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掌管党的日常事务。他给政府定下方针，要走理性、彻底的工业、科学、经济发展的路子，更平反、起用了“文革”期间被打下去的干部。邓小平下令开释大批国民党囚犯，其中有将近三百人是关押了二十五年的高级军官。北京宣布有十位前国民党将领将取道香港，前往台湾。
可是，蒋经国指示，只有1950年以后突击大陆被俘人员，可以被考虑回台湾定居。其余的人虽然多数历尽战乱、关押，且依然忠于蒋介石，却只能留在大陆或滞居香港，过着凄苦日子。其中有一个获释的国民党军官，就在香港旅馆里自杀身亡（译按：张铁石上校） 。蒋介石可能根本没听到这些坐了多年苦牢的国民党军队旧属的呼声。这一年，他的健康状况显著衰退。经国曾要他的弟弟纬国别进父亲房间，因为人太多，会使空气不新鲜。有一天，老先生的医生熊丸发现卧房的门半掩半开，经国站在床旁边，背对着父亲，面朝窗子在讲话。熊丸觉得这是很奇怪、不尊敬的行为，就示意护士进去瞧瞧蒋经国在说些什么。护士退出来报告说，他在背诵《孟子》。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熊丸当天夜里正在士林官邸院子里欣赏夜空繁星。他刚进到屋里，预备就寝，接到值班医师紧急呼叫。蒋介石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赶到楼下老先生卧室。他先注射一剂强心针，蒋介石恢复心跳。蒋夫人闻讯赶来，在老先生心跳再度停止时已陪侍在侧。医生打了第二剂强心针，预备第三剂时，她叹了口气说：“不用打了。”这时距午夜还差几分钟。这时候，由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注下。即使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此一现象恐怕不是巧合。
世界各地观察家在撰发老蒋先生逝世的新闻时，多数认为他宽容贪渎和无能，才把江山拱手让人。可是，岛内的官方追悼却是空前庄严肃穆。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个月。没有人敢打牌、打高尔夫。电视台一连四天只播放黑白的蒋介石生平事迹，以及与葬礼相关的新闻。蒋家两兄弟循古礼给父亲穿上寿衣。后来，纬国很不高兴，经国在守父灵日记中，居然只字不提他这个弟弟在守丧期间做什么——事实上，根本就没提到纬国的名字。
蒋老先生无论在世、辞世，他的心显然不在台湾。官方遵照他的遗言，没把遗体安置于日后在台北市兴建的中正纪念堂，供民众瞻仰，而是暂厝在距离台北五十公里桃园县山区慈湖一间朴素的房子，置放在黑色石棺里。他仍在等候“光复大陆”，回到大陆才安葬。
蒋介石撒手人寰不到十二小时，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蒋经国形式上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全体无异议通过，慰留他续任“行政院院长”，并推举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虽然蒋经国足不出户，守丧三十天，根本没有传闻有人挑战他的领导地位。
蒋介石过世之后二十五天，西贡易手。蒋经国守丧期间，接见安克志“大使”，对于美国吃败仗的影响有一番长谈。他告诉安克志，西贡易手固然会使共产阵营暂时志得意满，长期而言却会加剧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那时候，可没有太多观察家预卜到这一幕。1970年，蒋经国见到南越的发展，认识到争取民心支持的重要性，西贡政权全面溃败更使他点滴在心头。
蒋经国在他父亲逝世后，宣布大赦减刑，有三千六百名受刑人蒙福，其中约两百人是政治犯。这是到此时为止，对于反对势力展现出的最大善意，可能也只有在他那位比较宽恕的父亲过世之后，他才会采取的姿态。蒋经国接下来把核准新刊物登记、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移交到钱复担任局长的“行政院新闻局”。不过，国民党的文工会和“警备总部”仍然保有取缔、关闭刊物的权力。
8月，钱复核准康宁祥、黄信介等党外人士申请发行《台湾政论》。主要由台湾本省人主导的这份刊物，立刻提高政治批判的程度，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这可是大禁忌！《台湾政论》第五期刊登在澳洲任教的一位中国教授（译按：邱垂亮） 文章，主张台湾人民若不是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就只有起而奋斗，早早跟祖国统一这两条路可走，这一来逾越了言论尺度。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准许勒令停刊。5月，两位知名的党外人物因“意图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处徒刑。军事法庭了解得有上意支持，把党外“立法委员”黄顺兴的三十名亲友依叛乱罪处刑。
美国在中南半岛溃败，激起蒋经国把注意力摆到台北的秘密武器发展计划，尤其是导弹的发射系统这个项目。1975年初，中山科学院派出十五位工程专家到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惯性导航之高级训练，佯称是研制商用导航器材所需。蒋经国针对报章的报道，向“立法院”报告时透露，台湾研究核武器的时间可以推溯到1958年，政府在1974年就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可是，蒋经国宣称他本人曾建议着手制造，蒋介石却否决此案，坚持绝不用核武器“伤害自己的同胞”。
事实上，针对武器及发射系统的研究从来没停下来。台湾工程专家在麻省理工学院几乎要完成惯性导航课程时，有其他学生跳出来指控台北打算利用训练得到的知识建造武器发射系统。美国国务院借助中央情报局间谍提供的资讯，拿这些指控当借口，要求麻省理工学院取消课程。台湾工程专家只好打道回府——不过他们到剑桥来进修想得到的知识，大部分也已取到，并没有白跑一趟。1976年6月，国际原子能总署也在张宪义提供的情报引导之下，发现含有五百克铀的十桶废燃料失踪。8月29日《华盛顿邮报》在政府消息来源佐证下报道，台湾已经秘密提炼浓缩铀有一段时间，也在制造供核武器使用的钚。
华府要求蒋经国拆除提炼设施，把相关器械设备运回美国。蒋经国与安克志“大使”谈话后，接受美方的要求，并核示送交美国一份外交备忘录，保证台北“从来没有意图发展核武器或核爆设施，也没有进行任何与提炼过程有关之活动”。1977年1月23日，蒋经国也发表一份声明，支持卡特总统全面禁止核试爆的吁求。他指出，台北在1970年就签署禁止核扩散条约，早已承诺绝不发展核设施。私底下，蒋经国下令提炼计划暂停，但是研究工作照常进行。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这时候，中共党内激进派成功地说服毛泽东再度反对邓小平。由江青控制的报纸公开抨击邓小平和已经作古的周恩来。这一年的清明节是4月4日，民众拥到天安门广场摆置花圈，悼念周总理。次日，群众聚会转为暴力，到了夜里，抗议者放火烧了公安局。五营安全部队，一万名民兵奉调开进广场，殴打、逮捕示威群众。
江青说服毛泽东，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活动是邓小平躲在幕后教唆，整个革命都陷入危机中！中央政治局奉孱弱的毛主席之命，解除邓小平一切党、政职务。“文革”期间提升上来的前湖南省党委书记华国锋，成为毛、周职位的接班人。这回，邓小平南下广州幽居。
9月9日午夜刚过几分钟，江青冲进紫禁城二○二号楼毛主席那间有防地震强化设施的卧房。毛泽东的生命迹象已经非常弱。她对着围在病榻旁的医生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大声说：究竟怎么啦？毛泽东亲点的继承人华国锋客气地答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跟医生讲话呢。医生对着病人低声说：没事，没事，主席，我们可以想办法。可是这时候毛泽东却合上眼，心电图出现平直线。医生满脸惊慌，望向江青。她高声尖叫：你们这些人干的好事！你们统统要负责！其实她色厉内荏，心里头比任何人更害怕。
蒋经国获悉毛泽东死讯，对安克志“大使”说，邓小平极有可能会复出掌权。他从中共媒体上一再抨击邓小平，研判出中共党内某些抓着实权的人生怕他这位昔日同学东山再起的潜力。这时候邓小平还在软禁中，他的复出可不是一般人共同的预期。蒋经国心里明白，邓小平一旦复出，铲除激进派，美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机会势必大增。他没有把这个推论告诉安克志。四个星期之后，一群资深政治局成员，采取措施，逮捕了江青及她同伙的“四人帮”，推举华国锋为党主席，并召请邓小平回京。后毛泽东时代正式开始！
蒋经国不时就大陆局势及美国事务咨商的一个对象是“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魏镛。魏镛是外省人，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及国际关系，教书授课历十五年。蒋经国对世界局势能有平衡、理性的分析，魏镛这些学人、顾问不无贡献。
宋楚瑜也是蒋经国延揽在身边、不时咨商的一个归台学人。湖南出生的宋楚瑜，以二十一岁之龄离开台湾，到美国进修八年，得到柏克莱加州大学硕士、乔治城大学博士。钱复出掌“行政院”新闻局，举荐宋楚瑜接替他出任蒋经国机要秘书。1974年宋楚瑜开始追随蒋经国，直到他撒手人寰为止，发展出情同家人的关系。
1976年11月，国民党召开蒋介石过世之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十八位初次入选的“中央委员”里头，有十六个本省人，李登辉和台北市长林洋港都在其中。新一届“中常会”有二十二位“中常委”，其中五人为本省人，比1972年那一届的三人，多出两人。
毛泽东既逝、“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台湾的全球地位开始走下坡。自从1971年7月基辛格密访北京以来，已有五十个国家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1977年，台湾当局似乎已经日薄崦嵫，快被美国抛弃了。4月20日，美国国务院新任东亚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告诉蒋经国，卡特总统意图继续推动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但是“会影响到它的每件事”，都会跟台北咨商。8月间，霍尔布鲁克再次到台北，就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访问北京的会谈经过向蒋经国简报。霍尔布鲁克说，美国不会接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而“伤害到台湾人民的安全与福祉”，但是他证实台湾与美国讨论到这个条件，也就等于暗示双方的“共同防御条约”会宣告中止。万斯的确曾经告诉邓小平，美国预备中止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并与台湾方面断绝“外交关系”。 [1]
蒋经国对霍尔布鲁克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代表这个“国家概念”。他承认目前看来，这么说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它才是解决台湾与大陆问题的唯一方法。会谈结束前，他还向卡特总统问候，表示很高兴美国有一位“伟大的新总统”。
从会谈的气氛来看，经国很满意能够掌控住新挑战，化险为夷。不过，他还是必须尽其所能来减缓事态演变的步调。蒋介石过世五个月之后，蒋夫人带着十七名侍卫仆从及许多箱行李，飞往纽约治病。现在，她开始忙着打电话动员美国重要人物出面支持台湾。蒋经国也批准发动“一人一信运动”，号召台湾居民发出了二十五万封信给卡特总统，敦促美国不要抛弃老朋友。在不同单位赞助邀请下，数百位美国意见领袖来到台湾亲眼目睹它的繁荣和安定。《纽约时报》和其他美国报刊出现整页的广告，阐明台湾的地位。这些广泛的民间交流和种种公关活动产生若干效果。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多数民众赞成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不同意与台北“断交”。台湾的报界密切盯着报道美国越来越倾向北京的消息。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的香烟盒上都印了蒋氏父子喜爱的警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汪希苓在美国也加强活动，动员留学生和华侨团体去影响民意及国会的意见。对台友善人士把有关美国对两岸政策之内幕资讯，传递给台湾方面。 [2] 有一次钱复不小心说溜了嘴，对一位美国官员提到，他曾读过一份美国机密文件。 [3] 联邦调查局已经注意到汪希苓的活动。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事实上已经渗透到汪希苓的秘密间谍网——绝大部分是由华裔美国人组成——对于台湾的情报活动颇能掌握。 [4] 1977年6月，联邦官员做出机密决定，把台湾列入必须盯紧的“国家（地区）”之列！这些国家（地区）榜上有名是因为“其情报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敌意，或是颇有顾虑，因此必须对它们采取反情报活动”。这表示，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都开始密切监视台湾当局驻美官员的活动。
1977年秋天某日，汪希苓与大陆出生、在台受教育的新闻工作者刘宜良共进午餐。“总政战部”早先培养刘宜良当新闻记者和特务，他也从“国防部”情报局拿钱，报告他到大陆旅行的见闻。可是，刘宜良在大陆，又把台湾的状况报告给中共情报单位。当他回到美国，却又把他在台湾和大陆的接触情况，提供给联邦调查局。汪希苓告诉刘宜良，多年来他的文章让“国家”很难堪。他诉诸刘宜良的爱国情操，拜托刘宜良对蒋家的批评不要那么尖锐。刘宜良答应以后写文章可以不那么犀利。不久，他就后悔答应汪希苓这档事，笔锋一转继续痛批蒋经国，指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汪希苓原本已经向上级报告他请刘宜良吃饭，刘已经答应以后不痛批蒋经国，这下子大为震怒。 [5]
卡特政府提倡人权，对台湾也产生影响。预料卡特上台后会强调这个议题，蒋经国在1976年12月25日发起台湾以次年为“人权年”。他宣称台湾的人权有保障，只是鉴于共产党威胁，为了确保秩序，必须限制某些自由。蒋经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与外宾私下谈话，就经常这么说。但是他一公开宣布，就使得政府在理论与道义上都落入守势，每当它对个人自由的原则有所扞格，就得找到借口把它的行动合理化。
蒋经国强调，台湾的人权记录，其实没有外界别有用心之人渲染得那么差。监狱受刑人犯中只有二百五十四人被控叛乱罪，而其中只有一人被处死刑。他邀请世界各国可以派观察员亲自到台湾瞧瞧。海外的台湾籍反对运动人士则说，全岛有八千名政治犯。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就人权问题召开听证会，事后的资料明显显示，蒋经国的数字十分接近事实。某些观察家指出，在台湾处理叛乱罪时，搜证极小心，抓人也很审慎，判刑也不算太重。美国国务院第一份人权报告的结论是：“一般人自己过生活，并不挂虑政府是否高压。”
11月台湾地区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它对台湾这种控制下有限的民主，提供很好的见证。李焕此时是“救国团”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工作会主任，负责甄选候选人及国民党全党辅选工作。国民党期待李焕再缔造大胜佳绩。中央常务委员会不理睬李焕的意见，决定地方级选举和“中央级”选举合并办理，同一天进行投开票作业。李焕的意见是选举分开来办，国民党比较易于集中资源。同时“中常会”也不接受李焕的建议，决定国民党籍县市长若有资格连任，一律提名，不问他们在职期间的政绩表现及民意支持度如何。
投票日之前，李焕向蒋经国报告，基于党上述的决定，国民党有可能丢掉几个重要席位。蒋经国表示，党应该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但不该允许有作弊行为。他说：“我们只要掌握百分之五十一就可以。” [6] 投票当天，作弊之传闻绘声绘影，到处都有。大约下午2点，中坜某投票所的选务人员被人看到协助不识字的一对夫妇投票。党外候选人许信良（译按：脱党竞选桃园县长） 的监票员高声抗议。群众围拢上来，威胁这位选务人员。警察把他带到投票所对面的中坜警察分局保护。群众围在分局前，人数越聚越多。许信良的助选员呼吁群众冷静，答应到法院去申告选举舞弊。有人高喊：“法律有什么用……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啦！”大约下午4点钟，群众砸毁中坜分局玻璃窗，放火烧毁好几辆警车。
警方把面临的困境向台北警政署报告，警政署立即请示“行政院长”蒋经国如何处理。经国匆匆召集一批官员到院长室来开会。有人建议派军队恢复秩序；镇压警察已在现场，“警备总部”有个部门也在附近。蒋经国宣示：“我们不用军队。”中坜分局长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众开枪；他在暴徒打到二楼时，才命令部属发射催泪瓦斯。但是，催泪瓦斯起不了太大作用，警察由楼上一个紧急出口爬出去。后来火势延烧到警察宿舍及附近民房，群众才散去，有人急急回家抢救自己的房子、财产。
这次五项公职人员竞选，总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八个席次，国民党“只”赢了百分之七十六，但是丢掉好几个县市长宝座。国民党大佬告诉蒋经国，李焕应该为败选负责。蒋经国召见李焕，对他说：“许多人批评你，我晓得败是败在党的决策，但是你最好还是辞职。”蒋经国派另一位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里的老干部潘振球，代理台湾省党部“工委”。
除了指导台湾岛内、岛外事务之外，蒋经国也越来越插手经济政策。他成立一个比较倾向干预主义的“经济设计委员会”，由俞国华担任主任委员。“经设会”仿效日本通商产业省，重新集中经济决策权，负责总体规划、订定项目优先顺序、协调，并且做部门评估。“经设会”的中心目标是：培养台湾有能力“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价值，并且垂直整合其电子工业”。
台湾地区的人口现在有半数住在都市，许多农村人口其实受雇于地方工业，或暂时在城市里工作。蒋经国下乡巡察时看到过去的农民社会一片兴旺富裕，但是他并不是样样满意。到处见到“豪华公寓”、“豪华汽车”、“豪华假期”的广告，让他很不痛快。他讨厌“豪华”这个字眼。台湾每人平均所得为九百美元。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财富分配越来越均衡，比世界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均富。到了1976年，平均所得居底下百分之四十的人，其所得总额占有率由百分之十一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二；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二十人口，其所得总额占率由百分之六十一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九。
注释：
[1] 费浩伟（1978年9月奉派为国务院负责台湾方面的“事务科科长”）1999年1月给本书作者的短简提到。原书注23。
[2] 卡普兰引述两位未具名的人士涉及此事。他说，中央情报局1977年发现台北的情报局利用外交邮袋由泰国走私海洛因进入美国，显然是要供做活动经费。见卡普兰《龙之火》，第243—244页。但是台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很有钱，如果握有卡普兰所声称的证据，卡特政府至少也会要台北召回汪希苓，不过汪希苓好端端地还在华府任职，并没有被召回。原书注27。
[3] 班立德1998年7月给本书作者的短简里提到。原书注28。
[4] 班立德1998年6月24日与本书作者电话交谈时提到。原书注29。
[5] 见卡普兰《龙之火》第175—176页，及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给本书作者的信。原书注31。
[6] 班立德1996年12月14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