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严家淦“总统”任期届满，决定下台，推荐蒋经国继任。从金门到台北到台南，各地民众听到国民党决定提名蒋经国为党的候选人，交“国民大会”表决选举的消息，莫不舞龙舞狮，大放鞭炮，庆贺祝寿。院校校园亦张贴海报，称赞“中枢”领导得人。蒋经国挑选七十一岁的“台湾省主席”、“半山”谢东闵作为他的“副总统”搭档；当选之后，提名孙运璇为“行政院长”组阁。
1978年3月21日，“国民大会”一千两百多位代表以几近无异议的票数，投票选出蒋经国为“总统”。两个月之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当年蒋经国追求未遂的京剧名伶顾正秋，虽已年华老去，仍然粉墨登场，特别公演，祝贺“新领导人”上任。可是，有人注意到新任“总统”的爱女孝章及其家人并没有从美国回来参加就职典礼。次日，“总统府”照会各新闻媒体，请大家不要称呼他“领袖”。同时，府里也有话交代——以后在任何场合绝对不要喊新“总统”“万岁”，这个恭祝之词就随着蒋介石、毛泽东等上一代中国领导者走入历史。蒋经国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个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
人人都注意到卡特总统派来一个低阶特使团祝贺，而且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还挑在蒋经国五二○就职日那天抵达北京访问。蒋经国要钱复起草一份备忘录，缕析假如美国宣布“断交”，台湾会面临什么样的政策挑战，有什么样的对策方案。
他的用意是审慎、务实地处理台湾面对的独特的“国际局势”。台北在对外代表的“国号”、“国旗”等方面，越来越展现出弹性。4月间，台湾的“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展现出政策大逆转，宣称只要台北会籍不动，不反对北京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5月29日，蒋经国接见美国驻台北“大使”安克志，重申台湾“完全反对”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但是他表示，如果美国仍然一意孤行，希望它能向台湾担保美国与台湾关系将与过去一样。这等于是已经接受无法避免的事实！安克志在呈报给华府的电报里做了结论：不论美中关系正常化这剂药有多苦，包括美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军事”关系在内，经国仍希望与美国保持华府能接受的密切关系。
同一时期，邓小平在中国正顺着反“文革”浪潮，稳固权力。他宣布教育方面采行务实政策，知识分子和改革派开始撰文大谈“实事求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们张贴大字报披陈“文革”的可怕，并在公园、校园张贴鼓吹民主改革的大字报。邓小平也忙着处理国际事务，包括蒋经国早先就预期到的中国与越南龃龉上升的状况。由于中越交恶，中苏关系也又紧张起来，苏联在边境又增加驻戍部队。党内左翼势力消退，邓小平重启对美交涉，设法把力主中美尽速建交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5月间弄到北京访问。
六十八岁的蒋经国贵为“总统”，有一个专属医疗小组照料他的健康和医疗需求。医疗小组召集人姜必宁医师为他做了第一次体格检查，发现他相当健康。他多年来每天注射胰岛素，可是这时候糖尿病已获得控制。他的心脏状况良好。他不好运动，但是几乎每周都下乡视察，足迹踏遍山区及不同的建设工地。可是蒋经国第一次体检完不久，就开始抱怨腿脚不舒服。 [1]
不过，蒋经国仍旧不太注意摄食。他对身为父亲医生的好朋友熊丸都说：“人有需要听医生的话，但是也不能听太多。”由于他要求家人不得浪费、随便把剩菜倒掉，全家经常吃剩菜剩饭。他们全家还是住在七海新村，只是做了“总统”，厨房由专业的西厨和中厨师傅接管，不过他家的伙食费与老蒋先生来比，只是戋戋之数。 [2]
当局替蒋经国购置一辆防弹凯迪拉克轿车，可是他把新车送给“副总统”谢东闵使用，自己照样坐用了多年的别克汽车，于是乎往往在公开场合出现一个有趣的景象：“副总统”坐着漂亮的新轿车刚出现，后面来了一辆旧车，来人竟是“总统”！蒋经国搬进他父亲在“总统府”里的大办公室。但是尽管腿脚不方便，有部下或客人进入办公室，他依旧起身招呼。
1978年，台湾情治机关展现出不仅继续严查叛乱案，对于逾越政治活动许可尺度的人士也没有放松。警察指控八个人涉及中坜事件暴乱，并没收了上万册论述1977年选举和动乱的书刊。9月间，少数敢言的民营报纸之一的《台湾日报》遭受当局压力，把报纸转售给当局。（译按：傅朝枢在台中地区办的《台湾日报》被迫卖给王昇主持的“总政战部”，傅远走香港办《中报月刊》，再转到美国办《中报》。《台湾日报》在军系控制下近二十年，才在1996年8月转售给新闻工作者颜文闩。）
不过，台湾政治气氛依然昂扬。反对人士稳定地扩大辩论的领域。民众对预定在12月底举行的“国会”改选，兴趣稳步升温。省议会若干“议员”强烈批评警方，10月间有一家重要报纸更提出终止戒严的议题。康宁祥在“立法院”质询时，呼吁蒋经国采取明确措施，走向政治民主。蒋经国的回应是，强调要达到民主的理想，必须兼顾到现实，需要“一步一步”来。他指示军方不要影响士兵及其眷属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如何投票。同时，他也指示情治机关不要滋扰反对派人士。
年底的选举，“立法委员”有三十八席，“国民大会代表”有五十六席，即将由选民票选。党外候选人组成一个联谊会，统筹、协调他们的竞选活动。联谊会在康宁祥领导下，发表十二项政治主张，包括呼吁停止戒严，大赦政治犯，直接民选省、市长等。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史无前例。主要媒体（大部分由忠诚的国民党党员所拥有）首度刊登党外候选人的照片、姓名，甚至政见。12月间，许多报纸还报道大约五百名反对派候选人及支持群众聚会的消息。“警备总部”试图劝导新闻媒体少报道，却无功而退。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工会主任楚崧秋，公开表示报界的开放是“好现象”。电视台及广播电台几乎全由当局或国民党掌控，实质上继续不理会反对党的任何新闻，但是年底的竞选活动及选举本身已是重要的向前一大步。
可是，国际局势发展立刻使得岛内选举办不下去。11月3日，似乎是回应越南与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及中国交恶的情势，莫斯科与河内签订一项新的友好合作条约。过去一年里，亲苏派军人在阿富汗和南也门夺得政权；早先一年在埃塞俄比亚政变成功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共产政府也都明确投入苏联阵营。西半球方面，亲卡斯特罗的势力在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夺得政权，共产党游击队在萨尔瓦多似乎也即将全面得胜。苏联势力蒸蒸日上。中国和美国都感受到迫切需要推进彼此的战略关系。1978年秋天，中国本身与日本签署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发出讯息，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脉络下可以对台湾议题采取弹性态度。卡特刚在国会剧烈抗争下取得国会同意（1999年底）交出巴拿马运河，现在预备推动承认北京了。中、美开始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展开认真的秘密谈判。
台湾当局“大使馆”除了地下秘密管道之外，在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里也有许多友人，可是台北对中美秘密谈判却毫无所悉。卡特及其僚属，就跟尼克松、基辛格一样，刻意保密。蒋经国晓得卡特亟欲在任期届满前与北京达成协议，可是他认为这一步还有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美国官员曾经向蒋经国承诺，在做出决定前，美方至少会跟他咨商。12月1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就建交公报的秘密谈判差一点失败，障碍出在唯一一个未决的问题——未来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问题。邓小平向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抗议，如果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还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蒋经国一定趾高气扬，他怎么会肯跟邓小平谈判中国的统一？最后一分钟，邓小平决定在这个议题上，双方再让一步。美方接受暂时停止对台军售一年，以后则无限制，中方则在记录上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行为。卡特接获报告，双方谈判已有突破，立刻决定两天之后公布，并训令国务院在消息发布前两小时才通知蒋经国。稍后，改成在公布前十二个小时才通知台北当局。 [3]
12月16日台北时间晚上10点，台北美国“大使馆”接到“加急”电报，指示安克志“大使”立刻赶到“驻台美军协防司令部”接听重要电话。美军协防司令部是唯一一个具备安全电话线路可以与华府谈话的美国机构，不虞遭到窃听。安克志出门时竟没有交代护卫的陆战队值勤官他的行踪；“政治参事”班立德好不容易在美国大学俱乐部庆祝圣诞晚会会场，找到穿着礼服、结鲜红领结的安克志。安克志和班立德赶到“美军协防司令部”；在午夜前不久终于和国务院台湾事务科科长费浩伟通上电话。费浩伟要安克志立即向蒋经国提出“照会”，说明卡特总统即将宣布与北京达成协议，自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亦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安克志对于这则消息也感到十分突兀，10月间他在华府述职时，他和费浩伟才讲好，蒋经国需要有两个星期的预告时间，俾便就“断交”事宜妥善安排。（译按：12月16日台北时间晚上10点，应该是严重错误，因为卡特是美东时间12月15日晚间在电视上公布中美建交消息，台北、华府冬天时差十三小时，卡特晚上9点钟宣布，台北是16日上午10点。因此，安克志被找的时间可能是12月15日台北时间夜里10点。）
台北时间将近凌晨3点钟，安克志通过电话找到蒋经国的助手、“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安克志告诉宋楚瑜，他有紧急事情必须面报蒋经国。宋楚瑜找到经国的秘书，再回电话给安克志，确定上午9点钟接见。宋楚瑜再打电话把钱复叫醒。钱复暗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安克志紧急求见。宋才刚到家，安克志的电话又追到。安克志对于只给台北当局提前两小时通知，十分困恼；他要求尽早晋见蒋经国。宋楚瑜问他：“是那件事发生了吗？”安克志只肯答说：“我必须见‘总统’。”
宋楚瑜又赶到官邸，叫醒蒋经国，报告说安克志“大使”紧急求见。安克志和班立德赶到七海新村官邸，正式“照会”美方的决定：钱复、宋楚瑜也在场。蒋经国相当镇静。他告诉安克志，美国将会后悔这项决定；台湾一向是美国的朋友和忠实“盟友”，以后仍将如此；共产党绝对不会是美国的朋友或盟国。安克志要求台湾当局在上午8点以前不要对外泄露他传递的消息。蒋经国没有答应。他说：“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对‘我国’人民的安全负责，我会采取我认为的必要行动。”
安克志和班立德告辞后，蒋经国交代宋楚瑜通知几位官员紧急开会。宋、钱两人立刻照蒋经国指定的名单，分头打电话。上午7点钟，大伙儿赶到七海新村。“外交部长”沈昌焕表示辞职负责，经国说暂时不急表态。会议进行到早餐之后，大伙儿再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中常会”。卡特一宣布，台湾方面的声明也通过电视、广播播放。宋楚瑜等人认为，政府立刻反应，有助于民众保持镇静。“中常会”决定，把七天后要举行的选举中止。上午10时，经国在卫星电视上注意卡特做出如下宣布：
在1979年1月1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一天……美国将通知台湾即将中止“外交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遵照条约规定予以中止……未来，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没有外交关系之下，维持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
卡特又加上一句，“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不会危及台湾人民的福祉”，以示安抚台湾。但是这样的保证似乎并没有作用。台湾的“外交地位”完全消失。当天夜里，蒋经国通过电视转播发表演讲，号召百姓自强、自信。他说，美国违背条约承诺，“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台湾不会跟共产政权谈判，也不会放弃“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私底下，蒋经国也告诉僚属，不必担心，只要坚定、加倍努力。他保持一贯的务实作风，专注加强外人来台投资。 [4]
尽管本身冷静应对，蒋经国显然同意在控制之下展现对美方的怒意。卡特宣布对台“断交”之后连续两天夜里，成群的抗议青年对台北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头与鸡蛋。陆战队卫兵一度发射催泪瓦斯，驱赶攻打“大使馆”的暴徒。美国外交官员认定“救国团”在背后策划这些抗议活动。越南部队在圣诞节侵入柬埔寨，两周之内就占领首都金边，仿佛证明了卡特和邓小平的地缘政治考量相当有理。中国派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陈楚，谴责苏联利用越南充当“亚洲古巴”，要在全球建立霸权。
12月27日，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抵达台北，拟就未来美国与台湾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架构，进行两天的交涉谈判。钱复在机场冷淡接待克里斯托弗。安克志和班立德也在机场迎接长官。车队驶出机场大门，一群抗议民众开始对美国人座车投掷油漆、鸡蛋和石头。车子被挡，停了下来，群众更加激烈，把车窗打破。有一个人甚至伸拳进车内，殴打克里斯托弗脸部，把他眼镜也打破。在低身躲闪前，班立德和陷入重围的同僚看到便衣人员试图阻挡最激烈的攻击，甚至挺身拦阻在车窗前。
经过半小时，攻击突然停止，车队迅速离开现场。神经大大紧张，可是没有人受重伤。显然台北当局精心规划这场动乱——路边连流动厕所都布置好—— 一则要展现暴烈，一则又没人受伤。次日早晨，大约两万名群众挤在“外交部”前广场，高喊反美口号，并以践踩花生以示对卡特总统的不满。这项群众示威迫使第一天的谈判延迟。美国外交官员相信，王昇动员“救国团”和“总政战部”的特务策动这些活动。 [5]
蒋经国终于在12月29日接见克里斯托弗。蒋经国表示，台湾与美国未来关系必须依照五项原则处理——“现实性、持续性、安全、法理及政府关系”。就第五项而言，他指的是双方必须建立“政府与政府层级”的机制来处理双方的关系。克里斯托弗答复说，这一点断然办不到。会谈可以说是没有结果，在极其冷淡的气氛下结束。
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国正式开启外交关系新纪元。早先几天，安克志“大使”晋见蒋经国辞行，蒋表现出良好风度，颇为和善。华府方面，国务院按照条约规定提前一年正式“照会”台湾当局，台湾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在一年后失效。卡特政府也透露他在最后一分钟对邓小平的让步——同意对台湾停止军售一年。卡特此举对台湾业已相当脆弱的神经构成沉重打击，冲击程度比起1971年及1972年基辛格密访北京、台湾退出联合国、尼克松亲访中国发表上海公报还更严重。新台币黑市交易价格大跌，台北股市挫跌近一成。邓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声势大振，台湾则更加震荡。大陆方面，在邓小平催动下，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之间迅速萌生改革的吁求。成千上万学生张贴传单、宣言和诗文，呼吁促成一个更公义的社会。紫禁城之西有一个地方成为民运人士发声最著名的地方，立刻被世界称为“民主墙”。邓小平也宣布这些言论是“个人权利合适的表现”。
《时代周刊》选出邓小平为1978年年度风云人物。他旋即于1月29日抵达美国访问。这位中国共产党权力最鼎盛的领导人，在美国旋风式地访问九天（包括戴上牛仔帽在得州参观骑马表演），风靡美国。邓小平回到北京两周之后，解放军发动“自卫还击战争”进攻越南，逼它把精锐部队撤离柬埔寨。中越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交火有一个重要后果——说不定本意就是如此——就是把中国军方的注意力从“解放台湾”调开，转移到对付苏联集团，而越南现在已是旗帜鲜明的苏联集团一员。3月5日，解放军撤出越南，可是仍持续一段时间对越南展开炮轰和扰袭活动。这是共产国家之间最惨烈的交战。
尽管邓小平在美国受到热切欢迎，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参议员（包含打算在1980年向卡特挑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爱德华·肯尼迪在内）联手起来决定支持美国持续对台湾遵守承诺。这些参议员不满行政部门要中止共同防御条约，竟然没先跟他们咨商。（译按：美国宪法明订参议院对总统执行外交政策有“咨商及同意”的权力） 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议员私底下提议台北发动全面游说工作，争取维系共同防御条约及“政府对政府”的关系。共和党人尤其亟欲与行政部门全力抗争。某些国会议员赶往台湾，展示他们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蒋夫人再度出现，预备领军作战。她依然自认，与美国人打交道，她是不作第二人想的最佳人选。她和孔家甥侄从12月16日起就一直通过电话，鼓励美国友人制止卡特的计划。年初（译按：应是12月下旬，蒋夫人召见才在年初） ，“外交部次长”杨西昆抵达华府，蒋夫人召见他，告诉他：“你最好别处理对美国人交涉”，她要蒋经国最不喜欢的表亲、她的外甥孔令侃来负责对美交涉。杨西昆回答说，他奉蒋经国之命来美国交涉，有责任做好工作。 [6]
蒋经国也极力运用美国国会对卡特政府的反弹。他批准“行政院长”孙运璇公开促请美国国会议员保护台湾利益，同意在美国展开又一波公关活动，并指示杨西昆坚持某种程度的非外交官方关系，即使是联络办事处或“总领事馆”都可以。但是他也打算避免跟卡特总统摊牌对决。多尔（Robert Dole）参议员代表“以实力争取和平联盟”邀请蒋经国立即来美国，与卡特政府对抗，他婉谢此一邀请。蒋夫人对于他如此自制大为震骇，美国的亲台人士也因而疑惧。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张把卡特和邓小平的整个协议作废，它向台北当局抱怨说，传统基金会总不能“比教皇还更加天主教”。蒋经国面临岛内以及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强烈抨击，依然表现有弹性的务实做法，反映出他对台湾充满信心，纵使仿佛全世界都抛弃了台湾，他还是认为台湾可以走出逆境。他也理解，与美国民主党撕破脸决裂，是大错特错。台湾仍需要在美国争取广泛的同情。
卡特决定坚守对邓小平的承诺，在跟杨西昆交涉时，美国外交官坚持“非官方”关系的形式，其实在绝大多数面向上，它已等于是“实质”的正式关系。杨西昆这下子迟疑难决。最后，国务院要挟，双方若不能在3月1日以前达成协议，美国将关闭台湾当局在美各地“总领事馆”，也停止美国政府在台湾一切作业。蒋经国授权杨西昆接受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架构——美方设立“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简称AIT），台湾驻华府办事处则称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简称CCNAA）。 [7] 蒋夫人不能公开批评蒋经国，但是她责备杨西昆让步太多。蒋经国则在杨西昆回到台北时，亲到机场迎接，表示他支持杨西昆。
蒋经国的两手策略——与行政部门谈判，向国会里的台湾友人申诉——功不唐捐。卡特政府向国会提出《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打算针对与台湾协议妥当的“非官方”关系，赋予法律核可之地位。这项草案订定美国与台湾之间六十多项条约、协定继续有效，包括出售浓缩核燃料给予台湾核能发电反应炉的条约在内。可是，国会两党议员携手合作，强化法案对台湾有利的部分，最显著者就是安全的议题。鉴于卡特提出的《台湾授权法》草案只字未提台湾安全，国会修正通过它，易名为《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与台湾关系法》重申了即将废止的共同防御协定中十分类似的承诺：美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系奠立在期待台湾的未来以和平方式决定的基础之上；任何试图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杯葛或禁运，解决台湾的未来之作为，将被美国视为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构成美国严重关切；美国不会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点，将继续提供防卫武器给台湾，美国将抵抗针对台湾的安全或社会经济体制施加的任何形式之胁迫行径。
《与台湾关系法》做出这些修正，乃是台湾的政治胜利，也是蒋经国个人的胜利。把美国对台湾安全利益的关切，涵盖杯葛与禁运，似乎更超过原有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台北在最后一分钟也取得美方让步，获准在美国维持八个“非官方”的办事处——华府原先坚持只准设四个“办事处”——此外，虽然美方形容双边新关系道地非官方，他们默认台北的公开声明，指未来“美国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运作具有“官方性质”。
蒋经国在岛内精心规划提振人民信心的运动。官员、媒体、作家和其他民间人士通过电台、电视，发表演讲，打出口号，一再强调团结自强。蒋经国宣布“国防预算”提高百分之十二。人们踊跃捐款给“自强救国基金”，购买军机。政府透过“警备总部”由黑市买进新台币，稳定币值。温和派的党外人士在康宁祥领导下，初期亦参加团结大游行。经过这种种努力，台湾民心迅速稳定，恢复乐观。台湾的经济恢复攀升的活力。美、日等外国投资，很快就超过前一年的水平。若干观察家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对台湾反而是利空出尽，实际上改善了它的投资环境。
12月16日，人民解放军停止了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单打、双不打”的炮击，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国民党现在面临中共更活跃、更集中的和平攻势。新年元旦，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信。北京的台办（编按：本段中几处“台办”应为“侨办”，即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时任侨办主任。“台办”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成立于1988年。） 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国家统一的爱国目标。廖承志和蒋经国半个世纪以前在上海是同学，两人当年都是左倾学生。廖承志主持的台办，更在中国各省遍设分支机构，建制到达县市级。各地台办雇用上十万名干部，大部分是旧国民党员、国民党军官或他们的眷属亲友。台办向台湾、东南亚、全世界的华人亲友发动信海攻势，呼吁两岸修好。
蒋经国对这一波和平攻势的反应，可比邓小平了解得还更精致、敏锐。邓小平认为，北京虽然没有达成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的目标，两岸关系的政治动态已经起了根本上的大变化，逼得台北有可能跟它的宿敌修好。然而，蒋经国了解，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期下来对台湾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布好。 [8]
可是，蒋经国不认为1979年是朝这个方向采取具体动作的时机。台湾与美国“断交”使国民党陷于守势，内部团结和稳定是最优先的要务。因此，蒋经国及台湾当局猛烈抨击北京示好，并宣布“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但是，不久就有迹象显示，蒋经国打算逐渐修正“三不政策”，他默许台湾人民和商界的民间交往行动。 [9]
1月29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里提案成立一个高级小组，研议反制中国共产党政治攻势的战略与战术。他认为，光采守势并不够，“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发动政治攻势”。会后，他召见王昇，指示他去领导负责这项任务的特殊单位。他说，台湾在对抗北京时不够“创意、积极”，必须发动“对大陆的统战攻势”。 [10] 长期目标就是在大陆制造一股逆流——同情以台湾模式而非大陆模式统一中国。
这个秘密单位代号“刘少康办公室”，它规划的措施其实就是扩张早先的资讯战，破坏北京的宣传，促进台湾的形象。譬如，提醒台湾人到别的国家要小心，不要坠入中共通过亲戚朋友施展的统战策略；推出“孝亲月”活动，彰显台湾尊重传统价值，与中共成为鲜明对比。 [11]
这项活动不至于需要占掉俨然岛上第二号最有权势人物——王昇的全部时间。王昇担心会“毁了他声誉”的“攻势行动”就是他熟稔的秘密作战。规划的秘密行动中最秘密的一部分就是，对于在岛内、岛外涉嫌受到中共利用的人士，施加人身恐吓。为了这个目的，情治机关在台湾首度与极右派团体建立关系，至少也跟在台湾活跃的一个外省人帮派有了联系。结果就跟蒋经国的本意南辕北辙——严重伤害到台湾的形象和道德力量。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把刘少康办公室和这些活动扯到一起，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在蒋经国和王昇谈话时提到的“攻势行动”之中。刘少康办公室负责协调台北当局可能影响到对北京政治斗争的一切战略与作业决定。“国防部情报局”与黑道挂钩，也是这一类的重大决定。
刘少康办公室只有二十名幕僚，迁入台北市黎明文化公司大楼上班。王昇投下大部分时间在刘少康办公室，但仍续任“总政战部”主任，也是蒋经国在岛内全面安全事务的非正式顾问。刘少康办公室提出构想方案，得到蒋彦士和“行政院长”孙运璇背书之后，送请蒋经国做最后核定。
注释：
[1] 姜必宁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提到。原书注7。
[2]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266—269页。士林官邸原先伙食采买金额大，反映出蒋介石夫妇常常招待访客、亲友用餐费用。原书注11。
[3] 本节大量取材作者对许多人士的访谈记录，包括：宋楚瑜（台北，1995年9月13日），钱复（台北，1996年5月15日），安克志（马里兰州，1995年12月4日），王家骅（台北，1995年5月24日），还有班立德1998年未注明日期给予作者的短笺，费浩伟1999年1月所做的评注及口头意见。原书注19。
[4] 蒋彦士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2。
[5] 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给本书作者的短笺提到。原书注23。
[6] 杨西昆1996年5月2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8。
[7] 唐耐心《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至1992年》，第136—137页。“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华府代表处首任代表夏功权，就是1949年撤退到台湾一片乱局中，陪着蒋介石父子的飞行员、领航员。原书注30。
[8] 王昇1996年5月2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蒋经国对两岸关系新动态的看法，取材自作者在1995—1998年间，对于蒋经国在1979—1987年之间若干亲信部属的访谈记录；这些受访人士包括：王昇、李焕、钱复、蒋彦士、马英九、余纪忠、楚崧秋、马树礼、邵玉铭、宋楚瑜等人。原书注35。
[9] 尼洛《王昇：险夷原不滞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引述王昇对“三不”政策对台湾人民负面效应的看法。原书注36。
[10] 王昇1996年5月25日访谈记录。尼洛前揭书，第353—357页。马可思（Thomas A. Marks）《中国的反革命：王昇与国民党》（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Wang Sheng and the Kuomintang ），第260页。原书注37。
[11] 尼洛前揭书，第385—396页。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版，第121—122页。在历史上，夏朝帝王相被寒浞所杀，相之子少康及长灭掉寒浞，光复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这应是刘少康办公室寓意所在。原书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