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形势的日益紧迫，之前面对拉锡还谈笑风生浑不懔的年羹尧也稳不住劲了，接到最后一次让他“明白回奏”的旨意后，写下了大概是这辈子最跌身段的“乞怜折”。其折曰：
臣羹尧谨奏。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以问死罪而有余，臣如何回奏得来。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之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谨冒死奏闻。
奏折上没有朱批，雍正帝看后有何观感，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显然，皇帝示意下的举朝倒年活动并没有因此放慢了脚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尧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
与早期王朝或者乱世王朝里强权皇帝一不高兴就把人“烹之”“族之”的行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有一种看似更讲理、更法制化，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狡猾虚伪的倾向：善于给人定罪。化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数目字管理国家”的理论，可称为用数目字管理罪犯。
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可能都知道这样的说法：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不杀士大夫，这是宋朝的重要国策，且被执行得比较彻底。宋朝皇帝普遍脾气温和，让大臣拿话挤对到墙角了，也没什么办法，不但杀不得，也羞辱不得，大不了远远打发出去，还挡不住他们“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以此名垂青史，备受后人的同情理解。
相对于宋朝皇帝的谦谦君子风度，明朝皇帝显得比较粗鲁，自己行事不靠谱，想一出是一出不说，还一言不合就打官员板子。那时候没有抗生素等消炎药物，挨打的人就算当场没有被打死，如果伤口感染治疗不及，送命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过，皇帝粗鲁有粗鲁的“好处”，他打人是因为一事而打、兴起而打。他打了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昏庸的、蛮横的、歇斯底里的，那自然而然，被打的人就是明智的、忠诚的、坚贞不屈的。被打的人由此而获得社会主流的同情、支持、尊敬，乃至崇拜，变得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有明一代广大士大夫前赴后继、冒着风险争相“找打”，挨打之后，得仁得义、成贤成圣，不论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只消挨打，就自然而然便成了正义的代言人。
清王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按道理，民族初兴、政权肇基的阶段，也谈不上什么规范的礼乐刑政，滥刑酷法是比较多见的。但很奇怪，至少从皇太极当政时期起，满洲统治者就有用数目字管理罪犯的习惯。比如皇太极在压制昆仲、独揽君权的过程中，囚禁了他的堂兄阿敏，公布了阿敏的罪状共十六条。阿敏获罪是在天聪四年（1630），当时的后金王朝还没有引进明朝的六部制度，自然既没有专门主管量刑定罪的刑部，也没有成体系的律例法典作为量刑依据。而皇太极和他的执政团队居然能想到量化政敌的罪名，让自己的决策看起来有理有据，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
清廷入关后，在学习明朝法律制度，特别是问刑程序的基础上，继承了本民族这种细致罗列罪状的传统，其获罪名目多而著名者如鳌拜获罪三十款、和珅获罪二十款等等。不过，要说把这一做法发挥到极致的，那还当推雍正皇帝为首。雍正年间的大人物获罪，其定罪之精细超过其他时代，如隆科多获罪四十一款，廉亲王允禩获罪四十款，贝子允禟获罪二十八款，贝勒延信获罪二十款等等。当然，其他人罪状再多，也多不过年羹尧去。年羹尧这九十二款大罪，单从条数上看，足可称古今罪人第一，说不定还能打破世界纪录。
不怕麻烦、喜欢给人几十条几十条地罗织罪名，这体现了以雍正帝为突出代表的清朝皇帝怎样的特点呢？笔者个人认为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对统治合法性、合理性的强烈渴求，以至于有些强迫症式的表现。清王朝是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征服而统治大帝国，在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下，合法性先天不足；而雍正帝本人的即位程序又颇有瑕疵，他在位期间朝野已经流言四起。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令他随时随地感受到朝野对他皇位合法性的指摘，并一生致力于对自己的皇位合法性进行解释与强调。事实上，如果换作一个脸皮厚的皇帝，这种指摘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在皇权至上的时代，除了扯旗造反，其他任何负面评价，对皇帝本人来说，都是柔性的、没有强制力的。他既可以我行我素、置之不理，也可以二话不说，拖出去砍了，大不了担一个暴君的名声，也不会掉二两肉。
但雍正帝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个极好面子又很务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面对一切棘手问题，既要切实有效解决，还要解决得情理法兼顾，最不济也要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于是，我们在《雍正朝起居注》和雍正年间的满汉朱批奏折中看到的，是一个忘记了自己皇帝身份而喋喋不休，与任何对象都能展开激烈辩论的胤禛。实际上，不要说皇帝，就算没有什么生杀大权的普通上司，通常也只是兀自下命令而已，不大需要就一件事和人讲出一二三条道理，乃至翻来覆去辩论道理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
不过，一度把年羹尧捧到恩人位置的雍正帝深知，“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见太平”这种事，是不得人心的。不论内中有何委曲，让不知内情的人从表面上看，都只能看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对皇帝的声誉、朝廷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所以，他让群臣不遗余力地搜括年氏的罪状，按照合乎制度的程序全面公开，向天下人讲出九十二条道理，展示年羹尧是如何的罪大恶极，数罪并罚、按律当诛。而自己则是站在一个至公至明的位置上，战争时期重用他，是真诚的、讲道理的；现在逐渐发现了他如此之多的罪行，要诛杀他，同样也是真诚的、合法度的。
雍正帝这样的行事风格，不乏他的可取之处。毕竟，无论如何，一个肯花心思跟你讲理的上司，乃至皇帝，总比悍然武断，一拍脑袋就说一不二的更好一点儿吧。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虽然他是讲道理的，可他和讲理对象的地位完全不对等，能为自己的“理”调动的资源极度不均衡。所以归根结底，他讲的是一面理，讲的是不公平的理。再者，雍正帝为人英察善辩，讲理的时候极肯投入，极为用心用力，所以他的“理”看起来总是那么“有理”，不管论证过程还是论证结果，甚至道德高度都完胜对手。许多学者都说，清朝的士风较明朝卑下得多，清流士大夫再不见明朝那样冒着打板子的风险跟皇帝死磕真理的了。而又有学者说，清朝的士风之变主要是在雍乾时期，这跟当时的君权高压专制、文字狱酷烈有密切关系。这些观点自有其道理，笔者也基本同意。不过，笔者还得在此补充一点，那就是雍正年间士风的变化，实在跟雍正皇帝太爱讲道理、又太会讲道理有关，讲到了士大夫们无理可讲、闭口不言的地步。所以，对于传统王朝士风的培植而言，皇帝爱搜肠刮肚讲道理，恐怕真不如一理亏就打人板子更好些。
第二，是对皇权掌控力的高度自信。前面我们说，相对于以前的朝代，清朝皇帝更习惯运用数目字管理罪犯，承平时期处理大人物，安排的罪名一般都在二三十条以上。但到了晚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辛酉政变后，大权臣肃顺被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等人以跋扈不臣为名，六天时间从重从快判了死刑。因为时间仓促，肃顺又不是个大贪，突袭抄家无所收获，直令草拟谕旨的笔杆子曹毓瑛“思索竟日，周纳无词”，实在列不出多少罪状条款。实际上，肃顺的专断强横、把持朝政，比年羹尧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柄一定是很多的。这件事情若放在雍正手里，细细查去，大罪没有九十二款，二十九款也是有的。但此时的慈禧和奕䜣，对政权的控制能力远远无法与雍正帝相比，对肃顺等人抱着好悬抓住，赶紧杀了省事的态度。可见，合法性强不强，是一个建立在控制力基础之上的高端话题，对于弱势君主而言，充分论证合法性，实在是一件不敢追求的奢侈品。
第三，是政治手段的纯熟运用。在“倒年”中，雍正帝手段的高明老辣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确保在政治，甚至是法律的框架内剥夺年羹尧的兵权，让已经有一定割据倾向的川陕军政集团平稳“回归”皇权的控制范围之内，没有激起许多人都担心的兵变。第二，尽量缩小范围、实现精确打击。对于年羹尧关系网中的文武精英，雍正帝普遍采取收买剥离的方式，使其不至于一损俱损；对于其中特别优异者，还能推诚重用，爱才之心昭然可见；而对于年氏家族的无关成员，更是极力加以保护。第三，雍正三年，在“倒年”进行过程中，雍正帝同时向以其亲兄弟允禩、允禵为代表的先帝皇子、宗室王公和八旗上层贵族发起总攻，并开始着手清除他即位的大功臣、国舅隆科多在朝中的势力。在不影响国计民生的情况下，多点出击而令所有的对手毫无还击之力，他不愧是政治斗争史上的超级大咖。
不过，为了达到完美控制事态发展的目的，“倒年”活动中的雍正帝采取了很多阴暗不堪的手段。比如通过密折的形式鼓励告密、挑拨离间、凭空诬陷等等，甚至他赞美、收买大臣的那些“甜言蜜语”，从最后的结果看，也让人毛骨悚然，绝非君子待人之道。笔者想，读过本书的读者，愿意交他这样的朋友，或者愿意和他这样的上司共事的，恐怕是没有几位了，除非你运气绝佳，有允祥和鄂尔泰那样的特质。当然，今天的学者或者历史爱好者能看到原始的清宫档案，是极其偶然的历史机缘，是雍正帝始料未及的。他原本也以为，自己展现给时人和后世的，都是正大光明的呢。
九十二款大罪既定，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年仅四十六岁的年羹尧死期至矣。那一天，雍正派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向年羹尧宣判其死刑。上谕开头曰：
年羹尧，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汝父兄及汝子并汝阖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汝扪心自思，朕之恩尚忍负乎？
先强调年羹尧是辜负君恩，连掩饰也懒得掩饰的古往今来第一人渣；随后又历数了他一些九十二款大罪中尚未提到的罪状，如在对罗卜藏丹津的作战中该前进的时候羁迟，该谨慎的时候冒进，该直行的时候绕远，该迂回的时候抄近，总之是视国家军务为儿戏，以此陷害阿喇纳、富宁安、岳钟琪、蔡珽等领兵、督粮大臣（然而最终不是打赢了吗……）。又如处理战争善后，奏定的十三条章程，在不该建城处建城，不该屯兵处屯兵，所作所为，无一处有益于地方（然而善后十三条是年羹尧上奏后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通过，由皇帝亲自批准的）。如此种种，还有很多残杀无辜、颠倒军政的大罪没有来得及放在这九十二条中讨论。最后，雍正帝说：
即就廷臣所议九十二条之内，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共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泪坠。朕统御万方，必赏罚公明，方足以治天下，若尔之悖逆不臣至此，朕枉法宽宥，则何以张国法之宪典，服天下之人心乎？即尔苟活人世，自思负恩悖逆至此，尚可以对天地鬼神，与世人相见乎？今宽尔殊死之罪，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兄子孙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大凡狂悖之人，生前执迷，死后或当醒悟。若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为永坠地狱者，虽历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意思是：你的罪孽如此深重，九十二条里光够得上死罪的就有三十多条，朕如果还不杀你，就是徇情枉法；即便像现在这样，只让你自裁了事，又免除你父兄子孙叔伯等近亲的死罪，已经是皇恩浩荡、格外保全了。你如果还稍微有点人性，就是在黄泉路上也要感恩戴德、悔罪自新。如果稍有怨念不服，那么按照佛家的说法，你就算坠入地狱，永世不得重生，也无法消除自己的罪孽。
一世雄杰的年羹尧，就是在这段“死了也要爱，怨念会让你没有彼岸”的强硬超度声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他被皇帝“赐自尽”，至于具体的死法，即是鸩酒抑或金刃、白绫，则未见史载。
那么，年羹尧这九十二条大罪，到底虚实如何，有什么可以深挖的内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