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蒋经国到达莫斯科，外交部副部长史狄孟尼可夫告诉他，蒋介石希望他能回中国；史狄孟尼可夫又说，苏联政府认为国民政府是个友好政权，准备接受这项要求。史狄孟尼可夫等人毫无疑问也告诉蒋经国，他回中国，投身抗日联合阵线，是献身革命大业。经国在俄京略为逗留，就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候上级指示。数星期之后，共产国际下令结束他在乌拉尔马许工厂及《重工业日报》的工作，当时，经国熟识的一些人，如拉狄克、艾维巴赫等人正在遭受审讯，为了保命，散播出他有不正当思想的指控。斯大林显然对这些指控充耳不闻。
1937年开年，蒋介石依然不能确定是否能再见到亲生骨肉。他在日记中写下：“我深盼儿子能回来……但是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蒋委员长没有承诺停止内战。此时，他的声望又告恢复，手上握有一百五十万大军；空军虽然只有一百架飞机，与日本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没有空中武力的毛泽东又强得多。由于听力障碍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出任蒋介石的空军顾问。2月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肯支持联合阵线，重申必须加强“剿共”作战。陈立夫和党内占优势的保守派，想搁置和周恩来的协议草案，赶紧打胜内战。然而，蒋介石心中已有盘算。
2月间，莫斯科再次传唤蒋经国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进京，但是这一次要他带着家人及随身细软。工厂里许多同志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火车站，向他们认识的叶利扎罗夫同志一家人道别，大家在寒风中在月台上唱歌、跳舞，举行茶会。蒋经国对朋友们宣称：“［苏共］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
镜头转到莫斯科，红军友人在伏特加酒和丰盛的菜肴助兴下告诉蒋经国，苏联会尽全力协助中国击退日本。当时还未遭到整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极可能曾和他见面谈话。史狄孟尼可夫再次接见蒋经国，表达希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中、苏关系日益密切。最高潮是经国晋见斯大林话别，谈话主题无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1]
3月初某个寒风刺骨的夜里，蒋廷黻大使接到使馆仆役报告，有位中国客人到访，但是此人在未见到大使本人之前，不愿透露姓名。这位满脸笑容、两颊红润的青年访客进来后，立刻表明身份。蒋大使还来不及问话，经国已经问：“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蒋大使向他担保，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 [2]
几天后，芳娜陪着丈夫与蒋廷黻大使共同进餐。蒋大使在回忆录中形容她“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可又十分害羞”。经国在餐桌上高谈阔论他的改造中国大计划，蒋大使不以为然，建议经国尽量多了解中国各项弊病及其原因，然后才对症下药，提出大计划。
蒋经国情绪十分高昂，过去已是过去。如果父亲愿意忘却过去的不愉快，他也可以抛弃过去种种。经国的务实、乐观精神，加上中国人的爱国心，且信仰马克思主义，使他拥抱突然为他而开启的未来。蒋大使帮他选了礼物——一组乌拉尔山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大衣送给夫人。大使馆另外替蒋经国准备了一套西装，给芳娜准备了一件高贵的长衫和外套。
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前夕，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告诉他，他应该向蒋委员长进言，说明中国共产党最为真诚，决心与国民党合作。季米特洛夫又盛赞蒋介石：“我们都晓得委员长是最能干的战略家、最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经国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把他在苏联求学、生活的十三年（1925—1937年），每年各写一篇文章记述其梗概；这些文章合辑起来，成为一本小书《我在苏联的生活》（My Life in Russia ），对他在苏联的经验以及苏联的各项成就，有正面、肯定的描述。 [3]
蒋经国一家启程前往海参崴前，有个年轻人——康生前来拜访经国。康生是中国共产党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长内部安全侦防。在近月来的大整肃运动中，康生指认苏联境内许多华人是托派分子，后来这些人横遭死刑。康生照会经国，他将陪着蒋家作跨越西伯利亚的漫长旅行。 [4] 登上火车之前，蒋经国拍发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友人，提到他、芳娜和儿子东行途中将会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安尼克耶娃夫妇等友人在火车站会见他们，与他们喜欢的这对中俄联姻夫妇拥抱话别。接着，火车补足了木柴燃料，离开这座工业城镇，迤逦东行。这对夫妇自此以后再也不是叶利扎罗夫了！
火车要花好几天时间穿越这块北国冰天雪地，使经国有时间整理思绪，回想他在苏联的日子。与他同时代的俄国人，也罕有人像他这样对苏维埃社会有如此广泛的经验。经国现在已经是二十七岁的成熟男子汉，他的命运再次投注到中国这块土地及其人民身上。到了海参崴，蒋经国让家人先上邮轮，他和康生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本地办事处，两人共同署名拍发一封电报给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部，电文说：“现在，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我们由苏联海滨向各位致上共产同志最热忱的问候。”
不论中共或苏共对蒋经国曾经抱持何种希望，这封电报是他对共产党最后一次听命行事！ [5]
蒋经国回到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接受了周恩来与陈立夫洽妥的政治协议草案原则，把红军置于南京政府指挥调度之下，停止没收、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举行民主选举。蒋介石并不是一夕之间头脑糊涂，对共产党的意图有了天真想法。他日后就说，1937年初没有坚持打下去一举歼灭中共红军部队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节节进逼，侵凌中国，蒋若执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政治上风险极大；而且，国共联合抗日，使得苏联有可能大量提供军事援助，不仅有助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入侵，也可以扩大国民党军队对中共的兵力优势。甚且，国共和解之下，蒋委员长唯一的骨肉儿子可以回国，而且还带回来一个孙子——总可以告慰先祖了！
蒋经国离开俄国不久，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Joseph E. Davies）向华府报告，中、苏关系“在短短几天内”有了极大进境。戴维斯研判，中、苏双方已有确切了解，苏联不会再对中国境内独立的政治、军事势力（意指共产党）提供支援。
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国共联合阵线激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加速针对中国全面军事行动的时程表。日本军队视中国东北及广大的华北地区为其禁脔，但是它的真正目标和德国一样，觊觎俄国大片领土。日本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不希望坐视中国成为一个统一、更强大的国家。日本必须迅速征服中国，俾能把主力用到对付苏联之上。
然而，日本的文职领导人只想掌控中国，不想占领中国，有些人更认为“反共”最为重要，生怕日本一脚陷入中国这块大泥淖，无法脱身。即使在1937年，国民党与日本谈判之际，汪精卫、陈立夫等人还力陈，南京政府、东京政府皆有“反共”意识，应该结为盟友，不应互为仇雠。原本是左派的汪精卫，事实上后来即投日，与日方合作。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驰骋全中国的野心不可遏抑。从1895年以来，日本攻无不克，扩张势力相当顺利，令日本海军、陆军野心大炽。欧洲的局势更似乎印证世界的未来应由尚武的民族来掌握。
1937年4月19日，苏联货轮缓缓驶进黄浦江，蒋经国伫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着年仅两岁的孝文陪着他。岸上的工厂、船坞，远比经国记忆中来得多，交通、污染越发严重。江湾岸边，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几艘军舰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盖着舰上的炮管。
主席侍从室主任和杭州市长亲自到码头迎接蒋经国一家三口。一行人在保镖护卫下直奔火车站，数小时后已抵达风景优美的杭州市。蒋介石在日记里对儿子回国一事记下：“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回来。”但是，蒋氏并没有迫不及待要见暌违多年的儿子。经国回国数天之后，到南京拜访陈立夫。两人互相拥抱之后，小蒋抱怨父亲还没见他。陈立夫说：“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6]
的确，经国从来没写信给父亲请求宽恕，声明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表达恢复国民党党籍的意愿。即使平安返抵中国，他脑子里根本没想到这回事。父亲无条件要他回国，没有要求他道歉，因此他也没有道歉认错。但是现在传统的尊父之道，要求经国表示浪子回头，承认过去的不是，宣布对父亲忠诚。
经国提笔写了一封信，并前往拜访吴稚晖，十二年前经国为了前往苏联留学曾去请教于他。吴稚晖一副两人不久前才见过面的模样，平静地问他：“你尝试的经过怎么样？”吴稚晖可能去见了蒋介石，向他转达了经国在苏联的种种际遇。蒋氏终于同意接见儿子。父子会面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这栋别馆原本是中国招商局已故世的总董宅第。门一关上，经国已跪下，向父亲三叩首。
蒋介石问起儿子对前途有何打算。经国说，他有心在工业或政治两者之中，择一而为。他对父亲说：“我有些主张——进步的主张，希望有机会实现。”他又表示愿意“在最艰巨的条件下”，尝试推动他的构想。 [7] 老蒋强调，谈论分派工作之前，必须先处理一些基本问题。首先，蒋经国现在已经不太能用中文写东西；其次，他的古文已荒废多时，必须密集温习功课。最后，委员长建议经国利用这段时间把他在苏联的经验写下来。然后，蒋介石带着儿子到客厅去见蒋夫人，经国称呼她为“母亲”，并请准把在楼下等待的妻儿带上来介绍谒见。
芳娜可是神经紧张地等候着晋见公婆。这位二十二岁、略敷胭脂的俄国女郎置身异国，即将谒见语言不通的中国第一家庭，怎能不紧张？芳娜是个率真、羞涩，相当单纯的人，只有技术学校的学业水平。芳娜只有两三套简单的衣服，加上莫斯科中国大使馆送给她的那套华服。现在她要见的新婆婆可是富贵聪明举世闻名。
会面进行得十分平顺。蒋夫人对这场家庭团聚可费了不少心思，尽力让芳娜放轻松。或许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给媳妇取了中文名字“芳娘”。可是经国不喜欢，日后把它改成同音的“方良”。经国告退时，蒋夫人悄悄塞了一沓钞票给经国，嘱咐他给自己和家人备置衣物。
后来，经国和蒋夫人之间意见参差，在政治上相互较劲，但是他一直很尊敬她，即使彼此的关系紧张，但都能相互尊重。 [8] 方良也和婆婆维持合宜、友善又不太亲昵的关系。她绝不和婆婆争风头，也不会模仿婆婆的举止，反而一心一意持家，做个传统的中国妇人。她和俄国以及亲友的关系全都断了，也接受了中国习俗，说得一口道地的宁波话。
杭州父子会之后，《纽约时报》引述“接近委员长的消息人士”的话，指称外传小蒋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诟骂父亲，“全是俄国人编造的故事”。
经国一家人在一小队随从陪伴下，坐船到宁波，再转搭军车沿着新铺的公路，穿过溪口周围山区。浙江早春的盎然绿意，迎接着归乡的娇客；军车驶过蒋委员长在溪口镇边盖起的武岭门，引来一批小童追逐。经国指点妻儿、介绍清澈的剡溪，以及约在一里之遥耸立的青山。不一会儿，他们已经来到扩建得美轮美奂的蒋家旧宅。
虽然有一段时间，毛福梅和蒋方良这对婆媳必须比手画脚，两人却一见如故，相处甚欢。毛夫人一点也不介意媳妇是个外国人，她告诉朋友，方良是她生平所见最漂亮的女人。经国夫妇回到溪口老家后，又遵奉中国古礼办婚事，方良穿上传统的凤冠彩裙，好不热闹。按照习俗，新娘子要烧几道菜（显然一定是俄国菜啰）展露手艺，但是村人嬉闹，偷偷把湿柴塞进灶里，弄得厨房浓烟不散。
接下来的春、夏之季，方良喜欢骑自行车在镇上逛，有时还骑马；甚至还换上泳衣，跑到溪中游泳。这些动作让镇上居民看不过去，可是毛福梅挺身替媳妇辩解，解释说在西方国家的富贵人家妇女也都这么做。
蒋经国通常不睡在丰镐房，而是住在他父亲在城门下临溪而盖的一间待客小屋。蒋委员长给儿子亲挑的老师徐道邻，也搬到小屋和经国一起住。小蒋开始以俄文写下他的回忆录《冰天雪地》，另外还温习写字。老蒋又开始频频写信，指示已经二十七岁的儿子如何学习。照经国的说法，父亲担心他“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没有深刻了解”。
蒋介石果然又坚持儿子要专心读曾国藩的作品，尤其是《曾文正公家书》，还要读《论语》、《孟子》和王阳明的文章。他在5月12日致经国一信，要他研读《三民主义》之前，先读两遍《孙文学说》。
多年之后，徐道邻提到蒋经国对于西汉末年的争议人物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推动若干社会改革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徐道邻又说，小蒋一再称赞苏联社会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质享受的特色，也钦佩苏联重视青年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府行动的做法等。经国不认为必须隐瞒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把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写下的他在苏联生活经验的文集，送一份给徐道邻过目。他还把这些文章，配上他新写的回忆录，一起呈送给父亲。老蒋对儿子表示，阅后“非常感动”：“当你记得曾经经历的折磨，就更能体念回到祖国的可贵。”但是，蒋介石要求经国亲自把回忆录迻译成中文，他认为要别人帮儿子把回忆录迻译成为中文，“很难为情”。
蒋经国回到溪口后不久就到雪窦寺参拜，由雪窦寺再往山里走，就是蒋介石盖来软禁张学良的一栋西式洋房。他和张学良发展出一段相交逾半世纪的友谊。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的父亲都是著名的军头，都有威权性格。少帅也跟经国一样，为了自认崇高的理想，对蒋介石不忠。他们两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毫不矫情、没有架子，又精力充沛。
两人时常相偕在树林中散步，徐道邻偶尔也陪着小蒋上山，对蒋、张两人讲授孔孟之道或中国历史。少帅和经国闲暇之余，也爱喝酒、划拳。张学良与他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自此形影不离（译按：赵一荻女士于2000年6月间在夏威夷溘逝，先少帅一步谢世） ，他亦寄情于研究明史、收集中国艺术品，有时也打打麻将。
蒋介石持续写信指导经国读书，直到7月24日最后一封家书抵达。他在这封信中说：“你应该专心学习中文、练习书法……不必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蒋介石极力回避的全面对日抗战，终于在1937年7月7日于北平城郊卢沟桥爆发。日军和中国守军在夜里发生一场混战，不分胜负。两星期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要求“彻底解决中、日关系”。蒋介石立刻回应：吾人当前唯一之路就是领导全国民众，万众一心，奋斗到底。日本军队迅速占领北平，但是中国守军奋勇坚守上海，鏖战三个月，对日军造成极大伤害。
起先，蒋介石并没有采取撤退、焦土政策，他把德国军官训练的精锐师团，以及几乎全部炮兵投入上海保卫战。这就是他在7月24日给经国信上提到的“办法”。蒋介石在上海一役，折损了六成的精锐部队。上海沦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南京撤退。中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呼吁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国联以及美国等国家敦促日本撤军，也表示同情中国际遇，可是除了教会团体捐助粮食、药物之外，西方国家并没有伸出援手。中国人认为苏联和中国是世界上唯独愿意挺身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国家——其情的确可悯。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船只开始由黑海敖德萨港（Odessa）运装军用设备及补给品，千里迢迢，送到广州。数以百计的苏联飞行员、教官和飞机，飞越戈壁沙漠，进驻甘肃省中国基地。当苏联本身面对的威胁大有升高之势时，斯大林援助蒋介石的手笔、规模之大，见证了中国抗战成功对苏联极具战略意义。此后两年，苏联提供给蒋介石大约一千架飞机、两千名飞行员，以及五百名军事顾问。由1937至1945年，中国得到的俄援总值约两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的头四年提供，当时没有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版图的完整是一件大事。 [9]
11月间，日本一支侵华部队占领杭州，开始沿着海边南下扫荡。有些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让敌人付出重大代价；有些地方，守军却闻风溃散。12月13日，日军攻进南京，展开为期七星期的大屠杀，数万名妇女遭到日军强奸，被俘的中国士兵及平民惨遭斩首或以刺刀戮杀，连婴儿、幼童也不能幸免。日军暴行的照片震惊西方世界，可是物资援助依然不来，国民党军队残部沿长江，向武汉撤退。
中共红军遵照与中央政府的协议，正式改编为第八路军，接受国民政府节制。邓小平出任第一二九师政委，该师师长是刘伯承。长征时期流落在长江以南的共产党军队整编成新四军。1938年1月，经国出席新四军成军典礼，并发表演讲，声称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并进”，击败日寇。
国民党军队遭受惨重损失之际，毛泽东的部队避不与敌军正面对抗。这么做符合毛泽东1938年的一篇论文《论持久战》的精神，他定下游击战、政治动员和建立基地地区的策略。中共也比国民党更有效率，在敌后地区建立地下行政体系。共产党借日本大肆入侵激起的爱国热潮，以及与国民党合组联合阵线得到的合法地位之利，迅速发展。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四万人，膨胀到1940年的八十万人左右。
1938年春天，蒋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派经国担任设在省会南昌的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以二十七岁的青年而言，这个职位似乎蛮高，但是鉴于他在苏联挣得的职位，他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记录以及战事的需要，它并不算过分。
位于赣江旁的南昌是个工业、矿业城市，此时挤满数十万难民，一片混乱。方良刚于2月间产下女婴爱咪（Aimee或Amy，即孝章）。经国一家迁入一栋朴实、舒适的房子，他立刻投入工作。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这个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蓝衣社，表面上解散了，实则还是一股坚实的政治力量。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10]
经国也提议，三青团团员的地位与国民党正式党员相等；甚且，年逾二十五岁之后，三青团团员可以无限期留在团里，不必转入国民党。 [11] 三青团团员这种特殊地位，使掌控党机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陈立夫认为这是委员长的“政治动作”，也是领袖搞分而治之政治策略的又一例证。他在回忆录中说：“一般人老是责备我们［陈氏兄弟］在党内成立小派系，其实我们是奉命行事。”陈氏兄弟设法要掌控这个新兴的权力中心，他们心里明白蒋介石成立三青团是要让经国以此为地盘，建立势力。
蒋介石当仁不让，把三民主义青年团最高领导人的位子，加进自己的一大堆官职、头衔之中，但是他指派手下一个干练将领——陈诚，担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身材瘦削、脾气温和的陈诚，不仅干练、忠诚，而且清廉——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浙江人。日后，史迪威将军（Joseph W. Stilwell）对陈诚亦颇有好评。此时的蒋介石视陈诚为政治前途看好的一名将领，甚至有朝一日可以培养为接班人。国民党各路军阀，以及蒋氏嫡系最资深将领何应钦，既把陈诚视为党内同志，也视为政治对手。现在，回国仅一年的蒋经国，已成为另一个潜在的政治竞争者。
陈诚和蒋经国也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譬如，陈诚支持小蒋把三青团与国民党腐败的组织隔离开来的构想。但是，陈诚在1938年中期没有太多时间投入三青团事务。他已身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以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他挂名担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只是代表他政治前途看好。基本上主持三青团团务的是康泽，名义上是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康泽是已经明令解散的蓝衣社重要角色，与戴笠关系深厚。康泽想把三青团纳进国民党军事情报机关的势力范围，并与一些相关的秘密会社挂钩。因此，他对陈果夫兄弟也是一大威胁。陈立夫认为康泽“野心很大”，但是他也是蒋经国非常不喜欢的法西斯型的官员。三青团成立不久，康泽就抽调十二个人（大部分是蓝衣社旧部）“协助”蒋经国筹组江西支团部。根据这批人当中之一的说法，他们想要操纵蒋经国，架空他对青年团团务的权力，却没有成功。蒋经国有心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作为团中央甚至国民党组织的样板模范。这使他和戴笠的蓝衣社成员，以及CC派掌控的省级、地方级国民党党部，统统不合。
蒋经国在江西省的主要职责是政府工作。熊式辉特别为他在省会南昌设置一个保安处副处长的位子，期待经国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舒适的开端，不必担负太多实质工作。不料蒋经国却全心投入工作。地方党政首长相当狼狈难堪，因为经国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熊式辉为了把蒋经国羁绊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并且把这位年轻的少将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经国在这个职位上，第一次得负责下令把一位逃兵判处死刑！他也制定若干新法令协助农村征募来的兵员，例如新兵在偿付旧债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宽限期，地主必须继续把土地放租给士兵家属等。
蒋经国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会上演讲，本人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而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经国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戴笠奉蒋委员长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安全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文强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和蒋经国年龄相若。戴笠告诉他，蒋委员长要他定期和经国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儿子才不至于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经国见面一次。
蒋经国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之习性、底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家姻亲。后来他接受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再用这种说法。不过，据文强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的说法，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也必须提醒经国，不要对苏联迭有好评。文强每次和经国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1949年之后，文强决定留在中国大陆，这里头意味着当年他颇有可能把报告也送交延安。（编按：文强于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一起被俘，一直收押在监狱，1975年始获特赦。）
蒋经国回到中国时，发现国民党布建了相当广泛的情治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治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备有特务，互相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活动。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和共产党军队政工人员一样，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侦防。蒋经国了解国民党的情治特务系统之后，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治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黑社会——中国传统的秘密帮会——关系深厚。其实，国民党这么做，并不是独一无二，孙中山等人和外国租界的欧洲官员，也全都用了秘密会社、犯罪集团和土匪，来完遂其目的。整体而言，蒋经国在国民党主要安全机构中，并没有居于全国级的领导地位，但是他在自己辖区内，则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经国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
1938年4月，与蒋介石时合时分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率部在山东第一次让日军吃了败仗（译按：即台儿庄大捷）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日军推进，蒋下令破坏黄河河堤。黄河决堤之后，大水阻滞日军好几个月，但是也冲走四千个村庄，使黄河改道，入海口本来在山东半岛北方，变成在山东半岛南方。夏末，日军沿长江流域深入，进袭武汉。苏联军机猛轰武汉周围日军阵地，火力薄弱的国民党军队亦英勇展开保卫战。7月，日本要求苏联部队撤出中、苏、朝鲜边区，声称这块地区属于伪满洲国领土。日本军队开进这片争议地区，不料苏联远东地区红军部队告捷，击败日军，这也算是日、俄交战中俄国备尝败绩的一个历史转折。
10月25日，日军终于占领断垣残壁的武汉，蒋委员长已在长江三峡上游的重庆，建立抗日陪都。同样在10月间，日军占领广州，切断国民政府的海上通路。蒋介石继续对散布在各地的部队实施统帅权，可是派系斗争已经使得国民政府旗下三百多个实力不足的师级部队，不能有任何重大整合。战争进行了一年，日本已屠杀两百万中国军民；北起东北，南迄中、越边境，占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破坏许多城市，也摧毁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
1939年3月中旬，日军第一○一师已推进到距南昌数英里的城郊。难民及政府公务员眷属开始往南疏散。熊式辉下令保安司令部的新兵督练处迁到南边的赣州。南昌在3月27日弃守，几天前，经国一家人坐上军车南撤，一路上尽是流离逃难的长龙。方良紧紧抱住襁褓中的孝章以及三岁的孝文。
江西南部山区的章水、贡水合流，成为赣江，就在两河汇合处有一块平原，赣州城在此矗立。经国一家抵达时，赣县人口大约十万人，城里一条大马路南市街，两旁是经年累月炊烟熏黑了的砖房。黄包车在石子路上颠簸，街上还有一座九层宝塔。
蒋家住进可俯瞰赣州城的一座小山上的西式洋房。蒋经国的新职是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这块统称赣南的第四区，涵盖整个江西南部十一个县，人口约两百万。这块地区长久以来受到桂系军阀和地方土匪的控制，非常贫困落后。 [12]
蒋经国邀请几位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到赣南专员公署帮忙。其中之一是黄中美，中大同学认为他曾经替苏联特务机关当线民。黄中美出任经国的主任秘书，兼负成立情报网的任务。周百皆和俞季虞两个中大同学，出任科长，另一位同学徐季元则担任缉烟科科长。 [13] 自称曾被下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旧托派分子屈武，也到赣州任职。 [14] 同时，蒋介石命令他在黄埔军校的得意门生胡轨，也到赣州辅佐经国。蒋经国指派胡轨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事长，日后胡成为小蒋亲信股肱。
蒋经国奉派行政专员新职之后，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他每天走八十公里，不久就走遍一千五百公里，到处与农民、商人、公务员、文艺人士和难民交谈。可是，他所到之处并不是人人都欢迎他。傲慢的地方士绅难掩轻蔑之意，对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样经营赌场、鸦片馆，深信已经打点好的贪官污吏会保护他们。乡间强盗拦路行抢，各姓宗族不时互相械斗，老百姓久经欺凌，已经心如死水、漠不关心。
蒋经国认为恢复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务，定下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熊式辉应他之请，把赣南已有三千兵力的保安队再扩编；经国另外又成立一个有六百名兵勇的自卫队。不过，他对付土匪是剿抚并用。有一天，他率领几个随从，不携武器，只带几瓶好酒，亲到崇义山区找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有如水浒中人，以拦路抢来的钱赈济地方穷人。周某告诉蒋经国，是地方上的贪官逼得他走上梁山，落草为寇。酒过数巡之后，蒋经国提出过去一切罪行既往不咎，请周放弃不法行为，跟随他一起做好事。周某大受感动，同意只要经国在赣南做行政专员，他一定不为非作歹。总共有三十四名土匪头子接受招安。 [15] 据报道说，到了当年年底，共有五百四十一名土匪自首，经国指挥的各路警力也逮捕了两千两百四十六名盗匪，处死若干重犯。
蒋经国认为要降低犯罪、减少盗匪，关键是肃清烟、赌、娼。夏天时，他宣布禁绝吸食鸦片和赌博，“绝不宽贷”。两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将赌钱被抓到，被罚跪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两天。
蒋经国宣布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死刑。警告期满，警方逮到一个大商人的儿子吸毒。经国正在考量是否宽赦时，接到熊式辉电报，命令他把犯人移送到临时省会。经国获悉富商父亲进行关说，下令立刻执刑，然后向熊式辉报告，电报收到时已太迟，不及遵令解送犯人。 [16]
取缔娼妓更不容易。赣南十一县共有一百五十家妓院，六百八十七名注册公娼。传统上县库收入有相当比重来自向妓院课税。虽然如此，蒋经国还是在1941年取缔娼妓，安排公娼转到工厂做工，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也予以裁撤。据当地一名研究人员说，到了当年年底，赣南地区妓院已销声匿迹。
蒋经国又颁布命令，各种地租一律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引进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佃农土地上成立示范农场，并且把荒地放给贫农耕作。贫农领耕荒地，要分期付款。两年之内，农业生产上升百分之二十。小蒋推动这些改革时，“与地方既有体制——如地主士绅，军队和党部要员，几乎完全没有关系”。他努力要终止地主和“地方恶霸”加诸农民身上的许多压榨行径。当时安远县有个地主号称丁老虎，即控制了整个村子，私人拥有一百多支枪的丁勇。蒋经国听到各方对丁老虎的投诉，把丁老虎抓起来，没收他的枪械，还把他当作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
丁老虎这类地方恶霸统统被送到“新人学校”这种再教育中心受训。绝大多数“学员”乃是“四鬼”之一；所谓“四鬼”就是违背禁令吸食鸦片、赌博、嫖妓卖淫和酗酒命令的人。据新人学校的主管说，蒋经国指示僚属人道对待学员，教育第一、惩罚其次。他强调，新人学校的目的是协助过去行为放荡的人重新做人。
蒋经国每周一次公开接见民众。任何人有冤屈、问题，都可到场申诉。1942年接见人数为一千零二十三人。美国记者傅尔曼（Harrison Forman）1943年到赣州采访，访问了蒋经国，曾经在该年7月《柯里尔》杂志（Collier's ）撰文报道他见到的一幕：
一名店主囤积十二匹布，遭到没收；他陈情说全家五个子女将因之生活困苦。蒋经国命令部属调查此人财务状况，如果此人所言属实，他会准予支付布匹成本，但是要把布匹发放给穷人。一名盲妇带着三个行乞的儿子，希望有饭吃。他指示她到施粥处。
“真的有吃的？”她问道。
“是的。”
“每天都有吃的？”
“是的，每天都有吃的。”
蒋经国派一名童子军带领她和她的三个儿子去施粥处，她脸上绽开了笑容。
一名手上抱着婴儿的孕妇，请求蒋经国帮她还债，因为她丈夫被抓去坐牢，实在无力付债款。蒋经国一口就拒绝，声称私人欠债怎能要政府负责帮忙，但是他主动表示可以免费提供医院服务，直到胎儿平安落地。
傅尔曼也参观了蒋经国证婚的一场三十四对新人集体婚礼。蒋经国推动的种种社会改革中，有一项就是禁止传统的铺张婚礼（新郎官家人往往耗尽积蓄来办一场婚礼），现在赣南地区只准办理集体结婚仪式。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委员长万岁！打倒日本鬼子！”
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汪精卫已在1939年叛逃，依附日本人。］
“烧死他！烧死他！”群众高声喊叫。
“我们就这么办！”
汪精卫的刍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鸟瞰世局，欧洲局势发展将影响到中国战事的方向。1939年初始，希特勒在德国国会高呼，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消灭欧洲的犹太人种”。3月间，德国侵占捷克部分领土，墨索里尼挥师进犯阿尔巴尼亚。英国和法国向波兰提出保证，声称不惜一战以维护波兰的独立。斯大林衡量他在德国及西方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决定和希特勒达成协议，苏联可以借此协议坐观资本主义国家——管它是法西斯，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互相毁灭。这场战争可以让苏联节蓄军事资源，并遏止日本对西伯利亚的野心。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正式扭转苏联的欧洲政策，撕毁人民阵线的主张（只有在殖民地或中国这类半殖民地为例外），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周之后，德国和苏联军队入侵波兰。英国、法国对第三帝国宣战，全球最大规模战争在欧洲展开。
希特勒与苏联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令日本大吃一惊，也使日本帝国野心方向起了转变，东京放弃侵略俄国的大计，转而觊觎在欧洲陷入战局的英、法两国的东亚殖民地。长久以来即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假想敌进行全面作战训练的日本海军，总算有机会放手一搏。日本战争计划逐步把焦点定到东南亚及太平洋之际，中国战场上的战事已渐定型。日本军队攻打对他们有威胁的中国部队，但罕于挺进、占领新地区。日军针对共产党游击队及国民党正规部队，都采取相同的战略——前进、作战、撤退。日军几已停止占领全部江西省的作为。这时候，赣州已是安全处所。
经国对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亦大为意外。回国以来，小蒋始终未改信念，认为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股力量。苏联提供给中国攸关紧要的军事援助，数千名俄国人直接参与抗日战争，苏联媒体对蒋委员长亦不断颂扬。可是，一夕之间，纳粹和苏联达成协议，侵占波兰、芬兰，使日本有理由和余裕全力在亚洲发展。
然而，蒋经国对社会主义母国的信心依旧没有严重动摇。斯大林与柏林签订条约后，仍向蒋介石保证，苏联对华关系（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在内）并无改变。德、苏两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莫洛托夫（Molotov）签约之后一个月，蒋经国在一次青年集会中演讲，强调苏联仍然是协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唯一的国家；甚且，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绝不会从事侵略行为。他说，协助苏联自卫，对于抵抗侵略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都会蒙受其利。
注释：
[1] 经国回国后，父亲替他延揽徐道邻在溪口为他教读。徐道邻1953年告诉驻台北“美国大使馆”某官员，蒋经国亲口告诉他，1937年3月回国前曾和斯大林会面。见台北“美国大使馆”1953年3月31日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收在“国家档案馆国务院”1950至1954年档案第四二二三盒RG59号“中国，1950—1954”中。原书注6。
[2]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The Reminiscences of Tsiang Ting-fu（1895—1965）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计划，1974年纽约出版，第214页。共同作者是塞德曼（Crystal Lorch Seidman）。原书注7。
[3] 余敏玲《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期，1998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128页。原书注9。
[4] 《亚洲周刊》（中文版），1998年元月26日至2月8日当期，第30—35页，《KGB档案中的青年蒋经国：政治与婚姻》。这篇文章引述俄国学者贾里茨基（Vladimir Prohorovich Galitsky），根据莫斯科大学亚非研究所资料所做的研究，提出此一说法。原书注10。
[5] 根据某些报道，蒋经国在这时候也签署一封信，发给他在乌拉尔马许工厂《重工业日报》的编辑。这封信指控乌拉尔马许工厂厂长弗拉基米洛夫，对其兄弟参与托派活动知情且予以支持。问题出在蒋经国为何不在莫斯科，或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小停时，寄出这封信？如果这封信的确由蒋经国签名、寄发，可能是康生在斯大林示意下要求他这么做，以测试蒋经国。如果蒋同意照办，通过考验，就沦为参与俄国恐怖整肃活动的帮凶。弗拉基米洛夫曾到蒋经国公寓做客，此时已被以重大罪名起诉，经国可能认为他已在劫难逃。蒋经国必然晓得康生的残暴，认为若不合作，全家人恐怕都上不了回国的船。柴泽夫（Valentin Zaitsev）1996年在莫斯科的《新闻记者》（ The Journalist ）撰文，也提到这封信，还说日期为1937年7月1日，是蒋经国回到中国之后两个半月——这里头的矛盾暗示，内务人民委员会可能编造了这样一封信，过几年才把它放进档案里。原书注13。
[6] 陈立夫1996年5月2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表示。原书注18。
[7] 傅尔曼《小委员长》（Gissimo Junior），载1943年7月31日《柯里尔》杂志。傅尔曼1943年到赣南访问蒋经国。原书注22。
[8] 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宋氏王朝》（The Song Dynasty ）第380页、450页，引述若干故事，指称经国与继母公开不合。但是，根据蒋经国和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一时期的情感、知性和政治脾气来判断，西格雷夫这些说法不太可能成立。原书注25。
[9] 《中国手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China Handbook，1937—1945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第89页。俄援是以低利贷款方式提供，中方运交原料来偿付。原书注39。
[10] 蔡省三、曹云霞《蒋经国系史话》，第29—32页。蔡省三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在赣南追随蒋经国工作。原书注43。（译按：曹云霞是蔡省三之妻。）
[11] 艾启明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艾是1944年蒋经国主持的青干班第一期女生队队长。原书注44。
[12] 王昇答复本书作者书面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注明日期。时间是在1996年春天。原书注59。
[13] 中共江西省委、赣州市委1989年在南昌召集多位蒋经国旧部属，举行一个讨论“蒋经国在赣南”的会议，收集多篇文章结集发表。见《打击吸毒赌博娼妓与流氓》，收在《蒋经国在赣南》第121—129页。原书注60。
[14] 贾亦斌1995年9月21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蔡省三、曹云霞，前揭书，第71—72页。也列出其他几位的名字，如高素明和彭建华等。原书注61。
[15] 漆高儒《蒋经国的一生》，第30—31页。傅尔曼，前揭文，第11页、61页。王昇1995年9月8日访谈记录。原书注67。
[16] 艾伦·怀汀（Allen S. Whiting）《台湾的神秘人物》（Mystery Man of Formosa），载1955年3月12日《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 ）第26页。原书注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