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蒋经国与其他四人被选拔进入培训红军干部的列宁格勒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Central Tolmatchev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e）深造。头一年，他研修军事战术、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地形学和火炮原理，游击战争也是一项主要课程。蒋经国的军事战略老师是红军传奇人物，内战英雄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帅。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课程还包括马列主义，以及政治指导员在武装部队中工作的技巧等。
蒋经国还未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安定下来，中国方面已传来许多恼人的消息。斯大林下令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遭到挫败，牺牲了许多共产党员。两星期之前，经国的父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盛大婚礼，迎娶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宋美龄为妻。宋氏姊妹的父亲宋查理（宋嘉树），在美国受教育，回到上海后以刊印《圣经》和生产干面发财致富。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踊跃捐输，但是乍闻次女庆龄要嫁给年纪大、刚离异的孙中山，却极力反对。（宋嘉树的长女蔼龄嫁给孔祥熙，孔氏日后财富犹胜岳父。）蒋介石公开宣称，他和经国亲近的“上海姆妈”陈洁如从未有正式婚嫁关系，他已经像对待其他侧室一样，付钱给她，结束一段感情。
苏联报章抨击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这位“国民党独裁者”的军事力量与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财富、权势结合起来。蒋、宋联姻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产生作用。除了宋家的财富和人脉关系之外，蒋的新娘子家世地位高，身为现代中国领导人，他需要有美龄这样美丽、聪慧、留学美国的美眷来匹配。不过，不容讳言，蒋对宋显然也有浪漫情愫。即使最挑剔的传记作家，也举出蒋氏有许多情书给美龄，充分显露出对她的爱慕之意。
蒋经国虽然在1927年夏天已不再积极参与中国学生支持左翼反对派的活动，翌年1月仍然签署一份正式声明，表明放弃托派思想。“由于当时我本人也不认识托洛茨基理论是否真实，遂遵照‘军校同僚’劝告，终止我和这个团体秘密活动的关系。”显然，他发表这份声明，才得以留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他的档案中从此看不到任何他涉及托派运动的记录。
蒋经国告诉我们，他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进修期间，曾在一份历史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探讨“哲学”的文章。毫无疑问，就和当时苏联境内发表的所有文章一样，经国的文章反映出对生命与政治的唯物辩证诠释。第一年，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就指派经国担任学生连连长；他也成为苏共青年团正式团员，反映出他的政治、军事及学业表现都相当优秀。可是，苏联当局依然密切监视他的言行举动；据说经国同寝室的室友就是安全部门特务。 [1]
1928年5月25日，冯氏兄妹终于获准回中国。蒋经国自从进入军校研修后，显然已不再和冯弗能通信往来。冯弗能兄妹回国之后，洪国与父亲和好；冯玉祥把儿子送到日本去念军校。
1928年初某时，中山大学几位学生写信给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深造的蒋经国，拟议筹组一个江浙同学会，邀请他担任会长。他的安全部门特务室友发现了这封信，向上级呈报。王明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首脑，他指责筹组的这个组织是反革命团体。然而，共产国际展开调查后，却找不到颠覆作乱的任何证据。
蒋经国倒是花费心思，培养他和同乡同学的革命感情。当年在中国，有心出头作为全国领袖的人，传统上都会结合盟友；经国从他父亲那里学到这套做法。蒋经国偶尔会变卖个人东西，襄助同学，尤其这些同学来自浙江、江苏，更是他交好、伸援的对象。他的一位同学严灵峰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就提到经国有一次卖掉收音机，接济一位同学。
1928年是中国肇建共和以来，第一次出现一个政府，得到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地区承认为当政者。1月间，国民党再度委派蒋介石为总司令，蒋氏新婚夫人的兄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蒋介石借着得自上海资本家的资金和冯玉祥结成同盟，恢复北伐军事行动。
1928年6月4日，在日本军人阴谋下，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遭到炸弹攻击而丧命。日本希望借机寻衅，得以在东北扩张势力。取代张作霖成为奉系领袖的，正是他比较开明、较富国家意识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少帅素以花名在外的纨绔子弟形象著称，而且在1926年染上鸦片烟瘾。然而，若有必要，他也会心狠手辣。他的民族主义意识胜过军阀的自满。在日本人要求下，他宣布东北维持非正式的“自治”，可是10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少帅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出任国民政府委员。
现在，中国由乌苏里江以迄东南亚国境，似乎终于完成统一。蒋介石成为全中国的领袖——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少许地区，以及中共在江西及其邻省建立的一小块“苏区”则不在其节制之下。然而，实质上，蒋介石的势力只及于上海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
其他省份的地方及区域掌权者只是表面上服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实则继续维持独立王国运作。接下来数年，投入国民党阵营的许多军阀，又分裂出去自立政权。冯玉祥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不过，包括冯玉祥在内，没有任何军阀具强劲实力足以掌握全国大权。有实力足堪威胁、挑战蒋介石全国领袖地位者，只有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已无一处安全落脚之地，转到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稍早抵达俄京的周恩来，是出席六大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年仅三十岁的周恩来在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可谓饱经忧患，几度死里逃生。1927年4月，上海“清共”，周恩来几乎丧生；7月间逃往武汉；8月间参与策划南昌暴动，没有成功，随着起义部队退到汕头，染上疟疾；被送到香港，又于12月间潜回上海。
周恩来滞留莫斯科期间，至少曾见过一次蒋经国。他告诉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但仍不应忘掉随时给他父亲写信。蒋经国在回忆录里提到，6月至8月这段时间，他曾经提笔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但是没有付邮寄出。王明和莫斯科的一些中共斯大林派分子并不相信蒋经国，把他当作潜在的敌手。然而，周恩来像斯大林一样，显然认为小蒋日后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因此最好留个活路，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会和父亲、国民党尽弃前嫌，恢复关系。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是唯斯大林之命是从的李立三和王明。可是，中共最重要的活动据点是江西苏区。朱德和毛泽东结合，组成红四军，口号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同时，邓小平也在广西省实行此后他和毛泽东奉行不渝的原则——革命不只必须流血，而且必然不可不流血。
到了193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南京的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散布在山区的中共只是小问题；但是，蒋介石鉴于中共有共产国际撑腰，认为若要巩固国民党政权，一定先得肃清中共势力。
1928年初，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自报纸上读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赶到土耳其的消息。稍后几个月，蒋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认错，接受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宽恕了他，拉狄克得以回到莫斯科。这些发展都没有撼动蒋经国对新社会主义世界理想的向往。同年夏天，斯大林号召党的干部“消灭富农阶级”。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很少听到农村大批斗争富农的消息。经国入校的第二年，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候补党员。 [2]
此时东北却发生一项外交危机。1929年1月，少帅张学良邀请两位亲日派高级干部赴宴，托词必须注射吗啡离席，遣人把这两人击毙，巩固住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大权。4月间，张学良又派军警搜查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暴露莫斯科利用其外交单位及中东铁路，搞颠覆及间谍活动的文件。中东铁路自1896年起依合约即由中、俄共管，7月间，张学良以国民政府名义接管中东铁路，逐走俄国主管。
苏联政府认为张学良这么做，侵犯其条约权利，也抵触国际法。11月中旬，苏军越过国境，稍作交战，大败张学良部队。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与列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下令张学良撤退。稍后，中、苏达成伯力协议，恢复原先状况。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动用武力恢复它在东北经济利益的举动。
中国全境此时普遍动荡不安。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丝、烟草、棉花、黄豆之出口生意巨幅衰退。若干农村地区，成千上万老百姓因闹饥荒而饿死。南京政府原本就是由国民党民族主义派、资本家及各色军阀勉强结盟组合，面临艰困情势，更难实现口头上高唱的财政改革和农村改革。世界经济大恐慌产生的政治、心理冲击效应，远比经济效应更为重要。斯大林见到危机当前，认定世界革命高潮更加不稳定，必须加紧自己的内部革命及整肃步伐，在国际政策上（包括对华政策）也必须更加激进——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正是托派的主张。
经济大恐慌因而对全世界左翼、右翼意识形态的勃兴，产生推波助澜作用。这是社会大解体和日常生活大动乱交互作用的乱世。旧体制正在消逝，新危机似乎处处浮现。纳粹主义的怪兽似乎令左翼振振有词可以采取极端立场。纳粹德国萌生征服欧洲的野心；意大利法西斯党人视非洲和巴尔干半岛为禁脔；日本则成为当时时代精神——历史修正论——的沃土。日本右翼国家主义者既痛恨西方列强在亚洲作威作福，又不满美国等地禁止日本移民，遂以白人种族主义作为攻击之目标，也作为本身推动帝国霸业及大和民族兴盛的样板。日本已于1895年占领台湾，1910年掌控朝鲜；军方开始以俄罗斯及中国为进一步扩张的对象。1930年11月，日本一个极端国家主义派青年，狙杀政策温和的首相。从此之后，日本的政治权力落到激进的帝国主义派手中。
蒋介石也开始更加右倾。当他越发依赖德、意军事顾问、教官和器材设备，他就越趋右倾。中国此时别无其他外援来源，就和蒋介石早先依靠俄援在意识形态上染上红色一样，他现在自然会偏向新的支持者之观点。蒋介石虽然用不上种族主义，但法西斯主义的教条鼓励效忠领袖、服从国家，却令他大为激赏。此后数年，他利用若干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试图替国民党建立强大的知性及哲学基础，并提振党员无私无我的理想主义。
蒋经国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每一科都是“优等”，自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蒋经国再度申请准予回国，不过他的第二志愿是申请准予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事实上，他申请留在苏联，颇有在军中求发展的期望。 [3] 斯大林本人可能认为蒋经国不应出任苏联红军军官，因为这将有损他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声誉，有碍他在未来的用处，因此未准许他如愿从军。
蒋经国在军校念书，使他体魄强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时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他在留俄期间几度重病之一次。这些病毫无疑问与他的糖尿病有关联，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恶化。蒋经国酒量好，还教俄国朋友划拳助兴。
10月间，蒋经国病愈，奉派到莫斯科一个重要工业设施——迪纳摩电厂（Dynamo Electrical Plant）当见习生。起先，他要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每天八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共产国际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时起床，夜里还要到列宁国际学院研修工程科学至深夜11时。农村动荡引起食物短缺的现象，此时已蔓延到城里，经国有时候早上没有饭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于发挥课堂所学，在电厂里提议做了若干技术改革。五个月之内，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谴责“齐头式的平等”，在工厂内导入论件计酬制，鼓励技术官僚的精英制。依照蒋经国的自述，他热情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厂工作、上学研修，他每星期还抽出七个小时，在工厂讲授军事学。
大约在这个时期，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导致共产国际要他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阿尔泰（Altai）一个矿场工作。经国以身体虚弱为由，向苏联共产党中央申诉，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亲斯大林的中山大学毕业生，秘密潜回上海。这批学生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构成中共党内所谓的斯大林“回国学生派”，此后数年与毛泽东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掌控权。同一时期，蒋介石从与党内政敌斗争的倥偬百忙中抽暇，与宋美龄在上海一处教堂，依基督教仪式再办一次婚礼，并宣誓今后一生谨守基督徒原则。婚礼之后，蒋介石针对江西省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作战。毛泽东和军事指挥官朱德，运用大胆巧妙的游击战术，躲过政府军的攻势。
身在华南的邓小平，获悉张锡瑗在上海难产，母子均殒命。他不久即放弃在广西的作战，前往江西山区与其他中共部队会合，此后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支持者，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对抗。1931年4月、7月，毛泽东和朱德又击退蒋介石部队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攻势，虏获数千支武器。
日本驻华及国内军国主义者，也逼促东京当局采取果断行动。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在奉天（沈阳）市郊发动事变，进占沈阳；朝鲜境内日军亦跨越国境，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还不到摊牌的时候，下令把部队退入长城以南。
面临日本入侵，国民党互不相让的各派系暂时捐弃歧见；但是，全国各地掀起一片反外情绪，学生亦抗议蒋介石不能坚决抗日。此后十四年，蒋介石在抗日这个议题上，一直处于政治守势，备受抨击。就中共而言，如果蒋介石与日本作战，中共受到的压力就会消除；如果蒋氏退缩不前，势必因拒绝捍卫中国主权备受抨击。中国共产党既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又责备蒋介石“对世界帝国主义卑躬屈膝”。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己出任主席。
日本人占领东北，虽然多年来就在预期之中，但莫斯科还是起了警惕。现在日本军队沿着全世界最长的一道大陆边界，与红军对峙。斯大林下令把苏联业已极为庞大的军事经费，巨幅提升，并加快工业化及迁移工厂进入乌拉尔山区的步伐。日本人的动作也让斯大林心中拿定主意，在国内必须流血发动清算，强化备战意志。鉴于远东此一新局势，中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过后不久，蒋经国突然接到一个讯息——总书记斯大林召见。莫斯科当局至今并未公开这次会面的档案，蒋经国以中文、英文叙述他的留苏生活经验的各项记载，也只字不提这次会面经过。 [4] 然而，我们很可以假定，斯大林希望和小蒋谈谈日本占领东北对苏联和中国有何影响。他必然也向经国问起他对中国国内各项发展的见解，尤其是国共两党彼此之政治动态关系，以及两党各自内部的权力斗争关系。最后，他很可能也问起，国共是否可能成立抗日联合阵线；蒋经国有朝一日是否愿意回到父亲身边，致力于此一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工作。
我们由斯、蒋会面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隐约判断斯大林曾对蒋经国提出令他大为意外的这些意见。12月初，蒋夫人的二姐宋庆龄在南京拜会蒋介石，讨论国民党抓到的一个叫牛兰（Hilaire Noulens）的人的状况。波兰人牛兰在被捕之前，从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也被认为负责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越南和日本各地的共产党之活动。 [5] 宋庆龄肯定是替莫斯科出面，提议国民党释放牛兰夫妇，换取蒋经国回到中国。
这倒是恰如其时的接触，因为蒋介石开始思念起滞居异国的儿子。1931年1月25日，六年来的第一次，蒋介石在日记里间接提到经国,他记下：“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11月28日，也就是宋庆龄在南京出现的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他对经国的感情：“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
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对宋庆龄的提议作答，当他和美龄讨论这件事时，谈论的重点是子嗣问题。他和宋美龄成婚四年，她现在已有三十五岁。她之未能受孕（在她之前的姚冶诚、陈洁如也都未曾生下子嗣），证实了蒋介石失去生育能力。在宋庆龄提议的两个月前，美龄凑巧也跟丈夫提到经国的地位问题，以及是否可能回国。现在，美龄力促丈夫接受这个换人之提议。蒋介石不肯，但是对自己的决定颇有天人交战的踌躇之感。
他在1931年12月15日、16日两天的日记里分别记下：“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再能见到我儿；而［中华］民国目前犹在襁褓。”“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誉或虚掷生命。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下野，辞去本兼各职，带着宋美龄离开南京，回到溪口。一般认定蒋之下野是困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以及未能积极抗日、备遭批评所致。这些政治因素固然是部分原因，蒋氏关切儿子安危，也与他决定下野有强烈关联。
蒋氏夫妇并没有回到溪口旧宅居住。蒋介石和毛福梅协议离婚时，同意让毛夫人及其若干亲戚留在旧宅居住。不过，这些年来他已经扩建家业；工人已把旧宅附近二十五栋房子拆除，另在经国出生的老家旁盖了一栋房子。这栋新房子包括一栋两层楼的主建筑物，中央配置会客室，后进则是传统庭院，辟建一个供奉祖先牌位的厅堂。旧宅是个比较朴实的居住之所，新、旧楼的二楼设有横廊连通。新楼外门上方，蒋氏挂上刻有“丰镐房”大字的石匾，这代表着经国及养子纬国的乳名。（译按：经国乳名建丰，纬国乳名建镐。）
蒋介石和往常一样，在雪窦寺住了几天。再往山里进去一两公里，他在一处悬崖上建了一座朴素的僻静小屋，可以俯瞰千仞之下的良田。这栋小屋题名“妙高台”，有两个小房间。蒋介石躲在妙高台和雪窦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
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蒋介石耿耿于怀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身为国家领导人，蒋氏认为他不能因私人目的做出小小让步。四天之后，他依然委决不下：“我情绪极乱……忠孝不能两全，可谓生不如死。”
不过，其他的大事需要他注意。就跟过去一样，各方函电涌至，恳求他回南京主持军政。蒋氏与汪精卫再次言和，带着夫人告别溪口，回到南京。稍后不久，日军攻击上海守军。（译按：淞沪战争）
宋庆龄把她和蒋介石会谈经过报回莫斯科，斯大林研判此时仍不宜放蒋经国回中国。他把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温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札Ryaza区）地区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处集体农场。 [6] 俄国各地的经济改造进行得相当痛苦，但是莫斯科地区则相当顺利。这些农场供给莫斯科居民粮食所需，附近的“模范集体农场”又可作为宣传之用。
奇怪的是，经国在他的回忆录里只一笔带过集体化的过程，根本没谈到富农的命运和粮食短缺的现象。鉴于朱可瓦村相对稳定，加上当时俄国人人活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式备受监视的社会里，经国很可能相信农村必须改革，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有“令人目眩神迷、大为成功”的成绩。
朱可瓦村农民绝大多数“没念过书、粗鲁不文”，半数以上饱受虱、蚤缠身之苦。第一天夜里，蒋经国睡在教堂的仓库。第二天上午当他去吃早餐时，几个农民嘲笑他：“瞧，来了一个只晓得吃面包却不会犁田的人。”蒋经国立刻认真学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饭，已瘫倒在床上。农民对他印象大好，十天之后就推选经国“代表他们与镇上的组织交涉谈判贷款、交税和购买农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几个月之内，他就成为这个集体农场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调职。苏联方面在他的个人卷宗档案里，对他在朱可瓦村经验的评语是：“堪为领导之才，甚至足资在地区党部供职。”
王明此时回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共产国际正是掌控蒋经国在俄国生活、学习的机关。王明很不高兴地发现小蒋也在俄京，而且与中国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来。据传，王明又向共产国际建议，最好派蒋经国到金矿场服务——远离莫斯科“数千英里之遥的西伯利亚某地”。虽然每次小蒋挨整受屈，俄国官员往往站在经国这一边，他们却关心莫斯科市内“相当多数”中国流亡人士，与经国同一边，抗拒王明；他们希望能冲淡莫斯科市内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派系对立。据蒋经国自己的说法，苏共领导告诉他：“我们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可是由于你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不合，你最好还是离开。”10月间，蒋经国跋涉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后改称叶卡捷琳堡）这个工业城市，展开新工作。
他刚到达乌拉尔山区，立刻又病倒，住院长达二十五天——这是三年内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愈，就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经国没有明说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营，只描述这段经验是“流亡西伯利亚”。他与“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和强盗们，并肩工作”，这些人都“有一段想象不到的不幸际遇，成为流放人士”。九个月后，作为“工作记录良好”的奖赏，经国奉准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国材料，包括蒋经国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述声明在内，都没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亚这段经历。俄国学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说不定是他刚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当局送他到阿尔泰地区不是惩处他，而是替他的健康着想——让他远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污染环境，俾能养病。
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党委会派他到苏联宣传机构号称“工厂中的工厂”的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个雇用“数千个工人”的机械工厂担任副主管。 [7] 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满意上级派他来做副主管。蒋经国报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职工玛丽亚·施曼友诺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后就向丈夫抱怨，为什么厂里不找个俄国人当副主管。不过，她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中国人……很聪明。”玛丽亚和她丈夫费耶多（Fyodor）后来成为经国的好朋友。 [8] 她说：“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一副要坦诚相交的模样。我们从来没看到他露出不高兴的面容。”
蒋经国到乌拉尔马许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派了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到厂里工作，其中有位十七岁的金发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个孤儿，与姐姐同住，相依为命。照玛丽亚的形容，芳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当她绽开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双眸”看着你，你一定大为心动。她身材瘦长，娴静寡言，不摆架子，个头和经国大约一般高。蒋经国很快就喜欢上她，而芳娜也抛弃她原来的俄国男朋友，爱上这位中国青年。
6月间，王明发电报把蒋经国召回莫斯科。经国抵达时，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在上海宣布：听说儿子即将回中国；如果消息属实，他会当即逮捕儿子。时间又过了两年，蒋介石其实又开始挂念远谪异国的儿子，但他是为亲情牵羁，不是王明所称的怒意未消。2月13日日记里，蒋介石叹息家庭破裂，“儿子远在他乡”。宋美龄显然也又和他讨论到蒋经国。他在日记中写下：“任何人认我为父，就必须承认我妻美龄为母。”
就外交战线而言，国民党中国与苏联增进政治目标的机会也大有改善。蒋介石认为，中苏关系改变或许会有一个附带效果——经国能够回来。1934年夏天，蒋介石“剿匪”战事逐步进展，也使莫斯科修正观点。张学良游历欧洲后回到上海，进入医院，勒戒鸦片烟瘾。蒋介石派他负责“进剿”鄂豫皖边区苏维埃的任务，少帅不负使命，立刻达成任务。国民党部队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节节进逼，江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压力大增，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突围，撤退到靠近苏联的偏远地区。他们也向斯大林提出请示。
斯大林感受到希特勒崛起的威胁，最近才刚命令共产国际放弃极左的国际路线。莫斯科现在拼命想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府里寻找盟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承诺协助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主义，并与法国、捷克签了协定。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期待与中国能有类似的务实外交政策，现在似乎时机成熟，可以推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当局不能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的中国，因此斯大林看到中共立刻突围，不再与国民党军事对峙，对苏联有相当重大的好处。中共若仍在江西苏区顽抗，国民党就不太可能接受国共联合阵线、中苏联手抗日的构想。如果中共能杀出重围，撤退到北方，中国民意说不定就会逼促蒋介石接受国共二次合作的构想。再者，如果中共在撤退过程中遭到失败，仍无碍于苏联推动与蒋介石强化合作关系。
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国政府主动“与俄国正式交涉”恢复南京与莫斯科之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仍然羁押在南京监狱；但是老蒋并没旧事重提，拿宋庆龄1931年提议的换人之议来谈。大约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毫无疑问秉持斯大林的意旨，建议江西的中共“撤退，另寻安全之地——必要时亦可撤到‘外蒙古’”。
1934年10月16日，中共把大约八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持有枪械）分成几个纵队，开始撤出江西的长征。周恩来负责协调突围策略；年方二十七岁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彭德怀领导红三军团。在江西负责主编党报《红星报》的邓小平，熬过留苏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一次整肃，也参加了这次漫漫长征之旅。
斯大林一连几个月都在细细盘算蒋介石要求放经国归国一事。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从8月到11月，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突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两名特务每天形影相随跟踪他。在紧密监视的过程中，蒋经国被拔擢为乌拉尔马许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Heavy Machinery ）的副主编。按一般常理，受到严重怀疑的人，不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宣传机关的职位，因此，特务可能是要查证经国的忠诚度。
过了几个星期，内务人民委员会乌拉尔地区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见蒋经国，通知他，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国。蒋经国说，李希托夫表示，内务人民委员会希望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愿意回中国”。蒋经国声称他拒绝听命，几天后，李希托夫又对他说，中国大使馆有位秘书希望跟他会面。蒋经国和这位中国外交官单独会面，但邻室坐了两个人。这表示蒋经国不能自由发言。“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国。我们只能谈谈国内的进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国等等。”
中国驻苏大使馆立刻把和蒋经国接触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报。六十多年之后，台北当局还不肯公开当年南京和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就这个议题的来往函电，显然忌讳蒋经国当时亲苏、反国民党的言谈会引起难堪、尴尬。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来，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1935年1月，共产国际又要蒋经国回到莫斯科，很可能是要他参加就中国国内以及中共党内各项发展的讨论。［长征展开之后几个月，毛泽东在政治角力中赢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批留苏派；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最倚重的一位副手。］这一次，蒋经国也得以和斯大林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还有果汁”。斯大林此时正在国内发动血雨腥风的大恐怖整肃（Great Terror），蒋经国和俄国国内老百姓一样，必须谨言慎行，必须表现出政治正统立场。所有迹象全都指出，事实上这个阶段的蒋经国，思想大体都符合共产主义正统。
蒋经国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3月间经由简单的注册程序，和芳娜结为夫妻，此时他月薪七百卢布，相当可观。小两口分配到一户两个房间的公寓，照当时的标准，公寓“相当好”。此后，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公寓每逢假日，不时招待宾客；由于境遇比俄国人好，他不吝以高加索舞蹈、俄罗斯歌曲和客人同欢。蒋家常客有地区党委书记李奥波德·艾维巴赫（Leopold Averbach，托派分子），以及工厂厂长弗拉基米洛夫（Vladimirov）同志，蒋经国和芳娜还到克里米亚度假——这可是最受组织赏识的工人和干部才得享受的特殊待遇。
蒋经国在两份工作、研修工程学和社交活动之外，还抽出时间开始替乌拉尔马许工厂写史，就国际事务发表演讲。当他要演讲时，老祖母们都不愿在家照顾小孩，坚持要听听叶利扎罗夫同志演讲。大家公认，蒋经国是仅次于艾维巴赫书记的最好的国际新闻分析家。玛丽亚回想说：“天啊！他真聪明，又博学！”
蒋经国完全没有露出思念祖国的迹象。有位朋友说，他从来没有提到双亲或中国。12月，年仅十九岁的芳娜早产，生下一个仅有三磅半的儿子，经国给他取名“爱廉”（Ai-lian。译按：即蒋孝文） ，后来这个儿子的英文名字就成了Alan。头三个月，芳娜和经国夜里必须轮流起床，以点眼药水的小管喂婴儿。 [9]
1935年春天，苏联正式和法国、捷克签订盟约。虽然中共部队仍在长征途中，斯大林决定应在中国积极推动联合阵线策略。大约在5月、6月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领导人，应该主张和蒋介石合作（直到这个时候，中共一直诟骂蒋是万恶的土匪），唯一的条件是，蒋氏必须放弃“对付自己人的作战”，组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8月1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呼吁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介石立刻峻拒。10月间，毛泽东率领大约九千名残部，抵达陕西省北部荒凉的延安地区；一年前由江西突围时的八万人，现在仅剩下一成左右，加上陕北原本的共产党人，以及张国焘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中共现在只剩下大约两万人，而且不是全都配备步枪。蒋介石命令少帅张学良调动兵力进击中共残部；经过一番血战，红军与东北军双方均伤亡惨重。
同一时期，日本军方已在东北扶持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野心更炽，又夺占北平周围的河北各县，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行为，却遭到北平警察镇压。南京及其他城市亦相继爆发抗日示威。痛恨日本的少帅开始起了是否应该响应抗日联合阵线的念头。然而，蒋介石还是相信，在对抗日本之前，必须先歼灭共产党、强化中国军事力量。
他下令张学良再度对中共增强压力。然而，中共大力活动，号召成立抗日联合阵线，打动了老家横遭日本占领的东北军若干军人的心，许多人开始投向中共。2月间，张学良首次和中共人员秘密见面。
纳粹德国和日本关系日益密切，德国对中国武装部队的援助，势必有中断之虞，不过，蒋介石仍然尽最大能事，维系与德方之关系。1936年他派次子纬国前往慕尼黑军校就读，这个决定跟他十一年前让经国前往莫斯科学习，何其相似。
在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期，《真理报》刊出一篇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 [10] 语气与上海“清共”后他痛斥父亲如出一辙。他谴责蒋介石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经国声称“以这样的父亲为耻”，没有意愿回到中国。他对母亲重提往昔遭到丈夫虐待的苦楚：“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住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蒋经国又称颂他在苏联的经验：“您的儿子现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压迫人民的方法……他绝不会回国去宣扬那个吹嘘大话的父亲手中勉强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根据蒋经国的解释，写这封信是出自王明的主意；王明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纷传你在俄国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禀告母亲，你在这里工作、完全自由。” [11] 王明把一封代他写好的信交给蒋经国，蒋拒绝签字。然而，朋友劝他，如果签署这封信，日后可能有机会回中国。他应该就不再坚持，接受了代他拟好的稿本，但是坚持加上一句话，告诉母亲，如果想见儿子，“请到西欧来会面”。
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记下，他在次日去见内务人民委员会首脑雅戈达（Genrikh Yagoda）。这个抓了数十万人，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情治机关头子，不仅抽空接见蒋经国，还同情他，要求王明销毁这封信。蒋经国自己草拟一封信，信中不提希望回国，但是加了一句话“试图表达出思家之情”，这句话是：“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据蒋经国的说法，王明接受了这一封信，可是却把原先代拟的那封信送回中国，并透过《真理报》发表全文。鉴于斯大林对蒋经国的重视——雅戈达不寻常地注意王明代撰信稿事件即是一个证据——很可能是斯大林本身认为，刺激一下蒋介石记住与唯一的儿子关系不睦，可能对俄国有某些战术上的好处。
1936年夏天，欧洲、日本局势有险峻的发展，莫斯科展开“大恐怖”的整肃行动，举行第一波的公审活动。当局起诉十六名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大部分是托洛茨基的旧盟友）犯了叛国罪，他们的“认罪”，又牵连出其他人。恐怖行动立即扩张，肇致许多骇人听闻的控诉、光怪陆离的认罪，四处株连，许多人遭到处死或打进劳改营。斯大林的头号打手雅戈达本人也在9月间罢官，最后卑惨地站到他把许多人送去的墙前，在行刑队枪口下毙命。
蒋经国周遭的一些朋友也遭到这类控诉，甚至消失了。蒋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轰轰烈烈地认错，逃过死刑，却难逃牢狱之灾，后来于1939年死于狱中。艾维巴赫过去也是托派，处境艰危，不久即成为一次公审的主角人物（公审中他可能试图诬攀蒋经国）。最后，内务人民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嫌逮捕了三百八十万人，处死犯人逾七十八万。1937年，斯大林整肃的矛头指向军方高级将领，包括曾经教过蒋经国军事战略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连他的妻子、两个兄弟也难逃魔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布柳赫尔是判处图哈切夫斯基有罪的军事法庭审判员之一；然而，不久，布柳赫尔将军本人也遭枪决。鲍罗廷活到1940年代中期，然后不知所终。斯大林总共杀掉三万名红军军官，这个数字远胜过日后德苏战争头两年纳粹杀死的俄国军官的人数。几乎所有蒋经国认识的地方及区域级俄共干部，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干部，不是命丧黄泉，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蒋经国的回忆录只字未提他的朋友、老师遭到整肃的事，也没有透露他对大整肃的反应。或许，他跟当时苏联境内的每个人一样，不敢对此有批评的念头，更不敢发出质疑之声音。甚且，斯大林政权的宣传工具把镇压行动合理化，鉴于国家在东、西两线濒临战争危机，必须肃清内部敌人。多数俄国人显然接受这套说辞，甚至那些被送上断头台的人也认为这么做不无道理。这乃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崇拜、歌颂意识形态、战争和死亡。
蒋经国显然依旧对共产主义坚贞不渝。1936年11月16日，他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12] 这里头的涵义很清楚——他觉得他很可能要留在苏联终老，回不了中国。大约这时候，中国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抵达莫斯科。蒋廷黻赴任前不久，宋美龄私下召见他，对他提起，蒋介石“非常盼望儿子经国能回到中国”。蒋大使与苏联外交部初接触就提起蒋经国这个议题，希望苏方见告蒋经国的下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史狄孟尼可夫（Stemenikov）表示，恐怕很难打听到蒋经国的下落，但是保证会去设法查查。然而，不到几星期，中国国内发生一桩事件——国共新建联合阵线，为蒋经国回国打开一扇门。
是年春天，张学良曾秘密潜往陕西中共地区，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说服张学良，相信中国共产党诚挚希望以抗日为最高优先。稍后，坚决“反共”的山西军阀阎锡山（过去是支持蒋介石的关键角色）也同情张学良替联合抗日辩解的立论。夏天，华南地区与蒋同盟的重要军事将领，把部队开进河南、江西，请命抗日。
是年秋天，与日本对峙的情势进一步恶化。伪满部队在日军飞机、坦克支援下，侵入绥远省，可是蒋介石依然相信在抗日之前，他可以也必须先消灭共产党。不过，蒋介石也和毛泽东一样，相信“打打谈谈”策略。他一方面对中共以军事行动增加压力，一方面授意陈立夫与周恩来秘密会谈。
周恩来在1936年底，偕同共产国际华人代表潘汉年秘密前往南京。双方暂时协商完成联合阵线宣言的大纲：中共同意废除边区苏维埃，解散红军，把部队交给政府军事委员会节制。这正是1937年国共最终达成协议的条件。然而，周恩来要先回延安报告，12月初，周抵达西安，预备先向张学良通报在南京交涉的情况。
蒋介石虽然事先接获情报，明白西安之行可能危险，依然不顾警告，也要到西安，与立场已经动摇的将领们讨论。12月11日，蒋氏与高级将领举行一场气氛凝重的会议，他一再强调必须先解决中共，才能抗日。翌日黎明时分，少帅一支部队突袭蒋氏及随从投宿的西安市郊温泉胜地骊山，正在洗温泉的蒋介石，赤身露体跳窗逃跑，在翻过一道墙时，伤到背部。张部在一处洞穴找到蒋氏，他怒声呵斥张学良部队：“开枪打死我吧！”带队的年轻上尉答说：“我们不会打死你，我们只要你领导国家抗日！”
蒋介石遭到少帅部队挟持的消息传出，延安和南京方面一时都乱了手脚，不知如何反应。南京政府预备派出大批部队进击叛军。中共阵营有些人主张杀了蒋介石，与张学良成立抗日统一战线。但是张学良在12月12日通电各方，表明他志不在推翻蒋委员长，只是要求他出面组织救国阵线。
斯大林接获西安事变的报告，了解其中既有危险，也有机会。他也晓得周恩来、陈立夫稍早在南京的接触。如果西安事变不赶紧落幕，可能在中国引发一番新的激烈内战，国民党很有可能转向日本争取支持。如果共产党能扮演关键角色，促成蒋介石脱险，可能有助于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消息报》和《真理报》都发表文章，谴责挟持蒋介石的行为，声称中国国际地位艰难，必须团结对外，中国唯有靠蒋委员长领导才能统一。斯大林拍发一则电报到延安，认为蒋介石是唯一拥有足够的号召力、能领导全国统一阵线的人物。斯大林甚至说，可能是日本阴谋策划挟持蒋委员长的诡计，要让中国深陷内战的泥淖。
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认为，蒋介石一死，南京可能会出现亲日的国民党政府。毛派周恩来再到西安，斡旋释放蒋介石。同时，张学良也读到蒋的日记，获悉蒋介石有在“剿平”红军之后，与日本作战的秘密计划。中国国内各地亦涌现同情蒋氏的浪潮。
12月14日，蒋经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读到西安事变的新闻。同一天，共产国际赫然发觉，乌拉尔马许党委即将批准让蒋经国晋升为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 [13] 共产国际紧急发出电报，主张不应就此一事做出决定，并且训令经国到莫斯科报到。12月16日，周恩来抵达西安，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坚拒与劫持他的人谈判，声称唯有在无条件获释之下，他才肯斟酌联合阵线的问题。周恩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预备接受他的领导，为示友好，担保经国可以由俄国回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14] 在中国共产党、苏联以及中国各地都涌现释放蒋介石的声浪之下，张学良屈服了。
现在，阻挠蒋委员长获释的唯一关键是：如何处置张学良？蒋介石要求少帅和他一道回南京，接受军事审判。然而，蒋夫人宋美龄曾经向张学良保证，如果放了蒋委员长，他不会受到惩罚。圣诞节当天，蒋介石夫妇飞回南京，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虽有蒋夫人出面陈情，军事法庭仍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蒋氏则把刑期减为无限期软禁、管束。 [15] 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刻召唤陈立夫到他卧室谈话。陈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陈立夫进言，现在政府大批部队已集结部署在陕西省内及周围省份，该立刻进攻延安，收拾毛泽东及共产党人。蒋介石低头不答。陈立夫觉得蒋氏累了，也就不再多说而告退。
注释：
[1] 严农、彭舍予（音译）《蒋经国在苏联》，收于《蒋氏父子》，浙江省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4年版，第173页。当时苏联的国内安全机关依然称作OGPU，它在1934年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会”（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NKVD），1953年又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KGB）。原书注7。
[2] 蒋经国1934年写了一份自述，附在《尼古拉·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同志所填写的共产党员入党申请书问卷》后，其影印本载莫斯科1991年8月《今日亚非洲》（Asia and Africa Today ），第52—55页。根据这份自述，他成为苏共候补党员是在1930年。不过，克莱恩《悼念蒋经国》第165页则说：“192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压力下，我登记成为俄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原书注20。
[3] 余敏玲1998年6月26日发给本书作者的传真。作者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访问杨天石、李玉贞，两人也有同样说法。原书注27。
[4] 北京一位通晓俄文的学者在莫斯科的总统府档案室做研究时，前苏联驻中国大使雷多夫斯基（Redolfsky）给她看1931年斯大林、蒋经国会谈的卷宗之封面，标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之政治情势及苏联对蒋介石之态度”，但是俄方不让她看卷宗内容。本书作者1995年9月9日在北京访谈李玉贞，承她见告。原书注33。
[5] 杨天石是北京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专研民国史；此处据他在1996年10月提供给本书作者的书写字条。原书注34。
[6] 克莱恩《悼念蒋经国》，第171页，经国称这个村子名为“谢可夫”（Shekov）。而他在注［2］提到的1934年自述中，则称这个村子“柯洛维诺”（Korovino）。朱可瓦是他居住的村子之名，柯洛维诺则是柯洛温斯基地区首府。原书注42。
[7] 见拉林1996年1月5日由莫斯科发给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但是《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引述蒋经国给母亲的信，则说他掌管四千名工人。原书注47。
[8] 1994年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则指玛丽亚、费耶多两夫妇姓安尼基夫（Anikeev）。原书注48。
[9] 见蒋家一位家人1999年2月22日给本书作者的信。原书注65。
[10] 见《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原书注66。
[11] 蒋经国误把他和王明会面的时间记成1935年，而不是1936年。有可能他是在1935年写下这封信，《真理报》到1936年2月才把它发表。但是，比较可能是他记错年份了。原书注68。
[12] 这一天他把填好的申请入党问卷提送地方党部。原书注73。
[13] 1994年俄罗斯RTR电视台纪录片播出一份文件，“1936年12月15日接受蒋经国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决议”。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原书注80。
[14] 韩素音《长子：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之形成，1898—1976年》（Eldest Son : C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 ），第154页，她引述王炳南对蒋、周这次会谈的说法。原书注81。
[15] 王冀1995年12月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称张学良这么说。原书注82。（译按：王冀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