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们埋头准备考试，忽然眼前发黑，起初以为是营养不良的例行现象，接着听见空中有奇异的响声，如崖下怒涛，如天外闷雷。就在这时，教室里飞进来许多蝗虫，窗外檐前，蝗虫像瀑布一样滚滚而下。
没法子估计究竟有多少蝗虫。它们由微山湖一带出发，越黄泛区，奔河南，波及淮上。它们飞行的队伍像肮脏有毒的云层，无边无际，遮没了地平，太阳只剩下惨白的影子。你出门，它们钻进你的脖子袖子，你做饭，它们拥入你的锅中灶底。它们压断树枝，压塌草棚。当然，更教人痛苦的是吃光了庄稼。
蝗虫有一张宽阔的嘴，上下两排刚锐的牙齿，落地以后齐头并进，且走且吃，从来不停，好像从来不饱。所到之处，消灭一切绿色，留一个灰溜溜的荒原，农夫的春耕夏耨，忽然成空，徒然手上磨起了一层茧，背上晒脱了一层皮。它们且吃且走，顺便产卵，为来年留下祸根。虽然它们不吃毛茸茸的叶片，农家还可以收成少许豆类，但来年无可避免有一个悲惨的春荒。
农民怎样对付蝗虫？他们用的是相沿千年的老办法。白天，在田亩的一端挖沟，另一端两侧站人扯起一条绳子，两人摇动绳子把田里的蝗虫赶进沟中，填土把它们活埋了。夜间，在地头上堆柴生火，利用“飞蛾投火”的习性烧死它们。连老妇和幼童也上阵，拿着用树枝扎成的武器拍打，咬牙切齿，满地都是蝗尸。他们昼夜战斗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蝗虫太多了！太多了！
还有一个办法。飞蝗虽然成万成亿，却不是一盘散沙，它们有队形，有方向，行动一致。它们不掉队，不打内战，也不各行其是、另立山头。它们可以一日之间铺天盖地，一夜之内无影无踪。这太奇怪了，于是农人相信它们有领袖，有纪律。蝗的最高领袖叫“虫王”，据说比一只鸡还大，脸形像马，是一尊虫形的神。农人在阡陌间摆下香案，全家汗泪交流，叩头无数，祈求虫王慈悲。蝗虫终于离境，可是它们也把农人赖以活命的禾苗收拾得干干净净。
蝗虫过境的那天，我为农人心酸。明知必败，仍然战斗；明知无灵，还要祈求。就这样，他们在绝望中奋斗了几千年。这次飞蝗北来，想必鲁南家乡也是灾区，千郭万家，或许也要对着冥冥长跪不起，一任成堆的蝗族淹没了他的双腿。
蝗是排了卵才飞走的。卵一窝一窝产下来，每一窝几十个，来春孵化了，蝗增加了多少倍？那时将有多少人口多大面积受害？我太忧愁了，不能祷告。
那时有一门课，叫做“博物”，内容包括初级的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遍地蝗虫之时，我们听老师讲授“飞蝗”。
他说，我知道你们恨蝗虫，怕蝗虫。现在暂且把你的恨你的怕放在一旁，现在用你的冷静、你的客观来观察研究，放弃个人的感情和成见，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他说，飞蝗的害处太大，一定会被人类消灭，先进国家早已灭蝗成功，学动物学的人只能看图画，看标本。中国一定也会有这一天，你们是最后一代看见活蝗虫的人。蝗虫是灾害，也是你们的机会，你们要好好学习。
一席话说得我们有了意兴。在他的指示下，我们每人抓了一个蝗虫来反复谛视，看它为什么属于直翅类，看它的口器构造，看它的复眼和单眼。这才看清楚它的触角像两条鞭子，身上有黄、褐、黑三种颜色，飞行时前后翅摩擦，有嗤嗤啷啷的杂音。我特别注意它的前胸，前胸很高，有一条笔直的脊线，露出高傲自信的神态。我想，你有什么理由可以骄傲，你这罪大恶极的害虫，不久就要断子绝孙。我又想，高等动物才有这样的神态，蝗虫虽是昆虫，却也进化了百万春秋，才体会到生命的庄严，怎么误入歧途，以作践人类的庄稼为生，也实在太可惜了。
说到产卵繁殖，老师说蝗的幼虫叫蝻，蝻有天敌，明年春天“蝻”孵化成形的时候，会被一种黑色的小虫咬死，所以，阜阳明年应该没有蝗灾。天意灭蝻，农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给这种黑色的小虫叫“气不忿”，意思是看不过去，要打抱不平。蝗虫把老百姓欺负得太惨了，我看不惯，忍不住，要插手管一管，“气不忿”这个名字包含着农夫的感激与幽默。
“博物”这门课很枯燥，全靠死背硬记，难得他旁征博引。他告诉我们：“枭食母”是捏造，“羊羔跪乳”是附会，“腐草化萤”是误会。
讲到白杨树，他说钉死耶稣的十字架是白杨木做的，西方人说白杨树有罪恶感，树叶没有风也瑟瑟地抖。这也是西方人的附会，事实上因为它的叶柄半截方，半截圆，这方圆交界处极弱，为了支撑树叶又得硬挺着，由于力学上的理由，叶片不能稳定，白杨在耶稣降生以前就是如此。打蛋厂外白杨成行，他派几位同学出去采集落叶，当堂人手一片，仔细观察。这片叶子我夹在笔记本里保存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我们处境急变，废书不读……
狐狸狡猾倒是不假。他说，狐狸会清除身上的跳蚤，它衔着一根树枝下水，在水里把树枝高高举起来。跳蚤怕水，朝没有水的地方跳，最后集中到干燥的树枝上，狐狸把树枝丢在河里，自己游上岸去，这一手连猴子都不会。
整本博物最后一节讲的是“人”，他能引用马克思：“人是动物学最后一个名词”，他很“博”，还能继续说，“人”除了动物学里的人，还有伦理学里的人，还有社会学里的人，“人不仅是动物学的最后一个名词”。
这样的老师何可多得？但求全责备，他不是教育家，由衷藐视我们这些“破烂青年”，有几位同学在城里大街上遇见他，听到的是如下的责骂：“看你们这个模样，简直是叫花子！你们怎么有脸进城？”
那时我们军服已脏已破，因营养不良已瘦，因在烈日下暴晒已黑，生疥的脸已数日不洗，流脓的腿弯已难以支持体重，我们的外形确实如他所说，但我们不能原谅他。
那时我们还没学会感激，刚刚学会忌恨。
他太喜欢说话。我入学报到的那天，发言责备教务处帮我作弊的人，就是他。报到的事本来与他无涉，可是他喜欢“信口雌黄”，有一天终于出了状况。
学校弄来一块地，鼓励学生种菜，校方指派教我们种菜的人当然是这位教师，因为他学农。
那时全国中等学校的校训都是“礼义廉耻”，称为共同校训，蒋委员长亲笔写了这四个字，教育部颁布规格，命令制成漆黑描金的大匾，挂在每一所中学里。我们学校一切因陋就简，唯有这块匾堂皇精致，有“黉宫”的气势。
我们没有大礼堂，我们在操场里集合，司令台面对着一堵围墙，这块匾只好挂在围墙上，师生触目可见。有一天博物老师带我们去菜园，一行经过校训的金匾之下，这位老师指指点点说了一句：“太喜欢写字了，四个字写错了三个！”
那时蒋主席威望正隆，学生听见这话，个个怒形于色。今日回想，这位老师的评语也太严太苛了，国字除了正写俗写之外，还有碑帖的写法，还有书法家基于美学的理由而擅创的写法……
那博物老师并未发觉多言多败，还在能言善道。有一天，在菜园里，话题转到校长李仙洲身上，他说：“李仙洲每次来，我们每次都得立正，他凭什么？这是军阀作风！”那时李校长是我们的另一尊神，他这句话真正犯了众怒。
离开菜园以后，几位高年级的同学有所计议，也和另外班级的同学沟通了，决定对教博物的老师来一次“精神枪毙”。学校每天集合全校学生升旗降旗，升旗比较隆重，分校主任和重要的教职员都参加，降旗多半由军训教官一人主持。这天降旗之后，解散之前，几位高年级的同学对教官说，他们想借这个机会向同学们宣布几件事情。
现在说到我们的第三位教官，其人文质彬彬，说话无阳刚之气，处事也没有决断力，他完全是在抗战的形势下身不由己做了军人。他也不问一问学生要登上台去说些什么，迟疑了一下，答应了。
演讲冠军彭利时首先登台，同时有七八个同学出列站在讲台两侧。彭利时显出他的口才，几句话就把全场的情绪鼓动起来。他说我们都是失学的青年，总司令为我们办了这个学校，我们父母做不到的事，校长做到了，我们感激他，我们爱戴他，如今竟然有人侮辱他，藐视他，我们应该怎么办？台下大声齐呼“把他赶出去！”面临这种失控的情况，教官固然手足无措，分校主任和训育主任也闻声走出办公室，暂时站在远处观望。
就在这时候，“立正号”响了，这表示李仙洲校长进了校门。李氏虎虎然大步直奔讲台，置军训教官的敬礼于不顾，遥指台上，大吼一声“叫他下来！”声音果然吓人。彭利时跑步下台，向他敬礼，他也没有正眼瞧一下。
李氏站在台上，气呼呼地追问缘由，一手掏出怀表，限三分钟答复。当时李子俊挺身而出，把博物老师在菜园里说的话重述一遍。李说：“我不信！还有谁听见了？”七八个同学一齐举手。李氏说：“好！好样的！”吩咐卫兵把这几个人带走，他拉长脸训了几句话，警告大家要用功读书。
这一夜，我们很惊恐。我们都知道一个总司令的权有多大，也有“杀鸡吓猴”一类的常识。尤其是我，从小见过草菅人命。那时国军共军在各地冲突不断，规模很大，国民政府已开始“防共、限共、溶共”，策士们建议用霹雳手段，“向敌人学习”。这一夜，我胡思乱想：那两位学长莫非真的是……要不然，哪来这先烈一般的勇气？
还好，第二天，他们回来了。据说李仙洲把他们交给参谋长，参谋长追问闹事的原因，告诉他们：“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然后，参谋长把他们交给警卫营长，营长教他们跟士兵一同吃晚饭，到禁闭室睡觉。
彭利时没有回来。据说，参谋长发现彭利时有一张利嘴，能煽动群众，留在二十二中是个“病”，发给他一笔路费，教他转学。我们从此没有他的消息，文章写到这里，停下笔来想了一阵子，“千万颗人头落地的时代”，也不知他的利嘴是祸是福。
李仙洲是职业军人，他在中国咬牙切齿、与日本殊死决战的年代，同时也在国民党防共溶共、唯恐不及的年代，那时军权至上、乱世重典，那时思维粗糙、行事鲁莽，他处理二十二中历次风潮，还算心平气和，宽容开明。他始终没用政治构陷对付学生领袖，虽然学校有人放话出来，怀疑学生受中共操纵，却从未出自李仙洲本人之口。他还对二分校的老师们撂下这么两句话：要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子弟，子弟走偏了，要把他拉过来，不要把他推出去。一九四五年，校本部学生对第二任校长发起抗争，李仙洲几乎是站在学生这一边，就更难得了。
一九四九年，台北街头，我突然遇见那位教博物的老师。老师到底是老师，他自动留下办公室的地址。以后又见过两次面，他沉默寡言，和以前像是两个人。怎么变了？教人关心。不久，台湾发生盗伐森林的罪案，法院传他以专门技术人才的身份作证。他在法庭上尽量不说话，法官问他：树被伐倒盗走以后，观察留下的树根，能不能推想这棵树是多久以前砍伐的？他急忙说“不能”。法官说：我是外行，但是我知道，大树伐倒以后，残根往往发出新枝来，看新枝长了多粗多高，可不可以推想伐树的时间？他又急忙说“可以”。旁听席上大笑，第二天，报上刊出花边新闻。
唉，老师，老师，过犹不及嘛！我真怀念你在二十二中的老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