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汉阴后，西迁造成的心理浮动还没平静，战讯的刺激接踵而来。日军发动了一个钳形攻势：一面由广东沿西江而上，一面由衡阳南下，目标都是桂林、柳州。这一仗，史称桂柳会战。
由广州到柳州、由衡阳到桂林，是两条很长的交通线，但是他们进展很快，各地一片沦陷之声。每次看到“沦陷”心里都要扑通掉下去一次。守零陵的军长王甲本力战阵亡，零陵也只守了两天。守梧州的军长陈牧农擅自撤退，被判死刑，梧州只守了四天。广西境内著名的黄沙河防线只守了一天。在安康出版的《兴安日报》，虽然版面很小，因陋就简，重要的新闻电讯倒也不缺，起初，我每天早晨巴望报纸赶快来到，后来看报竟成为一件痛苦的事情。
这年十月二十四日前夜，事务处派人把我从熟睡中唤醒，交给我一张铅印的文件。那时盛行油印石印，看到铅印，肃然起敬。
果然是国家大事，蒋委员长——现在是蒋主席——发表对全国知识青年的文告，号召大家踊跃从军。我们听不到广播，看不到当天的报纸，负责宣传的机构只有提前把文告印好，以十万火急的速度下达，让我们在十月二十四日这天和日报的读者、广播的听众同时接受文告的内容。
外面下着细雪。我在教务处的办公室里先把文告读了一遍，有一段话是“……在我亲自统率之下来做我的部下。凡是立志革命、决心报国、愿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来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共甘苦，视之如子弟、爱之如手足。”我读到这里大哭起来。然后，我决定投笔从戎。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挤到布告栏前阅读文告，只有前排少数人能看清，我这才想到我应该用大字写，写成壁报，使大家同时看到。或者我多抄写几份，东墙西墙都贴上，把同学们分散开。我没有经验，指挥我工作的人也没交代，弄得场面很拥挤，很小家子气。
这天早晨，那些读完文告的人一转身，都变了新的面容，好像换了一身筋骨，聚在训导处门口，要求立即报名，虽然训导处说报名的日期还没有到，人还是越聚越多。为了安慰这些人，训导处只好摆下桌子和签名纸。我第一个签了名。刘宗元紧跟在后。无数人一挤而上，挤倒了桌子。签了名的人个个心满意足，好像在签下名字的这一刻，这人已经从芸芸众生中分类。
得把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一个人才行。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父母，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父母由日本人管着，谁也不能对他们说真话，“编谎”就是那时学会的。有人马上动身到一分校或师范部去找女朋友。也有些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偏不通知“她”，表示大割大舍，“我”在报名的那一刻已是马革裹尸。
我写一封信给五叔吧，今年我还没接到过他的信呢。国军反攻缅甸，他大概又打仗去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看到我的信。在缅甸打仗的国军叫青年远征军，那是第一代青年军，我们现在算是第二代，五叔看了我的信，也许又要“热泪潸潸”一次。
我在外面走了许久，也看了许久，头上冒着蒸气回到教室。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里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伏在书桌上鸦雀无声、文风不动，一心只有数理化，两耳不听风雨雷。这两个男同学，一个是宋钊，一个是尹相墉，三个女生中间有一个叫申淑贞，一个叫王学美。我愕然僵立，半天说不出话来。
两天以后，全校师生在涧池铺校本部集合，当众朗读了蒋主席的文告。老校长李仙洲讲话不多，他说今天可以看出来谁爱国谁不爱国，他指着台下宣布“爱国的人现在签名”。轰隆一声学生大伙儿朝前冲，而他们前面只有两张桌子，两支笔，两大张签名纸。布置会场的人竟和我一样没有见识。大部分学生只好退回行列，摩拳擦掌。
在重庆，蒋主席为知识青年从军连续讲过三次话，有一次说了重话，他说谁对这个运动不努力发动，谁不配做本党的干部。从军者的体格检查也放得很宽：身高一五二公分以上，体重满四十六公斤，五官四肢和肺部正常，沙眼不重。对女青年从军者笼统一句：“体格健全。”我觉得中央事先低估了青年从军的意愿，唯恐十万人不能足额，不料各校都掀起狂潮，听说有一个工学院几乎为之一空。这才体格检查从严，大量淘汰，最后还是有十二万人入伍。
体格检查的“初检”由团管区派医官到学校里来办理，我们怕瘦，喝足开水再上磅秤。聪明人先观察，发现受检时只脱上衣、不脱长裤，就捡些鹅卵石放在裤袋里。有人死盯住视力检查表，记清 A B C D 的位置，凭“背诵”过关。在中华民国的兵役史上，壮丁为了能够入伍而作弊，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团管区完全没有防备。
我第一个受检，第一个刷下来，因为视力太差。以后陆续有人与我同病，大概晚自习时昏黄的桐油灯损伤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太失望，也就太爱听谣言，据说老校长看了报名的人数，心里舍不得。有人说，新军只有十万人的装备，现在有二十万人报名，国家供养不起。还有个说法，青年军将来要复员，要安排就业就学，现在多一个人从军，将来就多一份负担。——可是，这十万新军只要打几次硬仗，只要参加像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那样的战役，将来还能剩下多少？复员还不是轻而易举。
据校友朱兴义记述，二十二中从军入伍的学生大约三百名。学校把符合标准的学生编了队，另外安排了住宿的地方，单独开伙，等师管区派大卡车来接他们上路，这一等竟等到十二月。这期间，日军占领了桂林和柳州，北上攻入贵州，独山陷落。日军的目标可能是北取重庆，或者南下昆明。那时，重庆是中央政府所在，战时的陪都，昆明是中国最重要的补给站，中国为了这条补给线在缅甸血战两年。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有任何闪失。
那时美国建议中国二次迁都，蒋主席断然拒绝。美国准备撤退侨民，富商大贾计划逃往天水，甚至有些高官要求魏德迈协助他们往美国避难，魏是美国将领，正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我们受战局刺激，决定反抗团管区的体格检查。在我们眼里，团管区一点也不值得尊重，他们把那些连走路都要跌倒的所谓壮丁送进部队，却藐视我们的一腔热血。我们决定和从军的同学一齐去汉中向二○六师入伍。为表示决心，有些人搬到从军青年的宿舍里去了，眼往西看，“风萧萧兮”的神情。
我的改变不大。听课的时候心猿意马，在教务处缮写名册的时候呼吸比以前浊重，听觉特别灵敏，因为教职员谈话总是围绕着青年从军。
那时征兵不征在校读书的学生，名为“缓征”，实际上是免除了兵役，所以一般士兵识字有限。仗打到四十年代，武器装备有很多改进，士兵必须能认识 A B C D，1 2 3 4，略懂分母分子直角圆周，对十分之一秒和一万公尺有概念，才可以接受新式训练。这是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背景。
新军的兵源在例行的征兵管道之外另辟蹊径，因为征兵制度已是黑幕重重，成为对热血的侮辱，办理征兵的人已使入伍当兵成为人生的大失败。我听见有人说，将来海晏河清，这一代人以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那些曾经在兵役机构工作的人将羞于说出自己的履历。这次知识青年从军的盛况说明蒋主席威望之隆，他深受知识青年崇拜，读他的文告读到“凡是立志革命、决心报国、愿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来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共甘苦、视之如子弟、爱之如手足”，那些大学生中学生个个心跳气促，感激奋发。可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之外，还有三百多万士兵，如果他们有人识字，如果他们也读了这文告，他们作何感想？何年何月才视他们如子弟、爱他们如手足？
他们说，这青年新军一定要去打最大的战役，最险恶的战役，一定去创造“全胜”或“全体壮烈成仁”的纪录，他们已登上历史的舞台，这是他们要扮演的角色。但是政府也一定会有计划的保全一些人，拔擢一些人，让他们做这一代知识青年的活口，下一代知识青年的铜像。这些人将在战后执军政文教各界的牛耳，究竟谁是幸运儿，要看每个人的才干性格，也要看他们的命运风水。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标语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两句话一直受千万人称赞，可是，在教务处的火盆旁边，它得到的分数并不高。有人说，古人的诗句有“一寸山河一寸灰”，现在改了一个字，怎么连这个都是二手货？有人说，“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话修辞有问题，它的本意大概是“十万本来可以缓征的知识青年，现在都志愿加入了军队”。可是字面未能表达这样的内涵，好像在说这十万青年军才是真正的军队，教人看了别扭。不过他们也说，文宣词令已无关宏旨，青年一定会踊跃报名。
那时候，知识分子谈问题一定会想到中共。有人说，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磅礴堂皇，热力自地心上涌，比中共的参军运动“漂亮”。有人说，这十万新军必定是中共的一个目标，中共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这新军也被中共渗透、受中共影响……
有位老师一直冷冷地看，静静地听，说话少，说出来的话可能很重要。他说：“应该赶快把志愿从军的学生送走，越快越好。”
时间表并不在学校手里。学校只能一面和团管区联系，一面办理从军学生的福利，像政府的安家费，地方政府的劳军款，都由学校转发到每一个人手中。学校把他们未来六个月的主副食费折合现金，发给他们，据说这是教育部默许的通案。老校长那时还在汉阴，他也筹到一笔奖金，从军的学生每人分到法币一万元，大约是一个教员十五个月的薪水。
学校主办了一场送行的晚会。这场晚会是二分校的大事，也是蒲溪铺的大事。我心情低沉，没有去看，我应该去看，单单为了杨老师，也该去看。人人告诉我节目精彩，尤其是于允兰和武幼贞合演的歌舞剧。全部节目由杨奇英老师策划导演，他说服于允兰参加演出。他已另有高就，为了晚会，特别把行期延后。
蒲溪铺东郊有一座戏台，与二分校隔溪相对。那时各地大村小镇，多半在郊外建造永久性的戏台，供演戏庆祝或酬神之用，号称万年台。据县志记述，抗战改变了民俗，它列举很多事例，像夜游，踏青，重九登高，水陆道场，露天的大宴会，夏夜演戏说书，集体提灯或放灯，战时都有种种不便、种种顾虑，停止举行。可以推知，自抗战军兴以来，蒲溪铺、或者说汉阴县，第一次使用万年台公演，观众翻山越岭而来，台下一片人海。节目演完了，人群不肯散去，二分校高年级全体男生出动，硬辟一条通道，演员才回到宿舍。
这一批从军的学生真幸运，他们还在受训，日本就宣布投降。从军成了他们既漂亮又实用的经历，即使在中共治下，也是一桩极轻的罪名，因为他们毕竟是献身抵御外侮。战后，国民政府把青年军复员办得周全，在各行各业中扶植他们领先发展。国民政府退到台湾以后，特别注意人的背景，“青年军”三个字就是忠诚的保证，是当局拔擢人才的一项识别。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国政府派魏德迈将军来华考察政局，新闻记者问他对青年军复员工作的看法。他说，中国艰苦抗战，农民的牺牲最大，学生并没有什么贡献，战后政府对农民的照顾太少，对知识青年的照顾太多了。那一次，魏德迈专说逆耳之言。
唉，那时国民党认为，革命建国有三大要素：领袖，干部，群众，而“干部决定一切”。农民人数虽多，牺牲最大，不过是“被决定”的而已，青年军复员是培养干部啊！