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的初期，国民党武装部队兵力由1945年8月的三百万人，降到1946年的两百六十万人。美方一直建议国民党军队精实，经国转到南京国防部任职，负责青年军复员工作。一般士兵解甲复员，若能拿到一点退伍金已是幸运；青年军不然，复员军人享有各种支援，还有高层长官关心他们的福利。 [1]
蒋经国为青年军复员军人制定了类似美国大兵法案（G. I. Bill）的退伍就学、就业辅导条例。 [2] 青年军复员军人得到许多优惠——譬如，争取教员职位优先考量——因此构成拥护小蒋的核心。经国和他父亲也认为青年军复员军人可以组成国民党军队后备军人的精英团队。 [3]
为了维持复员军人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经国在北平、上海等城市普设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希望能发挥力量，反制亲共青年的政治活动。 [4] 同时，经国的亲信胡轨出任干事长，负责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日常事务。 [5]
蒋经国在南京，住在中山路军方一间招待所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间招待所依然挂名中山宾馆营业），他的前任随从秘书楚崧秋与他同住一室。就官拜国民党军中将的他而言，这是很简朴的安排。中山路沿路，政府机关林立。从招待所步行十五分钟，就到了总统府和国防部。此后两年，经国每天晨起，先跑步运动，沐浴完毕，即晋见父亲。他在国防部内埋首工作，亦不时视察全国各地三青团、青年军单位。
根据他的僚属说法，经国把家人安置在杭州，是因为工作忙碌，且不时要离开南京出差。他也希望子女尽可能不因身为蒋介石的孙辈而受到瞩目与娇宠。不过，经国定期回家，有时候方良也带着儿女（1945年，他们夫妇又添了一个儿子孝武）到南京探望祖父母。蒋介石夫妇对这些漂亮的欧亚混血孙儿女，非常疼爱。
有位副官记得有一回带十二岁的孝文去游泳，可是小家伙实在调皮不听话，被他修理了一顿。至少有一次，章亚若的弟弟悄悄带着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到南京见蒋经国。然而过后不久，经国立下誓言（可能是向父亲发誓，但比较可能是对自己立誓），今后不再见这对双胞胎。
虽然他继续通过王昇提供资助，后来也从旁建立亲情关系，却终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地守住此一誓言。 [6]
蒋方良住在杭州，又是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她到中国已经十年，依然是个外国人。不过，她的宁波话在杭州，可比在赣州或重庆能通行，她也和几位地方官员内眷交了朋友。方良闲来学画国画、打打麻将，但是经国对于打麻将并不以为然。
贾亦斌指出，由于蒋经国为官清廉，太太必须量入为出、勤俭持家，蒋夫人也不让经国知道她私底下经常送点钱补贴家用。尽管夫妻分隔两地，经国很可能偶尔与其他女性有些恋情，他和方良的夫妻关系在外表、实质上都还和谐。这时候，他在莫斯科时期的恋人冯弗能，已经另嫁他人，也住在南京，但是并无迹象显示两人曾再见面。 [7]
抗战结束后不久，经国和父亲回到溪口老家，安排工人修建毁于炮火的丰镐房及蒋家其他产业。12月，经国带着家人又回到溪口为母亲迁葬。经国的祖母王太夫人坟地居高俯瞰山色，母亲安息之地只是镇外一座小庙后方八尺土冢。他遵循古礼，请名人给墓碑题字，老师吴稚晖受托，题下“显妣毛太君之墓”，小心翼翼地不提死者和蒋介石的关系。据当天参加安葬仪式的艾启明说，经国痛哭流涕，哀痛逾恒。
经国经常到上海处理学生骚动事件。他在上海反制共产党校园活动，握有一项重要资产，就是上海有数千名青年军复员军人，尤其其中五百多人已转入大学念书，虽然可以动用此一群众组织强力对抗，他却不肯这么做。当时主持上海复员青年军联谊会的陈正卿，回忆起有一次经国处理复旦、暨南大学学生示威活动的情形。蒋经国指示陈正卿，把已转为大学生的青年军复员军人动员起来，号召复课。青年军复员之大学生如命集会，可是大批左派学生闻讯，组成人墙，挡住复旦大学校门，不让他们进去。蒋经国不仅没有下令突破人墙，闯进复旦校园，还指挥他们移到虹口公园，听他演讲。蒋经国在演讲中强调，阻学生进入自己校园的是共产党，这充分显示“未来，我们在大学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东北战事仍持续进行。蒋经国在8月和10月，再次接触罗申，否认国民政府走亲美路线，也再次提到中方与斯大林举行高峰会议的可能性。8月间，杜鲁门总统向蒋介石提出警告，除非和解有真正进展，美援不太可能持续。然而，国共停火还是无法持续。中共部队此时已改称“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攻占由中共长久控制的两座主要城市。林彪的部队跨越结冰的松花江，攻击孙立人部队，旋即北撤。1946年12月，杜鲁门重申美国不干预中国内战的政策。美军陆战队撤出华北，马歇尔也回国就任国务卿新职。马歇尔离华前发表声明指称，美方调处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激进派”掣肘之故。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惨剧，凸显出国民党根本上的弱点——大批高级官员把官职当作自己乃至家人、部属发财的大好机会。日本自从甲午战争之后的1895年就抢走台湾，1945年9月，国民党军队在一小支美国部队协助下登陆台湾，接管行政。台湾在日据时期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方面可以自给自足，工业也略有基础。虽然受到战火波及，港口和交通设施严重损毁，台湾经济比起中国大陆任何省份都要强得多。岛上居民百分之九十八为汉人，他们一向痛恨日本人的高压殖民统治，光复之初，非常欢迎国民政府来解救。
蒋介石派遣1911年起即追随他的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六十二岁的陈仪，率领大批大陆人到台湾，接收政治、行政及安全方面的要职。大陆人也接管了公营事业，并立刻搜刮、自肥。极力帮助国民政府的魏德迈将军都说：国民党军队的行为“有如征服者”。
2月28日，台北街头因为警察拘捕一名贩售香烟的妇女而引发抗议，旋即升级为动乱。陈仪认定乱事是台湾精英中的亲日人士，以及反对台湾回归中国的激进分子在背后煽动。蒋介石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台湾，和地方领袖会商，并决定改组省政府。台湾各界匆匆组织一个台北处理委员会，也采取温和语调，收回早先提出的撤销台湾警备司令部、解除国民党军队武装之主张。可是，街头的异议分子已失去控制，若干极端分子攻击政府机关及军警单位。 [8]
3月9日，国民党军队枪决数百名为首者，在街头也屠杀数千人。这正是传统的杀鸡儆猴——“清乡战术”。（1995年，国民党为处理二二八事件过当正式道歉，承认遇难者高达一万八千至两万八千人之多。）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一个由军政大员（包括蒋经国在内）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调查事件始末。在台湾停留三星期之后，白崇禧发表一份声明，为陈仪处理事件之做法辩护。4月17日，美国大使提供一份观点全然不同的报告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隔了几天，蒋介石派出文人接替陈仪（译按：行政长官公署撤废，改为省政府，魏道明接任省主席） ，但是另派新职给陈仪。
1947年初，虽然林彪部队几度跨越松花江，取得小胜，东北军事主动权大体还掌握在国民党军队这边。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声势达于鼎盛。
这时候，国民党党内斗争并未稍止。CC派和蒋经国为了争夺对中央政治学校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内斗。蒋介石派蒋经国取代陈果夫，出任中央政校教育长，但是在陈氏兄弟发动学生抗议、反对之后，经国辞而不就。 [9]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集结四十万部队，强渡松花江，孙立人寡不敌众；人民解放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夺走大量军事设备和补给，向沈阳挺进。杜聿明利用空中武力优势反攻，林彪又退回松花江。此后，国共双方都伤亡惨重，但是共产党军队的力量显然已转强。
蒋经国对东北局势开始转为悲观。他没有点名批评杜聿明，但是私底下却抱怨，派到东北去的国民党军“没有得到人民支持，也没有和地方武力维持良好关系”。经国说，到头来，杜聿明部队将是政府的“负担”，而不是“资产”。 [10]
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动员戡乱。蒋介石改组东北军事指挥结构，解除杜聿明职务。9月间，毛泽东也下令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攻势。原本看好的军事局势，突然为之一变，蒋经国等人和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专家”看法相同，认为东北挫败乃是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持续腐化、无能之故。蒋经国目睹考察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凸显出此一事实。
蒋经国的左右彼此又讨论起，以三青团为骨干组成政党，向腐化的国民党挑战的议题。蒋经国本人也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对团的建议》，似乎暗示组党之意。9月初，三青团在避暑胜地庐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经国的亲信在他房间与之会面，讨论组党之议。
陈立夫、黄埔系及国民党其他元老听到此一消息，冲进蒋介石办公室痛斥这个想法。蒋介石本身虽然对党、对文武百官的表现颇有挫折感，却反对三青团另树一帜组党的主意。鉴于父亲的立场，经国打消组党念头，可是部分身边的人仍坚持此议，在大会中提出来。蒋介石上台，明确表态：“你们实在糊涂！……我已经是国民党总裁，还能同时再领导另一个党吗？”
蒋介石叹息国民党和三青团都“只是空壳子，没有实力”。不但不另组新党，蒋介石反而下令将三青团并进国民党，取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三青团原本形式上是独立组织的地位，也就昙花一现断送掉了。CC派陈氏兄弟和党内其他派系都很高兴。蒋经国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为补偿，此外还担任中央党部干部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委由他父亲挂名兼任。 [11]
蒋经国苦思如何在组织战上对抗中共，随即想出一个主意，即以青年军复员军人为骨干组织“戡乱建国总队”，派到战场从事政治工作，争取民心，不让民众支持度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失利而丧失殆尽。蒋介石批准这个计划，经国立刻组成好几个大队，他正式出任戡建总队领导人（译按：江南在《蒋经国传》里说，胡轨系戡建总队总队长） ，但是，为时已迟，戡建总队实质上没有起作用。
共产党军队在东北恢复攻势，一再切断连接大城市的铁路线。国民党军队守备部队越来越仰赖陈纳德新成立的民间公司“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CAT）的飞机运补。蒋介石明白，军事上、政治上，他都失去了主动权。蒋介石对手下高级将领越来越失望，迭有恶评。他一度说，大部分指挥官士气低到谷底，精神涣散，甚至还表示佩服共产党军队军官的纪律严整，操守廉洁。
12月间，南京突然笼罩着悲观气氛，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告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苏联最近频频送上修好的讯号。据叶公超说，苏联通过一群曾在苏联受训、通晓俄语的国防部高级军官——最著名的就是蒋经国——这个渠道“频送秋波”。蒋经国等人主张与中共政治和解是“唯一方法”，要寻求与苏联“拉近了解”以达成此一目标。据报道，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将军鼓励蒋经国这群人。 [12]
1947年下半年军事失利之后，蒋经国事实上再度主张试探与莫斯科接触、修睦。蒋介石认为这么做，至少有可能对美方施加压力。这个想法在12月初十分明显，立法院长孙科公开提出警告，如果美国政府不对国民政府提供重大援助，国民政府会投入苏联阵营。 [13] 大约同一时期，小蒋告诉罗申，他父亲现在预备考量斯大林1946年1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所提议的见解，蒋介石也愿意访问莫斯科。 [14]
张治中将军告诉司徒雷登大使，12月19日他和蒋介石父子一起午餐，蒋介石授权他试探莫斯科当局，是否国共有可能复开谈判。蒋亦表示，经国已就这个题目与苏联大使馆有过初步接触。司徒雷登向华府报告，猜测蒋介石透露试探莫斯科意向的消息，或许是要激起美方兴趣。司徒雷登的结论是，由于中共在各方面都占上风，似乎不大可能会接受和谈。
斯大林读到驻南京苏联大使馆电文，报告蒋氏父子的试探动作时，可能暗笑在心。斯大林在这个阶段，只有取得毛泽东同意才会对这些探询作复，不过他显然从来没有授权部属对中方作答复。 [15] 斯大林苦等这个机会已经二十年，现在总算等到把蒋介石当柠檬挤完而甩掉的时机！
新任国民党军队“东北剿匪总司令”陈诚，宣布东北军事危机已经过去，语声稍落，林彪已经占领辽宁若干重要城镇，打开与山东的海路交通。国民政府此时在东北部队兵力近五十万人，却只掌控住百分之一面积的土地。林彪停下来整编部队，让他们适应新近掳获的美式装备武器。陈诚称病，离开设在长春的总部。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包大维少将（David Barr）劝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兵力被歼灭之前，退出东北。如果蒋介石能保住将近五十万的兵力，及东北的庞大兵器力量，最后在长城之南的淮海战役（译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 大对决，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可是同1945年一样，蒋介石显然认为此时退出东北，代表失去“天命”，宁可让国民党军队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到了1948年初，斯大林晓得毛泽东大约一年之内就可以占领整个东北。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大陆战事，似乎极不可能。就斯大林而言，东北前景证实了全球革命浪潮又将站上高点。中国似乎不可避免要落入共产党手中，这场巨变将是“世界力量相对关系”变化的重大因素。
这一年中某日，苏联科学家向斯大林报告，苏联可望在1949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为了展示实力，6月间下令红军封锁西柏林，盟国以展开大规模空运对应。捷克共产党把布拉格民主政府赶下台；马来西亚共产党开始对英国殖民当局发动游击战；胡志明在山区积极练兵，等候他的中共盟友推进到中越边界会师。
此时莫斯科的一大挫败是，南斯拉夫的铁托与斯大林决裂。西方国家有些人盼望毛泽东有朝一日会变成中国的铁托。斯大林并不全然相信毛泽东，但是他在1948年认识到，他的全球战略若要成功，他就不能把毛泽东当作其他一般共产党领袖看待。他了解中国将是“他的伙伴，不是俎上肉”。
8月溽暑某日，林彪对他手下七十万大军做最后校阅。他们已经准备好进击困守在长春、沈阳及其他少数城市据点的国民党军部队。人民解放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林彪手下三个精良的师是由东北的朝鲜族后裔组成，而国民党军士兵大部分来自华南。
1945年苏联在平壤扶持成立共产政权之后，迅即派出顾问建立一支兵员庞大、装备精良的朝鲜人民武装。金日成在1946至1948年间，得以提供人民解放军两千多火车车厢的作战物资，甚至还以苏联培训的朝鲜部队用“自愿队”名义支援。朝鲜扮演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基地及安全庇护所之角色，是东北争夺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此时义助中共，换来日后毛泽东派出“抗美援朝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拯救金日成。
打开中国作战地图，现在国民党军队除了控制若干大城及连接各城的铁路沿线之外，黄河以北已经“赤焰处处”。然而，就许多中国人来说，当前头号大敌是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不是共产党。战争费用创造出巨额预算赤字，投机客借机操纵图利，助长通货膨胀，大火燎原。上海趸售物价由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上涨五倍，一年之后又涨了三十倍。政府采行各种措施，包括把工资盯住生活费用运动、冻结物价与工资、工业物资及消费物品实施配给，等等，但是统统不能奏效。一包米在1948年6月售价法币六百七十万元，8月份已涨到六千三百万元。
8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银及旧钞“法币”，换取新钞“金圆券”。兑换率是三百万法币换一元金圆券。同时，政府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也不准罢工及示威游行。这时候，民心普遍希望（虽然还不到相信的地步）政府这次言出必行，会严格执行法令规定。政府的三大经济管制区集中在上海、广州和天津。上海管制区还涵盖南京市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可以说是成败利钝的考验关键。如果经济改革在上海能成功，其他各地也可能成功。
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权。俞鸿钧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念过研究所。不过，俞鸿钧只是名义上的督导员，蒋经国奉派担任他的副手，但大家都晓得真正担纲做事的是蒋经国。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
蒋经国8月20日抵达上海，立刻投入工作，当地英文报纸形容他是“在上海打经济战的主帅”。 [16] 他第一道命令就是要王昇把戡乱建国第六大队带到上海。戡建第六大队抵埠之后，蒋经国以上海市复员青年军注入，扩大编制员额，也派出其他大队分驻辖下三个省。蒋经国不信任上海市官僚，派戡建大队人员进驻各个治安机关，如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备司令部、铁路警察局等单位。
上海各地旋即出现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之三成作为奖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报消息，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各方报告开始涌进蒋经国设在中央银行内的办公室。同时，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动支援警察及王昇的戡建大队检查工作。上海街头到处突检市场、仓库、工厂囤积的物品，查核申报存货与现场实际数量是否吻合。
蒋经国和部属审阅检举函，必要时即对可疑设施突击检查。对奸商速审速决，罚款、坐牢，不予宽贷。官吏贪污，刑罚最为严重。财政部一位秘书（译按：陶启明） 和上海警备部两名军官（译按：张亚尼、戚再玉） 经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孔宋家族成员孔令侃在上海经营一家扬子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孔令侃在商界的诨号是“南京老虎”，他和青帮首脑杜月笙关系不错。杜月笙的绰号是“大耳杜”，有时候被称为“经济老虎”。
杜月笙不但是黑社会头子，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位居要职。他长久以来和宋子文、孔祥熙有密切往来，传说跟蒋介石还是拜把兄弟。当经国抵达上海时，杜月笙请他吃饭，小蒋婉谢。杜月笙可不习惯被人这样谢绝。
另一只“老虎”是杜月笙的“外甥”万墨林，因于日本占领时期从米粮上赚得大钱，绰号“米粮老虎”。蒋经国的检查小组一开始就逮捕万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积稻米，迫使米价上扬，不当侵占政府米谷贷款。蒋经国更放胆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理由是投机炒作、囤积居奇，非法在股市交易。同一天（9月3日），他逮捕了一家棉纺厂和一家香烟公司经理，宋子文投资的永安棉纺厂经理也不能幸免，甚至将棉布商公会、纸商公会、食用油商公会以及米商公会会长，统统抓起来。戡建大队喊出“我们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赢得“打虎队”的美誉。
蒋经国命令各业公会会长转令会员厂商，“以8月19日的市价，将货品上市供销”。譬如，永安就被控，在实施物价管制后，把生产的布匹囤积在仓库。除了杜维屏等少数人之外，这些商人准予交保释回。次日，又有许多商界闻人一一被请进牢房。9月7日，上海银行公会同意，市内全体商业银行把持有的外币和金块交给中央政府。蒋经国掌握情报后，赶往南京，坚持逮捕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据报道，戴铭礼供出许多高级官员和金融界人士，非法由上海的银行私运外币、黄金到香港。
上海的外侨对于这些表现大为赞佩。英文《华北日报》9月11日指出：“过去三星期的经验，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
此时，经济改革实施已近一个月，物价明显稳定下来。这段时间趸售物价指数，只上升了百分之六，有三千多名套利者被捕。但是，蒋经国认定通货膨胀不是关键问题，国民党若要扭转颓势，唯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团体的政党，要再度成为社会革命政党。9月12日，他在上海体育场对五千名复员青年军群众演讲，并率领群众唱《两只老虎》歌曲，呼喊口号“打倒奸商、投机客！”“搞革命！”“扫除腐败势力！”，全场热情澎湃。
蒋经国明白宣示，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住物价，还要终结全国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他在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共产党，讲话重点集中在富人的巧取豪夺：
我们过去和外国敌人……帝国主义者……作战，现在我们在国内有了新敌人，就是乡村的土豪劣绅，城市里的奸商、投机客……政府颁布的经济新政策，不仅只是法令，也有心发动社会革命运动，象征着实现民生主义的开端。稳定物价只是技术工作，我们的目标是终止财富分配不均。明白地说，我们应该防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
有人批评说，经济管制可能迫使工厂关门，蒋经国提出驳斥：“有钱能买香水、吃许多猪肉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猪肉、香水从市面上消失，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老百姓不饿肚子，所有的百货公司、大餐厅关了门，不会有问题。”
蒋经国在日记里对富人的不齿更加鲜明，他写下：“他们的财富和洋房，是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他向商界保证，政府会持续保护私有财产、鼓励民间企业，但是他也抨击“所谓的经济学家声称，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应从经济观点着手”的看法。他说，这种人错了，“经济结构是以社会、政治力量为基础”。
这一时期，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某个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属到他住所晋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蒋经国也替遍贴全市的海报亲撰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门资本！”。一般解读，这是影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于是他把它改成“打倒官僚资本”，这又是一个左派词语。
蒋经国最得意的口号是：“搞革命，双线作战！”照他的解说，“搞革命”就是实行总理遗教，支持总裁，依据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双线作战”就是“反共”，同时还要和国民党内贪污腐化反动势力，以及土匪恶霸作战。
蒋经国对于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用很简单的话表述：“中国是资源丰富、人力充沛的优秀国家。如果在能干的领导人率领下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中国不仅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还可以领导世界。”考验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对友人说：他们此举“成败关系到国家命运……以及我们团体的命运”。
一年之前一般还认为国民政府不可能败北，此时却似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辽沈战役惨败，局势逆转。毛泽东发布格杀“人民公敌”之令，名单中当然少不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以及宋庆龄除外的全体孔、宋家族成员。共产党地下组织等在市内甚为活跃，甚至渗透到蒋经国的办公室。可是，经国并没有强调共产党颠覆渗透的危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除了偶尔例行性地称他们为“共匪”之外，继续避免针对中共政治谩骂。他不希望重复父亲1927年在上海“清共”的大动作。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任何大规模“清共”屠杀行为，都会引起反弹。
虽然蒋经国每周七天，天天辛勤工作，夜里却往往与朋友饮宴酬酢。有时候，莫斯科时期的同学王新衡（当时在上海市负责军事调查统计局的情报活动）会安排上海电影明星和“社交花蝴蝶”参加聚会。蒋方良偶尔带子女到上海相会，但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然而，据一位亲信副手的说法，蒋经国在上海这段时间并没有婚外情。
蒋经国取得父亲的同意，他在上海的基本政策可以放手去做，但是要让俞鸿钧和上海市长吴国桢知情。基本上，他主持上海的经济、金融、商业和相关警察功能，不需请示别人。吴国桢毕业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蒋夫人关系密切；他认为没有面子，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不准，退回辞呈。另一位上海吴先生——蒋经国的老师吴稚晖则支持经国，鼓励他坚持下去。有一天，有位受到调查的商人持吴稚晖的信到经济管制处拜会蒋经国。这封信要求经国不要对持函人被指控之经济犯罪施惩。半小时之后，吴稚晖派人送来另一封信，说明吴老所认识的这个生意人登门求助，还说吴老若不写信给经国替他求情，他就要自杀。吴稚晖要经国不理会第一封信，凡事依法处理。
9月下旬，经国一度陶醉在他希望把赣南经验搬到上海乃至华中成功推动的喜悦心情中。据“中央通讯社”报道，上海工人狂热地相信，“只要‘小人物的大朋友’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就可以放心，不会再受到大投机客的压榨”。然而，“中央社”也报道，“大企业和权势家族”正在酝酿搞走蒋经国。
谢伟思此时已调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任职。他向华府报告，青帮头子杜月笙非常生气儿子遭到逮捕。为了向经国证明他儿子是被刻意挑中、打击，杜月笙提出“四大家族”以及若干华北军事将领在上海从事经济犯罪的证据。隔了几天，谢伟思又报告，宋子文派妻子到上海，劝经国对永安案宽大处理。
蒋经国向父亲报告逮捕杜维屏的始末，9月24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杜月笙，电文却见诸上海《申报》：“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这似乎等于老先生公开声明，他不会介入让杜维屏获释。这里面的内情含混不清，但是，显然杜月笙接到电报后，前往拜会经国，抱怨他们父子被挑出来遭受刻意打击，他交给经国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包括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几天之后，蒋经国的朋友贾亦斌对上司捶桌抗议：“如果孔令侃没犯法，还有谁犯法？”经国没有回答，但是事后告诉贾亦斌：“我无法忠孝两全。”贾回到旅馆，给经国洋洋洒洒写了十四页的长信，叙述他的失望：“我原本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但仍寄希望在君身上……但是这件事点醒我，君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17]
贾亦斌离开上海。在当年年底之前，就与中共取得联系，开始秘密和共产党合作。 [18] 过后不久，蒋经国根据杜月笙提供的资料，控诉扬子公司经济犯罪，逮捕孔令侃若干职员。据一个说法，经国把孔令侃软禁，基于礼貌，通知了蒋夫人。宋美龄闻讯立刻赶到上海，和经国及外甥一起见面。她对两人说：“你们是手足，没有理由互斗。”孔令侃暗示，经国如果不撤销控诉，他会不惜暴露让蒋家及政府难堪的事。 [19] 最后，孔令侃做出和解，据说交给政府六百万美元，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纽约。杜月笙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维屏缴了大笔罚款给政府，获准结束事业，前往香港和父亲会合。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四分之一的价格，抛售囤积的大量棉花。永安的大股东郭氏家族，也移居香港，上海终于扫除了孔、杜家族。但是，这时候蒋经国的经济管制措施已在瓦解，一般印象是，他在扬子公司一案被迫屈服。 [20]
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具备最佳条件，也很难持续实施物价管制。除非通货膨胀的根本病灶——通常是公共部门产生巨额预算赤字——得到解决，物价管制注定失败。国民政府推动的币制改革，六个星期就垮了，包括唯一一个认真推动、执行的地区——上海，也都失败。基本症结是未能全国普遍一致执行币制改革。由于上海以外地区物价迅速攀升，商人和民众拥入城里，买尽一切商品、物资。虽然当年秋天浙江、江苏省谷物大丰收，上海却严重缺粮。原料也一样缺乏，生产商遂停止生产。
币制改革的第一周，中央银行发行三千万元金圆券，换取百姓缴交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可是当乐观消退，那些迟不兑换的人证明比较明智，可是守法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老百姓）家财全毁了！办法的严重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凡在国外持有超过三千美元以上外币或金银资产的人，只需申报，不需缴出来。这项例外规定适用存在香港的外币及金银资产，因此对孔、宋家族和杜月笙等人乃是开恩之举。那些具有不足三千美元外币资产（就一般中国人而言，已是大笔财富）的人，则根本不必申报。《时与文》杂志叹息，这整个过程只是“表面弄点改革，实则维持旧秩序”的把戏。蒋经国呼吁要采取措施，减低贫富悬殊，根本没被政府理会。到了10月底，棉花、药品、卫生纸、棺木寿具及其他物品，全部从市面上消失。教员、专业人士以及小生意人，过去从来没有支持共产党的念头，开始认为不管换了谁上台当政，都比国民党要好。
经济危机告急之际，前线又传来噩耗。山东省会济南未经太多抵抗，于9月24日失守。国民党军在东北守住的几个城市也岌岌可危。东北新任“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建议突围，把部队由海路撤回华北。蒋介石命令他奋战下去，七个星期之内，蒋介石折损四十万兵力，另十四万人坐船逃回关内。
10月底，蒋经国对中国之命运忧心忡忡之际，接到父亲紧急命令，召他到南京开会。行政院决定解除全国对物价冻结之前令，这道命令还画蛇添足地声称，日后将与商界研商，再依据生产成本冻结物价。次日，蒋经国的办公室发表一纸声明，他向上海市民道歉，告诉他们业已清楚的消息——他的任务失败了！他承担起让上海市民痛苦加剧而非减轻的全部责任，然而声明的口气挑衅大于后悔，他说：“我绝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我坚决相信，自己所指出的［9月21日演讲的］《上海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我恳切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来控制上海，我始终认为上海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物价立刻飞腾。到了11月6日，上海物价比起8月间，涨了十倍以上。中央银行印制所日夜赶工，印制已经不值钱的金圆券。
194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杜鲁门意外胜选，力挫杜威，终止了国民党政府盼望美国对华政策会有转圜的希望。几天之后，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支部队撤出东北。毛泽东花了三年的时间，征服了广阔的东北，也占领了大块华北平原。现在，他和同志们预备发动下一阶段战事——把国民党军队赶到长江流域去。
蒋经国进谏父亲，大幅改组政府、军方人事。可是，蒋介石不准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接近蒋经国的人士认为此举代表蒋介石无意大幅更张人事。蒋介石现在接受已无法避免在中国大陆落败的命运。虽然他必须精心设计，让毛泽东摸不准他会转进何处，却已开始规划退到台湾。未来，忠心比什么都更重要。他认为，目前不宜清除CC派、黄埔系和宋家姻戚等支持者。但是，他在军中恢复设置政治部（原本在美国压力下，政治部改名新闻部），让经国非正式接掌。蒋经国立刻开始重新部署政治指导员，配属到营级单位。
11月5日，蒋经国回到上海，召集亲信开会。他说：“现在，我们失败了。我不晓得我们应该往哪里去，也不晓得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以后可能就知道。将来各位应维持纪律，照顾好自己。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再一起工作。”他和众亲信话别时，痛哭流涕。
他的部属立刻星散。蒋经国命令王昇率领戡建大队南下。剩下的部众改编为青年救国第一总队，由胡轨率领。由这个大队及其他地方甄拔的复员青年军干部，构成派到国民党部队的政工人员之主干，而这些国民党军队单位已预备撤退到台湾。
人民解放军推进到徐州，距南京不到三百公里。朱德现在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投下六十万兵力打淮海战役，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战事延伸到山东、安徽和江苏三省。
淮海战役激战六十天。邓小平是人民解放军参与会战的一支部队（二野）政委。蒋纬国是国民党军队一个装甲兵团长。接近年底时，徐州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投降，部分退到南京，蒋纬国的美式M3-A1坦克车也大部分撤到南京。这批坦克没有留下来保卫南京，而是装上火车运往上海，准备撤退到台湾。 [21] 美军驻南京顾问认定：“国民政府的军事地位已经跌到无可复原的地步。”
年底之前，国民党若干高级领导人及高级将领主张与中共和谈。副总统李宗仁是主和派首脑，他的桂系战友白崇禧及许多国民党官员纵使不为别的，只为争取时间，也力主停火、恢复和谈。然而，在淮海之役以后，毛泽东愿意谈的，只剩下国民党无条件投降这一项目。
注释：
[1] 王绍堉1996年5月1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王绍堉1946—1947年供职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在局长蒋经国麾下工作。原书注2。
[2] 贾亦斌1995年9月21日在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贾亦斌1946年是复员管理处教育组组长。原书注3。
[3] 江南（刘宜良）《蒋经国传》（美国，加州论坛报，1984年出版），第130页。原书注4。
[4] 陈正卿1995年9月25日在上海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陈正卿自1946年到1949年，担任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上海分会主持人。原书注6。
[5] 艾启明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艾启明曾追随经国在中央干校、青年军及复员管理处工作。原书注7。
[6] 章孝严1996年5月23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9。
[7] 冯弗法《我的父亲冯玉祥》，收在北京1982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第15卷第19页。冯玉祥此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弗能也住在南京。据她的妹妹冯弗法的说法，弗能“在国外结婚”，但没有多叙详情。原书注12。
[8] 本章有关二二八事变的叙述主要取材自赖泽涵、马若孟（Ramon H. Myers）和魏萼《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A Tragic Beginning :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原书注17。
[9] 见蔡省三、曹云霞《蒋经国系史话》第161—167页。不过，陈立夫在1996年5月2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却声称整件事是误会。原书注19。
[10] 王楚英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王当年是五十二军军官，在辽宁省作战。原书注20。
[11] 陈正卿1997年9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5。（译按：江南在所著《蒋经国传》里则说，主委是张厉生，姑且存记。）
[12]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1947年12月19日呈报美国国务院之电报。原书注28、29。
[13] 美国国务院致南京美国大使馆之电文。原书注30。
[14]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1949年1月4日致国务院之电报。这封电报的消息来源是迪化市长屈武。屈武是蒋经国留学苏联时期的朋友，也是托派分子。屈武的话必须存疑，但是它吻合叶公超和张治中跟司徒雷登的谈话内容。原书注31。
[15] 1948年12月，屈武声称苏联对1947年12月国民政府方面的探询给予正面反应，但是经国照会苏方，局势转变，蒋介石不能赴苏京访问了。有可能是，蒋夫人和宋子文听到这项向苏联接触的消息，说服蒋介石改变主意。然而，屈武说苏方有正面反应时，罗申在场，他并没有否认。见南京美国大使馆1949年1月4日致国务院的电文。冈察洛夫说，斯大林在1948年夏末，曾把蒋介石一封信转给毛泽东，可能指的就是1947年12月中方试探这回事。见冈察洛夫、刘易士、薛理泰合著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第25页。原书注34。
[16] 见1948年9月1日上海《华北日报》。原书注44。
[17] 贾亦斌1995年9月21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79。
[18] 见贾亦斌1997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原书注80。
[19] 同注［17］。原书注81。
[20] 调查结论的扬子公司的确“囤积、走私物品，并且逃税”，而且上海市长吴国桢还设法保护扬子公司。参见金越光《扬子公司案调查报告》。原书注83。
[21] 蒋纬国1996年6月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