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是向来不谈政治，却有渔樵闲话与弹词。政治到了不可以入渔樵闲话，不可以入弹词，它就是不足道的了，而亦就是天下要大乱了。天下大乱，反者四起，这个感觉就是有气概的。民间甚至并不重视形势，听人说国共的优势劣势，都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民间所知的，宁是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以上的天数世运。
彼时虹桥也有兵，大荆也有兵，白溪也有兵。大荆街上猪肉店还被挂起一颗首级。国军像明末剿张献忠李自成的四镇之兵，一个营长驻在大荆就是小皇帝。他们与城市里的文化人大学生调同曲不同，都有一种想要扬眉吐气，可是这只有从民间起兵受记，如散仙要从瑶池蟠桃会受记，所以后来他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解放军。
是年向尽，淮中正举行学期结束考试，一日傍晚，忽开到一营兵，把学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出动搜查教职员寝室与学生宿舍，各人都被先摸过身上，再打开箱箧。我房里有一个学生在给我抄写并油印《山河岁月》的草稿，正抄到有关国民政府的一章，他停笔欲起，我说无事，你只管抄写，一面开了房门等待被检查。一个兵提着步枪正待闯进来，我先说了一声请，从桌上递给他一支香烟，我自己亦点一支来吸。他一眼就注意到在油印稿子，就问是什么？这东西本来最犯忌，但我悠然的只答说是上课的讲义。开开箱子，见有一束秀美的信，兵又问，我答是内人来的家信，见他持在手中无法，我就念了一封给他听，一面斟杯茶请请他，问他可是也已经结婚？他答还未结婚。如此就平安检查完毕。仇校长被抄去燕窝与信件，女学生被抄去毛线衫，其他教员亦各有些东西被抄去，都是一点嫌疑亦没有的。随后他们押解全体员生离校，连夜翻山过岭到大荆，惟我留守校舍。
翌日庶务马君从大荆来陪我，说已打听得这次解散淮中是旅长的命令，因仇校长的儿子在上海是民盟的关系，仇校长今被指定在大荆不许出来，惟已请准毕业班的学生即在仇校长家里做完考试。我到大荆去出题监考回来，还在校里住了十几天，把《山河岁月》油印装订好。在这些日子里，尚有两次军队过境，到校里借宿，一次是旅长亲征，一次是营长带兵，真要有魂胆来抵挡。等我要回温州，马君忧惧道：“张先生在还好，张先生走了，若再有兵来，我岂不惊煞。”我教他不可害怕，惟须安静婉顺，你的人好像是不占面积的存在，即在刀枪丛中亦可行于无碍。
毕业班的试卷评定后，仇校长要我到乐清县城向教育局要求复校，但是教育局不敢与军队交涉，只答应打电报向教育厅请示，如此就无下文。我到温州，请温中金校长也上呈文到教育厅，因为金校长是温属各中学校的校长会议主席，淮中的事他可以发言，可是秀才遇着兵，终归完结。
我去到雁荡山只一年，外面天下世界已发生过无数大事，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大总统，竞选副总统，前线邱清泉军团大胜，陈布雷自杀，发行金库券，蒋经国在上海对金融产业界执法如山，温州街角与城郊筑起沙土麻包的碉堡。夏瞿禅在浙大，寒假不回里，他填了一首词叹息时事：
欲待花时寻酒伴，醉中容易沾襟，明年红紫属何人，无穷门外事，有限酒边身；并恐花无逃劫地，不如随水成尘，恼他莺燕语殷勤，斜阳余一寸，禁得几消魂。
读到“并恐花无逃劫地”，我亦惊动，但我与温州市井之人一样，虽走进走出看见碉堡，亦不去想象会发生巷战，兴废之际，总是天意浩荡，就没有急景凋年之感。
及过了年，我仍回温州中学教书，写信去叫秀美放心。我每月给外婆钱，秀美来信总道谢，这种恩情感激，是女心才有。我想着爱玲是不喜教书的。我每天上完课，且只把《山河岁月》来删改重写。
我仍到时候去看看刘景晨先生。亦常去杨雨农家。杨家有钱我不羡，我喜他有钱能豪华，且豪华得本色。淮中仇校长与我算得投机，但他对村人有一种世家的傲慢，杨雨农却是米店倌出身，不论穿长衫的穿短褐的他都平人看待。我亦与徐步奎去吴家徐家玩。吴天五实在是至诚君子，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刚而柔，真率恳至，亲热之意出自肺俯，但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离经叛道之人。徐家却是惟有唱昆曲这桩事我喜欢，徐玄长人原正派，但一个人纵有千般好，欠少英气总难为。
要说到相知，还是只有刘景晨先生。其次杨雨农，单是他的与人平等无阻隔就好，与我相知不相知倒在其次。知英雄美人是先要能知世人，我即使单以一个世俗之人而被知，亦已私心自喜。再其次是徐步奎，我与他经常在一起。
我向刘先生想要说出身世，却道是我有个亲戚当年在南京政府，因述其文章与行事，刘先生问叫什么名字，我说是胡兰成：“胜利时他还在汉口汉阳，后来就没有消息。”刘先生道：“这样的人，必智足以全其身。”向步奎我亦几次欲说又止。我问他：“白蛇娘娘就是说出自己的真身，亦有何不好，她却终究不对许仙说出，是怕不谅解？”步奎道：“当然谅解，但因两人的情好是这样的贵重，连万一亦不可以有。”我遂默然。
又一次是我说起李延年的歌：“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步奎道：“这是严重的警告。”他说时一点笑容亦没有，真的非同儿戏，当下我心里若失，这一回我才晓得待爱玲有错，但亦不是悔憾的事。过后爱玲编的电影《太太万岁》到温州，我与全校员生包下一场都去看，天五步奎赞好，金校长赞好，坐在我前后左右的人都赞好，我还于心未足，迎合各人的程度，向这个向那个解释，他们赞好不算，还必要他们敬服。可是只有银幕上映出“张爱玲”三个字，她晓得我。人家说得意忘形，我是连离异都糊涂了，《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离异的真实亦不过是像死生契阔的真实。
温中教员宿舍楼前有株高大的玉兰花，还有绣球花，下雨天我与步奎同在栏杆边看一回，步奎笑吟吟道：“这花重重迭迭像瑶台，雨珠从第一层滴零零转折滚落，一层层，一级级。”他喜悦得好像他的人便是冰凉的雨珠。还有是上回我与他去近郊散步，走到尼姑庵前大路边，步奎看着田里的萝卜，说道：“这青青的萝卜菜，底下却长着个萝卜！”他说时真心诧异发笑，我果觉那萝卜菜好像有一桩事在胸口满满的，却怕被人知道。秘密与奇迹原来可以只是这种喜悦。步奎好像梁祝姻缘里吕瑞英演的银心，总使我怀念起另外一个人。
步奎已与肖梅结婚，他却于夫妻生活多有未惯，这真是好。他对他教的那班学生亦不溺情。一次他来我房里，惊骇而且发怒，说道：“学生拔河时，他们的脸叫人不忍看，学校里这种竞赛的教育真是不应该！”我当时想起与爱玲在松台山看见训练新兵。步奎近来读莎士比亚，读浮士德，让苏东坡诗集与宋六十家词。我不大看得起人家在用功，我只喜爱步奎的读书与上课，以至做日常杂事，都这样志气清坚。他的光阴没有一寸是雾数糟塌的。他一点不去想到要做大事。他亦不愤世嫉俗，而只是与别的同事少作无益的往来。
温中同事，有的是老教员，他们四平八稳，毫无精彩与毛病。他们在本地教育界的职业地位已根深蒂固，若不经抗战的播迁荡析，怕已成为学阀了，如今美中不足的只是年来物价高涨，家庭负担重了。他们多已年纪五十要出头，倒还是经过五四运动时代来的，如今只落得为官为商皆不如人。其中却也有一位董先生，致力学术，长年累月在寻资料，要依照汉书的体例著民国史，已成列传若干篇，在大荆我还见过有一碑文也是他撰的，看样子他是渐渐要成为宿儒了。但是写历史要有一代人的笑语，董先生缺少这个。我与他们，见面惟客客气气，从来亦不玩。
尚有比他们年纪轻些，四十几岁的教员当中，颇有几个有才情的，可是又才情太多。一个是郑先生，家里是乐清地主，北伐时他活动过，但他的家业与他的人已多年来停滞破落了，变得沉缅于冗谈，渐渐连他的嘴亦像是梦寐的呓语不清。他却又博极群书，前朝的掌故亦很熟，现代知识的水平亦很高。我听他说科举，考秀才的文章要清通，考举人的文章要才气如江海，而中状元的文章则要如丝竹之音，我觉得非常好。可是那回金校长限制教职员领用信封纸，别人犹还可，忽听见郑先生在走廊里粗声大骂，我着实吃惊，就把他的人打了折扣。这郑先生，每隔一两礼拜必回家去，带来一盒私菜，饭厅里与同事一桌吃饭，他拿出私菜，连表面人情亦不做，只顾他自己吃罢了，偏又他的吃相有似狗马占住自己的槽一心在吃，对周围甚为严重。
郑先生与曾先生最要好。这曾先生，单名一个“猛”字，教初中公民与国文，家在茶山，就是上次我带高中二年级学生与秀美去远足过的地方。他当过陈独秀的秘书，虽已脱离多年了，仍说来说去说托派，因为此外他已一无所有。托派的人往年我也见过，却没有像他这样粗暴的，三日两头只听见他在酗酒大骂，听得惯了，亦无人查问他是骂的那个，所为何事。他与郑先生各有一个独子在温中读书，都当自己的儿子是伟大得了不起。此外有个教数学的陈先生，惟他年已五十，应列入前面说过的老教员中，但他要找冗谈（编注：冗谈，日语词，玩笑、戏言之意）的对手还是只能找郑先生与曾先生。他以前曾拿数学研究过《易经》，现在却比郑先生还更惫糍糍，必要人听他撰的对联，诉说他的处世做人，要你做他的知音。
这三人，本来思想不同，尤其曾猛是个草包，靠思想为活的，但是他们合得来，因其没落是一，便连曾猛的性如烈火，说话像汽车的排气管放瓦斯，骨子里也与郑先生陈先生一般是惫糍糍，所以不曾起冲突。他们常在郑先生房里，不然就是在曾猛房里，买来烧酒，拿花生米或腌肉过过，沉缅于冗谈，形势像是作长夜之饮，但便是那饮酒亦没有一点慷慨相。
郑先生的寝室就在我隔壁，我怕他来我房里一坐就不肯走，宁可我先到他房里去一回。亡命以来，我是逢人皆和气，学一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警戒着不可与人争是非，但不知郑先生与曾猛从何看出我有着一点高不可攀的神情，竟是对他们无慈悲。他们的存在，要向世人求证而不得，可比玉泉山关公显圣，叫喊还我头来，但我不能像普静的与以一言点悟，这样就要有不吉了。
一次是步奎拿一份试题来问我，我说有个字义不通，这句话也平常之极，焉知是郑先生出的题，他刚巧也在我房里，当即目露凶光，大声叱道：“你是什么东西！”他走回他自己的寝室，又出来立在廊下，还大骂不已。我一句亦不回口。步奎气道：“真可怕，一个人怎么会这样惨！”
还有曾猛我也触犯了他。是在他房里，我、步奎、郑先生陈先生与曾猛五个人，步奎是来寻我的，我已要走，却因说了一句吴天五的古文有工夫，想不到曾猛就装醉大骂吴天五，我来不及拿话给天五收拾，已经夹头夹脑骂我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了。我与步奎回到我房里，曾猛还在大骂，也是骂到廊下，声音就像破锣破鼓，使我想起古诗里有一句是“战败鼓声死”。
十五年前我在广西教书，同事也有是从时代的前线退下来的，都没有像这样子。时光真是不饶人，今天曾郑的奇拔，乃至董先生的渐渐要学成通儒，乃至金校长的励精图治，都是“斜阳余一寸，禁得几消魂”。
可是其余许多教员，年纪多在四十以下，三十以上，单是教书养家，亦有很要朋友的。他们既少野心，亦无卑屈，看来庸庸碌碌，却热络现实，有市井之徒的正直大气，这就健康。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护持，他们与英雄美人倒是性情最相近的。其中有一位教手工图画的陈先生，还有一位训育主任方先生，他们家里我去过，都有世俗人情的好。我还与方先生上街去吃酒，用钱甚少，亦今天真是风光游冶了。方先生乐清人，对训育主任我本来有成见，且又他是国民党员，焉知他这个人竟是不错。
尚有少数新教员是步奎的一辈，刚从大学出来，最是他们身上钟有抗战时期的朝气。他们多思想左倾，但他们的好处有在是非之外。
如今也真是时势艰难，同事家里连请人吃一餐便饭亦请不起，吸烟的人连一根火柴都要可惜。惟步奎新做了一套学生装，是呢的。他是肖梅亦在教书，两人都赚薪水。一天下午我外婆家里，独自坐在阿嬷窗前阶沿上，看着那破院子与堂前间，与简陋的桌子椅子凳子，不禁一阵心酸。我不要世上这样贫穷破落！为着爱玲的缘故，我要这世上是繁华的，贵气的！这样想着，我在小椅子上坐着的人亦会一站站起来，好像昔人的投袂而起。
如今并不是“斜阳余一寸”。如今的时势是《易经》里的第三卦：“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利建侯而不宁。”而随即果然来了解放军，只见遍地都是秧歌舞。
原来国军的精锐，邱清泉黄伯韬等几个军团已在淮海战场覆没，惟余桂系的军队在武汉，蒋介石退居奉化，副总统李宗仁出主和议，未几陈明仁与程潜叛变，鄂湘并陷，桂军亦尽。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解放军渡长江，毛泽东的总攻击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见周武王誓师孟津当年。
南京没有抵抗就放弃，上海杭州一路响应起义，解放军昼夜趱程，望见前面的城池早已遍插五星旗，他们的游击队在安民籍府库以待了。我与梁漱溟的通信遂一时中断。李宗仁代行大总统职务时，报上登载李的亲笔信敦请梁先生出任行政院长，梁先生拒绝了。他自上次国共和议失败，即回四川北碚，专心办勉仁书院，来信聘我去当教授，就可寄来路费，这是我重新出世之机，焉知不到几天，经过南京武汉到四川的交通一旦梗绝，且温州亦于五月里解放了。温州也是行政专员响应起义，雁荡山与瑞安乡下的三五支队于一日拂晓进城，再过一个多月，康生的野战军才开到的。
前人说兵败如山倒，又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看了这回的情形，真是这样的。欧阳修序五代史：“自古兴亡之际，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是为不尽人事者说，而今之史学家惟知事务与辩证法，却是应该晓得尚有天命。
解放初期，真的迢迢如清晓。我在《山河岁月》里所写的，一旦竟有解放军来证明，私心幸喜。我知道民间起兵有这样好，果然给我亲眼看见了。秧歌舞是黄帝的咸池之乐，周武王的大武之舞，汉军在九里山的遍地楚歌，与秦王破阵乐的生于今天。
我受爱玲指点，才晓得中国民间的东西好。但我一次曾给瞿禅说《玉蜻蜓》里志贞哭灵的唱辞，情之所发，到得无保留，却能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与《诗经》一样是汉民族的，瞿禅到底亦不省，焉知倒是解放军做了我的知己。《山河岁月》里我写中国文明的兴与赋，初次晓得“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兴”字，不胜之喜，但是君毅读了亦不省，这更使我怀念初期的解放军。
我不喜《蒋介石伟大》那样的书名，不喜东条英机，也不喜麦克阿瑟，一种东西，若是像城隍庙里的神道，威灵显赫，或像《白蛇传》里的法海，是个超自然的大力，且总归是他有理的，我都不喜，见他倒下来，我比谁还更开心。又如地主与世家，也叫人看了心里不舒齐，他们原做不得什么大恶事，因不比西洋的是一个阶级，但单为他们的没出息，也已该有一次扫荡，使他们亦出来见见天日。
又有一些东西，它原本是好的，但在某种情形下，会使人宁可不要。乃至七宝亦不足惜，乃至功业与道德亦不足称。却是这种好的东西需要解放，才又可以风吹花开水流。中国的革命是革天命，是一代人的新的格物致知，物无不亲，物无不敬。所以我见了初期的解放军有这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