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雍正二年十一月，已经立意“倒年”的雍正帝，考虑到逮捕功臣的合法性问题，将年羹尧“放虎归山”，让他回到经营十余年的川陕大本营，且仍担任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职务。不过，也是从这时起，雍正帝开始步步为营，策划布置“倒年运动”。“倒年运动”按照时间划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雍正二年十一月到雍正三年初，可以称为秘密放风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切公开发布的谕旨、文件上，还没有透露出与年羹尧相关的丝毫负面信息，但在皇帝与封疆重臣们一对一交流信息的密折上，雍正帝已经开始在不小的范围内，表达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明示相关大臣要及时表态站队，最好还能就己所知揭发其大小罪过。
秘密放风的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很得雍正帝看重，又和年羹尧无甚来往，甚至有矛盾过节的大臣。如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刚离京，雍正帝即在朱批中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询问：“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在此前的两年多内，年羹尧一直被天语“定性”为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公慎无私的大功臣，甚至皇帝的恩人，而此时皇帝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而向大臣询问，年羹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能称为“纯臣”，显然是对他的“纯”度产生了高度的怀疑。杨宗仁官场老吏，焉能不知其意。又雍正二年十二月，雍正帝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批道：“近来旧旧（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势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渐，将来必不能保全朕之此二功臣也。尔等当远之。现旧旧（舅舅）只说你操守不好，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河务，言不学无术。今岁已安澜告成，今陛见来，言‘大奇，皆皇上洪福！’，朕依此知卿之独立。只有怡亲王深言汝之好处，现你与王毫无交接，朕知之最真。今既奉旨，不必疑，不必料，可奏折之便问好请安亲近之，与你保管有益，况王公忠廉诚，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也。”齐苏勒是雍正年间的治河能臣，深得皇帝倚重。在这篇朱批中，雍正帝不但将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向其直告，还亲自挑唆二人关系，称年羹尧曾在背后说其不称职、不学无术，真是用心良苦，对齐总督“照顾”得很。
杨宗仁、齐苏勒和年羹尧本无瓜葛，看到这样的朱批，大约除了心里一震，意识到朝中将有大变动外，倒也谈不上有多么紧张。与他们相比，第二类放风对象就没这么超脱了。这类人大多是年羹尧的亲朋故旧，或是由年羹尧提拔荐举的文武大臣，只是其人或有才干，或与皇帝也有亲旧，有分化瓦解、笼络保护的必要。提前放风，是对这类人物的试探之举。如果他们能明确表态，甚至对年羹尧反戈一击，自然可以保全；如果虚与委蛇，甚至被发觉与年羹尧通风报信，自然彻底坐实为“年党”，只待秋后算账。
如直隶总督李维钧是年羹尧举荐的重臣，雍正帝立意“倒年”后，头一个向他放风：“近者年羹尧奏对事件，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又如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为通家世好，雍正帝在雍正三年正月向他说：“近日年羹尧甚作威福，贪取贿赂，朕甚怪他负朕。况你儿子在彼，你等原是世交，若通情则可，若畏惧附和他，恐为他连累也，诸事当慎之。不但年羹尧自己仗不得，凭谁不能致尔等祸福也。除你本王之外，总孤介好。今雍正三年矣，向日得力之行为，今皆不灵应也！改之勉之！”
这里的“本王”即是怡亲王允祥。雍正帝向大臣放出“倒年”风声的同时，往往告诉他们：朝中只有怡亲王最值得我信任，你们要向怡亲王靠拢，有什么不便直接上奏给我的事，都可以向怡亲王反映，他就是我的代言人。雍正帝最忌讳大臣搞“团团伙伙”，特别是结交宗室王公、权臣亲贵，可他也明白，“朝里有人好做官”，是官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皇帝高高在上，虽然推广了和大臣一对一联络的奏折制度，但要真正实现扁平化管理，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孤介自持、不依附权贵的官员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很难立足，更难施政。与其让他们各寻门路，去投靠自己的亲友、同年、恩主，不如亲自为他们指定一个和自己一心的“泰山之靠”作为联系人。他当年极力拉拢年羹尧与允祥的关系，意出于此，如今密令群臣抛弃年羹尧而结交允祥，也是这个缘故。
第二阶段是从雍正三年初到当年四五月，是公开放风与搜集证据阶段。在这个阶段内，雍正帝开始在公开的谕旨、文件上事无巨细地批评年羹尧。比如著名的金南瑛事件和朝乾夕惕事件，就分别发生在当年正月和三月。
雍正三年正月，一贯只受表扬的年大将军被皇帝公开点名批评，并交吏部议处，理由是他指使自己的亲信、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劾了一位下属官员——陕西驿道金南瑛。督抚参劾下属官员，本是分内之权，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证明督抚滥施淫威，皇帝一般不会予以驳回，更不会指斥督抚。但对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金南瑛，雍正帝极力维护，指责年羹尧、胡期恒是“妄参”，理由只有一个：金南瑛曾经是怡亲王保举过的会考府官员，怡亲王保举的人，怎么会不称职呢？必然是你年羹尧排斥贤良、任用私人。显然，这是与朱批中要大臣远年羹尧、亲怡亲王的态度相呼应。
雍正三年三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是所谓的祥瑞之兆。按照惯例，一定级别以上的大臣都要向皇帝上贺表，歌颂皇帝圣德感天。这一类文字，实属套话具文，向来由督抚大臣的幕府起草、誊抄，送到北京后，不迷信祥瑞的皇帝通常也不会亲自阅看，走走形式、表表忠心而已（雍正帝晚年有迷信祥瑞的倾向，这一阶段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迹象）。但就是这一次，存心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帝发现年羹尧的贺表里出现了错字，即将用以形容皇帝夙兴夜寐、励精图治的美好词汇“朝乾夕惕”写错了，写成了“夕阳朝乾”。雍正帝将这个文字错误无限上纲上线，说：年羹尧不是个粗心的人，他的贺表写成这样，是故意的。他不愿意用“朝乾夕惕”这四个字来评价朕，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他既然不认可朕的政绩，那么他的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满朝文武大约再也没有人看不出皇帝的意图了。
另外，在第二阶段内，一部分在前一个阶段受到秘密暗示的大臣，开始或秘密或公开地弹劾年羹尧，揭发了他各式各样的罪状。雍正帝顺利找到“倒年”合法性的抓手，开始向各地派人，就这些弹劾的内容落实人证物证。
这两个阶段在“倒年”运动中至关重要，其时，雍正帝尚未对年羹尧采取任何实质性惩罚措施，只是进行笔头警告。事实上，自从雍正二年底离开北京，年羹尧就开始直接面对雍正帝的敲打。按照惯例，他一回西安总督衙门，就向北京递交了一个谢恩折子，一方面报告皇帝自己已经回任，一方面感谢皇帝对自己在京期间给予的厚待优赏，承认自己过去犯了很多错误，感谢皇帝的宽容谅解。雍正帝在此奏折后面，批了很长的一段话，意思颇深。他说：
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置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置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地。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尧接此朱批，自然惶惑，忙表态说自己秉性庸碌愚昧，犯了很多错误，皇上不忍加罪，还这样教育他，他非常感激，一定自勉赎罪云云。对于年羹尧这样的回复，雍正帝的朱批口气似乎稍缓，表示“览此奏朕心稍喜，过而能改则无过矣”，但转而又语带讥诮，说只恐年羹尧对自己的告诫不能心悦诚服。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奇逢之君臣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处不可枚举也”。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帝又因金南瑛等事，命新任陕西巡抚石文焯带话给年羹尧，质问说：“怎么连他也不知道朕呢？着他回奏。”年羹尧无奈表态，称自己确实是认识到错了，确实是心悦诚服、忠心耿耿，但又彷徨莫措，不知如何改过。雍正帝接到年羹尧这些惶恐悔过的奏折后，显得十分不屑，冷冷批曰：“彷徨莫措，亦自信不及尔，如果知恩，何罪可待？”
此时的年羹尧仍然身在西安，掌握兵权，一旦受到严重的心理刺激，酿成兵变甚至引发全面战争，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雍正帝身边的亲信重臣对此皆有忧虑，曾劝谏这位不让人省心的话痨皇帝，发表关于年羹尧的言论，最好留有余地，要有“防闲”之心。不过，权术深沉、胸有成竹的雍正帝是不管这一套的，人家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雍正帝之所以如此宽心，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做到了团结反年派，特别是让一些“关键少数”站在自己这一边，与年羹尧划清界限，并因势利导，完成重要位置的布局。
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史贻直，时任吏部侍郎。他与年羹尧是同榜举人、同榜进士，又受到过年羹尧的举荐，可称同年故旧。雍正帝爱惜史贻直的才干，却也有些许疑虑，就找史贻直谈话，单刀直入发问：“你是年羹尧推荐的人吧？”史贻直当即对答：“推荐臣的是年羹尧，但重用臣的是皇上您啊！”雍正帝听后非常高兴，对史贻直转疑为信，并派他担任钦差，到年羹尧的钱袋子——山西河东盐场——调查年羹尧滥发盐引、贩卖私盐的罪证，成效十分显著。
与史贻直相比，年羹尧的另一位乡试同年伊都立，更是被雍正帝用为“倒年”的急先锋。伊都立姓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家族背景非常显赫，是康熙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的大学士伊桑阿之子、外戚权臣索额图的外孙。伊桑阿家族是满洲汉化进程最早的家族之一，伊桑阿本人十六岁即中进士（伊桑阿参加的顺治年间科举考试，是满汉分试，满人考中进士的难度不大，但在顺治年间就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意识并付诸实践，汉化程度不可谓不高），其子伊都立亦在十三岁的幼稚之龄即中举人，且有诗文集传世。满人贵族子弟以科举入仕，本来前途不可限量，但由于索额图的倒台，伊都立在康熙年间的仕途并不顺利，到康熙皇帝去世时，仅任职五品的内务府郎中。雍正帝即位后，伊都立平步青云，很快升至刑、兵二部侍郎，盖因其既与怡亲王允祥有连襟并兼亲家之谊，又与年羹尧有同年之故。三巨头巴结上了两个，能不发达乎？
前文我们提到，年羹尧特别看重科举同年，与伊都立的私交也不错。雍正帝为麻痹年羹尧，即任命名义上与年羹尧交好，实际是自家亲信的伊都立为山西巡抚，在川陕与京畿之间树立一道重要的防御屏障。伊都立上任后，雍正帝一面命他全面掌握山西各军事重镇如太原、大同等地的兵权，并接管山陕两省的财源重地——河东盐场；一面要求他继续做出和年羹尧同年故交的友好姿态，与其书信不断。雍正帝甚至亲自指导伊都立要用怎样的词汇吹捧年羹尧的功劳，使其放下戒心，任由老同学在自家门前大做动作。
当然，并不是每个被“放风”的对象都能如雍正帝所想的那样知情识趣。年党重要成员、雍正初年的直隶总督李维钧在接到雍正帝亲自发来的“倒年”信号后，就采取“阳为参劾，阴图开脱”的态度，试图“蒙混过关”。李维钧是浙江嘉兴人，由贡生入仕，并非科甲正途，前程也谈不上特别光明。雍正改元之初，他在直隶担任分守道，但因为与年羹尧交厚，雍正元年二月即升任直隶巡抚。雍正二年十月，随着直隶的最高长官改抚为督，他又顺势升任“天下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
李维钧巴结年羹尧，采取的是一个不太光彩的手段：让自己的小妾拜年羹尧的管家魏之耀为义父，然后将这个妾扶为继室、主持家政，那么他顺理成章也就成了魏之耀的女婿。以封疆大臣之尊而为年氏家奴之婿，在当时的官场士林中反响很坏。好事秀才们编排了不少李维钧夫妇的段子、打油诗，题于保定城内的酒肆茶楼，一时间沸沸扬扬。
李总督拍马屁的法子虽然直接得令人难以接受，但论为官行政，他也堪称是个有魄力有眼光的能吏。雍正初年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全面施行“摊丁入地”，就是由他建议并迅速推广的。因为这一建议，李维钧得罪了不少田连阡陌的豪族权贵，感到十分孤立。雍正帝曾命他与怡亲王允祥联络，作为靠山。但李维钧没有照做，而是越发与年羹尧交厚，凭着这个大靠山给自己壮胆。
雍正帝对李维钧的才干十分看重，曾称赞说：如果天下督抚都像李维钧这样，那么吏治民生就都不用朕发愁了。是以虽然知道他是年氏死党，但在“倒年”的过程中，仍然很希望把他拉出年羹尧阵营，为己所用。将雍正帝提醒大臣们与年羹尧保持距离的朱批按时间排序，就可以发现，他第一个提醒的人就是李维钧。雍正二年十一月，皇帝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道，“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今少疑羹尧。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些好”，“有人奏尔馈送年羹尧礼物过厚，又觅二女子相赠之说”。皇帝发了这样的话，作为“年党”的重要人物，李维钧不敢不有所表态。雍正三年初，李维钧三上弹章，揭发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又说年心迹悖逆，“负恩估恶，隐而弥彰”等等。
然而以雍正帝之精明，马上意识到，李维钧光扣大帽子却避开年羹尧的具体行事而不谈，其实是“阳为参劾，阴图开脱”。雍正帝在朱批中正告李维钧，“如欲尽释朕疑，须挺身与年羹尧做对，尽情攻讦，暴其奸迹与天下人尽知，使年羹尧恨尔如仇，则不辩自明矣”“为年羹尧，尔将来恐不能保全首领也”。一个当皇帝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是够可以的。即便如此，李维钧仍然没有断绝与年羹尧的关系——用雍正帝的话说，叫作“西安总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督李维钧之使者。”雍正三年七月，李维钧因为替年羹尧藏匿财产，及本人的贪污、渎职等罪，被奉旨逮问、革职抄家，在天津赔修仓廒，工程完竣后拟斩监候，不久就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