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文所说的种种问题外，年羹尧还有一些典型的性格弱点，在他和雍正帝的矛盾发酵中起到了严重的激化作用，比如爱慕虚名，喜欢自我标榜。
平心而论，年羹尧识人称明、论事称精，这一点雍正帝是了解的，在两人关系融洽时，也很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在举荐大臣方面，前文我们提到过的鄂尔泰、史贻直，都是正面典型。此外如雍正元年正月，他一道奏折就荐举了川陕两省中层文官十五名，其中胡期恒、王景灏、傅德等皆以干练著称，后皆官至巡抚，是年羹尧川陕班底中的主要成员。在治事方面，如雍正元年著名的山陕乐户“豁贱为良”政策，出自年羹尧长子、御史年熙所奏，实际上也就是年羹尧的意思。可惜的是，这些君臣相得的好事，最后都成了年羹尧的罪过。
先说用人。年羹尧虽能识人，却喜奉承，又不能拒贿，很快就出现了荐举太滥、甚至因贿而荐的问题。名声在外后，朝野逢迎拍马之人更是如蝇逐臭，连被皇帝憎恨的廉亲王允禩的门人也带着金银到年家行贿，谋求升迁。
而随着雍正帝自己培植的人事班底不断成熟，年羹尧逐渐失去了为新君介绍朝臣的中间人身份。在这种形势下，他以大将军身份举荐非其所直辖的官员，本来不妥，多荐滥荐，更是极犯忌讳。然而被皇帝和群臣捧昏了头的年羹尧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不断向皇帝提出人事建议，且泥沙俱下，令雍正帝大为气恼。
再说治事。雍正帝与大臣相处，很崇尚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他希望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做出来后，提议的大臣能够谦逊低调，只称颂皇帝的圣德，而不自我标榜，所谓“善则归君”是也。当然，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掩人功劳的君主，对于宠臣们的好人好事，他很愿意投桃报李，公开赞美，让受益者在感激皇恩的同时，也念及相关大臣的好处。和乾隆帝以“本朝无名臣”来衬托君主的独裁与圣明相比，雍正帝追求的是“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不过，如果好政策的提议者率先打破了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到处自我宣扬、自我标榜，视皇帝的“圣恩”于无物，那是雍正帝绝不能容忍的。大臣单方面的“沽名”是他的大忌，普通士大夫尚且如此，年羹尧这样的领兵重臣，那就不消说了。可不巧，年羹尧确有“沽名”之好，譬如山陕“豁贱为良”一事，就被作为年氏父子的盛德，在当地大肆宣传，令皇帝极为恼火，后来成为年羹尧的罪状之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事实上，以年羹尧之聪明，他对自己权重遭忌、成为众矢之的的处境并非完全没有认识。战争结束后，他曾上奏试探雍正帝的态度，说：我本来有臂痛之病，现在已经好了，只是眼睛已经花了，缮写奏折要戴眼镜，头发也白了几十根，心脏也不大好。我担任封疆大吏有十六年了，一直尽心竭力，不敢稍有懈怠。我现在十分想回到北京，与皇上您君臣团聚，至于西陲重任，我实在不能永远担任。我现在希望您能给我一句准话，让我安心。等我将川陕军事善后工作完成后，若不用心荐举一名可以替代我担此重任的大臣，那就是我只图利己、不顾地方大事，自然是辜负了皇上的天高地厚之恩。
针对年羹尧的这番试探，雍正帝一面强调自己是如何心疼，给药给方，让年羹尧好好调养身体，一面表态说：“西边是即如此平定，亦得你在此弹压数年。况你立此奇勋，地方来年妥之，先调你进来，必令天下后世以为疑你之举，即便是你的立意，亦不过加你功成身退之论，我君臣何必存此形迹？当做一个千古奇榜样与人看方好。”明确表示如果此时将年羹尧“调岗”，就要被世人视为君臣相猜相疑。所以为了维持二人“千古奇榜样”的高大形象，近一时期你年羹尧还要继续坚守在川陕总督的岗位上。随后皇帝又说：“你我又不老，三四年后你进来，徐图君臣老景逍遥之举方是至理。”意思是年羹尧再做三四年外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接任者，自己回京任职。
我们可以将这番对话与后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的情况做一对比。雍正七年（1729），在主持西南改土归流过程中立下大功的云贵总督鄂尔泰破格担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节制西南，权倾一时。次年，雍正帝因为怡亲王允祥的去世倍感孤立，很希望鄂尔泰进京辅政，又担心西南军务无人主持。于是他给鄂尔泰写了一封长信，提到“朕之想念欲令卿来京，君臣相会之意，料卿亦必尽悉。但因三省事机重大，欲令卿多调停数载，可以委用他人代理时，酌量有旨也”，并命他留心朝廷内外大小官员，挑选继任人选。相比之下，雍正帝对二人的要求是一样的，但出发点大不一样：不让年羹尧立刻回京，是恐怕被世人认为君臣有“疑”有“形迹”，而不让鄂尔泰立刻回京，则纯粹出于边疆政务的考虑，未及其他。其用心诚恳与否，可见一斑。
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雍正帝向年羹尧下手的导火索是雍正二年底年羹尧的进京陛见。此前，因为种种原因，雍正帝已经对年羹尧非常不满，但就是那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年羹尧在北京的傲慢表现彻底激怒了雍正帝，令其忍无可忍，下定了“倒年”的决心。
对于这样的判断，笔者也是认可的。前文我们提到，年羹尧虽然从康熙四十八年起就是雍邸门下，又是侧妃亲兄，但因其外任较早，所以终年羹尧一生，和雍正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实非常之少。从二人结为郎舅，到年羹尧被赐死的十五六年间，年羹尧只有四次短暂待在北京，最后一次还是以失去自由的囚犯身份。
其中，年羹尧第一次进京是在康熙年间。当时雍正帝只是普通皇子，年羹尧也只是普通督抚，二人都没有达到极度膨胀的状态，想必互相也能拘泥于基本的礼节，保持表面的体面。即便如此，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间年羹尧的言谈行止仍然令他的门主雍亲王不满，甚至暴跳如雷，认定了他是个脑后长反骨的危险人物。
年羹尧第二次进京是在雍正登基之初，他以川陕总督的身份为康熙帝奔丧，并与新君商议西北军事部署。这一次他进京的时间较短，又正逢国丧，安排太过紧凑，张扬的个性没有机会施展。另外，这段时间是雍、年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年羹尧刚刚为大将军印的平稳交接做出贡献，雍正帝也盼着他在西北立下新功，为自己的皇位再上一层保险。二人惺惺相惜、互相倚仗，一见之下，以前的不快统统忘却，情谊越发深厚。
雍正二年底，也就是青海一战大功告成的半年之后，年羹尧再次回京，完成他的庆功之旅。这一次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较长，足够把该得罪的人当面得罪个干净，也有机会让雍正皇帝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位四十多岁就功成名就的大将军有多么不可一世。另外，此时的雍正已经做了两年皇帝，习惯了“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生活，和即位之初的心理大不一样，对他人“不敬”举动的容忍度自然也大大下降了。即使书面交流时还能自降身段，“恩人功臣”的不离口，可换作当场周旋，则又该是另一种心态感受。
年羹尧入京之初，雍正帝高度重视，如待贵宾，专门让礼部拟定仪注，还打算让各省督抚同时进京，以为陪衬，后因四川巡抚蔡珽反对而作罢。年羹尧在京居住期间，雍正帝让他与总理事务王大臣、中枢近臣们一起面承上谕，下达圣旨。雍正帝之所以有此举动，可能有借此机会试探年羹尧能否留京任职机枢的初衷。年羹尧才兼文武，是翰林出身，先出将而后入相，论能力论地位，都无不可。且如此一来，既客观上起到了削其兵权的目的，又能保全功臣身家、君主体面，倒不失为一个两全的办法。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雍正帝认识到，这个想法实在有些一厢情愿的意思，可行性很差。
一方面，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及第、翰林起家，但在外开府、领兵已经近二十年，独当一面、说一不二，早已成了习惯，再回到北京做那早来晚散、随班唱和的中枢大臣，他自己根本无法适应。另外，其礼仪铺张，举动傲慢。如沿途垫道叠桥，铺面俱令关闭；接受巡抚李维钧等跪拜之礼，并不辞让；在京时路遇王公下马问候，只以颔首答礼等等，自然令同僚反感。更有甚者，是在与雍正帝会面时御前“箕坐”，即大大咧咧两腿张开坐着。这样的姿态当然让雍正帝极为生气，这种面对面的直观冲击，显然比耳闻的、奏折所见的更令人难以接受。短时间内尚且如此，长此以往更不可行。
除了这些感官上的刺激外，年羹尧更大的问题是在京中招权揽势，四处插手各项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功绩。既看不过去、又不便明说的雍正帝只能变通办法，当着年羹尧和文武百官的面诉起了“委屈”，大谈“为君难为臣不易”。在这道长篇上谕中，雍正帝除一如既往斥责死对头廉亲王允禩、十四阿哥允禵外，也多处点到年羹尧的名字。如：
夫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岂惟为君必亲历始知其难，即为臣不易亦非亲历其境者不知。如不为诸王，岂知诸王之难？不为大臣，岂知大臣之难？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人谁知之？舅舅隆科多受皇考顾命，又谁知其受顾命之苦处？由此推之，廷臣不知外臣之难，外臣不知廷臣之难，总之非身亲其境不知其难也。夫为君须实知其难，为臣须实知其不易，然后能各尽其道。如朕谓予无乐乎？为君便是一言丧邦也。如舅舅隆科多、年羹尧谓予无乐乎？立功便当祸不旋踵矣。以至大臣官员莫不皆然。
凡有保举，不过各就其平日所知，岂能尽保其将来？如广西布政司刘廷琛，原系年羹尧所举，今行罢斥矣。即如黄叔琳为朱轼所举，今亦处分矣。在年羹尧、朱轼不过一时误举，无大关系，而朕任使不得其人，费无数焦劳筹画。大臣中如年羹尧、朱轼可谓公慎无私，仍属知人者，然即使尽其所举，亦不能充满庶位，试问二人亦必以不能周知为对。朕令大臣辈各举所知，其不知者即可以意中无人覆奏。若朕则统理天下政事，有一职即需一人，岂得以无人充此职而可推诿乎？
如近日岳周一案，岳周为工部司官，廉亲王始而参劾，继又帮银数千两代完公项。岳周身家有余，廉亲王力量有限，而如此作为，不知何意？且岳周将现银二万两向年羹尧求荐布政司，人皆知为廉亲王典铺中物。以廉亲王之所为，虽竭府库以与之，亦不足以供其要结之费。
然用人理财之难，总莫难于使人人尽去其私心，私心一萌，狡诈百端。即如近日赏兵，则相与谣言曰：此大将军年羹尧所请也。夫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此不过欲设计以陷年羹尧耳。
去年皇太后宾天时，外间谣言朕欲令允禵总理事务，允禵奏云：若欲令我总理事务，须将舅舅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摈斥，再发库帑数百万赏赉兵丁，我方任事。因朕吝此数百万，又不肯斥此二人，故允禵不从任事。其荒诞无稽、骇人听闻至于如此！以后九门提督八旗都统一闻此等谣言，即当立拿，究其根柢，以惩奸宄，不可轻贷。
前朕所颁谕旨发阿灵阿、揆叙之奸，乃朕数十年来真知灼见，定成爰书，闻亦有疑为年羹尧所为者。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朕因年羹尧为藩邸旧人，记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笔通畅，能达朕意。且秉性鲠直，不徇情面，故朕早有此意，待其来京陛见，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耳。而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者，妄谬悖乱一至于此，深可痛恨！
一篇上谕内，共六件事、十六次提到年羹尧的名字，处处都皮里阳秋，褒中必带贬，贬处又稍带一些褒奖，用心迂曲，很值得揣摩。第一处：说年羹尧建立大功，紧接着又说功臣不易，“立功便当祸不旋踵”。第二处：说年羹尧识人不明，举荐的布政使刘廷琛不是好官，但马上又说他一贯公慎无私，一时误举也不是大错，还拉上忠厚长者朱轼来做比。第三处：说廉亲王的亲信岳周向年羹尧行贿求荐，他虽拒贿并加举报，但话外之音是，何以廉亲王都提拔不了的人却转投你年羹尧的门路？第四处：说皇帝赏赐有功将士本是“天恩”，外界却“谣传”为年羹尧所奏。言外之意，之所以有这样的谣言，即便不是年羹尧及其左右自我标榜，也是人同此心，公认军功赏罚之事，皇帝都是听从年羹尧的意见。第五处：说谣言称皇帝因为太后宾天，本要重用母弟允禵，只是碍于年羹尧、隆科多未果。由此推出，皇帝是否有意重用允禵尚不足论，然皇帝重用年羹尧是导致手足不睦的重要因素，也在社会上广为传说。第六处：说有谣言称皇帝处理阿灵阿（已故一等公，康熙帝孝昭仁皇后之弟）、揆叙（已故左都御史，明珠之子）这样的大案，也是出于年羹尧的意旨，简直是无稽之谈，这些言论是“加年羹尧以不可受之名”。然而可以想见，这类涉及八旗亲贵的钦定大案都有人怀疑是年羹尧在背后主使，年羹尧的权势是显赫到了何种程度！
至于上谕中“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者”之类的表述，其愤懑不满之意已经喷薄欲出，即便随后又拿话遮掩，声称年羹尧没有这样做，这都是别人诬陷他的谣言、是狂悖谬乱之语等等，但现场“恭聆圣训”的年羹尧如果稍微留心，此时也该不寒而栗、汗流浃背。可惜，已经听惯了皇帝甜言蜜语的年羹尧没有足够的警惕之心，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谢罪、请辞之举，而是听听作罢，心安理得地回到大本营西安。
对此，雍正帝当然不满。然而仅仅是不满，哪怕是严重不满，也并不足以让雍正帝凭一时冲动拿下这位“西北王”，毕竟年羹尧是他热捧了三年的大功臣，在川陕经营十余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十分可观。拿下他，需要考虑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是合法性、合理性够不够。雍正帝是个好名声要面子的人，自己捧起来的“功臣”“恩人”，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或者干脆说是罪名，只因为“箕坐”这些礼仪小事，或是行为招摇一些就君臣反目，那未免显得皇帝太没有容人之量，不是个明君。年羹尧是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人，想找他的罪名，当然是不少的，但毕竟需要时间去搜集，需要人证物证来坐实。
第二是控制力够不够。年羹尧在川陕等地经营多年，不但本人作战经验丰富且拥有兵权，当地主要文武官员也大多由他推荐任命，很容易形成类似中晚唐藩镇的割据之势。何况他身边还有允禟这样具有皇位争夺资格的近支皇室成员，可以与京中的其他反对派形成呼应，对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构成极大威胁。当时，在川陕核心地带，对年羹尧的牵制势力几乎是没有的，举朝上下，能够在军事上与年羹尧集团势均力敌的重臣大将也不多见。
对雍正帝来说，如果只考虑第二点，将年羹尧直接扣在北京，是比较稳妥的办法，但这显然与第一点相违背。如果要兼顾第一点，即先将年羹尧放回川陕，再搜集罪名，按照惩处封疆大臣的一般程序处理，一旦行事不慎，就可能对年羹尧及其集团造成心理刺激。万一局面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时过境迁之后，雍正帝曾向群臣透露，说在此次年羹尧来京期间，有亲信之人建议自己，不可将其放回陕西。但雍正帝很是自信，认为自己有足够的驾驭能力，而不需要采取这种突然扣留的方式，落个不依法办事、莫须有抓捕功臣的名声。
那么，在处置年羹尧的问题上，雍正帝到底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和步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