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雍正朝刑部的分类体现的是当时的官方归罪逻辑，和我们今天的思维不太一样，增加了理解难度。笔者在此将这些罪状重新排列组合一下，再加以分析，想必读者看起来会更明了一些。
这九十二款罪状大致可以分为政治问题、人事问题、经济问题、领导责任问题四大类。政治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是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比如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私藏军用物品，伪造图谶妖言等等。
静一道人是个有异能的道士，邹鲁是游方术士，以看相占卜为业，两人都是年羹尧幕下之客。在清代，督抚大臣自掏腰包幕下养士是普遍现象，年羹尧开府几十年，财大气粗，多养几个帮忙或是帮闲的各色人等，本来不是问题。不过，养一些会占卜看天相的“异人”，和一般的养士可不一样，很容易被视为有蛊惑人心、颠覆政权的企图。
“倒年”进行到关键阶段时，术士邹鲁被捕。提到刑部后，他供称在西宁年幕中时，年羹尧曾给自己看过一些图谶碑记，又口出狂言，说他这辈子封王还不止，“到分九鼎之时，我已有川陕两省，据天下上流，更兼兵马强壮，谁人敢当？只有老父子孙在京，甚是挂念”，摆明了是要造反的话。还有一次，年羹尧半夜叫来邹鲁，让他看自己房顶上冒出的白气，说是“王气”；又说自己在陕西有大炮三千、甲胄枪箭俱是现成，让邹鲁、静一道人等算一算哪天（起兵）吉利等等。此等言论如果坐实，谋反大逆那是板上钉钉。
不过，结合年羹尧和其子年富的口供来看，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严重。静一道人、邹鲁二位，确实是年羹尧门下之士，且主要从事看相算命一类的封建迷信活动。年羹尧曾答应为邹鲁出资购买房屋、捐买官职，但没有兑现。为此，邹鲁与年羹尧当面反目，进京找到年羹尧之子年富，以其父曾对自己说过谋逆言论为由，向年富讹诈白银数万两。可大家想一想，如果年羹尧确实与邹鲁等人说过非常露骨的谋反言论，一旦反目，必然要对其限制人身自由，乃至杀人灭口，怎么能任由他满世界乱跑，甚至跑到北京城要挟自己儿子？
实际上，年羹尧和术士异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并没有隐瞒雍正帝。他在给刑部的口供中说，自己于雍正二年底进京时，曾劝阻雍正帝下一年的二月不要到东陵拜谒；另外雍正三年四月间天下会发生一些事情，请皇帝小心留意。他甚至将天旱求雨，目睹白气升空的事也和雍正帝口头说过。当然，在口供中，年羹尧痛心疾首，认识到自己这样“信口胡言”是极端错误的，是疾病缠绵、心神恍惚所致。
笔者在翻看雍正年间奏折档案时还看到过这样一个记载：山东巡抚黄炳曾在雍正元年五月上过一道密折，提及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向他致函，说皇上闻知你们山东安丘县有一个叫范英的秀才，是奇人异士，让我转告你将范秀才密送进京，带到怡亲王府上。黄炳是个年轻官员，做事认真得很，巴巴跑去调查了范英的背景后上了个奏折说：据臣了解，这个范英背景复杂，曾经涉嫌参与武装倒卖私盐，皇上您看这么不本分的人，真的让我送到怡亲王府上去吗？然而黄炳没有想清楚，皇帝是新登基的皇帝，跟内外文武人头不熟，这种暗地里捣鼓封建迷信活动的事，哪好意思同你个寻常督抚直说？所以绕个大弯子，让自己的大舅子川陕总督向你山东巡抚转达圣意，你好好地把人送到北京就是，咋还冒冒失失和皇帝挑明了呢？面对不开窍的黄炳，雍正帝也没有办法，只好表扬他背景调查做得对极了，不过此人是好是坏、能与不能，也要朕亲自试一试才知道，你还是火速把他秘密送到怡亲王府上去，甚密！甚密！甚密！
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年羹尧就曾“奉旨”与异人交往。康熙六十年，年羹尧从四川到热河觐见康熙帝，后又从热河前往北京；离开热河前，康熙帝交代他到北京找一精于命理的术士罗瞎子推算八字。此时的年羹尧倒还谨慎，上奏说：“臣到京后，闻知（罗瞎子）其人在京招摇，且现今抱病，臣是以未见伊。理合附奏，非臣敢于违旨也。”至于进入雍正朝后，在结交奇人异士、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问题上，雍正帝与年羹尧更是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并不是年羹尧偷着摸着自行其是。
有鉴于此，针对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这第一条泼天大罪，雍正帝并没有大做文章，甚至有故意淡化的意思。就笔者一家之见，雍正帝虽然做了防止年羹尧谋反兵变的准备，但他从心底并不相信年羹尧会蓄谋反叛。
政治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在古代叫僭越，用现在的话叫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表现为，一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二不把制度放在眼里，三不把其他同事放在眼里：如接到圣旨不宣读张挂，寄发奏折时不按照一定的礼仪规格“拜发”，而是像寻常寄信一样在官署内室交人发出；从自己到儿子再到仆人都不按级别标准乱穿衣服、装修时随意使用龙的图案；架子大得离谱，用皇家侍卫充当仪仗队，让巡抚一级的高官下跪，对其他督抚行文直呼其名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问题，众目睽睽，一揭发一个准，所以数量最多。另外，这类问题虽然危害性并不如谋反大逆、贪污腐败、滥用职权那样严重，但给人的感受是很直观的，特别是给同僚们的刺激非常强烈。比如陕西巡抚范时捷，本来与年羹尧关系很不错，只是因为与年羹尧官居同城，就被迫给他下跪，又被他提出接旨不许放炮等苛刻要求，早先必定是敢怒不敢言，好容易逮着机会，揭批奏折便一封封送上。
雍正年间补服规制[1]
雍正年间，年羹尧的头衔最高达到了：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其中，太保是宫衔加官，类似荣誉称号的性质，与品级相对应，享受正一品官待遇；一等公是爵位，与品级相对应，是“超品”，即享受比正一品官还高不少的待遇；川陕总督是职务，雍正初年的总督通常是正二品，全权统领本辖区军民二政；抚远大将军是差遣，没有待遇标准，但在职权上是“节制四省军兵粮饷”，可知在“军兵粮饷”问题上，大将军是四省督抚的上级。以就高不就低为原则，年羹尧在衣食住行、人身待遇诸方面，应按照《会典》公爵的标准执行。在权力运行方面，战时在与“军兵粮饷”相关的事项上，应行使大将军职权；战时非“军兵粮饷”事项，以及战争结束后，应行使川陕总督职权。以上，即是年羹尧应该“摆正”的位置。
那么年羹尧是怎么做的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在一切待遇和职权行使事项上“俱循大将军俗例而行”。他的“俗例”是谁呢？就是历代前任——清初领兵诸王，特别是直接前任——康熙的十四皇子允禵。也就是说，他不分战时平时、公爵品官，不论是起居排场还是发号施令，都按照领兵亲王、皇子标准行事。按这样的标准，让巡抚下跪，对督抚直呼其名，还有问题吗？当然，在“恩人”期间，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一旦和皇帝反目，那问题可就大了。
政治问题讲完，我们来说说人事问题。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里的人事问题总结起来是八个字：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前者如利用职权，让自己人冒滥军功、伪造资格，混上一官半职；后者如诬陷与其有矛盾的人违纪违法，甚至为了给自己人腾位子，将完全不相干的人参奏免职，所谓“急欲出缺”是也。
夸大其词、冒滥军功是古代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舞弊现象，大规模战争环境下尤其普遍，年羹尧军中必然不能例外，能不能被发现只在于查与不查、纠与不纠。另外前文我们提到过，年羹尧特好举荐，且态度强硬，其举荐的官员被单列档册，称为“年选”，这令吏、兵二部怨愤不已。这是他“出事”前就暴露出来的问题，自然也是实情无疑。
不过，关于举荐，特别是因军功举荐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再辩证地看一看。实际上，凡是有军事统帅经历的大臣，普遍勤于“举荐”。毕竟战争是生死一瞬的事情，统帅没有点儿“就算跟人事部门死磕，也得给兄弟们多挣好处”的精神，谁会拼了性命跟你向前冲呢？像年羹尧最敬重的老同学鄂尔泰官居首辅后，也大肆起用自己主持改土归流时的部属，有“偏私乡党”之讥。鄂尔泰是满人，没什么乡党可言，所谓乡党，即是云贵一系的文武官员。而与鄂尔泰同时主持朝政的张廷玉是数十年文学侍从出身，在举荐问题上就极其谨慎小心，生怕担个结党的名声。他的桐城老乡、桐城派三杰之一的刘大櫆想求他举荐尚且不能，反而要去走鄂尔泰的门路。军事活动的特殊性促成了军功集团的形成，进而对承平之下的制度运行造成破坏，这似乎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当然，统帅对于“度”的把握非常重要，年羹尧的肆意程度确乎太高了一些。
至于排斥甚至诬陷异己，显然是个比滥荐更严重的问题。可惜，雍正帝为年羹尧安排的诬陷异己的典型案例“捏参程如丝贩卖私盐、杀伤多人”一案，是个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这里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先是，川陕总督、大将军年羹尧参劾四川按察使程如丝在担任夔州（今重庆市东北部）知府时诬陷合法商人贩卖私盐，并对路经夔关的商人进行武装抢掠，致死多人。程如丝被革职拿问。雍正三年初，蔡珽案出现反转：本来是被逮捕进京的四川巡抚蔡珽因为揭发年羹尧有功，从阶下之囚一跃成为左都御史。蔡珽随即奏称，自己是程如丝的老上级，对他的为人非常了解，程如丝实乃四川第一好官，因与年羹尧有仇，才被诬参。因为此案涉及多条人命，社会危害极大，如能证明确系诬参，当然可以成为“倒年”活动的重要突破口。是以雍正帝特派新任陕西巡抚石文焯主持复核，雍正三年八月石文焯疏奏“年羹尧四川夔州守程如丝私卖盐觔、贪残凶暴一案，俱数虚事，明系年羹尧捏词妄参”，程如丝无罪释放，恢复四川按察使职务。至此，官方认定年羹尧之于程如丝是陷害忠良、排斥异己无疑。
然而，这个认定在年羹尧被赐死仅仅一年多后就被推翻了，原因很简单：“倒年”已是明日黄花，这时候皇帝的主要斗争方向是“倒蔡”，蔡珽的蔡。雍正五年三月，雍正帝发布长篇谕旨，谕旨的开头口气非常谦虚，他说：朕办理天下事务，历来顺应人情物理，不肯心存成见。但是政务殷繁，人心险恶，蒙蔽欺妄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一时听信了，就要出现决策错误。不过，如果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不存自护己短的陋见，那么是非很快就能明白，大家也能有所警惕。古来圣贤并不是没有过错，而是不掩己过，朕常常以此自勉。
一段开场白后，雍正帝重提程如丝案，并且将身段放低到尘土里，公然引用“悖谬狂乱，至于此极”的大罪人汪景祺的言论。雍正帝说：我最近翻阅汪景祺的《西征随笔》，看到里面有一条记载叫《程如丝贪横》，所叙程如丝案，与蔡珽当年所奏、石文焯所审大不相同。汪景祺这个人虽然不是东西，但他的言论也不一定“字字皆虚”，既然他在笔记里是这样写的，想来也应该是有所依据。国家政事，必须清楚明白，才能“清吏治而肃官方，剖是非而除壅闭”。程如丝一案，现在着刑部侍郎黄炳前往四川，会同川陕总督岳钟琪、四川巡抚马会伯、湖北巡抚宪德重新审理，审讯时让石文焯和蔡珽二人现场旁听。
我们先来看看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的说法：
程如丝重贿蔡珽，调补夔州知府。程如丝至夔，凡商家所有之盐，尽以半价强买之。私盐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穷民，程如丝悉夺之。私盐船过夔，程如丝遣人籍其盐，私商不服，程如丝集吏人、乡勇、猎户，泛兵几千人往捕治之。鸟枪弓矢竞发，私商与捕人死者枕藉，商人过客毙者无算。蔡珽庇之，不以上闻。湖督杨宗仁受客商呈词，欲入告。程如丝指称是年大将军意，杨督竟寝其事。年公闻之，遂具题参劾，奉旨革职拿问。蔡珽入觐，力言程如丝为天下第一清官，上将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抚石文焯秉公确审，石欲脱程罪，且议复其官，以合上意。呜呼！浙抚黄叔琳以置土豪贺茂芳于死，遂革职问罪，乃知府杀人不计其数而反无过乎？
皇帝的意向既然又如此明白，案件的最终结果当然也没有悬念。曾经的“四川第一好官”程如丝再次被定拟死罪，罪行正如狂乱悖谬的汪景祺所描述。雍正五年八月，因为“倒年”而红极一时的蔡珽被抓捕入狱，定罪十八款，其中第十五款即是“收受贪残不法之程如丝银六万六千两，金九百两，贪贿庇奸、怀私保举”。年、蔡两个大人物的罪名里，竟然都有这个程如丝，可以说是十分魔幻现实主义了。
注解：
[1] 补服是明清官员穿在朝服或吉服之外的服装，因绣有补子而得名，作为官服的一部分，用以“辨尊卑，别上下”。图表所示为清代高级贵族补子的形状与纹饰。其中以“四团龙补”的样式最为尊贵，须郡王以上方可穿用。除宗室高级贵族外，异姓功臣有蒙赐“四团龙补”之例，是为巨大殊荣，因其体制过重，即便功臣本人亦不敢穿用。年羹尧罪名中有“伊子穿四团补服”一条，是僭越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