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干部学校设在重庆市郊十几公里外几栋旧建筑物里，于1944年5月5日正式开训。蒋委员长预期中央干校在革命之中的作用“就像黄埔”，干校也开始自命“第二个黄埔”。这个比喻引起若干人士忧虑，因为它透露出即将以三青团和蒋经国为核心，出现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蒋经国通过招考，甄选了两百八十名第一期学员。他们是最近才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或是对青年工作饶富经验的干部。另外还有六十至七十名女性的女生队。学生多数来自中、上阶层的城市家庭。他们知识水平高、爱国精神强，又充满理想；在他们心目中，经国是他们向往的新领袖。1944年刚由大学毕业的陈正卿就是一例，他极端“反共”、“爱国”，但是认为国民党“腐败、没有希望”。他和朋友听说蒋经国是委员长的儿子，在赣南心口如一，积极改革。陈正卿前往中央干校参加招生考试时，看到校门贴着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穿着工作服在门口招呼考生的，赫然就是教育长蒋经国。
经国喜欢这份办学的工作，甚至到了他贵为最高领袖，最亲近的老部属私下都还喊他“教育长”或“校长”。教育长住在学校一间小房子，与学生一起用餐、从事劳动。有一次突击检查内务，他发现某个房间里有斯大林传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他顺手翻翻，没说话就走开。早晨点名、早操完毕，尽管天气冷峭，教育长把上衣一脱，带领学生冲上附近一个山头，口里喊着：“男子汉跟上来！”不久，这里就被取名“好汉坡”。他经常跟随一群干校师生到重庆听戏。有一天夜里，大雨滂沱，经国却豪兴大发，要求全队跑步十几公里回校，沿路还大唱爱国歌曲。 [1]
跟在赣南办学校一样，他在中央干校也成立学生自治机构。学校实施军事管理，但是经国不准学生向他敬礼。校规令出必行，没有偏袒。他最重视无私、无我的奉献服务。有一群学员建议，毕业后应该获颁硕士学位。下次集会时，蒋经国表示，他很惊讶怎么大家入学不久就这么关心学位问题。
他说：“好吧，我颁给每位革命博士。”学生们笑了开来，此后大家再也不提学位问题了。 [2]
虽然自赣南撤退，头半年中央干校师生士气十分高昂。蒋委员长与蒋夫人的声望空前高涨。蒋委员长出席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并坐合影的照片广为流传。同盟国终于放弃帝国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治外法权”特权，从此以后，西方国家居住在中国的公民得以不受中国法令管辖的这项特权不再存在。由美国训练的新一军（军长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和新六军亦由缅甸战场传来捷讯，令人心为之振奋。史迪威不改尖酸脾气，即使赞美也还要加几分侮慢口气，称缅甸战场告捷是“中国有史以来对抗第一流的敌人，第一次展现出强劲持久的攻势”。同一时期，美国海军在珊瑚岛之役歼灭日本残留的海军舰队大部分武力，美军陆战队在伤亡惨重下，亦在太平洋诸岛稳定进展。
然而，中国战场上的发展就不是太顺利。陈纳德的飞行员和中国陆军都没有能力阻挡日本“一号作战”的攻势。中国高级军事指挥部不能合作，总部对不得宠的将领不肯提供补给，而且蒋委员长下令投入好几个师兵力防卫实际上已遭包围的城市，也造成巨大的伤亡损失。日军“一号作战”对国民政府产生重大的军事及政治危机，而使美国政策丕变。史迪威要求上级罢黜陈纳德，可是罗斯福反而把史迪威解职，换上较谙外交之道的魏德迈将军（Albert C. Wedemeyer）。魏德迈这位新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与蒋介石处得不错，不过他呈报给华府的密电中，观点与史迪威并没有太大差异。
中国军队在上海、武汉、长沙及其他战役中，都显示出面对强敌无畏抗战的勇气，也有陈诚、白崇禧、李宗仁、孙立人等一流的军事领袖，可是领导权不统一，加上新兵（绝大多数是农民）待遇奇差，摧毁了部队的战斗精神。当日军部队的优势兵力再次击溃中方防线时，蒋经国的挫折感大增。有一天，他带父亲到重庆附近一个营区视察。蒋介石目睹士兵在被子里饥病而死，大为震怒，用手杖怒击主管军官，当场予以解职。1944年8月，重庆市政府工人由街头载走一百三十八具士兵尸体。蒋经国把这个状况报告给父亲，但是委员长这次并没有亲临现场检视。
根据长期担任蒋经国办公室执行官的一位军官所述，蒋经国从来不当面顶撞父亲，会委婉建言，让委员长相信这是他自己做的裁定。 [3] 蒋经国经常告诉父亲，中国迫切需要的一支新军，由爱国知识青年组成，并由情操高贵、献身报国的忠贞将领领导。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关系既密切，又不尽然隶属国民党，正是征募这样一支精锐部队的绝佳来源。
美方在这个时候已承诺要替国民政府训练装备三十九个师的兵力。蒋介石接受儿子的建议，决定以其中九个师的编制（大约十万名兵员）组织起这样一支知识青年新军。10月10日，蒋委员长号召全国青年投身这支精锐部队。（译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应运而生。） 虽然期待许多人志愿从军，尤其是加入军官团，蒋委员长仍特别组织一个全国委员会处理征集知识青年的工作。
在中国，征集高中、大学学生及毕业生入伍服役乃是创举。抗战已经进入第八年，国民政府除了征调医科、工科及英语专修学生（后者是担任翻译官）的大学生及毕业生之外，并没有全面征集大、中学生服役的动作。抗战开始之际，全中国只有大约四万名大学毕业生，当时认为这些精英及其他培养不易的知识青年，宜用于维持经济建设和政府运作上。 [4]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高中学生及毕业生也常常逃避兵役。蒋委员长一声令下，将扭转此一局势，至少若干知识青年的命运会有所变化。11月，蒋委员长替这支新军正式取名“青年远征军”，派军政部长陈诚为总司令，蒋经国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委员长把青年军政治部归属在军事委员会训练处之下，并不隶属总政治部管辖。这个不寻常的做法使得蒋经国和青年军享有独特地位，不受军方原有的政工制度节制。蒋经国决心培训出一个真正有效率、强悍的政治作战干部队伍。到了年底，征集及自愿入伍的青年军人员已有十四万人。蒋经国的军官得以从中组成九个师的兵力——番号为第二○一师至二○九师，以及一支三千人的女青年作战辅助大队。蒋经国委派由委员长正式挑选的资深军官，作为青年军专业的指挥官；同时，政治指导员全由经国本人亲自甄选，大部分由军队之外取才。中央干校第一期学员接受了约六个月的训练，提前结业，一百多名毕业学员加入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行列。
到了1945年2月，青年军新兵已有四万人在训练中，另十万人等候设施腾出来才能受训。根据青年军退役老兵的说法，蒋经国一本平日习惯，每天早早起床，与新兵一起做操，然后检查厨房、厕所。蒋委员长有一次对第一期军官团学员讲话，称呼他们是“革命先锋队”，要发挥“以一当十”的作战精神。青年军是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力量。
蒋介石又派他儿子担任另一项工作——三青团政治部主任。陈果夫两兄弟担心的状况果然出现：团员人数达五十万之众的三青团，加上青年军，乃至一般青年工作，即将是蒋经国的势力范围；CC派成员和康泽的蓝衣社旧属，迟早会丢掉在三青团内的要职，被派到前线，届时是否战死就很难说了。（译按：康泽后来被俘，并未战死。）
时常面带微笑的蒋经国，培养出在工作时不苟言笑的习惯。他的父亲非常重视仪表外貌，一再劝他严肃自持。但是，蒋经国一生都维持平易近人的精神，看到有人进到办公室，他一定起身招呼。工作余暇，吃了饭、喝过酒之后，他会和部属勾肩搭背讲笑话、划拳助兴。虽然工作之余喝了不少酒，此时他的糖尿病痼疾还未发现诊治，仅只偶尔有些麻烦。经国此时体力、健康可谓处于巅峰期，依然瘦削、活泼、自信、充满精力。
蒋经国担头重负越来越多，没有太多时间与方良、子女相处。1935年以来慢慢演进的生活方式，现在逐渐定型。根据长久追随他的部属的说法，经国把他的工作、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分开来。他深爱家人，有机会也与子女玩，但是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若干貌美、聪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与他亲近，已婚、单身的都有。有一位女性友人是某空军将领的女儿，怀了身孕，前往美国。 [5]
1944年12月，日军突然停止“一号作战”的攻势。太平洋战事频频失利，日本不想再多占领中国领土。中、美双方正在规划一项军事行动计划，由中方发动攻势，美军则由海上在华南登陆。但是，“一号作战”的危机甫解，蒋委员长比以前更重视与共产党的对决作战。他指派陈诚兼任敌后作战总司令。积极组建三青团以防止中共吸收青年学生，也成为当务之急。
许多在1940年代中期接近蒋经国的人士相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开始考虑，陈诚是个可能的继承人，经国则是第二人选。就经国本人而言，他晓得有些人现在开始背地里称他“太子”，而且他父亲至少已经起了念头，有朝一日儿子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导人。陈诚和蒋经国也努力维持平顺关系，相处上大体也不错。陈诚是蒋经国尊重的少数几位国民党将领之一。但是两人之间也无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的紧张态势。蒋经国曾经对一名随从透露：“如果陈诚对，我服从他；但是，他错了，我又怎么能服从他呢？” [6]
全球战局现在情势一片大好。美军陆战队攻陷硫磺岛，以冲绳为起降基地的美军B-29轰炸机在日本领空如入无人之境。2月初，孙立人率领新一军重新打下腊戌，打通滇缅公路，中国从此不再受到封锁，可以与海路接通。
近1944年底时，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在前来重庆途中，经过莫斯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他表示，苏联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完全失去兴趣，苏联希望与国民政府增进关系。赫尔利抵达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向蒋经国建议，宜安排斯大林和蒋介石会谈。然而，这件事没有下文，很可能是斯大林决定暂且按下，等到雅尔塔会谈之后再说。 [7]
这时候，美国军方相信，唯有借由地面作战才能在亚洲大陆击败日军，而中国军队没有能力完成此一任务。日军“一号作战”及其他事件（如蒋介石一度声称他若未多得到美援，即将退出战局），使得罗斯福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美国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及驻华机关其他人员一再抨击国民党，史迪威也不时批评重庆当局，又加上好消息似乎总是由延安中共阵营传来，对华府的对华印象起了重大影响。基于种种原因，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高峰会议里，预备瞒着蒋介石政府及中华民国，让中方付出重大政治代价，换取苏联承诺出兵中国东北，攻打日本。
美方同意把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交还给苏联控制。至于中国另一块领土——“外蒙古”，罗斯福同意“外蒙古”地位问题由苏联操控的公民投票来决定。他还同意，在德国战败、苏联能把二十五个师兵力部署到远东之前，不通知重庆的美国盟友这些影响到中国领土权益的条款。
斯大林告诉身染重疾的罗斯福，中国共产党是“萝卜共产党”（radish Communists）——外红内白；斯大林又保证，派兵进入东北之前，他会与国民政府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恢复对重庆提供军事援助。实质上，斯大林此时相信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得胜的话，可以在远东地区带来苏联红军在东欧、中欧所导致的相同之地缘政治大转变。 [8] 毛泽东的武力已稳定成长。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已经在拍发给美国国内的电文中预测，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已无可避免要爆发内战。由于国民党部队的腐化和无能，绝大多数美国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相信，中共极可能赢得国共内战。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分析，以及斯大林驻延安代表的报告，毫无疑问也与美方见解相同。俄国人晓得，一旦苏联占领东北，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前途更将情势大好。
盟国在雅尔塔会谈及稍后的德黑兰会谈中，议定战后世界地图，同意朝鲜及德国分治。从斯大林的观点看，中国分治（一半共产党、一半国民党）将有许多利益；但是，若是整个中国都落到中共控制更好。蒋介石直到6月份才被告知雅尔塔会谈有关远东的协议，斯大林可能早就通知了毛泽东。莫斯科与延安早已做好军事规划，中共部队将在苏联红军打进东北之后，紧随着抢进。然而情势发展却比任何人的预期发生得更快。
国共双方在美国人力劝之下，自从1944年底即就组织联合政府一事，不时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在重庆谈判，迭次坚持先成立联合政府，中共才肯解散其军事组织。国民党政府则坚持，中共先解散军事组织输诚，再成立联合政府。3月份，蒋介石提议召开国民大会，结束一党专政、起草新宪法。中共为了强化“外红内白”形象，4月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纲中取消言必称苏联及推动世界共产革命的文字。中共新党纲通过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针。
国民党也在4月间于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大”会场却爆发对领导体制的公开批评。这股批评浪潮肇始自三青团团员，虽然没有指向兼团长的蒋介石，却对党、政、军普遍的腐化、无能现象炮声隆隆。毫无疑问，已具党中央委员身份的蒋经国，在取得父亲首肯下，批准三青团成员对国民党领导体制发动口头攻击。蒋介石可能认为，借着这类批评可以驳斥外界指控国民党不民主的说法，或许也可以迫使党进行肃清、改造。国民党“六大”反映着蒋经国的意愿，批准三青团结束与国民党的松散关系，把它转型为一个专司青年组训工作的政府组织。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5月底，斯大林告诉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俄国可以在8月8日开始对东北用兵，苏联愿在发动对日作战前，与蒋介石交涉中苏条约。斯大林重申他在1927和1937年的说法，强调蒋介石是唯一能领导全中国的领袖。他保证允许蒋氏的国民政府在苏军进占的东北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间，美国照会蒋委员长有关雅尔塔会谈的协议，也告诉他苏联有进攻东北日军的计划。
蒋介石陷入必须奋力突围的困局。他若想在战后的国共斗争中取胜，必须有美国的援助，以及莫斯科不插手，至少也得节制的条件。蒋介石晓得苏联必将占领东北，更亟须争取一切可能，与斯大林获致新协议。
新疆是国民政府必须赢得苏联节制的另一个重要地区。蒋介石父子相信，如果他们让步，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可能会在东北及新疆问题方面与国民党合作。苏联自1943年退出西北以来，依然插手该地区事务。同时，盛世才的政策使得本地区居于多数的非汉人疏离。1944年底，蒋介石迫使盛世才离职之后，乌孜别克族领袖法哈德（Farkhad）在距迪化一百二十公里处宣告成立“共和国”。
国民政府派到新疆的新任省主席与新疆军事指挥官不和，使得局势更加恶化。蒋介石派经国前往新疆化解。他在1945年4月13日抵达迪化，与新疆的官员开会，也见了前往重庆履新、路经乌鲁木齐的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A. A. Petrov）。根据美国驻迪化领事华德（Robert S. Ward）拍发回华府的电报，经国出现在新疆似乎代表“中国方面首次真心寻求苏联善意表现”。甚至在迪化方面还激发一种揣测，希望蒋经国会出任新疆省主席。6月间，重庆方面有位“特别代表”建请华德，让美国政府出面向蒋委员长提议，派经国为新疆省主席。 [9]
新疆省主席必然会涉及和苏联打交道，经国的资历、条件非常充分。甚且，他和许多汉人官员不同，非常乐意到西北工作。但是，蒋委员长虽一度打算儿子下一个历练的职务是新疆省主席，到了1945年春天，却已另有想法。鉴于苏联即将出兵占领东北，抗战结束指日可待，蒋介石希望经国留在中央，随侍在侧谘商，父子俩也可以持续增进亲密关系，不过，这趟第二次新疆之行倒有助于蒋经国的下一个任务——在阔别八载之后，回到莫斯科。
6月间，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仍兼外交部长。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率团赴莫斯科商讨中苏条约，并建议宋子文带蒋经国（身份是顾问）一起到俄京。宋子文虽然不喜欢小蒋，但小蒋是他父亲俄国事务的第一号专家，当然从命带经国同行。事实上，宋子文在旧金山（译按：盟国筹组联合国） 开会的两个月期间，蒋介石父子已经议定与斯大林谈判的策略大纲。这项政策就是，中国可以在“外蒙古”问题上让步，交换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以及苏方坚决承诺不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疆的反叛团体提供援助。起先，中国代表团并不预备透露在“外蒙古”问题上有任何弹性，可是重庆报纸显然奉上级指示，暗示有妥协空间。
宋子文一行借用一架美国飞机及组员，于6月26日由重庆出发。蒋经国在青年军中官拜中将政治部主任，在访苏代表团中却只配挂上校军阶。莫洛托夫在军用机场热切欢迎中国代表团——他在同一个机场，也曾于1939年热切欢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另于1941年迎接过日本特使松冈洋右。宋子文与斯大林有五次会谈，蒋经国至少出席了其中两次会谈。宋子文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以英语发言，一名苏联译员译成俄语。斯大林非常亲切，说话相当友善。
蒋经国在代表团里姿态虽然很低，却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令宋子文大为不满的是，小蒋竟然与斯大林有一次私下密谈。我们很可以假设，蒋经国传递了他父亲的讯息。而斯大林再次盛赞蒋介石，保证苏联将与国民政府密切合作，也问起蒋方良和他们在俄国出生的长子近况如何。斯大林还交给经国一支枪，作为送给孝文的礼物。蒋经国注意到，斯大林办公室外头墙上挂了张彼得大帝的画像，他记得多年前这块地方悬挂的是列宁站在坦克车上的一张画像。他在脑海里一转，认为换了画像，反映出斯大林观点变了，民族主义胜过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是可喜的讯息。
中国代表团7月中旬回到重庆时，经国抱持乐观心情。斯大林向中方担保，日本投降的三个星期之后，苏军就开始撤离东北，三个月内完成撤军行动。7月20日，尽管国民党内部反对就“外蒙古”地位做出任何让步，蒋介石批准最后训令，只要斯大林预备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在这个议题上不必再坚持。宋子文在回到莫斯科之前告诉赫尔利，任何人执行这项训令，必然毁掉政治前途。他不愿作为送掉“外蒙古”的中方官员。宋子文后来同意率团到莫斯科，但是在中苏条约签字前就先离开。
蒋经国没有参加第二次访苏代表团。蒋委员长显然预料到，右派人士反弹声浪一定十分猛烈，决定不让他去，以减弱遭抨击的强大压力。此外，8月6日（也就是中方代表团启程前一天），中国听到原子弹摧毁广岛的新闻。华府事先并未告知中方美国已有原子弹的消息，但是蒋介石当然高兴原子弹派上用场。核爆一方面可以强化斯大林尊重美国的实力，也可有助于中国最后一轮的谈判，同样也会鼓舞苏联实现中、苏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于1945年8月14日，保证一旦再有日本侵略事宜，两国相互支持，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原则，互不干涉对方内政。在交换备忘录时，中国同意在苏联主导的公民投票下，“外蒙古”人民若表决赞成独立，中国将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莫斯科方面则承诺在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所有的军事援助全都交付国民政府，并针对新疆最近之发展宣布“无意干预中国内政”。
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翌日，苏联宣布对日本开战，七十万名在西线战场战斗经验丰富的红军，冲进中国东北。莫斯科在中苏条约中重申，保证在日本投降之后三星期开始把红军撤出东北，三个月之内完成撤军行动。中方可就东北解放地区派出政府代表及随员，任何地区若不再是立即交战区，也比照办理，由国民政府恢复全面权力。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警告称，俄方对东北态度放温和“只是表面文章”，斯大林将通过运用“受培养接受其纪律要求、分享其意识形态的人士”——亦即中国共产党——继续追求在东北地区最大的影响力。 [10] 但是，同盟国除了接受苏联会有善意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苏联对于盟国击败纳粹，做出至关紧要的贡献，而且遭受极大的伤亡损失。战后新秩序必须初步以苏联合作为假设基础来架构。 [11] 8月14日，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签下中苏条约。翌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天鹤之声”下达旨令，宣布投降。
过去二十五年（其中八年陷入血腥交战），人类文明在崭新的革命动能、知识和权力时代里，发生方向何去何从的激烈竞逐。差不多在20世纪的中间点，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的两道潮流——雅各宾（the Jacobin）和民主（后者也有中国这样的威权政府盟友）——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这股原始的反潮流。20世纪下半叶将是这场全球大内战的第二阶段——激进／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和自由／民主阵营，彼此各抓着一批第三世界追随者展开斗争。这场斗争的初期在中国爆发，尤其是在东北先发生。这场斗争的一方是中国共产党，另一方则是中国国民党，结合着各种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的大混合，国民党一直要到与中共决战前夕，才宣布要实施代议制民主，但是又没有充足的时间与坚定的意志去落实此一理想。
注释：
[1] 蔡省三、曹云霞《蒋经国系史话》，第107—108页。蔡是三青团秘书，前此在赣南追随蒋经国工作。原书注6。
[2] 李焕、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第30页。原书注8。
[3] 温哈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12。
[4] 陈立夫与张绪心（Sindey H. Chang）《中国风雨已过》（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1994年出版，第170页。陈立夫由1938年元月担任教育部长至1944年12月为止。原书注14。
[5] 消息来源是与蒋夫人关系密切的华裔美国人。1996年，这位女士仍住在华盛顿地区，但不肯接受访问。原书注24。
[6] 贾亦斌1995年9月21日在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25。［译按：贾亦斌曾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原本是蒋经国），1949年4月率领预干总队在浙江投向共产党。 ］
[7] 陈立夫，前举书，第178页说，蒋委员长担心会遭绑架，没接受斯大林邀请。原书注26。
[8]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探索近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年版，第482页。1945年4月，中共号称党员一百二十万人，拥有九十万名武装部队，占领地区辖有人口九千五百万人。原书注27。
[9] 美国驻迪化领事馆1945年6月22日电报，收于《美国外交关系》第七卷第1001—1002页。原书注34。
[10] 《美国对华关系，特别是1944至1949年期间》（United States’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俗称《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第123页。原书注43。
[11] 苏联阵亡军人达六百万人、中国军队亦有二百二十万人阵亡。见帕谟（R. R. Palmer）和柯尔顿（Joel Colton）《现代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Moden World ），第860页。原书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