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泌阳奔南阳，经过唐河县境，我发现一位女保长，一个乡下大脚板的老大娘。不知怎么，我一看见她，哭了，她目不转睛看我，看着看着也流下眼泪。
她煮了两碗面汤，让我舒舒服服地享受了随身携带的大饼。她半是祷告半是叮嘱地说，路上千万别遇见抓兵的，她看见过抓兵的抓当兵的，连人家掉队的病号也不嫌弃，抓过来换上符号，就算自家的人。一个连长到她这个村子来抓走了几个小伙子，这些小伙子的父母老婆孩子跪了一地，磕头求情，那连长好像根本没看见他们。
她教了我一些聪明，例如，若是迷了路，千万不要向人问路，只管大模大样不慌不忙地走，好像这一带你很熟，你们老营就在前边不远。倘若逢人便问，人家就知道你是落了单的孤雁，说不定引出来个打雁的人。她说，人哪，有一百个心眼儿，九十九个好心眼儿，一个坏心眼儿，为人处事要把那个坏心眼儿放在前面。
想到军纪，问她“能教日军烧杀，不要汤军驻扎”这话可是真的？她说，汤恩伯的军队很多，纪律有好有坏，最坏要数汤恩伯在河南成立的挺进纵队，这是地方武力，中央不发粮饷，一切用度都在河南当地想办法，这些人胡作非为，的确有人说过他们比日本人还要坏！而这样的挺进纵队有五十个之多！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的故事可以说三天三夜，挺进纵队的什么人想捉一只鸡，鸡在前头跑，他在后头追，一直追进人家的内室，看见墙角里站着个大姑娘。他转身出来就托联保主任做媒，硬要娶人家做媳妇。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的什么人，看中了一座四合房，就命令房主在七天之内搬家，让给他住。他住进去以后又嫌不方便，找了匠人来东拆西补，也不给匠人工钱。
老大娘说，挺进纵队可狠呢，抓了个八路，问不出口供来，就在地上挖个坑，把那个八路插在坑里，慢慢地填土，一边填土一边告诉他，不说是死，说出来是活。先是怎么也不肯说，等土埋到肚子，上气不接下气，不说是不行了，那就干脆说吧。既然人家都说出来了，就该饶人一命啊，可是填土填得更快，到底还是活埋了人家。
老大娘说，你们穿的草鞋是稻草打的，挺进纵队的人打草鞋不用稻草，用老百姓的被单。他们从老百姓的床上把被单揭起来，当场撕成布条，几个人围成一圈打草鞋，有说有笑。你在路上可曾看见有人穿布条打成的草鞋？颜色不光是白的，有蓝的，也有花花绿绿的。那个穿鞋的人就是挺进队员。
我赶紧偷看我的背包。在我背包上挂了一双备用的草鞋，也是用布条打成的，那可不是用人家的床单，是用我自己的破小褂！听老大娘这一席话，那双草鞋是不能穿了，要是河南老乡以鞋取人，也许狠狠地揍我一顿，这种事，在河南是一再发生过的。
很累，可是睡不着，捧着肚皮生气，国家竟有这个样子的部队。翻来覆去没办法，只好做个梦，梦见化身成大剑客，伸手一指就把那什么队的什么长弄瞎弄跛了，由他凄凄凉凉地后悔去。我承认，那时候，我的境界不高。
游击队走路有一种走法叫“踩坷垃”，远离道路村庄，在村与村的间隙中穿过。“踩坷垃”防范敌人的袭击，夜间行军多半这样走。
我偶然动了“踩坷垃”的念头，就在耕作过的田亩上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而行，不料没走多远看见了两具尸体。我急忙转弯寻找大路，坷垃地里比大路还要凶险难测。
一面走路一面回想刚才所见的光景，倒不惊慌。两颗头颅的脑壳都裂开了，似乎是被人用大刀乱砍而死，或者是用步枪近距离射中头骨。
他们大概是跪着受死的，加上双手被人从背后反绑了，所以倒下去的姿势堪称“东倒西歪”。面对面杀人不容易，必须先让对方跪下，业余的刽子手才可以行刑。站着的人藐视跪着的人，这才认为有资格消灭对方的生命，姿势居然能产生这样奇怪的作用。
两个人都赤着脚。我知道，鞋子照例由刽子手取去，算是他的报酬，如果刽子手放弃，参观者可以上前动手脱鞋。死者的上衣染了血，仍然由他穿着，至于裤子，从来没听说有人扒死者的裤子，那时人还没有那么穷、那么下流。
两个人为什么死在这里？太没道理。无论如何，杀两个人是大事，就算草菅人命，也得大城镇大衙门大职位才有资格，应该把死刑犯押解上交才是。结果死在这里，会不会是暗杀？
我把当时所有的常识全用上了。我忽然发觉我太冷静，居然不骇怕，不哀伤，只愤慨，我用两条腿行路来排遣愤慨。战争是残忍的，战争是一种社会教育，所以战时的人比平时冷酷。我想我逃不出这条定律。
宁枉勿纵。治乱世用重典。“如果多杀一个人能救中国，这人即使冤死，又有何不可？”我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意见，可是我似乎失去了反驳的能力。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以指着这两具尸体发出质问：“这两个人分明是含冤而死，你觉得我们的国家从此得救了吗？”
进入唐河县境以后，我知道我该改变方向了。朝北走，找公路，找大街，找到了！一打听，这地方叫赊旗镇。
尽情欣赏了这一段路上的标语，用石灰水刷在墙上，字很大，很醒目。
那时国府有国府的口号，中共有中共的口号。国府说抗日，中共说抗敌；国府说救国，中共说救亡；国府标举国家，中共标举人民；国府标举法治，中共标举民主。见了陌生人，听他开口说话，就知道来路。抗战胜利以后，“抗日、救国”鼓舞起来的民心薪尽火熄，“抗敌、救亡”激发出来的士气还有余脉千里。这究竟是事有凑巧，还是毛主席老谋深算？有谁知道？
我在阜阳还能看见“抗敌”“救亡”，现在全是“抗日”和“救国”了，这表示我们确已深深投入国府的怀抱，不过还能遇见满口“人民”“救亡”的人，而且都很能干，很热诚，这表示左派的精英分子很努力，很活跃。有一位老师说过，抗战以来，他阅人多矣，凡是反应快、思虑周密、能掌握对方心理的人，十有八九是共产党人，言下不胜嗟叹之至。
也许标语可以作证，例如“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这是把百年俗谚“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反过来说。乡下人用的钉子由铁匠打造，一根钉子钉进了木头就不能再作别用，以后钉子慢慢生锈，慢慢腐烂，不能回炉铸造，“好铁不打钉”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岂是文字上玩一点小花样可以推翻？可见制作标语的人敷衍了事。
我认为当年最好的标语乃是：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这是说个人。后来又有四句，扩大到群体：
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
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
廉是切切实实的节约
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这标语，从《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演化出来，真是唯精唯一。可是这样的标语对乡下的“愚夫愚妇”能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