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6年，情势已经很明显，美国不惜投入金钱、性命来制止它认定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南半岛的扩张。美国的干预反过来让毛泽东相信，他在1950年的世界观一点也不错：“美帝”气焰必须被遏制，革命动力只要有机可乘就得推进。在阿尔及利亚、刚果、拉丁美洲和印尼的事件发展，似乎证实了世界政治的极化现象。它们也使毛泽东急切地决定要把中共和中国社会进行革命大改造。这一来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浪潮，毛泽东要在中国社会里清除僵化、因循、追求私利的恶习，他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苏联沦亡就是出于这些恶习。因此整肃了邓小平，因为他就是共产党人的具体缩影——这个特质却是邓小平多年来被毛主席倚为股肱的主因。邓小平及其太太和五个子女，被打入牢里。
大陆因而动乱不安，内斗频仍，仿佛《荒漠甘泉》读者的祈祷得到上帝回应了。为了利用红卫兵捣毁中国传统文化做文章，蒋介石发起一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经国公开宣称，只要大陆“义军揭竿而起”，国民党军队六小时之内立可出动驰援。他命令特战中心更加紧研究跨海“反攻”的可能方案。
尽管台北当局摆出姿态，蒋经国手下的大陆事务观察家并不认为共产主义已濒临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人民解放军依然巩固团结。王昇表面上只是“总政战部”副主任，但实际上则主导这个单位，他每周两次与“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丁大卫（David Dean）会晤，交换对大陆局势发展的看法。很让美方意外，王昇的分析相当客观。 [1]
美方和台湾当局经常在谈的中共威胁世界和平，现在让苏联等许多国家越看越当真。毛泽东宣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一样邪恶。他和林彪号召全球掀起“人民战争”，支持印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的游击队。江青阵营里的激进派，接管了对外政策。红卫兵放火烧毁北京的英国大使馆，也骚扰苏联外交官及其眷属。对毛泽东的崇拜运动——“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红太阳”——达到堪与斯大林等量齐观的地步。
极端主义在中国抬头，加上台北对美国在中南半岛行动的重要性，暂时强化了蒋经国对于美国与台湾伙伴关系紧密发展的希望。到了1967年，驻台美军及中情局人员加上眷属，人数已达两万人。好几架配备战术原子弹的美国幽灵喷射机，依然驻在台中清泉岗机场，一旦越战升级，大陆像朝鲜战争时期一样介入战局，它们就可以用来对付大陆。
可是这时候也有一股恼人的潮流。华府与一般西方国家越来越透露迹象，想跟毛泽东修好，也不管他的革命行径有多么极端，只因为他已经不再是苏联的盟友。艾奇逊曾经预料中苏关系会破裂，届时就会替美国与中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打开大门。为了和中国打交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围堵而不孤立”的概念，建议美国应该以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为目标。 [2] 地缘政治方面，也出现变化之征兆。1967年6月，中国试爆氢弹，而且约翰逊政府虽然投入数十万兵力在越南战场，却制压不住越南共产党。
虽然与中南半岛相关之活动在台湾仍保持在高档，台湾在美国政府里最重要的盟友——中央情报局，开始削减它对蒋经国以中国为目标之行动的慷慨资助。中情局缩减“台北站”编制员额，也取消以大陆为目标的若干联合计划。中情局甚至出售它拥有的民航空运公司，也取消了特殊的低空侦察飞行任务，后者多年来一直对中共防空设施进行侦测和绘图。台北站站长通知蒋经国，这些特殊装备的侦察机即将撤走，通常很冷静的经国冒火了。中情局站长解释说，美国新的人造卫星侦测功能高明，才使得这项活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可是经国认定美国主要是为了中止对中共的挑衅。 [3] 为了表示他的不悦，经国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跟台北站站长见面或谈话，也关闭了联合作业室。
不过，若干中情局和国民党当局的情报作业，如U-2高空侦察飞行、通信拦截等项目依旧照样进行。双方甚至开始一项新的合作项目——以跨地平线雷达站监测中共发射飞弹。不过，趋势已经明显：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关“彼此开始提防太过合作”。中情局台北站注意到，台湾当局高层官员对他们的世界地位“有某种不舒适的感觉”。
美国悄悄抽身的迹象上升，蒋介石依然偶尔对来访的美国代表大谈美国应支持他“反攻大陆”。可是，经国说服他父亲对美国人表示，虽然“反攻大陆”仍得三分靠军事，现在明显是政治手段优先，展开七分政治反攻之后“可能才需要若干军事行动来清理残局”。经国批准一项“强化敌后作战方案”，明白摒弃“反攻”，原因是国际局势不利于“反攻”，也因为“反攻大陆”反而会让共产党人团结。这个方案要求以政治战、心理战优先，期待以台湾的经济、文化及其他成绩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当时，这套构想听来相当遥不可及，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可就实现了。
到了1968年，经国晓得他期盼与美国建立紧密战略伙伴关系的希望要落空了。在越共发动春节大攻势，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相继遇刺之后，美国陷于沉郁局面，反战、反军方的浪潮相当强烈。11月1日，约翰逊总统停止轰炸北越。四天之后，尼克松当选总统。尼克松长久以来是国民党好朋友，可是一年前已宣称，世界不能把中国摒弃在国际社会之外。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也持续滑降。
1968年夏天，中苏关系恶化导致苏联情治单位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对蒋经国投出有趣的试探球。毛泽东认定，美苏签署反核扩散条约，以及莫斯科侵入捷克，乃是苏联未来可能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前兆。周恩来称苏联入侵捷克是“最公然无耻、典型的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样板”。苏联红军急调好几师兵力驻防中苏边境，其中还包括火箭部队、配置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 [4]
苏联入侵捷克的两个月之后，《伦敦晚星报》（London Evening Star） 驻莫斯科特派员、俄国籍的维克多·路易（Victor Louis）〔又名维塔利·叶夫金尼耶维奇（Vitaly Yevgenyevich）〕与台湾“驻东京大使馆”新闻组官员接触。路易表示，他希望到台湾访问。台湾情报机关立刻而且毫无疑问正确地认定，路易是KGB特务；蒋经国不晓得莫斯科葫芦里装什么药，但是这个要求又相当诱人，不好弃之不理。他同意准许路易来访，并要他的好朋友、已经担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魏景蒙作为接待的窗口。他在此时没有告诉美国人路易即将来访——这乃是“国民政府”与苏联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接触。
路易抵达台北，与魏景蒙多次会谈。他说，由于北京对苏联敌意深重，莫斯科有意与蒋介石修睦；他建议，双方可互在对方政治中心设立贸易代表处作为开端。接下来，路易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说法：现在是台湾“光复大陆”的最佳时机，而关键就在苏联中立与否。他说，莫斯科将视国民党军队攻打大陆是内战，只要台北能让苏联相信，一旦重掌大陆，它不会让美国在中国设立基地就行。
路易旋即由中国内战、苏联保持中立的说法更进一步，表示由于毛泽东对双方都是威胁，双方应研究如何合作，推翻毛泽东。魏景蒙按照蒋经国的指示告诉路易，苏联若能废止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有助于台北调整思想”。同时，台湾乐意讨论双方有什么合作范围，譬如苏联供应弹药、军事设施及情报等。魏景蒙表示，如果国民党军队对大陆发动进攻，苏联能帮忙的就是在中苏新疆边界制造另一场危机。至于美国驻华基地这个问题，蒋经国指示魏景蒙答复说：台湾将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蒋经国其实非常怀疑。他怀疑路易衔命来访，是苏联对北京搞心战的一记招数。不过，照局势发展来看，中苏危机会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倒是比以往更可以说得通。苏联肯支持国民党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构想很自然会让经国怦然心动。他这一生里有好几次相信这种事有可能发生。他授权魏景蒙表示，推翻毛泽东之后，可以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划为中苏合作特别区——这个构想他在1946年1月曾经向斯大林提过，只是没有下文。魏景蒙也向路易强调，双方之间的重大问题，必须由“最高当局”决定。
经国同意路易以外国记者身份来见他。10月29日，宾主以俄语交谈，经国绝大部分时间谈论苏联的情况。 [5] 但是他倒是向路易提起，一旦台湾“光复大陆”，可以“考虑对美关系”，暗示有可能重新考虑对美关系。虽然经国对苏联派密使来接触相当持疑，他已预备好要这么说，因为情势很明显，台湾、美国之间要发展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他指示魏景蒙应该与路易继续在欧洲保持联系。路易离开台北的次日，经国不经意地告诉美国“大使馆”代办丁大卫，他最近刚见过“由《伦敦晚星报》来的记者，此人俄国话说得很好”。中情局台北站非常懊恼，经国竟然没有先跟他们透露路易到访。 [6]
路易到了香港，向《华盛顿邮报》记者提到他刚到台北采访；这一来全世界都晓得，引起各方臆测——毫无疑问，苏联本意就是要让各方猜测。北京痛斥“苏修已堕落到要利用蒋帮政治僵尸”。台北媒体则形容中苏边境事件是“中共侵略苏联”。1969年国民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宣称毛泽东制造中苏边境危机，旨在转移各方对中共内部问题严重的注意力。台湾方面停止以词语谩骂苏联，名称具有反苏意味的若干政治团体，接到命令改名。台北的媒体和官方谈话开始用“反毛”一词代替“反共”。11月26日，北京向华盛顿提议，翌年2月在华沙恢复会谈。
此后三年，魏景蒙六度出国与路易会晤。20世纪9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助理说，魏景蒙在政治上很天真，夸大了路、魏对话的重要性。但是1969年，中、苏军队的确在新疆及东北边境交火、厮杀。经国认为值得维持路、魏对话。莫斯科增调部队到边境，也向美国试探，如果苏联攻击中国在新疆的核设施，美国会有什么反应。苏联亦传阅一份秘密文件给东欧盟国，讨论针对中共发动先下手为强攻击的构想。就跟派出路易接触经国一样，毫无疑问这一招也是向北京示警。
两大共产国家战云密布之际，尼克松总统阐释他的“关岛宣言”。他在关岛发表的这篇声明，强调美国会支持她在东亚的盟国及友邦，抵抗共产党，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必须承担起保卫自己安全的主要责任；换言之，不要指望美国派兵参战。不久之后，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明显地开始采取一些“小步骤”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就现实面而言，尼、基两人视与北京修好是地缘政治上的大动作，可以改变全球均势，也有助于越战达成和平，是政治上能接受的结局。尼克松政府取消七类美国公民不准到中国旅行的禁令。是年秋天，尼克松在联合国发表演说，表明美国希望与北京对话，就像她和苏联政府一样能商量讨论。12月，华府准许美国公司可以跟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质”商品的贸易往来。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弋。
国民党内许多强硬派人士认为，在台湾当局越来越孤立之下，国民党更得加紧掌控。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对要求民权的声音，即使有最小的让步，国民党的外省籍人士很快就会交出大权及特权，甚至中国统一这个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保不住。但是在蒋经国为首的改革派来看，世局发展多艰，台湾内部情况变化，更需要渐进、有控制地扩大政治参与。 [7]
为了推动改革，蒋经国安排李焕出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张宝树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张宝树、李焕采取一项非常重要的长期目标——国民党必须成为全民的、民主的政治组织，即使最后会由台湾本省人主导，也势在必行。这一个漫长的改革进程涉及吸纳更多台湾本省人进入国民党领导阶层，同时审慎、小心地培养与控制温和的在野势力之成长。 [8]
在李焕督导下，国民党迅速调整县、市级党部的人事。过去几乎全由外省人担当的“主委”，在一年内换上三分之一的本省人出任，还有很多本省人进入中央党部任职。全省举办了一次干净的县、市级选举，省议会七十一席议员，国民党赢得六十一席；十五个县长席次，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了十四席。可是，党外人士赢得了高雄、台中和新竹的市长。反对派的本省人（包括国民党派任的台北市长高玉树）现在掌控了台湾四大都市的三个，代表“党外”势力普受都会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本省人之支持。（译按：当时新竹、嘉义两市都还没有升格为省辖市，此处作者说新竹市长是党外，显然有误。） 私底下这些新当选的党外市长痛批国民党掌控一切的制度，可是一就职他们就专注于行政管理与建设开发，以及培养本身势力。 [9] 不论他们多么仇恨国民党，他们还是按照国民党的规则玩游戏。
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末期，开始延揽新世代的未来领袖——在台湾受教育、再留学深造回台的青年才俊，大部分具有美国学位。蒋彦士、孙运璇等官员构成台湾第二代技术官僚，将在事业上一展宏图；第三代的归台学人担任政府公职，不仅参与经济事务，也越来越介入政治策略的咨商。这些年轻的外省籍青年才俊在离开大陆、以难童身份逃到台湾时，只有四至十二岁。他们在台湾读完中学、大学，与本省人为邻居兼朋友一起长大，因此得到比较自由派的观感。这些人里面就有经国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孝严、孝慈，以及耶鲁大学博士钱复。钱复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三十四岁之龄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也曾担任过陈诚和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这一群人当中还有一位生在大陆、长在台湾的本省人连战，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1969年6月，蒋经国终于承担起全面管理政府的正式领导角色。老先生提名他为“行政院副院长”。7月，他兼任“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财经会报召集人。蒋经国对提到经合会和财经会报的议题，仔细听取简报，同时反映出他一向的领导作风，与岛内企业界及国际投资人进行一系列会谈，听取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建言。企业界疾呼简化行政手续，譬如光是进口汽车就得盖上一百个印章。经国答应了！他先发动肃贪运动，准许“司法行政部”年轻的检察官放手追查涉嫌贪污的党、政高级官员。当时最轰动的一件大案是“香蕉案”，导致与蒋夫人家族有关系的“中央银行”总裁（译按：徐柏园） 去职。
经济发展平顺，显然没有必要有所更张。1969年的经济成长率是百分之十。自从1952年以来，台湾经济已经增长了十倍。台湾每个学童现在都享有九年义务教育。农村越来越富裕，中产阶级也在受到良好教育后快速成长，他们从市场上丰富的消费产品中喜滋滋地采购心爱的商品。
然而，经国在家庭计划这个议题上倒与技术官僚意见相左。李国鼎等高级经济改革派人士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推动政府推行家庭计划，希望把人口稠密度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二高的台湾地区之妇女受孕率控制住。196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李国鼎力陈人口压力不仅危及全面就业和人均所得的提升，还可能成为社会动乱之源。这个议题引起“激烈辩论”，蒋经国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可能是由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出发讲话，他力主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劳动人口，它就会更强大。党内的大保守派和军方人士对他这个观点大有同感，也强烈反对家庭计划，孙中山也曾批评节育是“种族自杀”，相形之下，严家淦和整个技术官僚群都支持家庭计划。蒋介石过去虽然支持孙先生这方面的观点，现在却批准在台湾大量生产、分发妇女避孕用“乐普”（编按：即节育环） 的计划。台湾的人口增长率终于稳步地下降。 [10]
蒋经国对家庭计划的立场也有可能是对保守派做个姿态。大约这个时候，他采取另一个步骤保护他的右侧。他已经花了一段时间，劝“大哥”陈立夫回台湾定居，颐养天年。4月，陈立夫接受邀请，放弃了他在新泽西的养鸡场，飞回台北。尽管陈立夫1950年离开台湾是担心经国即将逮捕他，两人显然已尽弃前嫌，陈立夫鼓励“立法院”和“国民大会”里的CC派，要支持蒋经国。 [11]
12月，台湾举行三年前就答应的“中央民意机关”增额选举。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选举受到种种限制、国民党花下巨额竞选经费、国民党掌控媒体等等议题，第一次受到倾向党外的媒体之公开批评。党外候选人“郭大炮”郭国基和黄信介，抗议本省人受到歧视，当局把极大数额岁入拨给军方等。他们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黄信介更大胆表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如果蒋介石继续长久占着位置，对“国家”不利。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这代表“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党人士。（译按：郭、黄当选的是终身职的增选“立委”，任期比照第一届“立法委员”，可是郭国基当选后，不久即逝世。）
7月，距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不久，蒋介石夫妇乘坐的轿车在两辆安全随扈汽车前后保护下，驶上阳明山陡坡，要到现在作为别墅的住处。有辆吉普车疾驶下山，越过中线。前导的安全车驾驶紧急踩刹车，蒋介石座车刹不住，追了尾。老先生由后座冲撞到驾驶座，饱受惊吓，并没有受重伤。可是车祸之后，他的健康和心智能力就走下坡了。 [12]
蒋介石开始有频尿的问题。美方派了陆军一名泌尿科专家来检视，建议老先生动前列腺手术。老先生犹豫，蒋夫人劝他同意。她依然对美国人有信心。据在场的熊丸医师说，这位美国医生在手术时手都发抖。开刀过程顺利，可是虽然没有直接的并发症，老先生从来没有真正复原，原本对“党国大事”已少管，此后更难得过问了。蒋介石继续接见重要外宾，偶尔也露面公开演讲，但是，经国除了名义上之外，已是台湾不折不扣的领导人。
过后不久，蒋家又发生一件预料不到的健康危机。蒋经国的长子孝文已经晋升为台湾电力公司桃园营业处经理，也曾在金门建一座发电厂，内定要调升一家化工厂总经理。但他还是有酗酒的习惯，每次喝醉就会大骂太太。有一个故事说，孝文1960年代末有一天在台中某酒吧喝酒，跟人打架，酒吧保镖把他赶出去。孝文打电话给“警备总部”中区警备分部司令，命令他把酒吧封了，司令听命照办。蒋经国听到这件事，把司令召到台北，以一向的作风告诉这位司令：“你过去工作备极辛苦，应该休息一下啰！”此君辞职。
孝文的糖尿病现在几乎每个月发作一次。1970年10月15日，在他即将荣升化工厂总经理之前，他又开怀畅饮，当夜就陷入昏迷状况。经国颇以自己把糖尿病遗传给儿子自责，天天到医院探视孝文。他握着儿子的手低声呼唤：“孝文，爸爸来看你，请赶快醒过来。”后来，孝文果然醒过来，但是仍在医院住了近五年，徐乃锦带着女儿友梅陪他住在医院内某栋小房子。
经国的次子孝武当年二十五岁。他和哥哥一样，出名的爱玩，爱追女人——而且也有糖尿病，只是在喝酒方面比哥哥节制。他曾经到慕尼黑政治学院念书，结识漂亮的汪长诗，也结了婚。最想讨好父亲的幼子孝勇，由陆军官校预备班毕业，升为正期生，经国感到非常荣耀。蒋家总算有人延续从军的传统。不幸，后来孝勇操课时伤到脚，最后由陆军官校退训，转进台湾大学政治系念书。
孝严、孝慈两兄弟也在1968年由东吴大学毕业。孝严进入“外交部”；1970年派驻比利时期间，与黄美伦成婚。黄美伦是他在东吴大学的同学。婚礼前几分钟，他才告诉新娘，他是蒋经国的儿子、蒋介石的孙子。黄美伦大吃一惊，觉得很荣耀。翌年，他们的大女儿出世，孝严通知王昇，王昇传话回来，经国建议给孙女取中文名蕙兰。孝慈由东吴大学毕业后，入伍服役两年，再回到东吴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
1970年初，美国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飞到台北访问一天。他直接赶到日月潭，与蒋介石两度会谈，并与经国共进约两小时的“工作早餐”。经国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列举中国大陆对台湾及澎湖的威胁。阿格纽保证美国会遵守承诺，保卫台、澎，可是对金、马地位就闪烁其词。阿格纽针对美国对北京的政治意向说了一些话，意在安抚——毕竟阿格纽根本就被蒙在鼓里，不晓得尼克松与基辛格正在试探与中共实质和解——他的话其实并没多大意义。
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行动现在虽缓下来，规模依然很大，台湾依旧是个重要的后援基地。华府依然把台湾当作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情报收集基地——非常关键，指的是美国如果继续把中国大陆当成严重的军事威胁的话。但是在台北与美国之间的政治交往，乃至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则实质上每个月都在消退。继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巡弋之后，美国空军开始把配备核武器的B-52轰炸机撤出冲绳，可是美方答应若情势需要时，它们会回到日本。经国下令拨款三十万美元，扩建台湾好几个空军基地的跑道及其他设施，欢迎B-52进驻这些基地。可是，华府从来没有认真考量此一可能性。
此时，游说团在美国的影响力也大幅衰退。固然，台湾还是具有强大的友人〔如友台国会议员安排三艘潜水艇（译按：应是两艘） 移交给台湾〕，可是，重要的组织如“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等已逐渐乏人支持。越战，以及它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动荡，使许多美国人预备接受和北京修睦。
1970年春天蒋经国到华府正式访问，试图探究尼克松究竟预备向北京做何让步。美方布置红地毯热烈欢迎这位来自台湾的访客。身为“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只是内阁的第二把手，被安置在通常接待行政首长或国家元首的布莱尔宾馆。东道主认为他们接待的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不过，尼克松和基辛格脑海里第一要务是，与北京正在进行中的秘密接触，以及一旦与中国大陆关系突破后，对台湾可能会有什么影响？经国到访前几个星期，国务院才刚把一份报告送交基辛格，它的内容是：美国是否可能与北京达成放弃武力对峙之协议，以及中、美关系改善后之影响。如果美国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大陆之关系，能照尼克松与基辛格的期望发展，那么他们就希望能缓和台湾的反应，维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台湾的反应缓和节制，可能纾缓保守派共和党人必然的怒火。
尼克松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蒋经国晤谈七十五分钟——与一位副阁揆晤谈这么久，并不多见。会谈中，尼克松采用经国本人接见访宾的技巧——多问问题，少表达意见。“外交部次长”沈剑虹以译员身份陪同蒋经国与会。沈剑虹说，尼克松“非常注意聆听”蒋经国说话，但是就美国对北京的关系“未作任何承诺”。尼克松解释，美国与中方的交谈是试探性质，不会影响到美国与台湾的友谊。他说：“美国不会抛弃她的盟友。”
当天晚上在欢迎蒋经国的盛宴上，尼克松举杯致意，重申他的政府决心在国际事务上与台湾坚定站在一起。然而，经国心里也明白，美国这番承诺也未必就与美、中关系突然间大有改善互不相容。他也晓得，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能否突破的关键。事实上周恩来在不久之前才通过罗马尼亚传话给尼克松，周恩来重申他的公开谈话立场：“我们之间只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美国占领台湾的问题。”
为了表示尊重蒋经国，4月22日，基辛格跨过宾夕法尼亚大道亲到布莱尔宾馆与经国晤谈。两人辟室单独会面，以英语交谈了半小时。据当时担任基辛格中国事务助理的何志立（John Holdridge）说，这是非常罕有的安排——尤其是访宾只是“行政院副院长”。 [13] 基辛格向蒋经国问起，如果中美会谈由华沙易地到华府或北京举行，他会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透露双方谈话已经十分严肃认真了。白宫把中美下一回合的华沙会谈延期到5月20日，以免距蒋经国结束访美日期太近。事后，沈剑虹问经国，基辛格是否传达任何其他重要讯息。经国笑而不答。
蒋经国亦与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Laird）等美方高级官员会晤，他们全部向他保证，美国坚定支持台湾。蒋经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没有他父亲丰富，但是他并不天真。尼克松是他见过的第四位美国总统。更重要的是，蒋经国在评估世界趋势时比他父亲更宏观、更客观。即使不在此行之前，也必定在此行之后，他比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得更清楚，美国与中共首次同时看到，双方建立良好关系彼此互利。
与基辛格晤谈后两天，蒋经国来到纽约，预备向东亚美国工商协进会（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发表演讲。蒋经国一行及随扈的美国秘密勤务局保镖、警察，在中午过后不久抵达富丽堂皇的广场大饭店。经国看到“台独联盟”约二十五个留学生守在饭店门口附近，高举标语，喊着抗议口号。他从轿车下来，步上台阶；当他正要推开大旋转门时，门旁大理石柱后跳出两个持枪男子。其中一人开了枪，纽约市警局一名便衣眼疾手快，把枪推开，子弹从经国头上飞过。这位便衣和随行的军事副官温哈熊（译按：温是蒋的办公室主任） ，把刺客抱住，制伏在地上。其他的安全人员也抓住另一个共犯。
经国稍微停了一下，看看现场的混乱，然后就进入大厅，坐电梯到餐会会场。几分钟后警察追上他，报告一切已经掌握住，把抢下来的枪给他看看。蒋经国表示，希望和企图行凶的刺客谈谈。警方认为不妥。经国就泰然自若向来宾发表演讲，只字不提几分钟前他差点遭谋杀。回到下榻的旅馆后，他打电话回台北给方良，叮嘱她不必担心。当天夜里行程表排的是华侨团体盛大欢迎晚会。经国的助理和安全人员都劝他不要出席；纽约警方还建议他立刻离开纽约市。经国说：“不用再说了，一切照行程进行。”
差一点打死蒋经国的年轻人名叫黄文雄，是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工业工程的台湾留学生。经国的安全单位立刻清查黄文雄在康大的交游接触关系。他们发现，台湾知名的农业专家李登辉夫妇在康大期间，虽然没参加“台独运动”，却在台湾本省人圈子社交生活很活跃。不过，李登辉夫妇并不认识黄文雄。安全单位对这位李教授注意起来。但是“内政部长”徐庆钟，刚被经国拔擢为“行政院秘书长”的蒋彦士，都向老板担保，李登辉和黄文雄以及“台独运动”没有关联。
黄文雄的同谋人是他的连襟妹夫郑自才。两人在过堂时都认罪不讳，交保后也都弃保，并逃往瑞典。郑自才后来被遣送回美国，坐了五年牢，黄文雄则潜逃无踪。蒋经国回到台北时，一万多人到机场迎接。
蒋经国访美回台后不久，又到西贡访问，考察尼克松主义对中南半岛的影响。此时，正是美军大举进入柬埔寨，扫荡北越游击基地的时候。尼克松决定将美军撤出越南，但也不排除偶尔有大胆、积极的“剿共”行动。北京方面，国防部长林彪借口美国攻打柬埔寨，抨击周恩来与美国试探修好的政策。在美军打进柬埔寨三周之后，北京取消预定5月20日在华沙召开的中、美会谈。蒋经国清楚看到他在西贡的东道主前途堪忧。经国仍在南越访问时，尼克松宣布美军预备再撤出十五万名部队。这里头的教训已经很严峻——台湾需要自立自强，也必须建立全民支持的基础。
1970年6月19日，国务卿罗杰斯呈递备忘录给尼克松提出警告，台湾在联合国所获得的支持正在快速瓦解。他提醒尼克松，可能需要改采“双重代表权”对策。共和党、民主党及独立人士之中不乏支持以“两个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之计的声音，此时迅速再浮上台面。许多人认为这是合逻辑的一个方法，既可让中国大陆进入国际社会，又可支持台湾人民的权利及利益。可是，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明白，如果美国推动“两个中国”成功，不仅打开不了和解修睦的大门，还会把美国卷进与中共长期对抗的僵局。
经国现在已经肯定尼克松有心在他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就与北京开启中、美关系新纪元。虽然他相信尼克松会遵守诺言，对台湾、澎湖提供美国军事保护伞，他也担心美国与中共交好会永久扫除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战略关系。它也会撕毁在台湾实施一党统治的理论基础——国民党声称它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并且会严重伤害到台北以中华传统文化保卫者自居而在国内外得到的道德力量之基础。 [14]
蒋经国访问西贡回台之后，展开一连串变革以强化掌控，譬如他把军方高阶主管全数异动。现任各军种“总司令”都是经他亲手拔擢，但是换上一批更年轻的军事首长，可以更强化军队的效忠程度。蒋经国以“行政院长”严家淦的名义也调整了若干阁员。同时，台湾的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一个核能研究中心，表面上的宗旨是研究核能的和平用途。被中央情报局吸收的张宪义，在这个单位的地位与职责也稳步上升，他随时把发展偷偷捎给中情局。
苏联的军事威胁像一桶冷水，对毛泽东可以有醍醐灌顶的功效——现在苏联红军大军压境，在中、苏边境部署了四十个师具有核武器的兵力。“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全国大乱，经济停滞，实质陷入军管、派系斗争失控，也使毛泽东清醒过来。联合国之内对“两个中国”的主张有甚嚣尘上之势，加上华府对北京态度大幅转变，在在亦使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筹划大计方针时，起了重大作用。
1970年秋天，北京收到白宫传来相当明确的讯号。华府建议在两个首都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同时尼克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称呼北京政权。毛泽东决定必须给予这些讯息正面回应。毛泽东对出席8月、9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宣布，中国现在最危险的敌人是苏联，他也向同志透露，已经跟美国就恢复两国关系正在进行交涉。
加拿大在10月与台北断交，承认北京政权。华府亦公开暗示，明年台北若希望保住联合国席次，必须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同一个月，路易和魏景蒙在维也纳再次碰头。路易强调，克里姆林宫内的亲中派正在抬头，他要求台北提供情报支持“即使毛泽东去世，中国还是会继续仇俄”的说法。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秋天中央委员会之后，以及魏、路维也纳密会之后，北京与莫斯科关系显著改善。中苏两个共产主义政府的大使都各自回到任所，在10月1日、11月7日双方国庆日也都互相交换亲切的贺电。路易告诉魏景蒙，来年3月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苏联对华政策的未来方向，将有关键性的重大决定。他说，苏联方面希望台北证实，莫斯科与台北原则同意进行军事合作。 [15]
魏景蒙11月回到台北，向蒋经国报告。谈话结束前，魏景蒙拿出一个信封，是路易托他送达。魏景蒙说，这是蒋方良离散三十三年的姐姐写的一封信。经国打开信封，读了一遍，说：“没错，这是她姐姐写的信。”他旋即把信揉成一团，丢进要送销毁的机密文件堆中，经国命令他：“别跟任何人提起这封信。”蒋经国这么做似乎很残忍，但是显然是因为方良开始得了忧郁症，经国可能怕她读了信更加沮丧，断然做此处置。他可能也想到，苏联或许想利用方良姐妹关系，如果消息传出去，台湾可能又重掀风波，恐怕“经国亲俄，甚至是地下共产党员”的谣言又起。
1970年行将落幕，台湾多数人民根本不太介意世界局势。他们只顾快乐过日子，做生意。美国与台湾贸易已超过二十五亿美元，高雄加工出口区共有一百二十家制造企业，生产工厂成天忙碌。这一年，全台湾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注释：
[1] 丁大卫1996年4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
[2] “围堵而不孤立”这个概念由鲍大可（Doak Barnett）提出。原书注5。
[3] 高立夫1995年11月30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透露。原书注7。
[4] 本节取材自1995年5月台北《中国时报》讨论路易事件的系列报道。这一系列报道则根据魏景蒙日记为本。本节亦大量取材作者在1995、1996年与多位蒋经国部属及美国官员的访谈记录。另外，亦可参见《远东经济评论》周刊1969年4月3日第7页，以及1969年8月7日第318页。原书注15。
[5] 钱复1995年9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6。
[6] 丁大卫1996年4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7。
[7] 李焕1998年3月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9。
[8] 同上注。原书注20。
[9] 当时作者在驻台北“美国大使馆”担任“政治官”，专注台湾的政治发展和态度，经常与党外政治人物接触。台湾当局并不鼓励这些接触，“外交部”不止一次向“大使馆”抱怨这类会晤太具挑激意味。原书注21。
[10] 李国鼎1995年9月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4。
[11] 陈立夫1996年5月29日在北投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26。
[12] 熊丸1996年5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另参见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28—129页。原书注29。
[13] 据何志立1997年10月10日在华府与本书作者通电话时所说。何志立不记得见过这次会谈的内容报告。基辛格则通过助理告诉作者，他不记得当时说些什么了。原书注41。
[14] 蒋经国对地缘政治迅速变化的分析评估，是本书作者采撷1995、1996和1998年访问他当年多位高级副手的谈话资料所整理出来。这些人包括蒋彦士、李焕和当时受器重的年轻一代，如钱复等人。原书注49。
[15] 见1995年5月30日台北《英文中国日报》。原书注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