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行政院长”严家淦派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有一天，有位美国国会议员在驻台北“大使馆”二等秘书李鹤伯（Herbert Levin）陪同下，拜访这位新任“部长”。这位议员表示希望台湾能在今后几年内“光复大陆”；他又说，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如果控制一个年轻人超过十年，这个人就“永远是个顽强的共产党员了”。经国本人就在莫斯科浸淫共产主义十二年，闻言点点头，转过身给李鹤伯“一个西方式的眨眨眼”。 [1]
当年春天，陈诚逝世，得年六十七。在陈诚死前许久，经国已是台湾实际的大老板——除了经济、金融财政这几个重要领域之外，他无所不管。蒋介石已经高寿七十有八，越来越不介入日常事务。由于视力减弱，老先生很少读书看报，幕僚也不让他接触到不顺心的新闻。陈诚过世之后，经国让严家淦继续以他及手下一批务实、市场导向的技术官僚希望的方式去管理经济事务。但是，实际上，在台湾人人都晓得，经国的非正式权势现在也已经延伸到这些领域。
蒋经国也是幕后与美国交涉敏感的国际事务（如前一年法国承认北京的事件）之关键人物。尽管华府已经表明不要再通过情报管道和台北有高阶层政策讨论，两蒋依然可以拜托克莱恩担任主要的对话人。可是，克莱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依然无法推销蒋介石的提议——运用国民党军队参与越战，以及摧毁中共在大陆的核设施。
1965年春天，中南半岛战事急剧升温，中苏失和由意识形态差异扩大到兵戎相见，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政变失败后实质上已不复存在，北京全面外交政策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经国传话给中央情报局，表示他父亲希望再跟克莱恩谈话。华府方面对于老先生一开口，就赶快派出他亲自指定的美方代表去见他是否明智，也产生冗长讨论。后来克莱恩获准再次飞到台北。抵埠之后，克莱恩在“美国大使馆”代办陪同下，与蒋氏父子有一次短短会谈；稍后，经国带着老朋友到日月潭与老先生作五小时的密谈。蒋介石坚称，“反攻大陆”的时机“就在当前，一旦错失，就没有机会了”。克莱恩回到华府力陈蒋先生的主张，但是“华府没人理会”。美方搞不清，蒋介石究竟是为了历史记录和向国内右翼人士表态，还是老糊涂了。
蒋经国本身对他父亲越来越像念经般地喊叫“反攻大陆”也不全然置信。克莱恩到访之后不到几星期，经国与中央情报局新任台北站站长会晤（中情局现在用“美国陆军技术群”为对外名称），坦承他对“光复大陆”及美国与台湾关系的立场是：台湾固然必须培养回到大陆的希望，俾便维持在台湾的士气民心，我这一代的主要人物明白，要在中国大陆重新建立一个非共政府，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许在他们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不过我们希望尽其在我，不错失击败“中共野心”的机会，并且争取坚强地位来削弱北平（北京）政权……使年轻一代的领袖……感到他们的主要目标……和策略，应该是与美国维持亲密、合作的了解，并且支持美国的东亚政策。
不久之后，蒋经国到华府参加若干高层会谈，忠实负责地提出他父亲最近的军事行动计划。经国和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会谈时表示，他父亲要他留下一份“概念性的文件”，提议攻占中国西南五个省份。这项计划代号是“火炬五号”。不过，经国强调，“火炬五号”不是一项行动方案，还需要双方再研究。他强调的重点是，美国和台湾需要像真实的伙伴行动，不只在共产中国问题上，在整个亚洲的政策和战略上都得共进退。他告诉麦克纳马拉，“光复大陆”要靠“争取到百姓及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向心”，问题在于如何善加利用台湾的力量而不要触发大战。
他在和腊斯克国务卿等人会谈时针对北京的意图提出分析，被美方认为客观、中肯。他说，他怀疑中国共产党会直接介入越南或东南亚。和约翰逊总统会谈时，经国指出，他提出若干军事方案，但是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以军事行动对付大陆，而是要与美方有“深入、持续”的咨商，以便“整合”美国及台湾对整个亚洲的政策，不是只顾到中国大陆政策。照蒋经国的说法，大陆将因其内部动态关系影响到它的发展，台湾在长期“改造中国”的进程中，将要扮演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模范的角色——跟雷震宣扬的主张相当接近。美国官员欢迎蒋经国坦率表明台湾当局立场，他们认为经国此行访美，刻意展现台湾当局弹性大、愿意接纳美方观点。美方的回报是答应改善咨商，多做共同研究。
蒋经国也重申他父亲从前的提议，国民党军队乐意支持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克莱恩在蒋经国结束访美行程之后，再度促请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决定动用国民党军队投入中南半岛，但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再度认为这项建议太危险，美国的盟国一定会强烈反对而不肯接受它。至于秘密工作人员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蒋经国1965年访问华府之时，他手下的特战中心已派出数百名军人到越南，成为第三大的外籍代表团。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支特战部队“海燕部队”，由天主教神甫阮乐化率领。台北还以其他方式协助南越。最重要的就是民航公司和美国航空以台湾为基地，支持中央情报局在整个中南半岛的空中活动。在王昇1960年初访西贡之后，越南武装部队仿照蒋经国的制度，也成立它们的总政战部。
南越新的军人执政团以阮文绍将军及空军将领阮高祺为首，得到经国幕后援助，在1965年中期掌握大权。蒋经国在西贡的情报人员安排某一华侨富商提供资金给阮文绍，也协助安排阮文绍与中央情报局建立关系。
但是，经国并没有把一切希望押在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上面。1965年6月，蒋介石批准他的建议，把秘密研发原子弹的计划从研究阶段推进到发展阶段。某些“国府高级官员和总统顾问”告诉蒋介石，台湾发展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在经济上欠稳当、技术上不易实行、政治上不明智。但是经国对这项计划负起全部责任，指派唐君铂将军主司其事。军方的研发单位“中山科学院”成立一个超级秘密单位，负责实验室工作，唐君铂亦规划出一套策略，取得必要的反应炉、精炼设备器、浓缩铀及投射技术。唐君铂延揽的团队里有位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科技军官张宪义。可是，中情局这次脚步够快，业已吸收张宪义替它效命当间谍。
蒋经国1965年出任“国防部长”之后，搬到海军招待所“七海新村”居住。七海新村比起长安东路寓所要大，位于圆山饭店附近营区。 [2] 这时候，经国已经五十六岁，终于接受医生的劝告，节制喝酒；另有一说是他完全戒酒。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学国画消遣，可是由于脚部开始疼痛——糖尿病的征兆——不能久站，60年代中期就放弃这项嗜好。他和极亲近朋友的酬酢饮宴，持续到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才停止。这些聚会和往常一样，就是谈天说笑，当然免不了划拳助兴。但是现在经国是指定“代表”替他拼酒。如果有美国人受邀出席，中国人总是想让他们不醉无归。60年代，中央情报局有位“站长”新到任，“醉得像只狗”抬回家去。 [3]
根据某些消息来源，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停止与其他女性的情缘交往。还有人说，他还继续着婚外情，直到70年代，只是比较节制，温和多了。有一则故事来自女主角的朋友，指他追求台湾最有名的京剧演员顾正秋，可是由于她芳心已属另一位已婚男子任显群，与任显群生了两个小孩，因此一再拒绝蒋经国的爱慕情意。任显群后来出事，因为他为来台的一位表亲作保，1956年以间谍罪嫌遭到逮捕。任显群受到牵连，被判处不长的刑期，但是谣传是经国设计，不要任显群碍了他的好事。但是，虽然顾正秋对于爱人、子女的父亲被捕十分愤怒，她显然并没有责怪经国。她求见这位有权有势的爱慕者，央求他设法宽恕任显群。据这则流传的故事说，经国并没有趁危占顾正秋的便宜，只是遗憾地拒绝释放任显群。 [4]
尽管有这些谣传的或实际的婚外情，它们都没有扰乱经国的家庭生活。方良遵照她丈夫定下的规则，但是有些事则自行做主。50年代末期，由于女儿孝章的反对，她放弃打麻将这项嗜好，可是依旧抽烟。她另外学打高尔夫和保龄球，也到学校做义工。50年代她有一小圈朋友，其中有些是“白俄”，这些“白俄”的丈夫，中国人、美国人都有，还有的是民航公司的飞行员。到了六十，由于经国职位越来越高，她不方便再跟他们来往。她的英文很好。有一次在晚宴上，一位来台北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天真地问方良：“你是什么？白俄，还是赤俄？”她毫不犹豫就答：“我想你可以说，我生下来是一种人，后来却长成另一种。” [5]
蒋经国有次对一位助理说：“治国易，治家难。”他一向忙碌，时间不够用，可是很重视家庭责任。有位年轻人毛高文，是经国母亲毛福梅那边的远亲，即将前往美国留学，来向这位声望隆崇的表亲辞行。经国对他的计划垂询甚详，问了一小时话，还笔记记下毛高文的回答。多年之后，毛高文告诉作者，他当时就想：“他真是认真啊！”
孝文在堪萨斯州一所小型学校读了一阵子，就转学到加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他邂逅了一位美丽聪慧的欧亚混血女郎徐乃锦并娶其为妻。徐乃锦的祖父徐锡麟在1907年企图行刺清廷一位官员，遭到凌迟挖心的极刑。她母亲玛丽亚·伯丹（Maria Bordan）是德国人。孝文和徐乃锦在加州拉古纳海滩市一座天主教教堂结婚，婚后到华府读了一年书，1961年，她给经国添了第一个孙女——棕发碧眼的友梅。蒋夫人给小女婴取了英文教名“玛格丽特”（Marguerite）〔另一个教名是芳娜·玛丽亚（Faina Maria）〕，但是一般人都称呼她友梅。 [6]
蒋经国除了不准儿子经商之外，还定下严格规矩，避免给人蒋家仗着权势地位发财的印象。他告诉媳妇，即使用她自己的钱，也不能买她喜欢的跑车，也不可以跟她父母一道到澳洲旅游。
孝文是个聪明、英俊、幽默的年轻人。他送朋友书法卷轴时落款题名“醉兵”。可是，他没有父亲的好酒量。孝文还不到三十岁，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师就告诉他有糖尿病，可是他酒照喝不误。
有一天，公营事业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孙运璇，陪同蒋介石参观一所新发电厂。老先生把孙运璇拉到一边，拜托他帮孝文找份工作，指导他做个能贡献社会的人。孙运璇先安排孝文到台电见习，一年后把他擢升为台北一个小办事处的经理。 [7] 由于这层关系，经国与孙运璇熟识起来。孙是个工程师，曾在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受过训。蒋经国不久就把孙运璇延揽至政府做事，使孙成为第二代技术官僚的重要成员。
蒋经国膝下四个子女，他和女儿孝章最为亲近。直到临终前，他的桌上一直摆着女儿孝章、孙女友梅的照片。七海官邸的仆人形容孝章是非常善良的女孩，可是个性强。 [8] 当她要到美国念大学时，经国拜托“国防部长”俞大维转请他在美国的儿子俞扬和照顾她。孝章旋即爱上已经四十岁、离过三次婚，在美经商的俞扬和，预备嫁给他。蒋经国闻讯大为震怒。他反对这桩婚事的理由是，男女年纪相差十八岁，男方又是三度离婚。另外，蒋经国也认为女儿不宜嫁给商人，这跟儿子经商并没有两样！蒋夫人写了一封英文信给经国——她的中文一向不怎么高明——要求他接受孝章的决定。当孝章回台北省亲时，经国趁着周末到日月潭，父女俩花了好几小时划船、交谈。孝章答应他，在她未完成大学学业以前不会结婚，父女两人尽弃前嫌，恢复感情。 [9]
可是，孝章回到美国不久，就和俞扬和跑到内华达州雷诺城结婚。消息传到台北，经国正在吃午饭，气得把饭桌都掀了。方良躲到房里哭，以头撞床柱。 [10] 最后，他们夫妇俩也只能接受女儿的决定。徐乃锦生下蒋友梅的同一年，孝章也产下儿子俞祖声。不久，经国爷爷已经跟祖声、友梅在地上翻滚、嬉玩。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接纳孝章的丈夫，因此小两口越来越少回台北做客。
至于经国的次子孝武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正处于桀骜不听话的青春期。跟他大哥一样，孝武让父母亲伤透脑筋。可是，他在课业上比较用功，也是经国三个儿子当中，唯一自视未来要从政、当领导人的一个。小儿子孝勇就比较不让父母亲操心。经国最引以为傲的是，孝勇进入陆军官校预备班念书。
每到圣诞节和感恩节（后者是蒋夫人最爱的一个美国假日），全家人就到“总统官邸”团聚。到了60年代末期，蒋家人丁可谓不少：除了老先生和蒋夫人之外，经国和方良夫妇带来四个子女（如果孝章在台北的话）、一媳一婿、一个孙女儿、一个外孙；纬国和再娶的太太丘如雪，带来儿子蒋孝刚；此外，还有一位年轻女性桃乐诗·吴，是蒋先生已经去世的妹妹的孙女儿；加上他已故世的同父异母哥哥的几位后代。除了章亚若生下的双胞胎及其子女之外，蒋介石所有的孙儿女及后代，都是欧亚混血儿。晚餐前，全家先到周联华牧师主持的教堂做礼拜。张学良也会带着他终于正式迎娶的赵四小姐参加做礼拜。
蒋经国继续遵守他早年的决定，不见他的两个非婚生子章孝严和章孝慈。在蒋家人当中，只有老先生、蒋夫人、经国，或许再加上纬国，晓得他们的存在。1960年，孝严、孝慈进入台北市郊的私立东吴大学读书。孝慈后来专攻法学，不过他在东吴念的是中国文学系。孝严则着重公共服务，尤其志在担任外交官。两兄弟念大学时必须打工，赚生活费，王昇偶尔会提供“一小笔钱”周济。可是他们还是常常得申请缓缴学费。即使在最好的朋友面前，他们也绝口不提自己是蒋经国的儿子。大学三年级后的章孝严，在“救国团”活动里十分活跃，曾参加大学生的暑期政治干部训练营。蒋孝武也参加，可是并不晓得营里有位异母兄弟，其他学员当然更无从知道了。
蒋介石过去的红粉知己也一一凋零。“姚妈妈”姚冶诚在桃园终老（译按：姚在台中逝世，居浩然有诗证其事，声称是老蒋“泣血台中不认姚”） ，纬国定期去探视、奉养她。经国的“上海姆妈”陈洁如在1961年出现。她得到周恩来的协助，获准由大陆移居香港，住进经国为她购置的一栋房子。1965年，陈洁如收下经国派人送来的十七万美元，交换她的回忆录草稿，并保证不会出版回忆录。（译按：陈洁如回忆录英文本20世纪90年代再现，台湾和大陆都有中文译本。）
彭明敏1964年获释后就失业，赋闲在家。1966年初，意外地出现一位官员到访，表示“国防部长”蒋经国想“听听他的建言”。彭明敏踏进蒋经国的办公室时，经国起身迎接这位前政治犯，问候他的家人，也问起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鉴于经国态度亲切，彭明敏表示希望能回到大学教书。经国暗示他会试试看。不久，彭明敏被邀请到经国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彭谢绝了。其后几年，彭明敏继续遭到跟监，不过他偶尔仍与想法相近的知识分子来往。同时，经国不时派出情治人员向彭明敏表示，“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依然希望能说服他参与体制内的改革运动。
蒋经国虽然打动不了彭明敏的心，却成功争取一名“台独”运动大将回归。1965年5月，长年在东京领导“台独”的廖文毅公开扬弃“台独”运动，飞回台湾。当局旋即把向廖文毅及其家人没收来的财产发还——毫无疑问，这是廖文毅和蒋经国协议的一个重要条件。 [11]
1966年，“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第四任“总统”，同时勉强通过蒋经国推动的一项临时条款修订案，允许办理“中央民意代表”补选，以反映台湾地区人口成长的实际状况。这次“补选”要在三年之后才举行，只有二十六名“立法委员”的名额有待选举，亦即大约整体委员的百分之五。不过，国民党在蒋经国的指导下，已经采取意义重大的小小第一步，要让占人口多数的台湾本省人在“中央民意机关”里有若干代表席次。
同一时期，国民党的组织部门在蒋经国的紧密掌控之下，继续成功地办理有党外人士参选的地方选举。蒋经国的策略是举办干净选举、公正计票，以吸引有声望的党外人士参选，然后依靠严格的竞选限制（包括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国民党巨大的财力优势及掌控媒体，来争取多数席次的胜选。可是，当台北市长即将“改选”时，王昇等人向蒋经国提出警告，台北若是继续让高玉树这类党外人士主政太危险。经国同意这个见解，安排好由他父亲宣布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市长改由“中央”委派。可是，在经国推荐之下，蒋介石又令大家吃了一惊，派高玉树为改制“院辖市”后的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虽不痛快，也只能接受此一安排。高玉树奉派之后，经国跟他见面，建议他以后应注重改善贫民日常生活，少搞拓宽马路、种树及“建防空洞”。
外省籍老兵由军中退役的比例上升，可是军官、士官比例依然大过充员士兵，显示出经国不想动作太快，影响到军队体制的稳定。陆、海、空三军将领实质上仍全是外省籍，但是蒋经国了解，这个现象一定要改。
他把高级将领召集到日月潭开会。有一天晚餐后，经国散步回来，有一群将领在阳台纳凉聊到把本省人晋升到高级，在安全上有何风险。他驻足听了一会儿，打断众人谈话，他说：“各位，这是一个严肃的题目。如果我们不把本省人当作中国人看待，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2] 蒋经国不久就让五百名将军、两千名校官（全是外省人）退役，同时本省人进军校就读的人数亦稳定增加，第一个授阶为将官的本省人亦随之出现。
外省籍士兵和高龄荣民是台湾最大一群穷人，他们的处境一向受到经国的关切。有一天他拜访“总统教堂”的主牧周联华牧师，讨论老荣民的士气。经国说，老荣民思家之心日益上升。有些现役的外省老兵及退役荣民，经常到海边朝着大陆方向烧香。蒋经国说：“这是形而上学领域的问题。”他问周联华，愿不愿意到国民党的军队中走走，“向他们传道”。
周联华思考了几天，开始走访国民党军队若干单位，和大群官兵讨论个人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经国告诉周联华，陆军官兵不太了解他传的道理，空军官兵也有同样的困难，但是，政工人员因为同样关心官兵心灵问题，非常了解他的传道。
美援计划照原定规划于1965年6月正式终止。台湾当年的经济成长率为百分之九，每人平均所得是一百七十四美元（1965年的币值）。就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似乎很低，可是它代表的是过去十五年迅速成长的成绩——是仅次于日本的全世界最高增长率。自从1950年以来，美国提供台湾的经济援助总金额高达十四亿美元。这是以每人平均数值而言的美国对外经援最大的金额。经援在1965年以后，以贷款、剩余粮食销售及技术援助的形式继续供应。此外，就跟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兴盛是拜朝鲜战争相关之军事采购所助一样，台湾开始因中南半岛战争大蒙其利。1965年美国在台湾军事采购，用到中南半岛战场的金额达到一亿三千万美元。
就当时住在台湾的人来说，消费、教育、公共卫生水准的上升有目共睹。政治上也明显起了发展。民间部门不分商业、制造业、农业，一片欣欣向荣，几乎全发生在“本省人部门”。
注释：
[1] 李鹤伯1997年10月9日在纽约，与本书作者通电话时所说。原书注1。
[2] 本节所述蒋经国个人及家庭生活，取材自本书作者对他的助理、亲信秘书，经国家的中、美友人以及家庭成员的访谈记录。二手资料另予标明。原书注19。
[3] 有位华裔美国人1995年12月与本书作者的电话交谈时所说，她丈夫当时在中情局服务。原书注20。
[4] 许倬云1997年11月19日与本书作者通电话时所说。顾正秋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到蒋经国追求她。参见顾正秋《休恋逝水》（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7年）。原书注21。
[5] 某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1996年所说。原书注22。
[6] 蒋家一位家庭成员1999年2月10日给本书作者的信里透露。原书注24。
[7] 孙运璇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5。
[8]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台北，书华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34—237页。原书注26。
[9] 当时经国身边的一位助理所说。这位助理记得这封信，是因为经国看不清蒋夫人的英文字迹，他奉命把它打字整理出来。原书注27。
[10] 王美玉《蒋方良传》（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70—72页。有位蒋家成员说，当时俞扬和并不富裕，他和孝章住在旧金山一套只有一个卧室的小公寓。这段话以及方良的反应，是一位蒋家成员1999年2月10日给作者的信中所述。原书注28。
[11] 见1965年6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第54—55页。原书注34。（译按：廖家是云林、嘉义一带望族，他本人曾留学美国，得化工博士学位。回台后，经国畀以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之职。）
[12] Lodge Loh 1995年9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