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本书的浩繁工作中，我得到了多方支持，我要对所有帮助者致以深深的谢意。首先，我要感谢以下诸位女士和先生们，让我有机会进入他们掌管的宝库——柏林-里希特菲尔德联邦档案馆的托斯滕·扎维尔（Torsten Zarwel），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的安内格雷特·诺伊珀特（Annegret Neupert），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克劳斯·A.兰克海特博士（Dr. Klaus A. Lankheit），巴伐利亚慕尼黑国家主档案馆的西尔维亚·克劳斯博士（Dr. Sylvia Krauss），巴伐利亚慕尼黑国家图书馆的尼诺·诺迪亚博士（Dr. Nino Nodia），伯尔尼瑞士联邦档案馆的马尔里斯·赫尔提西（Marlies Hertig）。
时代周报资料室的米里亚姆·齐默尔（Mirjam Zimmer）和凯尔斯汀·威廉姆斯博士（Dr. Kerstin Wilhelms）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让我能广泛地参阅文献资料。卡尔·奥托（Karl-Otto）不断为我提供汉堡当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里的丰富藏书。
我尤其要对S·菲舍尔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我的朋友瓦尔特·H.佩勒博士（Dr. Walter H. Pehle）表示感谢，他不仅促成了本书的出版立项，还仔细地阅读了书稿，并和作者一起挑选了书中的插图。他的继任者塔尼娅·霍蒙博士（Dr. Tanja Hommen）负责协调本书的印刷事务。纪实文学类项目负责人彼得·西勒姆博士（Dr. Peter Sillem）从本书创作伊始就不断给作者充满理解力的鼓励。S.菲舍尔基金会提供了一大笔专项资金，让我得以广泛查阅各种资料。
当然，最大的感谢应该留给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古德伦和儿子塞巴斯蒂安。围绕着令人反感的主题，我们之间曾经进行过多次启迪灵感的谈话，通过尖锐的提问和反驳，他们为书稿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助益。
汉堡，2013年5月
福尔克尔·乌尔里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