格问题，他在脑子里已经解决了它，并告知了新的党区”，宣传部长8月10日写道。显然此时希特勒还认为需等待更长的时间，因为8天后戈培尔总结希特勒有关“西线防御工事”的想法时说：“它必须在霜降之前完成。然后我们的西线就固若金汤了，法国将无计可施。接着解决中欧问题的时机成熟了。至少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8月27日到29日，希特勒在凯特尔和约德尔的陪同下视察了西线。当特别专列停靠在亚琛时，他在豪华车厢里接见了第二集团军司令官威廉·亚当（Wilhelm Adam）上将，希特勒说，如有必要，必须在10月底之前完成三分之一的掩体工事。亚当也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西欧强国不会坐视德国进攻捷克，希特勒发火了：“我们没有时间再听这些废话了。你不懂！英国陆军没有后备兵员，法国面临着最严重的国内危机。他们会竭力避免与我们发生冲突。”然后希特勒不再浪费口舌，他下令让列车开往目的地，一路上对亚当态度冷淡。像通常那样，当有人毫无惧色地顶撞了他，希特勒当即就能控制住自己，视察继续按计划进行。
在身边最亲近的人面前，独裁者同样表现出乐观的精神。“他不相信伦敦会介入，他已经铁了心要采取行动。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径直走向自己的目标……”8月底，在上萨尔茨贝格住了几天的戈培尔写道。“只要有小小的诱因，他就将着手解决捷克问题……这件事必须尽快开始。如果一个人想获得巨大的利益，他必须冒巨大的风险。”但希特勒在苏台德危机中并不像戈培尔为了日后出版而在日记中着力表现的那样坚定不移，毋宁说，他始终在冷酷的决心和犹豫拖延之间摇摆不定。因此当德国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Herbert von Dirksen）8月底想要来贝格霍夫转达张伯伦的口信时，希特勒拒绝接见他。9月2日，康拉德·亨莱因前来拜访，希特勒没有明说自己在思考武力解决的方案，反而说他还没有确定动手的日期。大家一致同意用“细火慢炖”的方法对付捷克人，指望他们能“逐渐被炖软了”。但5月底希特勒做出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击溃捷克的决策让他本人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境地。亨莱因来访后的次日，希特勒让布劳希奇和凯特尔来贝格霍夫汇报工作，进攻捷克的时间被定在了10月1日。
德国民众又开始担心再次爆发战争，担忧的程度更甚于上次奥地利合并之前。因为与春季时不同，那时紧张的气氛没过几天就变成了热烈的狂欢，而现在苏台德危机却拖延了几个月。越来越刺耳的反捷克煽动产生了令政府始料不及的效果：它并没有唤起人们对所谓受压迫的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同情，反而让他们日渐担心这一次将会不可避免地爆发流血冲突。纳粹当局的报告提到了名副其实的“战争神经症”，社会民主党线人的报道也有类似的论调：“人们担心将会爆发战争，德国将会灭亡。没有一个地方能感受到战争的狂热…… 工人阶级中无人（其他社会阶层中也只有少数人）认为苏台德地区重要到德国必须得到它的程度。如果真的爆发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在德国完全不得民心。”
9月5日到12日召开的“大德国”党代会也完全以苏台德危机为主题。9月9日深夜，政治领导人点名之后，在希特勒下榻的德国皇宫宾馆举行了有关“绿色方案”行动计划的会议，布劳希奇和哈德尔被召到纽伦堡开会。此前独裁者曾经建议，让强大的装甲部队长驱直入地深入捷克的腹地，速战速决，可出乎他的意料，现在他不快地得知参谋部不同意他的意见。希特勒严厉地批评这是“无谓的耗费精力”，最后他要求“明明白白地按照他的意思修改部署计划”。布劳希奇和哈德尔让步了，他们试图用效忠的承诺安抚被激怒的最高统帅。但过后希特勒还是抱怨“军人们的恐惧和胆怯”，他宁愿让党区主席们掌管军队，“他们有信仰，而军队的将军们缺乏信仰”。
人们怀着特殊的紧张心情等待着希特勒9月12日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像以往那样，他首先回顾了“战斗年代”，最后转到了他的主题：所谓捷克苏台德德裔少数民族“无法忍受”的命运。他宣布，德意志帝国“无法继续容忍对350万德意志人的压迫和迫害”，接着他对西方民主国家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让苏台德德意志人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那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希特勒还对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ouard Benesch）发出了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既不是手无寸铁的，也不是被遗弃的。”戈培尔认为，他的大师达到了“以口才服人的巅峰”，威廉·夏伊勒却评论说，他从未听过“希特勒如此满含恨意的发言，从未见过像这样几近疯人院的群众场面”。反响立竿见影地来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又一波抗议和冲突的浪潮，捷克政府颁布了紧急状态法。“事情朝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宣传部部长表示满意。
但是9月14日发生了纳粹领导人预想不到的事情：英国首相张伯伦请求与希特勒进行会谈。他想和希特勒一起努力，共同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出路。德国独裁者难以拒绝张伯伦的请求，否则他在德国和全世界公众面前将会变成战争贩子的形象，虽然事实上他确实是个战争贩子。于是他邀请张伯伦次日来贝格霍夫。9月15日早晨，将近70岁的张伯伦生平第一次登上了飞机。随行人员中有他的贴身顾问贺拉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爵士和外交部中欧司司长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里宾特洛甫在慕尼黑-欧伯维森菲尔德机场迎接英国代表团，一行人乘坐专列继续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也许不是巧合，路上他们看到运载士兵的火车在旁边的铁轨上驶过。这一幕构成了凸显当前英国政府和平努力的穷兵黩武的背景。
17点过后，张伯伦抵达了贝格霍夫，希特勒站在台阶上欢迎他。寒暄之后，他们在大客厅里用茶，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张伯伦把话题引到了艺术爱好者希特勒引以为傲的绘画藏品上。应张伯伦的请求，接下来两个人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单独会谈；如同2月份希特勒与舒士尼格举行会谈时一样，这一次里宾特洛甫也只能待在前厅，因此，译员施密特是这次极具戏剧性的三小时会谈的唯一见证人。开始时希特勒语调平和，后来他对捷克政府发出越来越激烈的指控。张伯伦解释说，他们可以就德国人不满的方方面面展开讨论，但是德方不能使用武力，希特勒勃然大怒：“武力？谁在谈武力？贝奈斯先生在对我的苏台德民族同胞使用武力……我不能再继续容忍了……我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主动地解决这个问题。” 张伯伦表面上依旧八风不动，他用尖锐的语气回答说：如果希特勒下定决心非要对捷克采取行动，他此前没有必要让自己来贝希特斯加登。“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立即离开的好，看来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译员施密特感觉到，此言一出，谈判到了关键时刻，“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摆上了明面。但令他惊讶的是，希特勒忽然转换了角色：他瞬间从暴躁的难以捉摸的当权者变成了一个理性审慎的谈判对手：“如果您在解决苏台德问题上能承认民族自决的原则”，他似乎准备做出让步了，“那么我们可以接着讨论怎么把原则付诸实践。”张伯伦回答说，他必须首先和内阁进行磋商，他建议，将来双方再举行一次会谈。分手时他得到希特勒的保证：在下一次谈判之前他不会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
张伯伦刚离开，希特勒立刻把谈判的结果告知了里宾特洛甫和魏茨泽克。“他鼓着掌，好像刚看了一场极为成功的演出”，外交部国务秘书回忆说。“他觉得，他已经巧妙地把这个干巴巴的文官逼入了死角。”承认民族自决权暗示着张伯伦支持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如果捷克表示拒绝，希特勒认为，这将为德国的入侵敞开通道。如果捷克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条件，那么他们就暂时满足于现有的成功，等到以后——比如说明年春天——再考虑彻底击溃捷克。
在此期间，苏台德地区的局势继续升温。张伯伦出访的当日，亨莱因发出了号召，鉴于捷克政府“无情的想赶尽杀绝的意愿”，他宣布苏台德德意志人“绝不可能”继续留在捷克人的国家里：“我们想要回归帝国！”两天之后，依照柏林方面的指令，苏台德德意志自由军团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挑起新的动荡和进行挑衅。同时戈培尔加紧了有关所谓“捷克恐怖”的新闻宣传：“必须达到群情鼎沸的程度。”进攻捷克的军事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希特勒在上萨尔茨贝格告诫戈培尔，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赢了一半。”
希特勒的外表压根没给张伯伦留下什么印象。他看上去“平淡无奇”，他回国后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在人群中你没法认出他来”。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希特勒算得上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错误的看法，很快他将会认识到这一点。得到了内阁支持之后，他和法国政府一致同意对捷克政府采取共同的方针。9月19日，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给捷克总统贝奈斯发了内容相同的照会，照会中提出让捷克将德裔人口占50%以上的地区割让给德国，并且为新的国界线提供担保。最初布拉格政府表示拒绝，但是9月21日他们向压力屈服了。
希特勒和张伯伦的第二次会面在巴德戈德斯贝格举行，希特勒事先确定了尽可能索取好处的谈判立场：“希特勒将向张伯伦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分界线应该由我们来划，尽量划进更多的地方。捷克人必须从这个地区撤出。德国军队将要进驻。所有的事情在8天之内完成。此前我们无法完成军队的部署。如果对方否定我方路线的合理性，那么就在整个地区举行全民公决。必须在圣诞节之前搞定……如果张伯伦要求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时间，元首将会表示他认为没有必要继续谈判了，这样他就有了行动的自由空间。”
9月22日中午，英国首相乘飞机抵达波恩，他和他的代表团被安排住在柯尼希斯温特以北的彼得堡宾馆。下午，希特勒在莱茵河对岸的德雷森宾馆接见了张伯伦，双方开始第一次会谈。为了不对会谈的内容产生任何误解，英国人这次带来了自己的翻译，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kpatrick）。张伯伦满怀信心地投入谈判。他已经让法国和捷克政府同意了割让苏台德德意志人居住地区，以此满足了希特勒的核心要求。他有理由期望双方在此基础上迅速达成一致，因此，当希特勒明白地告诉他，鉴于“近来形势的发展”，他不准备再采纳这个方案，张伯伦愈发难掩心中的失望。“张伯伦猛然从椅子里跳了起来”，译员施密特描述他的反应，“由于遭到了回绝，也因为自身的努力未获尊重，他愤怒得涨红了脸。”希特勒把一幅已经画好了分界线的地图摆在张伯伦的面前，他要求“立即占领”被割让的地区。张伯伦指责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要求”，它远远逾越了在贝希特斯加登已达成的协议，希特勒若无其事地答道，他无法容忍捷克人继续压迫苏台德德意志人。他还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建议：做出让捷克保持独立的外交承诺，他解释说，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的领土要求必须首先得到满足。首轮谈判就此结束，英国人心情恶劣。
次日，张伯伦没有依照约定继续参加谈判。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新要求，并称它与业已达成的原则相违背。如果德国军队立即开进苏台德地区，捷克政府只能下令让本国军队进行抵抗。这封信像“炸弹一样”在德雷森宾馆炸开了。德国代表团的成员越来越感到不安。有机会在宾馆的花园里近距离观察希特勒的威廉·夏伊勒注意到，希特勒眼睛的周围有“浓重的黑眼圈”，他的右肩“神经质地抽搐着”。他看到这个男人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是在9月23日下午由他的译员转交给张伯伦的复信中，独裁者依旧坚持自己的要求。于是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整个形势再次紧张到了即将崩断的程度”，戈培尔写道。但张伯伦又一次表示愿意通融。他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柏林和布拉格之间的“调停人”角色，但是他建议德方先用备忘录的形式归纳新提出的要求，为了了解希特勒的反应并听取他的解释，张伯伦又一次来到莱茵河的对岸。
晚上23点，谈判继续进行，参与者范围扩大了。德国方面里宾特洛甫、魏茨泽克、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弗雷德里希·高斯（Friedrich Gaus），英国方面威尔逊和驻德大使亨德森也加入进来。此前译员施密特逐字逐句地翻译了已经完成的备忘录，备忘录表明希特勒在主要问题上不准备做出让步。他要求，从9月26日早晨开始，到9月28日为止，捷克人必须从地图上划出的苏台德德意志地区撤离。捷克政府只有四天的期限。“这是哀的美敦书……”张伯伦喊道，“我极其失望并且深表遗憾地确认，总理先生，您根本不想支持我在维护和平方面做出的努力。”谈判的破裂似乎又近在眼前。
这时希特勒的副官带来了一个消息：捷克总统贝奈斯在国内下达了军队总动员令。“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静得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德方译员回忆说。似乎这记重击让希特勒清醒了，他忽然变得好说话了。他用低沉的声音重申了自己的承诺，在谈判期间他决不会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愿意把预定的撤离日期往后推迟两天，推迟到10月1日。他亲自将新的日期写入了文件，并且做了几处缓和激烈语气的改动。张伯伦遵守自己的承诺，他将把德方备忘录转交给捷克政府。9月24日凌晨，双方在不失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希特勒再次展现了自身富有魅力的一面，他貌似真诚地感谢张伯伦为和平做出的努力，并且保证“苏台德问题是他想解决的最后一个大问题”。
希特勒怎么看待这些承诺？9月25日下午，他和戈培尔在总理府的花园里长时间地散步时，这个独裁者说得明明白白，“他不相信贝奈斯会屈服”，宣传部部长总结说，“但是那家伙将受到可怕的惩罚。9月27日至28日我们就能完成部署……然后调动军队。整个进程将快如闪电，全世界将见证一个奇迹。”希特勒并没有放弃原本想通过快速进攻打垮捷克的想法。“激进的解决方案是最佳方案，不然我们永远没法从这件事里脱身。”
果然，9月26日下午，张伯伦通过贺拉斯·威尔逊转交了一封私信，他在信中告诉希特勒，捷克政府认为德国的备忘录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并加以拒绝。虽然这个消息并不让希特勒感到意外，根据他前一天私下里说的话，它也并非是不受欢迎的消息，但他仍然表现得非常激动。他跳起来喊道：“现在没有必要再继续谈判了。”他冲向房门，似乎想立刻离去，人们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从头到尾听完了消息。然后，根据译员施密特的说法：“他咆哮起来，声音如此之响，我在之前和之后的外交会晤中从未听到过。”贺拉斯·威尔逊一再劝说他冷静下来，反而一次又一次激起了他新的怒火。
从各种迹象上来看，希特勒的激动并非纯然做戏。像在1923年11月8月到9日慕尼黑叛乱和1934年6月30日血洗冲锋队之前的日子里那样，当苏台德危机不可避免地要求他做出决断时，他让自己进入了特殊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9月26日晚上，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了演讲，到了最后“他又吼又叫、声嘶力竭”，以前从来没有过。在演讲的开始部分，希特勒简要回顾了他在欧洲推行“实用的和平政策”的所谓种种努力。他提到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英德之间的海军协议、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和意大利缔结友谊、奥地利的和平并入。“现在我们面临着必须解决也必将得到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这是我对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但它也是我决不放弃的——若天从人愿——我必将实现的要求。”独裁者粗野地咒骂，他指责贝奈斯发动对德裔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战”，最后希特勒宣布，“现在到了对其直来直去说话的时候了”。通过9月23日的备忘录，他向贝奈斯提供了一个机会：“现在选择权掌握在他的手中！战争还是和平！或者他接受提议并将自由还给德意志人，或者我们自己去争取自由！……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现在贝奈斯先生可以自行选择！”
威廉·夏伊勒正好坐在希特勒头顶上方的楼座，他注意到：“在演讲的过程中希特勒的肩膀始终在上下抽搐，同时左腿膝盖以下的小腿不住地前后颤抖。”在美国记者的眼里，这个独裁者第一次“彻底失去了自控”。当戈培尔宣誓效忠“元首”并宣布“1918年11月”绝对不会重演后，希特勒站起身，“眼睛里燃烧着狂热的火焰，他把右手攥成拳头狠狠擂在桌子上。他用强大的肺活量所能允许的声音高喊道：‘是！’然后精疲力竭地跌坐在椅子上。”
9月27日上午，希特勒依旧处于狂喜和歇斯底里交替的亢奋状态。中午，贺拉斯·威尔逊带来了张伯伦的第二封信，在信中英国担保捷克将会履行撤离苏台德地区的义务，相应的，德国应该放弃使用武力。希特勒对这个提议完全不感兴趣，他明确地坚持捷克政府必须在9月28日14点之前接受备忘录，否则德国军队将于10月1日开进苏台德地区。他多次发着卷舌音的“R”强调，他将“击垮捷克人”。威尔逊用坚定的语气回答，他奉命转达首相的另一个消息：“如果法国为了履行合约里的义务而主动与德国为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认为它有义务支持法国。”希特勒似乎对消息的内涵无动于衷，他狂怒地回答说：“如果法国和英国想开战，那么就请便吧。我完全无所谓。我已经对一切不测事件做好了准备。”谈话就此结束。午后，威尔逊乘飞机返回伦敦。
其实，张伯伦的警告对希特勒而言完全不像他自诩的那样“无所谓”。在巴德戈德斯贝格会晤之前，他认为英国人只是在“虚言恫吓”。而现在毫无疑问，德国进攻捷克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意味着开启战端。面对这个后果，希特勒对自己的决定没有把握了，虽然他在下属面前依然掩饰着情绪。9月27日中午，他和戈培尔谈话时扮演着一个神经坚强的、以梦游者的自信履行着历史使命的政治家形象，他的表演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让他的崇拜者再次佩服得五体投地，或者说他在日记中装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样子：“他的手从未颤抖过。我们中间的天才……我们必须怀着虔诚的信仰为他效劳。”
9月27日傍晚，在柏林市中心发生的一件事也对希特勒造成了影响。一个摩托化步兵师沿着威廉大街朝捷克边境的方向行进，显然它展示了德军做的战斗准备。但是行人们的表现与昨夜柏林体育馆受到煽动的观众们大相径庭，为了避免看到眼前的场景，他们纷纷加快脚步奔向地铁站，留在威廉广场的几百号人则完全陷入沉默。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会儿，但是没有人发出欢呼，于是他很快又退了回去。毫无疑问——大多数德国人没有战争的热情，民众中第一次出现了对希特勒治国才能的广泛怀疑，很多报道提到了“元首”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危机。宣传部部长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几天之后他承认，摩托化师经过闹市区也有好处，“它帮助我们摸清了民意，老百姓是反对战争的”。
到了晚上，希特勒明显清醒了。现在他似乎再次想到了外交解决的方案，他能借此毫无风险地吞并苏台德地区，而他原先想击溃捷克的目标可以推迟到不久的将来。他以和解的口气给张伯伦写了一封信。信中最后说，他请首相斟酌决定是否愿意继续自己的努力，“在最后的关头让捷克政府恢复理智”。当然，张伯伦是否愿意继续充当调停人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出现无法再恢复谈判的情况，希特勒也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午夜时他对魏茨泽克表示，“现在他将要灭亡捷克”。“只有出现奇迹才能维持和平了”，魏茨泽克在一封信中透露。
9月28日是“最关键的日子”，当天上午欧洲各国首都笼罩在近乎无法忍耐的紧张气氛中。离希特勒确定的最后期限只差几个小时了，似乎导向战争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清晨时分总理府已经热闹起来——就像3月11日奥地利合并之前，到处可以看到部长、将军和国社党的高级干部以及他们各自的参谋人员，他们或坐或站。“处于极端兴奋和紧张状态”的希特勒时而走向这群人，时而走向那群人，向他们发表演讲。“那天上午他做了好多场小型的体育馆演讲”，译员施密特回忆说。
11点过后，希特勒接见了法国大使，他是德国总理欣赏并且愿意听取其观点的少数外国外交官之一。弗兰索瓦·庞塞特急迫地警告希特勒，不要抱着能把德国与捷克的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幻想：“如果您进攻这个国家，您将让欧洲陷入战火……既然不通过战争就能实现最根本的要求，为什么您一定要冒险呢？”在场的翻译认为，从希特勒的反应能够看出“天平怎样逐渐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下沉”。与发表演讲时不同，希特勒不再咆哮了，他耐心地听取了弗兰索瓦·庞塞特的意见。
墨索里尼的介入起到了扭转局面的决定性作用。11:40左右，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帝国总理府，他宣称带来了“领袖”的紧急消息。正在和弗兰索瓦·庞塞特谈话的希特勒被叫了出来。阿托利科透露，英国政府通过驻罗马的大使请求意大利政府进行调解，墨索里尼同意了，他请求德国政府推迟24个小时再调动军队。思考片刻之后，希特勒表示他愿意接受“领袖”的建议。恰好在德国的最后通牒到期前的两个小时，直接的战争威胁暂时消失了。中午12:15，当英国大使亨德森走进总理府时，他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他转达了张伯伦对希特勒昨晚来信的答复，首相在信中表示，他愿意和法国、意大利的政府首脑一起来德国，在四国会议上共同商讨和平解决的方案。墨索里尼通过阿托利科之口表示同意，随后希特勒也答应了。慕尼黑会议定于次日举行，当天下午，会议的请柬全部发了出去。
9月28日晚上，希特勒乘坐专列抵达巴伐利亚首府。9月29日上午，他离开慕尼黑前往库夫施泰因，他在那里登上了墨索里尼的专列，以便于与盟友一起讨论双方共同的谈判策略。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和英国首相乘飞机抵达欧伯维森菲尔德机场，去宾馆的途中他们受到慕尼黑市民的热烈欢迎。午后，四国会议在国王广场的“元首行馆”举行。除了四国首脑之外，里宾特洛甫、齐亚诺、贺拉斯·威尔逊和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阿列克西·莱热（Alexis Léger）也参加了会议；后来戈林、魏茨泽克，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专业的法学家、副官和女秘书们也加入进来。希特勒表现得礼貌而友好；不过人们能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安。他的脸色惊人的苍白，动作慌张。由于他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在会议间隙他几乎不离墨索里尼的左右——墨索里尼能用德语和他说话，真的，看上去他简直紧盯着这位潇洒自如的意大利人不放：“领袖笑，他也笑；领袖皱眉，他也皱眉——他的现场模仿秀令我难以忘怀。”弗兰索瓦·庞塞特描述那罕见的场景。
四国政府首脑逐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所有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强调了和平解决的意愿。“会场充满和睦融洽的良好气氛，只有希特勒对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愤怒抨击与达拉第激情澎湃的反驳有几次破坏了气氛”。最后墨索里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的调解建议书，当然不是他本人完成的，而是前一天戈林、诺伊拉特和魏茨泽克共同的工作成果，他们绕过了好战的里宾特洛甫，直接把文件交给了意大利大使，意大利大使又立即把文件发往罗马。这份综合了德国备忘录中的要求和英法政府的最新建议的草案成为《慕尼黑协定》的基础，9月30日凌晨，四国政府首脑在文件上签了字。按照协定的规定，德国从10月1日起开始占领苏台德德意志地区，分阶段进行的占领任务于10月10日之前完成。由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将在有争议的地区组织全民公投，并在此后确定捷克的最终国界线。经过协商后他们同意大赦苏台德德意志政治犯。在附加声明中，英国和法国做出承诺，一旦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它们将保证捷克剩余国土的安全，德国和意大利也将加入承诺。当晚，张伯伦和达拉第把会议的结果通知了不被允许参加谈判的两位捷克代表。按照威廉·夏伊勒的说法，达拉第看上去像个“彻底被击败的崩溃的人”。为了维持和平并赢得喘息的机会，在英国人的敦促下，法国政府放弃了与捷克签订的盟约中的义务。柏林政府的成员则兴高采烈。“基本上我们得到了一切按照小计划我们想得到的东西。眼下，迫于目前的形势，大计划还无法成为现实。”戈培尔评价德国政府这场“最严重的战争危机”的结局。“我们所有人走过了悬在令人目眩的深渊上方的细钢丝。现在我们又踩在了坚实的大地上。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可希特勒并没有如此欢欣的感觉。9月30日上午，他“脸色苍白、情绪低落”地在私人宅邸接待了张伯伦。当首相愉快地谈起，慕尼黑协定将为英德关系开启新的前景，他的谈话对象只是心不在焉地坐着，一反常态的沉默寡言。最后张伯伦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他自己起草的宣言，它谈到了两国人民“永远不想再彼此开战”和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的愿望。希特勒二话不说在宣言上签了名。他“不想拒绝”张伯伦，次日他向戈培尔透露，但是“老实说他不相信对方的诚意”。实际上是他本人做梦都不想放弃他的战争计划。他感到沮丧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他没法实施击溃捷克的“伟大方案”。虽然张伯伦离去之后，他对军事副官们表示，他“暂时绝对不会采取在政治上有危险的步骤”。首先他们必须“先消化已经赢得的东西”。但是他的视线已经越过捷克瞄准了下一个侵略目标，他随后发表的评论已经说明了一切：“在适当的时候，他将削弱波兰并伺机进攻它，那时他将运用现已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个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逐渐认定慕尼黑协定是扰乱了自己计划的一大挫折。
当希特勒得知，乘坐敞篷车的张伯伦沿途受到了慕尼黑民众的热烈欢迎，他的情绪更是没法好起来。因为老百姓对外国领导人的自发的热情中“蕴含着批评”希特勒的弦外之音，是希特勒把世界引到了重大战争的边缘。社会上洋溢着避免了一场战争之后的轻松感。只有最虔诚的希特勒信徒，如瓦格纳全家，才会把这一事实归功于“元首”的天才。“就像是一个奇迹”，维妮弗蕾德·瓦格纳评论说，“狼把和平送给了我们，而不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社会民主党线人在报告中的论调则完全不同。虽然喜悦的情绪也占据主流，事情有了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也掺杂着警告的声音，这不是“持久的和平”，只是一次“停火”而已，“它也许能持续几个月，也许能维持一两年。”“虽然希特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即使在拥护现政权的疯狂党徒中，狂热的情绪也比不上合并奥地利那次。”从萨尔普法尔茨发出的报告称。
慕尼黑会议前后民众明显表现出的和平渴望令希特勒感到失望。“我还没法带领这样一个民族去发动战争。”据说他曾经发脾气说。1938年11月10日，希特勒在新闻界选出的代表面前发表秘密讲话，他得出了以下结论：他长年的和平言论导致老百姓产生了错误的理念，政府无论如何都想维护和平。因此“现在有必要扭转德国民众的心理，慢慢让他们明白，有一些东西，当人们无法用和平手段实现时，必须用武力手段去实现。”
对于希特勒的反对者来说，慕尼黑协定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曾经寄希望于西方强国最终能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政策，现在他们失望了。社会民主党的通讯员认为，《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的反对者们从灵魂最深处感到震撼，它动摇了他们相信公理最终必胜和在世界上重建忠诚与信仰的信念”。不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抵抗组织这么想，那些迫于战争的威胁聚在一起搞谋反活动的民族主义保守派成员也同样如此。当然，迄今为止，文献中所称的“九月阴谋”依旧面目不清。我们了解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骨干人员战后的自述，因此，我们在使用资料时必须十分当心。显然它只是一个有不同利益、持不同信仰的人员和组织构成的松散网络。其中包括高级军官和政府高官，如陆军参谋长弗兰茨·哈德尔和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他们的目的不是推翻希特勒，而是阻止欧洲大战，他们坚信这只会给德国带来灾难。而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军事谍报部门的中校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和内政部公务员汉斯·吉泽菲乌斯（Hans Gisevius ）为主的一伙人则想利用苏台德危机促成政权的更迭。政变计划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果真发动政变，它到底有没有一星半点成功的可能，这一切只能留待猜测了。9月28日中午，当希特勒接受了墨索里尼的调解建议之后，他们的企图失去了立足的基础。
希特勒对核心圈子里的人说得很清楚，对于他来说，苏台德地区的移交只是权宜之计。10月2日晚上，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后仅仅三天，他和戈培尔讨论了当前的局势：“他消灭捷克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3日到4日和6日到7日，希特勒先后两次前往苏台德地区。他考察了此前毫无抵抗地落入国防军之手的捷克防御工事。10月9日，他在萨尔布吕肯发表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再次对英国发出了咄咄逼人的声音。虽然他承认张伯伦有进行沟通的真诚愿望，但是他补充说，如果像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样明目张胆地“想立即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政治家上了台，情势将会急转直下。英国人应该彻底摈弃“凡尔赛时代的态度”。“我们无法再忍受管头管脚的家长制作风！”这段话不但表明《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如鲠在喉，同时他还旁敲侧击地批评了目前德国人的和平倾向：“我们当中也有懦夫”，他们无法理解做出艰难决定的必要性。独裁者这里主要指的是他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10月下旬他告诉戈培尔，他必须让维德曼走，因为“他在危机中没有经受住考验，没有保持镇静”。在危急关头他不能用这样的人。如上文提到的，1939年1月维德曼被打发到旧金山做总领事。在同一时期也被希特勒解职的亚尔马·沙赫特从阿斯科纳给被贬谪者送来安慰：他感觉到，“有一段时间从外部观望那些事情是一桩大好事。由于‘运动’的活力，看起来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快。请您说话时务必要谨慎。这里的人密切关注着每一句话。”
10月14日，出版家胡戈·布鲁克曼庆祝了自己的75岁生日。希特勒亲自为早年的赞助者献上了一大束鲜花，他还花了一个半小时追忆过去。“他富有‘人情味’又和蔼可亲”，后来布鲁克曼夫妇告诉前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但是他说的一切清楚地表明，他只是没有抵御住列强的干涉，他宁可发动战争。他尤其对英国表现得怒气冲冲——因此才有了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难以理喻的粗鲁发言”。慕尼黑会议之后的几周内，他越来越频繁地说出诸如此类的话，这表明，独裁者在情绪上已经为下一步的外交冒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前帝国经济部长库尔特·施密特也确信，希特勒只会允许“短暂的和平”，“他必然又把目光瞄准了下一步棋”。永不停止——这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自认受命于天的元首践行的准则，夺取权力和扩张权力的过程由此被赋予了势不可当的动力。希特勒在1938年取得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之后，他从未考虑过留出较长时间的和平期，甚至满足于现已获得的东西，就像俾斯麦在1871年之后执行“餍足政策”那样。为了抵消民间的不满情绪，为了防止个人声誉的下滑，他需要不断取得胜利。为此他准备冒越来越大的风险。由于担心自己的寿命不长，他的扩张行动更增添了急迫的焦躁感。因此，他既是推动者，也是被推动者。10月21日，国防军得到了“解决捷克剩余部分”的新命令。“必须静悄悄地完成进攻前的准备工作”，“让捷克人根本无法组织起防御”。其目标是“迅速占领这个国家”并“封锁斯洛伐克”。
1938年11月和12月，外交事务暂时退居二线。因为在这两个月里纳粹高层主要忙于处理11月8日至9日全国范围的反犹骚乱及其引起的后果。11月底，柏林和巴黎签订了一项协议，这个消息引起了一些关注。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斯·博内（Georges Bonnet ）是协议的倡议者，慕尼黑会议之后他一直考虑着怎样与越来越富有威胁性的邻国达成和解。12月6日，里宾特洛甫和博内在巴黎签订了《德法宣言》，双方承诺将“维护和平与睦邻友好的关系”，并承认现在的德法国界线为最终国界线。在文本的约束力方面，它并不比9月30日的德英宣言更有价值。
1939年2月初，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纪念“夺权”6周年的讲话，之后他再次来到上萨尔茨贝格，正如他自己宣称的，为了思考下一步的外交行动。“也许又轮到了捷克，因为上次这个问题只解决了一半。”戈培尔推测。2月10日，独裁者回到柏林，在克罗尔歌剧院对陆军指挥官们发表了讲话。这次秘而不宣的讲话是一份值得注意的文件，因为希特勒以少见的坦率透露了未来的计划。首先他直率地批评， “国防军的人”对他在苏台德危机中的冒险游戏“即使不说是心存疑虑，至少也在心里持观望态度”。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对军官们透露“让他采取行动的内在动机”，1933年之后所有的外交行动并非来自心血来潮的灵感，自始至终它们是按照预定计划来的。他明确地表示，1938年的胜利并不是他努力的终点，而是“预先规划好的漫长征程中的一步，现在我向你们简要描述一下其必然性”。
现在，希特勒对广大军官披露了他于1933年2月3日和1937年11月5日对军队高级将领阐述过的核心内容：作为“全欧洲、事实上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民族”，8500万德国人属于一个“高度文明的种族”，它理应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并以此为基础“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我已经下定决心解决德国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解决德国人的生存空间问题”，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你们应当意识到，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个思想主宰了我的一切。”即使“最坏的情况也不会让他退缩”。他希望“指挥官们”怀着“虔诚的信仰”支持他。“下一场斗争将是纯粹的世界观之战，换句话说，它是有意识的民族战争和种族战争”，希特勒让他的听众们从思想上做好准备，但他并没有说苏联是主要的侵略目标。显然人们对讲话有不同的反应：“一部分人感到兴奋，另一部分人非常怀疑”，副官恩格尔这样描述他的感受。
首先希特勒还惦记着他在1938年秋季没到手的东西。为了准备吞并“捷克剩余部分”，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他借种种理由拖延在《慕尼黑协定》中做出的保障捷克主权的承诺；另一方面他鼓励斯洛伐克人的分裂企图，推动这个业已残破的国家内部崩溃的进程。布拉格和普雷斯堡关于斯洛伐克自治的谈判失败之后，新任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废黜了在亲德的约瑟夫·季索（Jozef Tiso）神父领导下的斯洛伐克政府，并派遣军队进驻斯洛伐克。“这是一块跳板”，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我们能彻底解决在10月份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了。”3月10日中午，希特勒把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召集到总理府。“决定：3月15日进军，彻底击垮捷克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元首高兴地欢呼。这局棋我们赢定了。”3月12日，国防军接到了进军令。“民间风平浪静。没人知道或者感觉到任何异样。”宣传部部长评论。
3月13日下午，季索应德国政府之邀来到柏林。希特勒告诉他即将占领捷克国土的消息，并要求他立即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不然的话，他威胁说，他将弃斯洛伐克于不顾，也就是说，听任部署在斯洛伐克边境上的匈牙利军队长驱直入。3月14日，普雷斯堡议会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当天中午，希特勒刚和戈培尔讨论了有关“帝国保护国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章程之后，传来了捷克总统寻求与德国总理会晤的消息。希特勒同意了，但是他告诉国防军，在任何情况下预定的进攻日期不会改变。晚上，哈查在捷克外交部长弗朗吉席克·契瓦尔科夫斯基（Frantisek Chvalkovsky）的陪同下抵达了安哈尔特火车站。列队迎接他的仪仗队只是骗人的门面，因为希特勒根本不打算进行严肃的谈判。他想要彻底的投降，这次他又使用了曾在舒士尼格身上用过的磨蹭战术。他让客人在阿德龙大酒店空等了几个小时，而他本人却优哉乐哉地在总理府看电影。
午夜过后，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穿过新总理府长得令人生畏的走廊和大厅，被领进希特勒的大办公室，在几盏落地灯的映照下，室内光线昏暗。为了加大对捷克人的压力，独裁者摆开了引人注目的阵势，身边围着一大圈人——除了戈林之外，还有凯特尔、里宾特洛甫和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和迈斯纳，首席新闻官迪特里希，译员施密特和记录员黑维尔。然后，现代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充斥着威胁和勒索的政治流氓戏开场了。哈查希望，至少能保住剩余一小部分捷克的独立，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无情地明确表示，这方面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又滔滔不绝地列举所谓捷克的种种过失，他认为，新政府里依旧存在“贝奈斯的幽灵”，最终他宣布了自己的意图，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将成为德国的被保护国。国防军将在6点进驻，如果现在哈查能给捷克国防部部长打一个电话，对他下达不要抵抗德军的命令，他还能为他的民族提供“最后的优质服务”。“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像石化了一样坐在椅子上”，译员施密特回忆说。当人们忙着拨打通往布拉格的电话时，戈林威胁道，如果不答应德国的要求，他将轰炸那座城市。显然对于捷克总统来说，这太过分了。他昏了过去；希特勒的贴身医生被叫来给半昏迷的总统打了一针。
图67：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左起第二个）靠近希特勒坐在新总理府的办公室里，1939年3月15日（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
哈查苏醒过来，他和外交部长走到另外一间房间里打电话，按照德方的要求对布拉格方面下达了命令。夜里4点钟左右，两个人在希特勒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上签了字，通过它，捷克总统“将捷克人民和国家满怀信任地交托到元首的手中”：“元首接受了这份声明并表达了他的决心，他将把捷克民族置于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之下，并且保证与其民族性相符的民族生活的自主发展。”德国对待捷克代表团的方式公然践踏了所有外交惯例和人道主义准则，但在座的德国人没有一个对此提出哪怕是微弱的异议，国务秘书魏茨泽克也没有。不但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还有脸指责哈查的签字帮助“希特勒获得了进军布拉格的貌似合法的由头”。这位高级外交官像他的“元首”一样对捷克人怀着种族偏见，“他们从来不讨人喜欢，在帝国境外像皮衣里的虱子，在帝国境内像皮肤上的疥疮。”在那次重要的、元首用尽了各种手段的夜间谈判后的第二天他曾这样说过，后来他又把肆无忌惮的勒索行径说得轻描淡写。
独裁者本人显得“非常高兴”， 自鸣得意于“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天才政治手法”。“现在孩子们，给我的这儿和这儿”——指着自己的脸颊——“来一个吻！”他对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和格尔达·达朗诺夫斯基说。她俩整夜守在希特勒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里待命。“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将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被载入史册。”清晨，德国军队跨过了捷克边界；9点左右，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布拉格。这次迎接他们的不是欢呼声，而是沉默和压抑的愤怒。中午，希特勒登上了开往波西米亚—雷帕的专列。从那里到布拉格的剩余路程，他换上了自己的三轴奔驰豪华轿车。由于下着大雪，晚上希特勒才到达捷克总统府所在地哈拉卡尼城堡（Hradschin），当地人几乎没有察觉到。由于事先没有做任何接待的准备工作，副官们被派出去，从布拉格的德国之家弄来了一些火腿、白香肠和皮尔森啤酒。
当天夜里，在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的协助下，希特勒口授了关于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公告。捷克人被允许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前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被希特勒任命为第一任“保护长官”，作为旧保守派精英的一员，冯·诺伊拉特被认为是相对温和的人，因此适合装点捷克人臣服于德国的外来统治的门面。同时应季索的请求，斯洛伐克被置于“大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之下；德国国防军开进普雷斯堡。3月16日下午，希特勒离开了布拉格，途经布尔诺、维也纳和林茨，于3月19日返回柏林。戈培尔再次成功地动员了几千个人，他们站在从格立策火车站到威廉大街的道路两边向“元首”欢呼。“我们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周，我们经历的种种也许带来了最惊人的成果。”鲁道夫·布特曼写道。由于希特勒“伟大的治国才能”，“国家的实力再次获得强劲的增长”，“却依旧没有流一滴血”。“他是幸运的，永远幸运！”一个熟人在大街上对他喊道。
但是像这样绝对信赖元首的发言并不符合主流民意，因为吞并捷克剩余领土的做法没有获得多少支持。许多人还记得9月26日希特勒在体育馆演讲时发出的誓言，苏台德问题解决之后，他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将得到满足，现在他们扪心自问：“这是否有必要？”社会民主党（SPD）海外流亡党委在仓促之间把党总部从布拉格转移到巴黎，根据国内线人的汇报，SPD海外流亡党委认为，“老百姓对德国在重大的军事冲突中取得的最新‘胜利’普遍感到忧虑，他们担心，再度失败的命运离他们又近了一步。”
对于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而言，击溃所谓“捷克的剩余部分”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德意志帝国不仅获得了大型的军工厂，如皮尔森和布拉格的斯科达兵工厂和布尔诺的武器制造工厂，还得到了足以武装20个师的武器装备。除了工业资源之外，德国的军事工业也能利用铜、镍、铅、铝、锌和锡等国内所需的原料。对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的大门现在完全敞开了，从未来继续“在东方占领生存空间”的角度考虑，德国的军事战略形势也同样得到了改善。
3月15日晚上，独裁者坚信：“14天内没人会再议论这件事。”但这一次他完全错了。希特勒把手伸到布拉格的事实让伦敦方面如梦初醒。英国政府意识到，德国元首愚弄了他们，他给出的承诺分文不值。人们曾经认为，可以通过签订条约束缚希特勒，可以用迁就的方式约束他的野心，绥靖政策即是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而现在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驻德大使亨德森被无限期地召回国内，3月17日，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讲，他宣布英国政府彻底转变对德国的立场：他谴责希特勒严重侵犯了他本人之前一直援引的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最后他用了一个诘问句，是否希特勒真的想走上“通过武力称霸世界”的路？
纳粹领导人没有把来自伦敦的、后来法国政府也加入的反对声音当回事。“那只是事后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吵闹，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戈培尔讽刺说。希特勒认为，利用目前的局势，他可以立即实施下一步计划。3月20日，里宾特洛甫对留在柏林的立陶宛外长约瑟夫·乌比斯（Joseph Urbsys）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要求对方立即归还1919年划归法国政府管辖并于1923年被立陶宛吞并的默麦尔地区。3月22日立陶宛内阁表示同意，当天下午希特勒在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登上了“德国号”装甲战舰。午夜，里宾特洛甫宣布《默麦尔地区与德国重新统一协议》的签字仪式已经完成。3月23日上午，希特勒在装甲战舰上颁布了相关的法律。“啊，林格！”他对自己的侍从说，“您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现在我们捎带着就解决了这些小事。”14点，希特勒上岸进入默麦尔港口，他在市中心剧院的阳台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欢迎“老民族同胞们”成为“我们大德意志帝国最年轻的公民”。当晚他离开了默麦尔，3月24日中午回到了柏林。
默麦尔地区的并入是希特勒以不流血的方式得到的最后一个外交成果。21日到22日的夜间，当他在总理府等候立陶宛政府做出决定时，他和戈培尔又做了一次有关“未来外交政策”的长谈：“为了重新获得信任，现在他想暂时休战了。”如果独裁者真的表达了这个意思，那说明他沉醉在双重的自我欺骗中。因为，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不管由于现存社会制度本身固有的压力，还是基于个人的原因，他都没有真正想过休战。3月24日晚上，戈培尔发现他已经在考虑“解决但泽问题”：“他想对波兰施加一些压力，希望它能做出反应。”他肆无忌惮的侵略野心对准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至此已很明确了。另一方面，如果希特勒认为他还能重新获得西方国家的信任，那他就在自欺欺人了，因为撕毁《慕尼黑协定》已经让他赌光了本钱。每个人都看到，他已经撕下了热爱和平的修订派政治家的假面具，其政权的暴力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了，从根本上说这个政权的目的就是无限的扩张。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3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宣布，“真正的问题”是“德国想夺取世界霸权的企图。对其进行抵抗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3月31日，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发出了保证波兰国家独立的宣言。于是形势已经明朗化了，几个月之后它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如果说希特勒在1938年11月反犹骚乱中已经破坏了所有的文明准则，那么现在他对布拉格的侵犯又跨越了外交上的红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相当准确地意识到，这是“公然的狂妄自大、逾越了所有界限和礼仪的第一例”。现在再没有回头路了。3月15日，独裁者臆想着他前无古人的事业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业已踏上了毁灭之路。“从这一天起”，弗兰索瓦·庞塞特尖锐地指出：“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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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需要有双慧眼，才能透过希特勒现已取得的成功，看到未来灾难的萌芽。1939年4月20日，当独裁者庆祝他的50大寿时，复仇女神的阴影似乎还远在天边。戈培尔再次使出浑身解数将元首崇拜推向巅峰。“大德意志帝国缔造者的50华诞。连续两天报纸发行了豪华版和特别版，对他的神化不断推陈出新。”维克多·克伦佩雷尔评论。宣传部部长从1938年夏季就开始了筹备工作，但是12月初希特勒随意地表示，他不想要“特别的庆祝”，“那么，就叫停吧！”戈培尔接受了元首的指示。但似乎他并没有把这话当真，因为在他的指导下，从1939年1月起开始制订庆祝计划，最终希特勒批准了该计划，它在繁文缛节和铺陈排场方面超越了元首以往的生日庆祝活动。希特勒生日之前的几天，戈培尔还写道：“与元首生日有关的大量工作。这一次将要大操大办。”
报界得到了详细的指令，应该怎样颂扬这位顶尖人物。编辑们被警告“既不要描写他的童年和家庭，也不要描写他的私人生活方式”，因为“围绕着这三个话题过去流传着难以置信的大量不实之词”。相反，“可以很详细地描述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转变和政治道路等等”。各大报纸应该推出“内容特别详尽而又赏心悦目的特别版”。内政部长弗里克干脆宣布1939年4月20日为“国定假日”，以此凸显它的特别意义，希特勒的50岁生日成为一年之中节日庆祝的高潮。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许多人都能参与庆祝活动。
18:30，戈培尔的演讲宣告生日庆祝活动正式开始，所有广播电台都转播了他的演讲。他用一贯的谄媚奉承的措辞赞美希特勒是“历史性的伟人”，德国人民 “心甘情愿地顺从地效忠于”他所有的行动。“就像施了魔法一样”，“他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几乎认定无法解决的中欧问题”。擅长冷嘲热讽的宣传部部长把希特勒对捷克使用暴力手段获得的局面称为“务实的和平”。19点，聚集在新总理府马赛克大厅里的国社党（NSDAP）领导人——约1600人——一齐向寿星祝寿。鲁道夫·赫斯重复了无条件效忠的誓言，“即使在全世界的煽动者走向极端”的情况下，他还向希特勒——这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献上了腓特烈大帝本人的50封亲笔信。它只是摆放在总理府的长桌上的众多礼物中的一件——就在1878年柏林议会在俾斯麦主持下开会的那间大厅里。礼品中有很多俗气的玩意儿，但也有一些珍品，尤其是希特勒推崇的画家弗兰兹·冯·德弗雷格尔（Franz von Defregger）和卡尔·特奥多尔·冯·皮洛蒂（Carl Theodor von Piloty）的画作。帝国经济部长兼帝国银行行长瓦尔特·芬克在送礼中独占鳌头，他把提香（Tizian）的名作《镜前的维纳斯》献给了这位艺术爱好者。
前一天晚上的主要看点是东西轴线——新交通干线的第一大部分——的竣工典礼，它是在首都重建的过程中建成的。希特勒和他的建筑师施佩尔乘坐一辆敞篷车驶过7公里长的干道。宣传部部长呼吁柏林市民在路边夹道欢迎，约有几十万人响应了号召。“空前响亮的欢呼声。街道沉浸在童话般的灿烂灯光中。前所未有的气氛。元首喜形于色。”宣传部部长为自己的编排感到得意。22点过后，当国防军表演了“军乐队分列式”之后，“老卫队”的火炬游行队伍走过了威廉大街，每个党区各自选派了50名代表，他们共同组成了这个队伍。元首站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向他的褐衣纵队致意。
午夜，希特勒接受了身边随从人员的生日祝贺和礼物。他尤其喜欢施佩尔在巴黎广场前的大厅里建造起来的4米高的大凯旋门模型。“他久久地、明显饱含感情地注视着在模型上呈现出来的年轻时代的梦想”，他的建筑师回忆说，“他面带陶醉，无言地向我伸出手，然后心情愉悦地对祝贺生日的来宾们赞美着这个建筑，赞美它在未来帝国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当天夜里，他强迫症似的数次回来看这个模型，他完全沉迷在未来“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的幻影中。
第二天庆祝活动继续进行，党卫队护旗队的游行乐队在总理府的花园里演奏了小夜曲。外交使团团长——教廷大使切萨雷·奥尔塞尼戈（Cesare Orsenigo）主教——引领了新一轮正式祝寿的风潮。紧随其后的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诺伊拉特，他身后还拖着捷克总统哈查，然后是斯洛伐克总理季索，还有德国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考虑到独裁者即将实施的计划，他接见但泽党区主席阿尔伯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的举动具有不可低估的象征意义，后者把自由城市但泽的名誉市民证书交到希特勒手中，以此作为该城市民“与德意志民族血脉相连的证明”。
中午11点，国防军大阅兵在东西主干道上正式开始。阅兵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它展示了帝国现已达到的军事实力。所有的国防军编队都参加了阅兵；在阅兵式上展示了最先进的武器，尤其是坦克和重型火炮。人们在科技大学的门前建造了一座看台，希特勒站在看台上搭起的华盖之下——他的宝座和元首旗帜都在那里——检阅游行队伍。“我始终感到惊奇，他的精力从何处来。”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因为站立四个小时并且不断向人挥手致意是让人累得要命的活儿。我们旁观者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图68：赫尔曼·戈林代表在场的全体领导人向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祝贺50岁的生日，1939年4月20日
按照希特勒的授意，里宾特洛甫邀请了150位重要的外国客人，目的是让他们见识一下德国的军事实力。英国和法国大使不在主席台上，《慕尼黑协定》破裂之后他们已经被召回国（美国从1938年11月反犹骚乱之后就不再派遣大使）。阅兵式结束后，希特勒在新总理府召开茶会款待外国客人，帝国部长们、国社党全国领导人和国防军将军们也在受邀之列。
4月16日到23日期间，UFA出品的新闻短片全部围绕着希特勒的50岁寿诞。十二位摄影师共拍摄了10 000米的胶卷，在新闻短片中被剪辑成546米。被解说员称为“第三帝国最盛大的阅兵式”的国防军大阅兵占据了主要的画面，无疑这是为了对民众进行备战的心理建设，希特勒在1938年11月10日的秘密讲话中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因此，现在他不光扮演着一贯正确的政治家的角色，还以统帅的尚武英姿出现，在惊愕的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其战争机器令人生畏的战斗力。
图69：为庆祝希特勒的50岁生日，在柏林新东西轴线上举行的阅兵式，1939年4月20日
戈培尔对两天的庆祝活动非常满意：“元首受到民众的颂扬，从没有哪个凡人如此受欢迎。”但是SPD流亡党组织的线人却得出了更加细致入微的结论：当人们看到奢华靡费的生日庆典时，他们很容易认为，希特勒的声望仍在上升。“但是真正了解人民的人会发现，即使不说是全部，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假象。”甚至当读者们阅读那些被政府操纵的报纸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觉察到，“希特勒在外交上的星光已经黯淡了”，“整个体系正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在耀眼的旌旗和节庆的喧嚣之上”，社会民主党的通讯员总结说，“沉甸甸地压着战争的恐惧。”但他们又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元首信仰在德国已经失去了市场”，相反，它“依旧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希特勒采取了种种冒险行动却依旧能保持和平——他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光环。1939年9月初，希特勒发动了战争，经历了最初“闪电战的胜利”之后，从1941至1942年冬季开始，战争明显地发展成一场军事灾难，元首神话将开始倾塌，起初速度缓慢，后来倾塌的速度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