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北京邀请美国一支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次月，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发放观光签证给来自中国的个人及团体，并取消不准中国商品进口的禁令。林彪一伙人为了对抗毛、周路线，支持河内针对南越大规模攻进老挝，发动类似春节大攻势的进攻；周恩来则主张渐进、审慎的反应。林彪又采取另一个更危险的做法，企图推动中苏局部缓解，或者至少是对中国的两大敌人采取平衡对待。莫斯科似乎有所回应，对中国共产党做出种种退让，并提议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基辛格即将前往北京密访前夕，《人民日报》警告说，党内出现“敌人间谍”、“潜伏叛国贼”、“与外国有不当关系”；事后来看，显然是影射林彪。
7月9日，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抵达北京。周恩来订下与美国和解的所有条件，全都涉及台湾。他要求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定下期限从台湾撤军，废除1954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接受第一个条件，表示一旦越战结束，可以开始减少驻台美军部队；对于第三项要求则态度含糊。他提出，美国愿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表示美国也要支持台北保持在联合国大会的席次。他说，以一个中国为基础的全面关系正常化，将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个任期内完成。
基辛格完成任务，秘密离开北京。距尼克松总统在电视公布他和密使的外交杰作之前半小时，驻台北美国“大使”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急电台湾当局“外交部”，“照会”这一发展。马康卫和国务卿罗杰斯也是在不到一小时前才接到消息。台湾当局“外交官”嗅到一点味道，但是依然很困扰，美国总统竟然把事情保密到家，只肯给台北不到一小时的预警。钱复立刻替蒋介石、严家淦和蒋经国起草一份备忘录。“外交部长”周书楷以电话向其他高级官员报告这则消息。经国立刻电召钱复到他办公室做报告。
钱复急忙赶往“总统府”。蒋经国请钱复分析基辛格这个人和他的战略思想。讨论之后，他下令以“行政院长”严家淦名义，发表一项温和的声明，表示消息来得“非常突然”，照例批评共产党，然后声称台湾不会向“任何暴力或强权”低头。翌日，国民党报纸及独立的报纸都宣称再也不能信赖美国，“国民大会”指责尼克松“背叛友邦”。但是整体反应可谓非常镇静。
基辛格离开北京时，他和周恩来都表现出胜利的心情。中国内部对基辛格到访的反应，虽然保密了好几个月，却是至为极端。根据中国政府日后的指控，林彪阴谋杀害毛主席，夺取大权，但是忠诚官员发现阴谋，林彪带着妻子、儿子及几位共谋者搭乘军机逃亡。这架军机飞进蒙古领空，朝苏联方向奔去，然后突然改变航线，坠毁在戈壁沙漠，机上人员全部丧生。林彪显然认为毛泽东拥抱美国等于宣告自己的政治死亡，可是这也使得他有了政治、道德的正当借口可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泽东。
“基辛格惊奇”在国际间引起极大影响。原本长期支持国民党当局的国家，以及倾向以“两个中国”解决联合国代表权的国家，纷纷弃台北，就北京。尼克松8月间批准罗杰斯国务卿在联合国内推动中国双重代表权的解决方案。蒋介石低声抱怨他“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可是台北终究还是同意顺应时势，实质上接受丢掉安全理事会席次、保住联合国会员身份的方案。由于蒋介石健康迅速退化，这个戏剧性的决定基本上由经国裁决。 [1]
可是，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的结果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排除蒋介石的代表”。尼克松和基辛格努力展现出他们力图替台北拉票的形象，希望借此缓和共和党亲蒋右翼人士的惊惶，也使台湾反应不致太激烈。包括罗杰斯国务卿在内的国务院官员，认为他们已不遗余力全面力保台湾在联合国大会的席次。可是，当全世界晓得大会表决当天，基辛格要回到北京安排尼克松明年亲访中国行程，美国再怎么尽力游说各国支持台湾，也都前功尽弃！
台湾被排出联合国对国民党自尊可谓一羞辱性的打击，可是民众及官方的反应仍然相当镇静。事实上，这个挫败反倒对台湾产生稳定效果，强烈凸显出外省人、本省人现在风雨同舟，同一命运。华府代表台湾出面在纽约强烈拉票的表现也产生效果。台湾不太害怕美国有心撤除安全保护伞。甚且，毛泽东转向美国，实际上也终止了中共对台军事施压的可能性。
这一年稍早，“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第四组核准台大教授杨国枢担任总编辑的新刊物《大学杂志》发行出版。支持《大学杂志》的是一批本省籍及外省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老师、教授、作家，也有少数“新兴青年企业家”。《大学杂志》立刻表现出政治色彩高过学术色彩，刊登主张“振兴国力结构”，明白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的文章。
《大学杂志》也尖锐批评政府，在美国把冲绳移交日本时，竟然未能阻止美方不要把钓鱼岛列岛交出去。位于台湾东北方这几个无人居住的岩礁，由于新闻报道说附近蕴藏石油，突然间变得十分重要。主流媒体和“立法院”、“监察院”若干民意代表也加入批评阵营。一下子全台各大专院校纷纷冒出保钓委员会，带动出校园知识分子狂飙、史无前例的时代。
安全单位和“警备总部”奉蒋经国之令，对保钓运动密切监视，但是没有采取直接行动打消它。保钓议题在国民党籍爱国青年尤其是在“救国团”里活跃的外省青年当中颇有吸引力，他们渴望能有某种崇高目标可以结合本省青年一起奋斗。当时还在台大念书的马英九回想，当年他们一批参加保钓运动的朋友还受到严密监视。马英九曾与一伙本省、外省学生，一起到机场对日本“大使”投掷鸡蛋。
为了警告青年知识分子，不要有太高的政治期望，蒋经国3月间下令逮捕一位著名的外省籍异议分子李敖，以及彭明敏教授昔日的狱中友人、学生谢聪敏、魏廷朝。抓这些“寻常的嫌犯”表示实际的颠覆危机不大。谢聪敏日后告诉本书作者，他被三大情治机关审问、拷打，最后顶不住屈服，诬攀李敖从事“反政府”阴谋活动。
异议人士并没有因此就退缩。10月15日，与《大学杂志》有关联的大学师生发表“国是宣言”，主张厉行法治，要有多元、开放的社会。联署人谴责“特权集团”“傲慢、老迈……脱离群众”。台湾大学出现前所未有的讨论言论自由的集会。经国这时没有弹压取缔，反而邀请《大学杂志》主要成员参加座谈会。他在会中听取这群知识分子的意见，宣称，“青年应该多讲话，多关心国事”。他还宽赦了一小批政治犯。
8月29日，台南巨人少年棒球队在美国赢得世界少棒联盟赛冠军。这是台湾三年内第二次夺魁。估计全台湾有一千万人通过电视观赛——换言之，全省三分之二男女老少牺牲睡眠，观赏电视实况转播。巨人队胜利凯旋，万人空巷，半数台北市市民，不分本省、外省人，都欢迎他们。这个事件反映出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起了重大变化，譬如家家户户普遍拥有电视机，对于西方运动项目的狂热，以及对台湾的表现成绩与有荣焉。
若干具有重要性的社会、经济变革继续演进。现在全岛有六千多个民间组织，连同分支部就有二万二千个单位，从扶轮社、佛教组织到收集中国鼻烟壶的团体，无所不有。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进入中学读书，大学学生人数亦增加五倍，新世代大体而言比较不会自动尊重权威。固然大学校园里有些学生热切讨论政治，街头上也出现长发青年、短裙女郎嬉闹玩耍。警方竟然出动警员，把长发青年请进派出所强制代为剪头发，不过反抗、叛逆风气一点也起不来。
尼克松由华府出发进行1972年划时代的北京行之前，经国向驻台北美国“大使”担保，台湾当局在台湾地区不会有“不寻常的活动”去触发事端。几天之后，蒋经国从电视转播上看到尼克松抵达北京、周恩来迎接他等镜头。尼、毛初会的镜头没在电视上出现，因此电视观众漏听到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可不赞成我们见面啊。”2月27日晚间，经国阅读通讯社报道“上海公报”。有关台湾的关键段落是：
美国认知到台湾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都声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一立场没有异议，它重申它的利益在于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行以和平方法解决。有鉴于此，它重申其最终目标是把全部美军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同时，它将在区域紧张局势缓和的情况下，逐步减少其驻台部队及军事设施。 [2]
虽然美方的声明没有明白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宣示的意义是相等的。尼克松由上海飞回美国，主管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Marshall Green）和基辛格的助理何志立，衔命到台北向台湾领导人简报访问经过。经国虽然与美方代表有亲切、冗长的谈话，蒋介石却“没时间见他们”。蒋经国出奇地镇静。他没有责备美方，但是强调只要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军事援助持续，他就“不太困扰”。 [3] 根据经国日后的说法，美方向他担保，美国打算寻求与北京关系正常化，这并不代表要建立外交关系。可是，美方代表坚称，他们只是告诉蒋经国，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将会持续下去。 [4]
“上海公报”发布之后，各方开始猜测，台湾现在是否会打苏联牌，“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赫斯特报系记者问到这个可能性时，表示台湾当局不排除“与魔鬼握手”。周书楷表示，台北和莫斯科之间可以进行类似华沙会谈的接触。于是乎，谣言四起，有一个说法是，蒋经国有意把澎湖出租给莫斯科作为海军基地。 [5] 《中国时报》发行人余纪忠报道各方对于与苏联结盟的正反意见——反对声浪远远胜过赞成声音。经国指示发表声明，不会打苏联牌，三个月之后，周书楷下台。 [6] 蒋经国也派三十八岁的钱复出任“新闻局局长”，换下他的老友魏景蒙。钱复一上台，就停止魏景蒙钟爱的一些秘密外交活动，包括与路易的接触在内。
蒋经国经过三十七年的历练之后，决定正式出面管事。他的父亲当然同意，严家淦交卸“行政院长”的兼职，专任“副总统”。1972年5月26日，“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总额三百九十四席）通过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他第一道公开声明就重申“光复大陆国土”的决心，可是也强调在台湾推动行政革新，扫除贪污。他要求民众原谅他“少说话”，以便“多做事”。他继续倚重以“财政部长”李国鼎、“经济部长”孙运璇为首的财经团队，但是也起用若干本省人出任要职，譬如，徐庆钟为“副院长”，张丰绪为“内政部长”，党外人士台北市长高玉树为“交通部长”。人事命令发表前，蒋经国召见高玉树，邀请他入阁。高玉树犹豫，经国表示他预备推动十大建设计划，其中六项是交通建设，“我需要借重你”。高玉树不怎么相信经国这一席话，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调职入阁。
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上接收台湾已历二十七年，经国派出第一位台籍“省主席”。谢东闵是所谓的“半山”，也就是日据时代离开台湾到大陆加入国民党，在党、政界工作，等到1945年光复才回来的台湾本省人。从“半山”这个称呼就晓得他们的心思只有一半是台湾本省人。
蒋经国升任“院长”，可谓恰逢其时。7月间，老先生心脏病发。新闻界得到的消息是病情不严重，只是轻微肺炎。实际上，老先生不再视事已久。他不再接见来访贵宾，大部分时间住在士林官邸，都是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蒋经国每天到官邸晨昏定省，只向他报告好消息，也不再拘泥形式，向他请示重大决定了。 [7] 蒋夫人长久以来已接受经国将会继承父亲权位的事实，现在把自己的公开活动局限在类似“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译按：简称妇联会） 的组织上。 [8]
蒋经国主持“行政院”院会，要言不烦，通常四十分钟就可以散会。“他讨厌形式，也不喜欢啰啰唆唆。”他以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通常要让拖得太久的报告中止，他就抚下额。 [9] 他处理国民党中常会的方式也一样。由二十一位中常委组成的中常会，其中有五位大保守派，针对台湾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的情势，这些保守派只会更紧抱着党的正统。可是，经国从来不跟他们争辩。 [10]
他在主持第一次“院会”时就强调重视协调、廉洁和形象，发表公务员“十诫”，各级官员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馆、歌厅，也不得有铺张浪费的婚丧典礼或其他几项不当娱乐。警察开始到上述场所检查，查对客人身份证；几个公务员因为办了奢华铺张的婚礼，遭到免职处分。蒋经国尤其严惩受贿、渎职的公务员。调查局逮捕了五十多名涉及走私的公务员，其中好几位在“警备总部”任职。检察官还侦办“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收受营造厂大额贿款的弊案。王正谊是蒋经国的表弟，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蒋经国亲自批准逮捕王正谊及判处无期徒刑，有位税捐处副处长更被处以死刑。
经国昭示内阁阁员，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简化官僚作风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治下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 [11] 《大学杂志》在1973年6月号宣布，蒋经国执政第一年“是政府迁台以来最有成就的一年”。
蒋经国继续以刚柔并济的方法对付党外在野势力。1972年12月选举将届，一百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某饭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自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政界新秀康宁祥和“小钢炮”郭雨新、黄信介是会议的主导人物。康宁祥曾经干过加油站加油工，现在是台北市议员，将是未来台湾民主政治转型期的重要角色。在选举将届之际，康宁祥带头主张候选人有权在每个投（开）票所派监票员，以及自办政见发表会。他两度被警告，违反了“动员戡乱”的基本政策，竞选期间，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集会之言行，并建议他应该办几个人，包括把康宁祥抓起来。王昇还说，康宁祥是“匪谍”。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 [12]
开票结果，蒋经国非常满意。选民投票率逾七成，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囊括全部的县、市长。由于有些席次礼让无党籍人士、国民党未提名候选人，因此党外当选比例高出百分之三。
虽然康宁祥日后被认为是相当保守的反对党人士，早年他可是“体制内”政客中比较激进的一员。他在“立法院”的质询，包括针对“政府首长”的发问很尖锐，但并不争论不休。蒋经国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后来，他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起“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议题。 [13]
除了一些大保守派仍然喃喃抱怨之外，国民党内多数高级官员接受经国的决定，允许“立法院”内出现嘈杂的反对党声音。本省籍党外人士只是一小撮人，似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构成威胁。包括军方及情治单位在内的若干强硬派，认为反对派发泄发泄并无大碍，还可向美国人表示台湾的自由开放有了进步。的确有些美国学者就撰文表示台湾民主政治前景“颇为鼓舞”。
但是知识分子遭受到来自不同源头的压力。几位被扣的学者获释之后，台湾大学校长（译按：阎振兴） 把哲学系十四位最活跃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统统解聘，钳制了1971年以来台大校园常有的论政集会。 [14] 1973年12月，《大学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准许成立反对党之后，总编辑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职位。《大学杂志》内部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歧异浮上台面。在蒋经国主动延揽下，与《大学杂志》有关联的几位年轻学者——大部分是外省人，受邀进入政府及党部工作，保证他们可在体制内促进改革。许多人接受延揽。 [15] 在官方许可的政治体制之外的异议运动，陷入低潮。校园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外省籍教授，继续扮演忠诚的反对党角色，主张稳健扩大民主、结束戒严。 [16]
尼克松震撼使得“台独”声浪降下去，也使台湾反对运动暂时失去动力。它也使得外省人永久掌控政权的前景动摇。1973年8月，蒋经国告诉马康卫，要加强团结，台湾必须要有“更开放的社会”，而面对北京来势汹汹的统一运动，台湾非加强团结不可。他认为，台湾这样一改，与大陆高下立判，必然得到人民支持。
劳务密集的产品，如玩具、衣饰、鞋类等的出口，是台湾1961年以后经济大幅增长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在蒋经国和他的技术官僚领导下，工业逐步转向生产制造高科技产品。“经济部”在1970年合并好几个应用工业研究机构，成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促进此一目标。到美国留学，得有科学、工程方面高等学位的人才，首次大批回流，回到岛内服务。
但是，公营事业继续占有台湾经济极大比重。蒋经国的第一道经济对策涉及政府大量投资，他下令推出十大建设计划，包括兴建东岸铁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园机场、几个新港口，以及铁路电气化工程；另外还有开辟资本密集工业以生产石化、钢铁、铅、铜等产品。这些公营、民营合作计划在这位前马克思主义派的工程师心目中，相当重要。
十大建设初步估计成本高达五十亿美元。实际支出则超过此一估算的两倍以上。有些观察家说，适逢全球经济大危机，台湾没有力量完成这些宏伟计划。蒋经国的答复是：“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军方将领担心“国防预算”会有下降的压力。可是，岛内储蓄提供了六成需要的经费，台湾债信良好，又向国际借贷筹足其他经费。“国防支出”不减反增。 [17] 第一代的技术官僚李国鼎等人受到“蒋院长”热诚的号召，支持绝大部分的十大建设项目。有一天同车前往开会，讨论南北高速公路建设计划，“财政部次长”王绍堉问李国鼎，财源哪里来？李国鼎答说：“放心，我们先开始做，再想办法筹钱。”
蒋经国是在世界能源危机、全球经济走疲的大环境下，推出此一雄伟的建设开发计划。台湾的出口占岛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五十三，可以说是在国际经济危殆下，特别脆弱。1974年，台湾遇上巨额贸易逆差赤字，台湾全民生产毛额年增率只有百分之一点一。“行政院”只好加税，并大幅提高利率、电费以及煤气、石油等的售价。蒋经国并不满意静待自由市场对这些措施发生反应，他下令政府以低价供应黄豆、小麦，并对若干商品定下价格上限。
尽管物价腾升，全球经济不景气，蒋经国下令十大建设照原定时程推动。政府扩大公共支出，刺激了经济，在台湾没有经济衰退而走出石油危机的能力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事实上，1974年台湾人均所得还增加到四百六十五美元。十大建设创造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建设，可支持下一波的高科技产业。 [18] 蒋经国又推动农业改革，取消强制性的稻米肥料交易制度、降低农村税率、订定保证收购之粮价，修订农地买卖条例以鼓励大型化机械耕作。 [19] 他还寻求分散台湾的出口市场，以免过度依赖美国及日本，同时加速核能发电。
毛泽东已经卧病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讲话都很困难，“身体稍微动一动，就呼吸困难”。他变得越来越怪癖，不易捉摸，可是头脑神志仍很清楚。他的老敌人蒋介石比他大六岁。毛泽东不像蒋先生，此时他还当家做主。医疗检查发现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却不准医生动手术，生怕周恩来有个三长两短，集结在江青身边的激进派就没人可以制服。突然间，他又在内部权力斗争中亮出一招，在周恩来的举荐下，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邓小平又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他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和平方式……［统一］”。滞留大陆、依附中共的老国民党人通过公开及私下管道，向蒋家父子招手。但是，经国不予理会。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我们没有那么愚蠢。”
蒋经国认为，在台湾只要出现疑虑，认为他与大陆秘密接触、寻求和解，甚至在当时考虑放宽人员接触，不仅在台湾人当中，甚至在外国投资人当中，都有可能产生强烈甚至动乱的反应。他针对台湾在国际间的孤立地位，有三项基本对策，其中的两项——经济快速成长，以渐进、稳健方式推动全民共识政府——将因为这些猜疑，受到伤害。
蒋经国拒绝和北京秘密谈判，很自然就推演到，不管中美关系如何改善，台北都得尽最大努力与美国强化双边关系。基辛格在对华交涉上的挥洒空间，比起“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1974年辞职之前，可以说小了许多。福特总统新政府“照会”蒋经国，虽然美方仍将继续与北京推动关系正常化，但是“现有的关系形式符合我方需要”。即使是这么说，华府的下一步——把外交承认由台北转向北京，已经很明显，只是时间早晚罢了。因此，蒋经国决定尽一切努力，争取美国国内对台湾的同情，并针对中共在美国华侨社会及留美学生中影响力日增的现象，采取反制行动。做法之一就是一切公开、开放。“外交部”和“新闻局”增加许多经费做公关、推广工作。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各界人士受邀到台湾参观，台北也撒下大笔经费在“自由中国协会”（Free Chinese Association）等社团、中文报刊，以及美国的游说及公关公司上面。经国也扩大采购美国军事设备，这强化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国防工业业者对台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台湾与美国民间贸易往来有爆炸性的成长。
1971年至1978年之间，台湾与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十三亿美元，激增至七十四亿美元，台湾享有大幅顺差。 [20] 蒋经国派出好几个“赴美采购团”到全美各州采购物资。美国政府在强化双边经贸关系上亦予以配合，鼓励民间投资并提供担保。十大建设有数十亿美元是来自美国方面。不过，美国企业界同时也看到中国大陆商机无穷，不想破坏商机。
蒋经国争取美国民心支持，还有另一面。据报道，台湾情报机关甚至建议在美国制造暴乱，如邮寄炸弹给亲北京的美国学者等。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显示，经国曾经认真考虑类似计划，甚至早先传说台湾计划谋杀周恩来，恐怕也是不可靠的传闻。 [21] 不过，他的确批准在华府的“大使馆”增派三十名情报官员（译按：此系夸大说法） ，也在美国各城市增设好几个“总领事馆” [22] 。1975年，“国家安全局”计划向美国某“黑社会”组织购买二十枚先进鱼雷，经国批准；不料，供货人是联邦调查局地下人员。就在联邦调查局即将收网、就本案抓人时，白宫下令通过私下管道向蒋经国提出严正交涉。驻台北“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向蒋经国提出措辞强硬的抗议，经国把涉及本案的驻美官员召回台湾。 [23]
蒋经国为了这件购买鱼雷案，非常难堪。但是就跟他从前经历的情报工作失利（包括台北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手的许多计划在内）一样，这件事并没让台湾当局付出太大代价。新派到华府的“大使馆”的情报头子汪希苓，比起前任负责人还更像“牛仔”。汪希苓曾跟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了五年的海军侍从副官，也认识蒋经国。上级给他的命令显然并没有要求他减少在美国的秘密活动，只指示他要更加谨慎。他一到职，就积极吸收华裔美国人提供来自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政府机关的机密文件与资料。他也设法吸收赴中国大陆的华裔美国人，在大陆收集情报。他还增加预算，资助反中共的示威活动，并在美国校园渗透中国大陆、台湾学生团体。据说汪希苓还是“中央情报局长期、重要资产”，换句话说，就是未经上级批准，把自己政府的事报告给中央情报局——也或许是他得到上级许可，只是中情局认为他没有！ [24] 他极有可能是后面的状况，因此台湾当局才会选派他到华府担任情报头子。
蒋经国也命令加快发展核武器的秘密计划。到了1973年，利用购自南非的铀和购自加拿大的一座四千万瓦反应炉，台湾的科学家已经取得进展。华府成功阻挡了台湾向法国及英国公司购买提炼设施及服务的交涉，不过台湾已早先一步得到若干重要零组件。1974年9月，中央情报局宣称台湾“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有能力制造核武器。蒋经国这项秘密计划成了中情局驻台人员挖空心思要收集资讯的对象。 [25] 中情局潜伏在中山科学院核能所里的特务张宪义（此时已晋升为上校），定期与中情局人员在台北密会，传递消息。
1975年，蒋孝文全家搬到阳明山住。在副官及护士随侍下，他可以走动，也能讲话，不过据一位朋友说，他经常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由于和父亲不能沟通，友梅和祖父变得格外亲近，即使只有十岁，她可以坐在祖父书房里，和他一聊好几小时。
小儿子孝勇还住在七海新村。由陆军官校退训后，他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此时仍无意从政。由于父亲不准子女在民间机关任职，孝勇进入党营事业中兴电工公司，并于1973年与方智怡结婚。小两口在七海新村住了几年，直到有了小孩才搬出来。1974年，蒋夫人到美国，诊断出得了乳癌。她没有告诉年迈卧病的丈夫，先做放射线治疗，后来同意接受乳房切割手术。
次子孝武和媳妇汪长诗先后在1971年生下女儿友兰、1972年生下儿子友松。蒋夫人给友兰取英文名字亚莉桑德拉（Alexandra），给友松也取了英文名字江纳生（Jonathan）。孝武在外头有女人，夫妻俩不断吵架，有时在家里也大吵，让经国非常苦恼，父子关系变得很紧张。有时候，蒋经国接到儿子在外头胡作妄为的报告，气得全身发抖，痛斥孝武。有时候，蒋经国还把他关在七海新村，指示侍卫不准他出去。后来，汪长诗和孝武离异，回到欧洲，但是依照中国人习惯，把子女留在台湾。
孝武由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拿到硕士学位，到辅导会担任参事。1976年，他似乎稍微节制住酗酒习惯，进入由国民党及当局掌握的广播界工作，很快就升任党营的“中央广播电台”主任。（译按：另外还在辅导会设立的华欣文化事业中心挂主任衔。） 由于憧憬着父亲与“国家敌人”从事秘密斗争的事迹，他与情治机关高级官员发展出交情。
20世纪70年代中期，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兄弟已经三十岁出头，在各自事业领域小有成绩。经国告诉王昇，等他和方良百年之后，他要他们“认祖归宗”。孝严被派在华府“大使馆”工作，并在乔治城大学修课，得到国际关系硕士。在华府任职期间，他和黄美伦又生了一个女儿，经国取名蕙筠。1977年，孝严调回台北，先在“外交部北美司”担任科长，后升为副司长。孝慈在美国苦读六年，课余兼在餐厅当跑堂、干安全警卫，终于先后得到南卫理公会大学政治学硕士、杜兰大学法学博士。孝慈回到台北后，在母校东吴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孝慈娶赵申德为妻，育有一女一子。
注释：
[1] 见费浩伟1999年1月给本书作者信函。原书注5。
[2] 巴德（William Bader）和伯格纳（Jeffrey T. Bergner）《与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第159页。原书注16。
[3] 何志立1997年10月10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时透露。原书注17。
[4] 莫瑟（Leo Moser）1997年12月11日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时透露。（莫瑟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台湾方面的事务科科长。）原书注19。
[5] 见1973年6月11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原书注20。
[6] 余纪忠1996年5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透露。原书注21。
[7] 本书作者1995、1996年访问了好几位蒋经国部属，承他们见告。另参考蒋孝勇1996年5月19日及熊丸1996年5月30日在台北分别接受本书作者访谈的记录。原书注24。
[8] 夏功权1996年5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25。
[9] 钱复1995年8月29日、1996年5月16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记录。原书注26。
[10] 张祖诒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27。
[11] 同上注。原书注32。
[12] 见钱复、张祖诒之访谈记录及费浩伟之信函。原书注35。
[13] 康宁祥1995年9月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说到，又张祖诒的访谈也提到。原书注38。
[14] 陈鼓应《1970年以来台湾知识分子的改革运动》，见《亚洲关切学人通讯》（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82年7月至9月号，第35页。原书注40。
[15] 见陈鼓应前揭文章，第36页。这些接受延揽的人士包括关中、魏镛、李钟桂、丘宏达等人。原书注41。
[16] 见陈鼓应前揭文，第36页。这些自由派学者主要有杨国枢、胡佛、李亦园、李鸿禧和黄越钦（译按：后二人为本省籍） 。原书注43。
[17] 李国鼎《台湾的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ROC ），伦敦1988年出版，第268页。原书注45。
[18] 高棣民（Thomas B. Gold）《台湾奇迹中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纽约1986年出版，第98页。原书注48。
[19] 高棣民前揭书，第106页。原书注49。
[20] 见高立夫《蒋经国对中国大陆及外在世界的政策》（Chiang Ching-kuo’s Policies toward Mainland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收于冷绍烇编Chiang Ching-Kuo’s Leader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1993年美利坚大学出版，第139页。原书注54。
[21] 见卡普兰《龙之火》（Fires of the Dragon ）第147、177页。卡普兰引用的“美国参议院报告”，其实是“由委员会参事葛连诺（Michael Glennon）为小组委员会起草的个人报告”，颇有争议，委员会若干委员指责它“具有党派偏私意见、不专业”（见1981年9月4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这类谋杀行刺方案并没有不合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个性，也没有不合20世纪60年代美方情报机关的个性。可是，我们找不到证据指说它曾被认真考量。原书注56。
[22] “台湾间谍在美国及陈文成教授之死”，这是1981年7月30日及10月6日美国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以及人权与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的听证记录，见第11—16、37页。原书注57。
[23] 卡普兰前揭书，第184—191页。原书注58。
[24] 卡普兰前揭书，第242页。原书注60。
[25] 魏斯曼（Steve Weissman）和克罗思尼（Herbert Krosney）《伊斯兰炸弹：对以色列和中东的核威胁》（The Islamic Bomb: The Nuclear Threat to l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 ），第152—153页。原书注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