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作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此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学生们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十二年之久，其间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瑗，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关键对手。
学生们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和进餐。经国第一次过团体生活，觉得高兴又充实，大伙儿讨论往往持续到夜里。他有机会阅读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著作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议题的书籍。几天之后，学生们在海参崴下船，10月31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车”前往莫斯科。
火车蒸汽引擎燃烧木头启动，舱位没有暖气，也没有餐车。车上不仅饮用水结冰，就是厕所也是蹲坑式，没有卫生纸，也没水冲——一样结冰。火车沿途频频靠站，既要装载木料，也要接运新乘客。这时候，中国学生就急着跑去买食物、喝水，甚至急着如厕。 [1] 尽管天寒地冻，条件恶劣，经国和许多同伴依然热情澎湃。有些车站出现工农代表，高举“中国革命万岁”、“中苏合作万岁”的牌子，欢迎他们，甚至往往在车站月台旁举行游行。俄国人和这些中国学生牵手一起游行，还高唱“前进！黎明就在前头！”。
俄国大革命发生在八年前，可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战争、革命、暴虐、饥荒，无情地横扫全俄。列宁死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纪，究竟应采取渐进手段还是激烈手段的问题，使得苏共领导阶层分裂——或者换个更精确的说法，使得争夺权位的领导人借意识形态的名目，行政争之实。争议的根本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带有敌意环伺之下的一个农民大国中建立起来吗？由这个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的争辩：在殖民地国家或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苏联应该支持类似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色彩的革命，还是只能支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
右翼人士相信苏联能独力对抗资本主义的包围环攻，苏联农民可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接下来所有进步民族（不只是苏联人民）的当务之急乃是拥护、巩固苏联的革命。在这场辩论中持右翼立场人士的首领，即是《共产主义ABC》的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也应该在现有的混合经济基础上渐进建立，工业成长及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依赖消费者市场的扩张，而消费者市场扩张将导致农民累积私有财产。这个过程将提供必要的资本，以备工业快速发展。因此，农业与工业可以携手并进。
左翼人士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为首，担忧苏联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恶劣影响，也就是受到物欲污染腐化。托洛茨基坚持认为俄国农民不可能是好共产党员，因此要在苏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更先进的发达国家，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套政策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则站在中间立场，既要挫弱托洛茨基，又要与右翼结合，以斗垮左翼。1924年初，斯大林已罢黜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译按：相当于国防部长） 职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红军部队。然而，蒋经国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洛茨基失去军权近两年以后，托洛茨基和追随他的“左翼反对派”，依然坚持信念，不肯认输。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闲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了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挂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茨基主持。他在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托洛茨基指的是俄罗斯人对蒙古族人、中国人传统上的种族歧视态度。譬如说，蒋经国和其他学生有时在街上会遇到俄国人拦路问话：“朋友，你要买盐吗？”他们后来才了解，俄国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的中国人有一项旧习俗——一旦有人过世，就买盐涂裹尸身，送回中国老家安葬。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十一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实务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晚间，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
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 [2] 蒋经国非常积极地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的经济凋敝、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面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有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译按：《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喉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机关报。） 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此时，托洛茨基的世界观主导着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支部。同时，中山大学的欧洲教师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长拉狄克是俄裔波兰革命者，列宁1917年秘密赶回圣彼得堡芬兰车站时，拉狄克是随行亲信之一，现在他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至于副校长米夫（Pavel Mif）则支持斯大林，显然是奉派来监视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壮，长得一副“猿猴脸”，额头高，聪明外露，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不时露出笑容。一个中国学生生动地形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貌：“他的近视眼十分严重，不戴眼镜就不能走路。他经常头不梳、胡子不剃，每天一袭深灰色衣服，似乎永远不换。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永远叼着一根烟斗。”
拉狄克比蒋介石年长两岁，立刻成为经国的父亲角色。他教导蒋经国这班学生中国历史，也常找经国私下讨论。拉狄克满怀着社会主义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须向世界各地散布的想法，视蒋介石这个儿子是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鼓励经国展现出革命人物的大胆、进取，他说：“身为年轻的革命党人，第一，你必须勇敢；第二，必须努力不懈、积极进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进，这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精神；第三，你永远不应退却。”
拉狄克说，西方资本主义者利用压榨殖民地和类似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剩余利益，使本身的“工资奴隶”勉强糊口，因而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中国若要争取国家自由，就得靠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奋斗，来转移和挫弱帝国主义者的力量。
另一个教授普里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给蒋经国等若干学生。蒋经国成为接受托洛茨基正统立论主张的学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中国学生认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认为共产国际必须以推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最高优先要务，否则欧洲、日本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将会压制中国这类落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而摧毁社会主义祖国本身。
此时的中国，北洋军阀爆发战争，产生新的合纵连横局势，莫斯科的中国青年学生听到冯玉祥倒戈和张作霖、吴佩孚抗争的消息，大为振奋。然而，冯玉祥进占天津，兵力过于分散，旋即被迫放弃北京。
1926年1月12日，一位中国共产党籍学生来到中山大学报到。当年二十一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 ），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Ivan Sergeevich。编按：一说邓在中山大学时俄文姓为多佐罗夫。） ，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诨号。邓小平由于有过一段在巴黎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既有特权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据当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说法，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二十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 [3] 可惜我们迄今还未看到他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不过，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勉强才五英尺，比蒋经国还矮，两人因体形相近，反倒倍觉亲近。蒋经国经常借着在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的《红墙》发表。邓小平与张锡瑗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同年1月，陈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学美国的课业，取得工程硕士学位，并于宾州某煤矿场有了一年实习经验，回到广州。陈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机要秘书的工作。这位年轻、英俊的留美归国学生，立刻见识到蒋介石的火暴脾气；他向蒋报告说，他愿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蒋再对人破口大骂，他立刻辞职走人。蒋介石保证以后不再骂脏话，果然此后二十五年都遵守承诺。陈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长一样，忠诚追随蒋氏，日后成为国民党内的要员。
陈立夫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过滤情报报告。他说，因此“他非常了解共产党的勾当”。这些材料来自于陈果夫在青帮协助下布建成功的线民网，陈氏兄弟把蒋氏在广州及其他地区的敌人及潜在敌人之资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蒋。3月18日，中国共产党执委会一名成员向蒋密报，有人酝酿阴谋对付他。两天之后，国民革命军的炮艇“中山舰”（译按：即永丰舰改名） 突然神秘地由广州开往黄埔，甲板上的炮亦卸下炮衣。蒋介石当机立断，采取行动，逮捕中山舰舰长（译按：黄埔军校毕业生李之龙） 、船员以及周恩来等二十五名共产党员。此时，蒋已牢牢掌控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向苏联方面担保，无意破坏与苏方或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他只是对付犯错的个人。他要求回到莫斯科开会的鲍罗廷提早回广州，也请已经奉命回国的布柳赫尔将军，再回广州复任高级军事顾问。蒋氏并发表公开信，昭告黄埔军校学生，他和孙总理一样，相信若不能容共，革命阵线就不能统一。他释放了早先扣押的周恩来等一干中共党员，并逮捕若干右翼军官，以示平衡。
蒋介石原本认定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不至于严重威胁到本身的优势。但是，在中山舰事件爆发之前，他已接到陈氏兄弟提供的报告，起了疑虑，遂采取行动，掌控住他在同盟中的权势。同时，蒋氏了解，北伐要成功，苏联的物资援助非常重要。因此，何时、如何与共产党决裂分手，要视事态发展而定。在蒋氏的盘算里，国共合作也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只要苏联和中共不挑战他的权力就行。
事实上，蒋介石此时的世界观依然十分左倾。我们可以从他和儿子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前的往来信函中，看到这种左倾观点。2月12日，经国向父亲问起，日前来函似乎反映出“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他请父亲说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蒋介石答说，前一封信里的旧式思想，意在测试经国，他很欣慰儿子本身的“思想、语言”，都很“正确”。他进一步解释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涵盖了共产主义。他说，中国革命“只有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之下，才有意义。
蒋介石3月16日发出的信函，支持儿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并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原是“革命同志”。蒋介石晓得苏联秘密警察一定会拦截、阅读他给经国的信函，恐怕也刻意要在信中如此表态。但是，它也充分反映出蒋介石在针对中山舰事件采取行动之前四天，仍然持有激进立场。
尽管发生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却同意继续与国民党结盟合作。中共领导人虽然希望与国民党分手，仍再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继续维持国共合作。斯大林最关心的是，如何牺牲中国东北权益，讨好日本人（托洛茨基此时的态度与斯大林无异）。苏共政治局接受“今后南满仍由日本掌控”，也同意苏联应与控制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的张作霖，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斯大林明白表示，此一阶段的国共联合阵线应该极力排斥以积极军事行动统一中国的主张，也要回避可能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预之路”的一切行动。
1926年夏天，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代表中央授旗。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此一要职。陈果夫在弟弟及他人密切配合下，开始改组广东及邻近省份的国民党党部，将多数中共党员革掉领导职位及一些基层职位。陈果夫开始把他们的秘密“政治组织”渗透进入工会、农民协会及中国共产党之内。7月，蒋介石说服广州总商会，以大笔金额捐助国民革命军。蒋掌握住丰厚财源之后，开始北伐行动，要把全中国统一在国民党旗下。蒋氏面临十倍于国民革命军兵力的各路军阀部队。
蒋经国仍以相当正面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局势发展。他了解，他的父亲必须坚实掌握力量，对付广州的异议人士。中共党员认为中国的革命以及中国国民党，终究要由他们的先锋党接管。蒋经国和他们看法不同，他相信，国民党在他父亲领导下，不仅将会击败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也将完成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大局势之下，将是配角，最终将由国民党这个真正的先锋党，把它吸收、整合。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中文期刊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抨击中共阻碍革命事业，在国民党内散播纷争的种子，集结无业游民、流浪汉起来反抗国民党部队。他指控中国共产党进行渗透活动，扩大控制地区，并建立自己的武装。蒋经国认为，中共替中国真正的革命力量——他父亲领导的国民党，带来麻烦。 [4] 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自此开始恶化，也是可想而知的。
10月，斯大林把托洛茨基逐出苏共政治局，谴责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社会民主党偏离分子。可是，中山大学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拉狄克以及若干老师，依然赞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观点，同学们开始称蒋经国是托派的组织者。接着，消息传来，蒋介石不顾苏联反对，率领人数微寡的国民革命军，跨出广东，展开北伐。蒋介石正是拉狄克经常鼓吹的革命党人大无畏的表率。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十六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十五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和哥哥冯洪国在5月间抵达莫斯科）。冯弗能写了许多情书给男朋友，芳心暗喜这样一位优秀学生关心她。 [5] 当时，中山大学男生人数远远多于女生，而且绝大多数男生都比经国年岁要大，他竟然能独获美女芳心，的确在同学群中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蒋经国身材并不高大，在同学里也称不上英俊貌美，但是他具备农家子弟雄犷的面貌。虽依然瘦削，他已练就一身强壮体魄。同学们都说他幽默风趣、活力十足、信心坚强。跟在上海念书时期一样，他是个天生的领袖，能高瞻远瞩，看清目标，鼓励同侪努力达成目标。
中山大学少数已婚的夫妇档学生，起初被迫分开居住。男生住在中山大学校内，女生则安置在彼得洛夫卡街一个旧俄贵族的宅第。在学生抱怨之下，校方一边开始兴建夫妻宿舍，一边设立“幽会室”，供夫妻档学生燕好之用；未婚的革命情侣也偶尔利用幽会室谈情说爱。
蒋经国和冯弗能的幽会乃是此后他一连串罗曼史的开端。然而，他只追求与他地位相当的女性，不像他父亲多年来净与一些烟花女来往。蒋经国自幼在无微不至的女性呵护照料下长大，到了青少年时期，又碰上年纪足可当他女朋友的年轻“上海姆妈”，对于女性，他有种崇拜的浪漫憧憬。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完美的爱，且发现追求的过程远比达致目标更能留下美好记忆。
蒋经国和冯弗能旋即决定成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程序，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一起，就算成婚。当年（1926年）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指出，妮芝达诺娃（Nezhdanova，冯弗能的俄国名字）是“叶利扎罗夫［蒋经国］之妻”。我们猜想他们也分配到一间夫妻档的新宿舍。由于冯弗能并不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学生，蒋经国的一些社会主义派友人，并不赞同他们俩的结合。 [6]
蒋经国和冯弗能小两口经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那里有全市搜藏最完备的中文报纸；他们边喝茶或开水，边留心中国的局势发展。蒋经国好几次被请上台，就国内局势发表演讲。有一次，他对三千名莫斯科市民，以“中国［国民党］北伐的目标及其最后成功”为题发表演讲。后来，又对三千五百名铁路工人以同一题目演说。
苏联原本担心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统一，将会刺激日本与英国干预，现在疑虑已消。蒋介石在苏联的武器援助和布柳赫尔将军协助下，用兵神速，向北进伐。战役往往十分激烈，伤亡人数很高，但是长沙首先克复，武汉三镇旋即落入国民革命军手中。蒋介石部队打到长江时，已有三十四个各地军阀见风转舵，加入国民党。这批杂牌军日后对国民党的发展，福祸难以一概而论。
1926年8月，莫斯科报纸报道，蒋介石部队攻占华中重镇长沙之后宣称：“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蒋介石此时很可能还相信，苏联仍将继续支持类似中国境内的反帝斗争，不会从中浑水摸鱼。莫斯科方面绝大多数人非常认真看重蒋介石这番革命言论。蒋经国尤其认为它们证实了他心目中的父亲，乃是真正的列宁信徒，甚至是托派的信徒。
然而，国民党的军事指挥官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不像左派人士。中共的活动家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之前，先到地方上组织农民及工人团体。可是，国民党将领一旦占领某地区，立刻推翻原先没收土地的决定，并取缔解放区内由中共组织起来的各式团体和工会。周恩来培训出来的政治干部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中据有团级以上的职位。理论上，他们的权位高于这些第一线指挥官。可是，前敌指挥官一再不理会政工人员的命令，3月20日之后，又自己派人换掉周恩来培训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决定，命令在国民党地区任职的中共党员辞去政府公职，不愿对各地情势发展承担责任。然而，共产国际推翻了这项决定。
蒋介石可以信赖国民革命军中绝大多数的高级将领，可是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在国民党中央里势力较大。蒋介石8月12日离开广州之后，这些人的影响力迅速增长。国民党内自由派人士（包括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内）越来越担心，蒋介石意图建立军事独裁。政治顾问鲍罗廷留在广州，在左派人士之中扮演重要角色。10月间，宋庆龄等中央执行委员在广州开会，通过决议暗批蒋介石紧抓政治大权。11月，中执会表决把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移到比较左倾的工业重镇——武汉，不接受蒋介石属意的南昌（蒋的军事总部此时设在南昌）。
武汉开始出现传单，拿蒋介石和墨索里尼相比拟。但是，莫斯科的报纸和纽约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刊物，继续赞扬蒋的战果。斯大林在11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上，引用北伐成功作为他政策得当的证明。斯大林相信，国民党会听命行事，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的中国将会回应他的政策和利益。甚且，他相信国民党的领导权，“无可避免”将落到劳工阶级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将会出走，或被清扫出国民党阵营。地缘政治考量亦激励斯大林必须支持越来越强大的国民党。斯大林依然认为（他的看法正确），中国统一之后将刺激日本坚定掌握整个东北地区之霸权。当蒋介石向北挺进之际，斯大林开始认为，在中国积弱、分裂之下，日本的扩张主义野心恐怕会更强大。因此，南方若出现国民党一再担保的友好强邻，乃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发展。国民党事实上亦派员以“副会员”身份出席11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党代表大会。代表蒋介石向俄国“同志”提出报告的代表，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邵力子。
1927年1月，邓小平离开莫斯科，加入“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担任顾问。他回国的时机正是中国局势大动荡的紧要关头。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率领的一支国民革命军部队刚刚解放了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通往上海之路已经敞开。起先，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希望继续往北京进军。蒋介石则坚持先攻略上海。如果他能掌握上海，就能掌握庞大的财政资源，可望获得列强承认国民政府，也就不再需要事事仰承苏联鼻息。蒋介石部队未经激战，就在3月21日占领上海。
中国传来消息，共产党组织人员在前线迭遭迫害，国民党持续右倾，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对此起了警觉，托洛茨基首次公开主张中共要和蒋介石及右派国民党完全决裂。然而，他依然认定，中共不能放弃对左派国民党人主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仍在武汉政府掌控下的国民革命军部队的支持。拉狄克立刻遵循托洛茨基路线，要求中共和左派国民党人携手，从蒋介石及右派手中夺回控制权。到了3月底，拉狄克已大胆预测，蒋介石会对付共产党人、背叛革命。
此时的蒋经国相当彷徨，他心仪的苏联英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成为他所敬仰的父亲之政敌，而斯大林和苏联官方媒体继续替与国民党结盟辩护，也替国民党领导人辩护。北伐军占领上海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俄国首都报纸出版号外，兴奋的群众挤满街头狂欢。中山大学学生也开会欢庆，并拍发贺电向经国的父亲恭喜。蒋经国一马当先，站在学生队伍前排，率领数千名工人在共产国际总部前集会，群众活动持续到深夜。此后数天，中国学生走到哪里，都受到民众欢呼喝彩。俄国女郎还跑到中山大学，愿意以身相许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此时，由左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发布命令，要求蒋介石总司令接受军事委员会节制。中执会又把蒋在党内的职位转移给其主要对手汪精卫。这一来，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可能直到3月底，都还未能下定决心镇压中国共产党。他与陈果夫兄弟、戴季陶、吴稚晖等一小撮亲信，就当前严峻态势密商对策。
汪精卫在4月1日抵达上海。翌日，吴稚晖显然在蒋氏知情之下，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密会议提交一封信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只是顾问备询单位，却由保守派人物居主导地位。这封信开门见山，直言建议把中共党员“清除”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无异议地通过了这项清党提案。决议案要付诸实行，必须盖上党部关防大印，可是关防大印在武汉；陈立夫于是设法在上海复制一枚党部大印。
4月5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北京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藏身其内的中国共产党员，扣押藏有秘密文件的保险箱。文件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之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张作霖把逮到的二十名共产党员绞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蒋经国在北京念书时就认识李大钊，且相当佩服他。
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再度开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执行清党任务。清党始于1927年4月12日。根据陈立夫的说法，国民党并没有和青帮正式订下合作计划，但是“策划、执行清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是杨虎；他是青帮领袖”。杨虎“把我们的建议传递给（青帮领袖）杜月笙……青帮就采取行动”。军队进占总工会会所，射杀在会所和街头反抗的工人。国民党部队将共产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次日，军队向街头抗议群众开火，接下来就是动刑杀人。周恩来也被逮捕，但是他设法逃走。传说是白崇禧放走了周恩来。4月15日，蒋介石下令广州也执行“清共”。陈立夫的结论是：“铲除内部敌人，手法相当残忍。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者也被杀害。我们付出惨重代价。”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正在筹划庆祝五一劳动节；蒋介石和冯玉祥的肖像在学校附近到处都是。群众在五一当天游行经过红场，举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及其他社会主义知名人士的肖像，蒋介石也是其中之一。蒋氏乃是世界革命运动的英雄，报纸无不同声歌颂这位红色将领的事迹。
但是，中国学生并不清楚斯大林对支持蒋介石有一番嘲讽解释。4月6日，针对托洛茨基及其他批评者的抨击，斯大林觉得有必要回应，对莫斯科的党部工作人员发表谈话，他在这项没有公布的谈话中提起中国问题。他向听众重申，国民党就“好像革命议会”，有左派、右派，也有共产党人。他说：“当右派对我们有效用时，为什么要赶走他们？当他们没有用处时，我们就会摆脱他们。”接下来，他讲出了他对蒋介石的著名比喻——“像柠檬一样挤干、丢掉”。
六天之后，从中国传来的消息冲击了莫斯科，蒋介石已先发制人。中山大学学生闻讯，不敢置信。详情逐渐明朗，学生们转而动怒，迅速召开会议，蒋经国走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的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他口若悬河，谴责他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赢得听众如雷的掌声。 [7] 接下来，他发表一篇声明，俄国报纸把它刊登在头版上。他说：
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 [8]
继这项谴责之后，《消息报》在4月21日刊载一篇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蒋经国给父亲的公开信，他在公开信中说：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但是，不管你会不会读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9]
斯大林立刻把这一变故怪罪到中国共产党和托洛茨基头上，声称他早已预见国民党右派会掉头出卖革命。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继续与武汉左翼国民党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结盟之上。斯大林当时的盟友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两篇文章，坚称革命大业并未失败，左派国民党依然实力可靠。他指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多数是左派，他们和中共掌握住武汉国民政府，已整合起来对抗蒋介石。托洛茨基却主张与国民党各派全面决裂，在中国各地建立工农苏维埃夺权。
起先，蒋经国加强支持托洛茨基路线。他出席准许学生发言五分钟的集会，一边翻书寻找引用托洛茨基的话，一边像机关枪般快速发言。有位同学形容他是“条理分明”的演讲者，能充分运用五分钟的发言时间。蒋经国也写文章赞扬托洛茨基立场，张贴到学校的《红墙》等大字报上。他还一度与几位同学一起去见托洛茨基。
蒋介石在上海读到外电报道他儿子的声明。身为中国人，儿子宣称以父亲为敌人，简直就是大逆不道，难以想象。19世纪的中国，父亲可以因儿子稍有拂逆顶撞杀死儿子，还被乡里视为当然。我们不清楚蒋介石对儿子的声明反应如何。他绝口不提此事，可能是因为既愤怒，又掺杂着歉疚。蒋介石在发动上海清党行动之前，显然生怕泄露风声，刻意不通知经国回国，他对儿子处于困境，恐怕有说不出的歉疚之意。表面上，甚或内心里，蒋介石都接受官方解释，认为经国是被迫发表批判父亲的声明。他在日记或任何文件中，绝口不提这件事。
“四一二”上海“清共”事件之前，蒋介石的儿子住在莫斯科也有一个作用，可以证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乃是明智之举。蒋氏“背叛”斯大林之后，斯大林听到蒋经国批判父亲的声明，理解到可以拿经国当作有力武器。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在此时申请回中国。如果确有此事，他一定是表明要加入反蒋革命行动。他若表露有心到南京投入蒋介石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协助对付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被认定是“反共”叛徒，斯大林必然一口回绝。
共产国际一位代表通知蒋经国，中山大学规定学生修业两年，虽然他只完成十七个月的学习，将可提早毕业，进入莫斯科一所军校修课，准备上军事院校进修。毫无疑问，他也清楚表明，蒋经国必须放弃亲托洛茨基的活动和信念。
短短几个月之内，十七岁的蒋经国就得面对两项重大抉择。4月间，他必须在父亲和革命理想之间做取舍。现在，他必须决定是放弃托派思想，还是做个烈士，无谓牺牲！
蒋经国胸怀大志，必须英勇决定，但是他识时务，会选择有胜算的目标。当年春天，他“突然放弃托洛茨基运动”。 [10] 这是他一生之中，直觉务实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复杂和无常。此后一生，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以坚实的理智做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作定夺。
5月间发生若干事故，凸显出武汉国民党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之间的鸿沟。国民党左派主张现代化，也认真推动改革，可是不脱遵守法制的温和派色彩。6月1日，共产国际派在武汉的代表罗易（M. N. Roy）收到斯大林一封电报，斯大林训令他，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旧领导人”（指的是汪精卫这类左翼资产阶级）必须靠过来，否则就得设法抛掉他们。斯大林的电报又说，主要任务是打定基础，成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革命部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罗易竟把这封电报交给武汉国民党左派人士过目。
大约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意识到冯玉祥部队正在酝酿“清共”，悄悄溜走。几天之后，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蒋、冯达成全面“清共”协议。1927年7月15日，左翼掌控的国民党中执会下令把中共党员逐出国民党与政府。左派国民党部队开始捕杀共产党员。中共领导人四散逃亡，有人躲进武汉的外国租界，有人躲进上海的外国租界，也有人躲到中共控制的江西地区。毛泽东、邓小平即潜入江西。鲍罗廷仓皇跑回俄国，冯玉祥部队中的苏联顾问也收拾行囊，取道戈壁沙漠回国。我们不晓得冯玉祥是否考量到他在莫斯科留学的子女之命运，他的儿子冯洪国立刻谴责父亲，也痛骂蒋介石“屠杀工农民众”。 [11]
斯大林又宣称他早就看到分裂的危机，怪罪中共领导人不能执行农业革命，把工人武装起来。他命令中共发动革命攻势。瞿秋白取代陈独秀出任中共总书记，秉承莫斯科的新路线行事。毛泽东组织起一支大约两千人的兵力，在各地发动攻击。地方部队很快就敉平此一秋收暴动，毛率残部逃到江西省井冈山。
“四一二”上海“清共”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训令莫斯科所有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许多人不知何去何从。俄国档案里有一份蒋经国在7月间写下的自白书，宣称他要和冯弗能终止夫妻关系。他指控说，国民党利用她来监视自己，影响他的政治思想。可是，他们这对青年夫妻的信函往来持续到1927年秋天。8月5日，总共两百三十九名学生（几乎全是国民党员）获准回中国。滞留下来的三百二十名中国学生，绝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籍。然而，其中约有五十名属于国民党籍，决心留在中山大学，这里面有蒋经国、冯弗能和她哥哥冯洪国。
11月，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成员站在列宁墓前，检阅游行民众和武器，欢庆布尔什维克革命十周年。贵宾席中有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是蒋介石的政敌。由于没有合适的皮靴和冬衣，她在严寒中颤抖了好几个小时。
一群俄国民众走近斯大林时，突然亮出预藏的牌子，高呼口号支持托洛茨基。安全警察和便衣人员冲向这群抗议民众，爆发斗殴，警方在中山大学学生队伍走近列宁墓之前，把这些民众驱离现场。一小撮亲托洛茨基的师生，亮出歌颂托派的布幅标语，高呼反斯大林的口号。人数众多的亲斯大林民众，旋即在安全人员协助下恢复了秩序。
这一幕骚乱替托派命运敲下丧钟。1928年1月，斯大林下令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中亚，拉狄克发配到西伯利亚西部。斯大林又命令米夫铲除中山大学内托派，此后中山大学托派运动转入地下，直到1930年有三十六名中国学生被捕，多数命丧异域之后，托派才被完全扑灭。
这些事件使得冯洪国学到谨慎保身之道，退出托派组织，但是他和蒋经国不同，两兄妹决定回到中国，与父亲和好。冯家兄妹一连数月，处境十分困难，从早到晚躲在图书馆里读着又厚又重的俄文书。
蒋介石在1927年上半年虽然连连得胜，但领导地位并未巩固。7月间，他的部队在徐州遭北洋军阀部队击败，汪精卫等左翼国民党人恢复倒蒋政治活动。8月13日，蒋介石宣布基于南京、武汉国民党派系分裂，僵持不下，辞掉北伐军总司令职位，回到故乡。陈果夫兄弟留在南京，继续努力布建政治、情报网。
蒋介石率领两百多名卫队前往雪窦山。不时一袭长衫在山间小径散步的蒋介石，对访客表示已无意参与政治。事实上，蒋氏晓得国民党少不了他。南京政府立刻发现，没有他，不能筹足经费运作，更不用谈到恢复北伐军事行动。翌年，蒋介石将奠定他身为现代中国领导人的地位，也一跃成为世界舞台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他不久也将娶进一位家财万贯、身世显赫的妻子。蒋介石的唯一憾事就是儿子不认他为父，成了政治上的敌人。
注释：
[1] 见盛岳（Yueh Sheng）《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1年版，第29页。原书注5。
[2] 俄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拉林（Alexander Georgievich Larin）1994年接受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易肤之人：经国先生特殊身世》专访所述。原书注8。
[3] 余敏玲《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6月出版，第111页是余敏玲在俄国当代史文件保存研究中心编号530-4-49中找到的一封信。原书注22。
[4] 见克莱恩（Ray S. Cline）《悼念蒋经国》（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1989年华府美国全球战略学会出版，第160—161页。这本杂志可能是《国际评论》，参见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r）《由学生到异议人士：中国托派在苏联》（From Students to Dissidents： The Chinese Trotskyites in Soviet Russia）第一篇，载于1994年3月台北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之《问题与研究》，第118页。原书注33。
[5] 余敏玲，前引书，第112—115页。原书注35。
[6] 这份学生名册曾在1994年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中播报。1927年5月的一份文件显示，米夫主张羁押冯玉祥子女，并称冯弗能是蒋经国妻子。见注［4］潘佐夫《由学生到异议人士：中国托派在苏联》（第三篇）第79页。另，余敏玲于1998年6月26日传真给本书作者，提到当年莫斯科的结婚方式。原书注37。
[7] 盛岳，前引书，第122页。《消息报》报道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对上海“清共”事件的反应，提到蒋经国此一演讲。原书注53。
[8] 1927年4月25日《时代周刊》（Time ），第44页。原书注54。
[9] 1994年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曾引述这封信内容。原书注55。
[10] 盛岳，前引书，第131页。潘佐夫，前引文，第二篇，第64页。潘佐夫指出，蒋经国是中山大学学生中第一批退出托洛茨基反对派之一。蒋经国在哪一天作出决定，不详。可能是4月底，距上海“清共”事件只有两个星期。蒋经国曾说他在4月提前毕业，两者对照有一致性。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在7月份武汉国民党左翼人士与中共分裂之后，才决定退出托派。原书注59。
[11] 见1927年8月20日《真理报》。原书注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